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高额的奖金与工资，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玻璃幕墙高楼，以及汇通全球的银行与商人——英国股市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会被人视为理所应当的存在，就像侏罗纪海滩一样自然。但是在五十年代任何观察家都没有理由相信睡意沉沉的伦敦股票交易所日后能够取得全球性的成功，就好比当时所有人都想不到款式繁多、品牌响亮的英国汽车制造业竟会萎缩至于乌有。距离英国股市最繁荣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整整一辈人，当时还是一战之前，令参与者忘乎所以的金融市场上英镑是主导性的全球货币，英国贷款与债券流通全世界，英国是一个伟大的债权国家。二战结束后英国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压力，美元成了国王，战后的汇兑管制使得任何大规模跨国交易都步履维艰，英国也沦为了全球债务大国。

枯萎的金融界传统依然留存于世——含混不明的等级，圆顶硬礼帽，公共代理人与私人代理人之间的僵硬分界，漫长的午餐与烧煤的火炉，自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营业的公司将自己充满异国风情的名称铭刻在饱受炸弹摧残的广场之间的路牌上。但是伦敦金融城早已失去了当年纵横四海的雄风。在麦克米伦与威尔逊的时代，股市巨头们不得不关注于不甚光鲜的国内业务，在日渐疲软的帝国内部做些小生意，时不时还要踱着四方步前往英格兰银行，徒劳无功地恳请放松管制。杂志与电影中依然时常可见精明干练的年轻银行家，手拿雨伞，头戴礼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金融城正在日渐沦为英国遗产的一部分，里面的公司全都每况愈下，手头现金全无，在它们坐落于牛津郡的帕拉第奥式建筑里面，面色沉郁的知名金融界人士一面跺脚御寒一面在心里叫苦。或许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历史角度而言，金融影响力一向与经济和政治势力联系在一起。虚弱的英国意味着虚弱的英镑与股市。四、五六十年代是美元大王的黄金年代，很明显纽约将会取代伦敦金融城，正如同美国海军将会接管皇家海军的地盘一样。

这一幕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在远离伦敦的地方有人遭受妄想的侵扰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而聪明的英国金融家们没有放过他们的失误。在冷战高峰期，莫斯科及其属国不放心让邪恶的资本主义纽约来照管他们的美元储备。这些美元最后就来到了（明显没有那么邪恶的）伦敦，自1957年起，就有若干家富有远见的英国银行利用这批美元在极度缺乏资本的战后世界进行跨国交易。如果不能用本土的英镑来为全世界提供资金，那么用别人的美元总该没问题了吧。伦敦及南美银行行长乔治.伯顿爵士经常在俱乐部与董事会里大声质问，为什么伦敦不能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经验投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呢？伦敦的第二个机会则要感谢纽约。战后的美国银行家们一直享受着向其他国家与海外投资者发放的高回报贷款。到了六十年代初美国收支平衡赤字的膨胀扭转了华盛顿对海外客户发放贷款的态度。1963年肯尼迪总统对美国公民购买外国股票征收新税，这一大手笔将华尔街推向了更为不利的位置。随着纽约将自己隔绝于新兴的世界商圈之外，伦敦趁势采取了行动。

第一笔所谓的“欧洲美元”贷款于1963年商定成功，交易双方分别是英国投资银行沃伯格银行（1）和塞缪尔.蒙太古银行与意大利的国有炼钢厂以及比利时政府。为了回避英国的管制与税收，交易的进行地点是荷兰的史基与卢森堡。沃伯格银行一路连躲带闪，绕过了无数障碍，到最后却发现找不到可以依据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战前质量标准印刷债券的人。在最后一刻，扑克印刷厂德拉鲁（2）找到了两名年事已高的捷克雕版师，并邀请已经退休的两人再度出山。*11* 紧接着汉布罗斯银行（3）向挪威某水电项目发放了贷款，其他几家投行也向奥地利政府发放了贷款，再然后又有一批贷款流向了日本……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向有气无力的伦敦金融界敞开了大门。跨越阿尔卑斯山的石油管线，美国炼油厂与采矿，日本办公楼，早期的计算机工厂，一切的一切都由伦敦进行融资，就像爱德华时期一样。随着其他外国银行家意识到这一情况，他们也开始向伦敦的做法靠拢。欧洲银行早已涉足于这一方面。日本四大财团都在伦敦开设了办公室，华尔街的巨头们也纷至沓来：花旗、彻斯曼哈顿（4）、美林集团与野村证券（5）在伦敦汇聚一堂，一方面从事传统的英国业务，另一方面也在欧洲美元市场里交易。欧洲美元与欧洲债券对于英国股市以及英国商业生活的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自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这一潮流就开始改造伦敦，使其更加国际化，引入了更为霸道主动的工作风格，更为优厚的薪金，还顺便削弱了公学关系网的影响力。哈罗德.威尔逊或许会抱怨阴险的国际金融大鳄，股票交易所以及老牌银行的传统人士可能会暗示今后经商要更犀利且生意将更不好做。但是欧洲市场还是成长壮大了起来，平安无事地度过了1974年股市崩溃以及阿拉伯世界对犹太背景公司的抵制。旧伦敦的街头突然之间再次感到了一丝混不吝的蛮荒西部精神。

不过上述的一切此时还相当非主流。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管制的世界依然运行如常。日后撒切尔时期将会担任伦敦股票交易所主席的尼可拉斯.古迪森爵士在七十年代末总结了当时的气氛。“我们依然经受着汇兑管制。我们头上依然压着什么都管的工党政府，资本流动依然不自由。英国人不得携带大笔资金出国。英国机构没有财政部特批不能向国外投资……我们的市场完全与外界隔绝。”*12* 1979年10月23日，杰弗里.豪尔突然令人震惊地宣布废除了汇兑管制，将这个隔绝的世界彻底清扫一空。不管她日后的说法如何，撒切尔当时对这场豪赌的态度并非坚定不移。豪尔本人将这一做法比作一步迈过悬崖的边界好看清楚悬崖底下有什么。银行家们注意到这场革命事先并没有计划。托尼.本宣称这一幕标志着国际资本主义终于挫败了民主制度。可以肯定的是，汇兑管制的废除使得所谓“旧金融城”的核心不可避免地暴露在了欧洲美元造市者们早就享受到的文化变革之中。较小的投资银行例如安东尼.吉布斯与凯瑟.乌曼已经开始消失了，甚至伦敦最大的投资银行克莱沃特本森（6）在利润额上也不过是日本野村证券的十分之一或者华尔街美林银行的七分之一。对于蜷缩成一团的传统金融城世界来说，面前的选择突然就变成了究竟是寻求庞大而具有保护能力的海外合作伙伴还是独力求生。

1982年，美国商业生活的又一片组成部分打入了英国，国际金融期货市场穿着五颜六色的马甲，裹挟着斗兽场般震耳欲聋的气氛来到了伦敦。在这个市场里，人们以商品与货币的未来价格为题目进行着高风险高回报的赌博，地点则在伦敦金融城最有年头的一栋建筑，即皇家交易所。在优雅外墙之内充斥着直接来自芝加哥的喧嚣气氛，很容易令震惊不已的旁观者们联想起一家孳生万恶的赌场。期货市场将会为交易者带来滚滚财源，这些由酒精、可卡因与对失败的恐惧所驱动的“新货郎”们成为了八十年代的标志之一，其中很多人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就筋疲力尽且腰缠万贯地退休了。这里也是梦想破灭之地。金融城里最久负盛名的巴林银行就是在期货衍生市场里损失全部现金并一命呜呼的。这就引出了关于股市的下一个问题：专门与公众打交道的公共代理人与专门与股票经纪人打交道的私人代理人，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传统界限究竟还能维持多久？这一区别曾一度被人视为保护公众利益的必须屏障，对于股市来说，公共代理人与私人代理人的区别就好像控方律师与辩方律师之间的区别对英国法律体系一样重要。但是在这个新兴市场里面这一区别基本看不出来。

1983年大选后上任的新任财长，前财经记者奈吉尔.劳森与新任贸易部长希塞尔.帕金森（7）一起决定与越发老迈的伦敦股票交易所做一笔交易。当时交易所正陷身于一场公平贸易办公室提起的漫长且累人的法律诉讼当中。两位大臣许诺，只要交易所进行自我改革就不再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这是最终引发股市去管制“大爆炸”的最后一块拼图。有人说这是撒切尔时代最有意义的大事之一，可以与对抗煤矿工会和推进私有化相提并论。1983-84年的英国金融市场就好比一座悠久乡镇中心的商业街，这里布满了专营百业的老字号，有卖鱼的，有卖布的，有烤面包的，有开邮局的。有一天乡镇郊外落成了一座大型商城，里面的超市经营范围无所不有。在这个比喻里，超市就相当于国际金融服务公司与大型商业银行，一家此类门脸的经营范围就覆盖了全部金融业务。彻斯曼哈顿与美林在这里扮演了Tesco与沃尔玛的角色。而乡镇上的老字号们就是传统的英国金融公司，它们规模小，业务精，但是实力有限，无法赢得竞争。它们打算怎么办呢？有几家字号咬牙坚持，希望自己的品牌、专业服务与传统客户群体能使自己挺过这一关。其他字号则与超市协商，希望能在超市的屋檐下继续开业。还有几家字号则疯狂地相互合并，打造更新更大的乡镇商城。

这正是人们意识到旧规则即将作废之后英国股市所经历的一切。1983-84年的冬天，代理人与银行家们开始以史无前例的爆炸性规模相互抱团借以自保。历史久远的投资银行与美国超大型银行开启了会谈。几十个古老的名称要么消失要么挤在一起用各自的首字母组成新的缩写。在罗斯柴尔德与巴林这样的家族企业里家庭内战此起彼伏，父子兄弟分道扬镳。街道上回响着文化冲撞的声音。板球与棒球在同一片场地里相互攻伐。更小且更冒险的公司股份有了新的交易市场（非上市证券市场），为前一百强股票设计的新综合指数FTSE100（8）也投入了使用，总之革命的气氛无所不在。许多人都注意到导致英国采煤工业毁灭的罢工恰好也发生在同一时间段。股市上下光彩熠熠的新交易所一座接一座地开门，里面安装着电脑，外面镶嵌着玻璃与大理石。爱德华时代饱受尊崇的犹太大佬们的画像在崭新的建筑里面重新安家落户。最低佣金这一旧式卡特尔的立身之本一夜之间就遭到了废除，外来者们终于涌入了伦敦股票交易所这座殿堂中的殿堂。

1986年10月27日，伦敦股票交易所经历了彻底的脱胎换骨，谁也认不出它以前的样子来了。最新的屏幕报价系统SEAQ终于开始运作，这一时刻被人们称为“大爆炸”。几个月之后，原本人声鼎沸的交易所实体交易大厅几乎已经人去楼空，因为所有交易现在都由电话与计算机进行了。接下来这个系统还会经受一系列丑闻与死机的考验，但是到了1987年春夏季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几年之前伦敦金融城里舒适、特别且笼罩着传统气氛的旧式交易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二十年之后，原本需要一刻钟来完成的交易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搞定了。交易市场每天开业时间提前了两个半小时，关门时间则晚了好几个小时。交易量与八十年代初相比翻了15番。大爆炸之前英国年金融产品出口总量为20亿英镑，大爆炸之后翻了12番。金融城共计只包含33万个工作岗位，却控制了英国所有海外账户。*13* 尽管改革之后的股市为英国带来了所谓了超富阶级，其巨额工资与令人目眩的年终奖金每年见诸报端时都会让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在阅读晨报之际感到反胃；此外这些人还推高了众多外形优美、地段称心的优质房屋的价格，致使医院顾问、刑法律师、学校校长与外交官之类的人群再也无法负担，但是事实是如果没有大爆炸，英国的账面情况将会糟糕很多。

对于成百上千万对金融市场只有一点点模糊认识的普通英国人来说，这场革命对于贷款买房的影响同样令人震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大多数人申请购房贷款的经历都大同小异：首先建屋互助会的经理会发出连珠炮般的质疑，然后是漫长的等待（当时贷款也是实行配给制的），最后才能得到一份由建屋互助会联盟将利率卡死的按揭贷款。一般来说，由建屋互助会成员存款支持的低成本贷款上限不得超过打算买房的贷款申请人年薪的2.5倍。但是到了1983年，一般的清算银行开始在这一领域施展拳脚，卡特尔在这个领域也呆不住了。美国公司与其他按揭供应商提供了更为合算的交易条件。劳森日后写道，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去管制化的新世界，“直接的信贷控制已经不可能了。控制过度信贷的唯一方法就是信贷价格与谨慎态度，前者当时政府还能控制（现在也控制不了了），后者就算在当时也只是空谈。”3年之后建屋互助会感到自己的旧日地位对当今运作造成了不公平的阻碍，于是来到劳森面前大吵大闹。他的回应是彻底解除它们在资本市场融资以及签发支票簿与支票保证卡的限制，简而言之就是允许它们像银行一样经营。此外他也允许建屋互助会在多数成员同意的前提下转型为银行。事情就这么成了，第一家转型的就是阿比国民银行（9）。

这样做的效果就是突然拆除了贷款发放的刹车，彻底颠覆了原有的权力关系。以前打算申请按揭的借款者要不辞劳苦地一路来到建屋互助会面前，耐心地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最后才能成功申请到一笔贷款。现在建屋互助会与银行开始恬着脸把贷款往公众的怀里塞。公众们发现广告与垃圾邮件如潮水般涌来，内容无外乎劝说自己多多借款，改换银行，延长贷款期限而非干脆付清。关于贷款额度与个人收入最高比例的旧规则也开始瓦解，相当于年收入4倍的贷款额度也开始得到认可。房价也应声上涨。（今天英国的平均房价大约是平均年收入的5倍）

在很多情况下银行与建屋互助会向人们提供的贷款数额都要高于他们所购买房屋的总价值。多余的部分成为了供给大众性炫富消费的燃料。检测人们真实经济状态的旧体系遭到了完全的废弃。1986-88年间借款狂热席卷全国。财长与首相关于英国经济奇迹天花乱坠般的演讲则起到了火上浇油之效。贷款免税政策份废除导致政策最后期限到来前的贷款数量巨幅增长。劳森一贯不是一个对自己的成绩轻描淡写的人，不过他有一次也向一位批评家承认“我身为财长的真正失误在于创造了一种乐观气氛，到头来促使借贷者与放贷者的行为都超过了自己的经济能力。”最后这一切都将在泡沫破灭的眼泪中收场，许多年后工党政府的财长戈登.布朗还会将这一幕当做托利党“繁荣-崩溃”恶政的证据来说事。但是对于统管股市与日常生活的金融规章来说这是突破性的一步，英国从此再也不一样了。上百万人过了一把飘飘欲仙的消费瘾，就好比平生第一次真正喝醉的感觉一样。

大爆炸本身不过是一连串漫长过程的最后结果而已，其根源在于六十年代的欧洲美元，豪尔废除汇兑管制的做法以及接下来的借款开放则使它得到了最富戏剧性的驱动。这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资源地放弃了对境内金融交易的管制，仅仅作为中立的调节者而存在。这一来股市获得了海量的国际金融业务，这些业务带来的巨额利润原本可能会流向柏林、东京或者（更可能是）纽约。管制与国有化金融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英国制造业就此再也无望享受德国与法国竞争对手们所享有的长期银行融资安排。资产剥离的习惯与购买并拆分公司再将其各部分分别卖掉的做法成为了七十年代英国商界最富争议的部分。八十年代的金融革命保证了这一切的延续。在这个新世界再也没有旧日关系网或长期思考的容身之处了。

在政治方面，股市的解放为撒切尔及其大臣们带来了一个完全忠诚而稳固的支持集团，这些富有而能言善辩的支持者们接下来将会帮助她挺过好几场难关。罗斯柴尔德与其他银行将会通过私有化议题向千百万人宣传一夜致富的前景，而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确实十分接近撒切尔梦想中的股份制民主。但这一切都有代价。粗俗而大肆招摇的“大款”岁月遭到了喜剧演员哈里.恩菲（10）的无情嘲讽，源自金融城的过度消费与攀比炫富作风也将渗透整个伦敦，然后感染英格兰中部以及南部大部分地区。八十年代一位一贯对金融城抱有同情态度的观察家认为金融城已经染上了毒瘾。“贪婪所导致的热病使人们一再冲破下限，这是一场短暂而激烈的二十年代晚期重演，不过态度上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_M._Warburg_%26_Co.

（2） http://www.delarue.co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mbros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se_Manhattan_Bank#Merger_as_Chase_Manhattan_Bank

（5） http://baike.baidu.com/view/648538.htm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Kleinwort_Benson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cil_Parkinson

（8）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863.htm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Abbey_National

（10） 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018259/

人们普遍认为撒切尔政府从来都没打算将私有化的规模搞得这么大，他们差不多只是在无意之间发现了一条通过出售资产来快速生财的简单途径。如果真是如此，那他们也未免太“无意”了一点。在撒切尔政府执政的十年间通过出售土地与企业获得了290亿英镑，通过向124万廉租房住户出售房屋获得了180亿英镑，上岸的石油，商务人士与观光客乘坐的飞机与飞机降落的机场，电话与电话线，汽车，引擎，钢铁，为英国人沐浴品茶而服务的自来水管以及净水系统——一切的一切在这场资产从政府向私营公司与个人转移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冲击。到了1992年选举的时候，公营部门还剩46家公司，90万名员工。将这一切视为意外是错误的看法。七十年代中期保守党就承诺将廉租房出售给租户。国有企业私有化之所以在1979年保守党竞选宣言中没有得到体现只是因为当时这一想法还不成熟，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保守党不想把选民都吓跑。但是右派讨论私有化已经很久了。在他的第一份预算演说当中豪尔说希望缩小公有部门。“出售资产的规模十分关键”，而且这样做是“我们长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将会证明一切。一位在撒切尔时代这个题目上很有影响力的经济作家说创造出“私有化”这个词是政府在公关方面的神来之笔，这个词现在已经得到了世界范围的通用。私有化是当代英国出口的最重要思想，尽管撒切尔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词，而且用得也很少（另一个说法是“去国有化”，不过这个词看上去更难看也更不准确，因为有些出售掉的公司与资产从一开始就不是国有的）。私有化在1981-82年一开始的时候步子很小，具体私有对象包括BP的股份，科研公司阿莫斯海姆（1），大东电报局（2）的一半，以及之后另行协商的英国国家石油集团（3）。这样做的动机有很多。最初为了资助骇人的公共部门借款需求很有必要筹集大量现金。但这既非私有化思想的起源也非其真正目的。豪尔与劳森自1980年就明确指出创造一个由新股东组成的庞大群体是托利党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劳森谈到了十九世纪扩大投票范围时的恐慌情绪，将政治权力下放到那些与国家兴衰全无关系的人手里曾令许多人感到不安。“但是解决之道并非限制选举权，只允许拥有私有财产的人投票；而是要将财产所有权尽可能地在大多数投票人当中扩散。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普及对于自由与民主的存活至关重要。”

还有另一种说法，即私有化是防止英国滑向社会主义的单向制动轮。如果有人指控工党当年创造巨型公有部门是为了让依赖高额公共开支为生的雇员们成为忠诚的工党票仓，那么托利党的打算就是打造“财产所有权民主”，他们所依赖的选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所在。此时在英国存在着一个庞大且坚定亲私有部门的股东与购房者群体，这些人大多在私营公司工作，与工会也越来越没有联系。重新国有化的代价令工党对这一做法的鼓吹越发空洞。20年之后，逆转私有化进程的想法只有在政坛边缘才有人讨论。持股成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从工党下台时的7%上升到了撒切尔下台时的25%。“购买权”政策（4）使得超过100万户家庭买下了自己居住的廉租房，装修一新之后眼看着房价节节拔高，尤其是这些家庭买房时还得到了33%到50%之间的折扣。私人购买住房占住房总量的比例从1979年的55%上升到了十年之后的67%。总体而言在托利党执政期间人们的确富裕了很多。八十年代的国民财富总量上升了80%，这彻底改变了日常政治生活的规则。旧工党不仅在下院，也在购物中心与房地产办公室里遭到了挫败。

吉姆.卡拉汉从小在一个宗教家庭长大，因此当他在1977年告诉听众们上帝以北海石油的形式赐予了英国一个百年不遇的发展良机时，他很可能是认真的。外交部在不久之前的一份备忘录里面将北海石油称作“黯淡地平线上升起的一道彩虹”。这时的英国情况很糟糕，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5%，股市一路下跌。无论当时哪一派政客当权，石油都好比童话故事里才会出现的大逆转，秘藏的黄金宝罐终于启封了。这一泓由遍布恐龙的陆地与温暖海水在2000万年前遗留下来的有机质残余深埋在海床以下9000英尺。这份上帝馈赠的厚礼究竟下落如何是当代英国历史上最重大却也是最缺乏讨论的故事。在冰冷刺骨、寒风凌虐、波涛汹涌的远洋勘探并开采油气田——这些油田的位置如此之远，最大的一片油田几乎位于苏格兰与挪威间距的中点——是当代英国在技术、金融、毅力与勇气方面的里程碑。上百条人命将会一去不返，寥寥几人将会大发横财。在油价突然下跌之前的繁荣之年1985年，英国出产了1亿2700万桶石油，占全球出口总量的十分之一。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英国摆脱了石油依赖的桎梏。官方数字显示到2010年英国将重新开始石油进口，尽管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一时间还要提前。所以这个时间段的跨度大约就是三十到四十年。这份厚礼是否得到了妥善的利用呢？

一开始，从技术角度而言，这个故事着实令人惊叹。世界绝大多数其他地区的石油开采起来都容易得可笑，相比之下要想开采北海石油就得从极深的深处找到并开掘出石油，再用管道穿越风暴不止的海洋将其送到陆地上。从工程学角度而言，从高度相当于伦敦邮政塔（1）、需要在特定的港口修建再运到几百英里之外海面上的钢筋混凝土空心立柱，到需要用船只进行沉降的巨型海底管道，这一项目的技术挑战都令人瞠目。自从维多利亚时代的1840年全国铁路修建以来，英国还从未发动过规模如此之大的和平时期建设项目。*15* 这一项目对政治的冲击无论如何也无法高估，从旧工党政府的垂死之日到撒切尔政府推进货币主义的关键年份无不受其影响。北海石油资助了撒切尔主义，英国在1980年实现了石油自给。正如日后的财长劳森当时所注意到的那样，政府收入“从1975年的零跃升至1982-83年的接近80亿，这时石油收入已经占据了总税收的将近8.5%”。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劳森自然不在此列）要是没有北海石油撒切尔的试验就会在1981-82年遭遇崩溃。一位观察家这样说道，“八十年代初导致超过300万人失业的工业大洗牌就是由石油收入支持进行的。”*16* 所以一开始这个故事就有点讽刺。正是这笔巨大的国民财富助推了大规模失业，或者至少使得大规模失业获得了政治上的可能性。

石油繁荣的可能性在当时并没有遭到低估。多亏了几年前的油价冲击，当年情绪外露的沙特石油部长亚马尼（2）已经着实让英国人领教了中东酋长们的力量与财富。也许这回英国也能跟着沾点光呢，是吧？七十年代在圣詹姆斯俱乐部，《金融时报》驻金融城办公室，或者编辑《经济学家》的小高楼里面，人们争论着石油会不会推升英镑价格从而导致英国制造业的毁灭，或者反过来说巨额财富将会被再投资进入先进的学校与尖端高科技产业，借此为英国带来另一个黄金时代。

白厅的国防大臣们忧心忡忡，不知道要如何保卫上百英里的石油管线不受爱尔兰恐怖分子的破坏，或者怎样使得钻井平台免遭苏联海军的攻击。在工党议员为主的下院茶室与酒吧里，希望将油田收归国有并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议员们与对这一想法嗤之以鼻视为空谈的同事们之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远洋钻探与石油上岸是一门风险极高且技术难度极大的行业，到了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时候，真正有能力向这一行投资的人依然只有美国那几位“石油巨头”。在最初几年间英国政府对于石油的官方态度都极其兴奋。1975年11月第一批石油在阿伯丁的克鲁顿湾上岸时，女王本人与首相还莅临现场，身旁簇拥着大臣与风笛手，头顶搭着天棚，脚下铺着红毯，围观群众个个手拿米字旗（不过真正的石油工人之前全都被请出了现场，因为他们大多胡子拉碴、体毛茂密而且并不以礼貌见长）。

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首当其冲受到石油影响的政客们在各自的回忆录与自传里对于这样一个如此伟大的技术、经济以及社会故事居然谈论得如此之少。撒切尔在她的自传里几乎没有提到北海石油，尽管她的丈夫就在石油行业里工作，亲身参与了1975年缅甸石油公司的几近崩溃，而且她本人对于与石油相关的内阁委员会也一直抱有密切的兴趣。她对于这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只安排了区区几条参考条目，附带在她对汇兑管制或者税收政策评论的后面。杰弗里.豪尔三两句话就把这个故事讲完了，相比之下某位在火车上偷走他裤子的小偷都占据了自传的更长篇幅。两人都没有提到阿尔法钻井平台大爆炸（3），185名工人在这场悲剧中被火海吞噬或在爆炸中丧生（相当于福克兰战争英军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威尔逊、卡拉汉、梅杰与布莱尔的长篇巨著里面对于北海石油一样吝惜笔墨。劳森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写得很清楚，本着本着一贯趾高气扬的作风他横扫了一切支持将石油作为国家资源节俭使用的论点。在许多更为宽泛的政经历史著作中，北海石油这一题目的待遇也很不尽人意。它对文化的影响似乎同样有限：偶尔的宣传性戏剧，几首诗歌，但是没有传世的小说、电视剧或电影，除非把《南方英雄》（4）也算上，但是这部电影的情节主要是关于村民的生活。实际上，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8万名豪饮苦干、胆量过人且经常发无名火的石油工人们将苏格兰的偏僻一角变成了当时的美国西部，但是这些人却没能留下多少足迹。一位十分少有的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学家曾指出，苏格兰有着上百家博物馆，但是没有一家以石油为主题。与耳熟能详的煤矿工人罢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或者股市大爆炸相比，北海石油——至今依然在产油并盈利——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即便是无人乐意谈起的历史也包含着自己特有的信息。在石油问题上，部分答案在于尴尬与困惑。事实上，这场伟大的冒险从一开始就处于英国国民体验的边缘。不仅是因为钻井平台位于远洋，地处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中间，最为狂野的场景都发生在阿伯丁与设得兰的酒吧里，远离格拉斯哥媒体的覆盖范围，暹论伦敦。此外还因为勘探与产油活动所需的资金主要是由美国提供的，而且开采石油所需的技术设备大多也是在英国以外设计并制造的，在油田正式产油30年之后，人们发现自己很难说清楚上帝究竟想要借助北海石油向英国传达什么信息。1980-90年间，尽管英国石油产量喜人，但是国内炼油厂的数量却一路减少，从21家减少到了13家，而且其中还有40%是美国人的买卖。政府顾问为如何利用石油繁荣大力推动工业建设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但是在1974年，正当英国迫切需要钻井平台来钻探巨量的海底石油时，共计119座平台中只有3台是国产货。克莱德、泰恩赛德以及贝尔法斯特老旧且资金不足的船坞在四十年代依然制造着全世界将近40%的船只，现在这一份额已经降到了4%。更便宜、设备更精良的外国深水船坞接管了市场。所以在钻井平台方面，挪威、芬兰试着法国都比英国抢到了更多的业务。在苏格兰位于尼格、埃德谢与梅西尔等地专门制造空心立柱的船坞里，巨大的钢架结构在冷风中摇晃，关门倒闭只在旦夕之间。为钻探工作提供必须补给品的维修船也是类似的情况。在船头与船尾同时安装螺旋推进器从而使船只能够在平台附近乱流中定位的突破性技术来自挪威。这是他们的船，不是英国人的。他们很快就将这款船只销往了全世界。甚至在多少要由当地企业进行的石油供应服务方面，英国公司的反应也十分迟钝，而且在国外基本没能争取到什么业务。*17*

金融方面的故事也大同小异。在勘探初期，美国巨头们可以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北海开展工作，利用他们之前在墨西哥湾积累的经验搭建钻井平台。这些巨型公司内部账目往往不透明，而且他们产油的花费也高得吓人，这意味着政府大臣与财政部与这些公司打交道简直难于登天。政府早期对钻探租赁合同的处理方法是将海域划分成若干个上百平方英里的版块分别出租，这一做法在1972年遭到了下院公共会计委员会的批评，他们认为政府过于慷慨，“英国的表现就像某个随随便便就会上当的酋长国”。中东方面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七十年代诸多怪异的政治小插曲中有一回的内容是时任能源大臣的托尼.本与伊朗国王在后者位于德黑兰的王宫里见面。在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毛以及女王本人各自的签名照片之后，本被告知“如果我们不够谨慎”，北海石油将会改变英国的未来。*18* 国王警告本，面对美国石油巨头的时候要勇于坚定立场。本回国以后的确尽了力，例如在阿莫科石油公司（5）一番较量之后他就“怒火满腔——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某个香蕉共和国的总统正在与一家跨国公司打交道”。工党的应对之道是在1976年成立了英国国家石油集团公司，在石油行业里为政府充当耳目，购买上岸石油总量的51%再倒卖出去。这个公司的存在使得政府对于行业发展有了一定掌握，而且公司在自己驻苏格兰的总部也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但是与其他巨型石油公司相比，本质上英国国家石油集团依然是一个权力有限的旁观者。1982年劳森将其产油业务私有化，这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私有化。私有化之后形成的英国石油公司（6）于6年后遭到了BP的收购。

英国商业以及英国制造业利用石油繁荣的步伐都算不上快，尽管在爱丁堡优美的夏洛特广场周围扎堆的苏格兰本地银行以及投行在七十年代末就开始组建石油业子公司并雇佣专业经济学家。多起合作经营案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个案发生在《苏格兰人》报社所有方、汤姆逊苏格兰石油公司与列宁曾经的生意伙伴阿曼德.哈默（7）领导的西方石油公司（8）之间。两家公司共同发现了派珀油田（9），这一发现与BP找到的福特斯油田（10）以及壳牌和埃克森石油公司（11）探明的布兰特油田（12）共同成为了北海地区最大的一批油田。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石油投资公司也来到了这里，或成或败在此不再一一细表。在岸上，有几家阿伯丁公司修建了办公室与预制房组成的居住区，提供无休止的直升机出航，发展关于阀门与电子设备的专业知识，在这些方面它们做得挺不错。但是七十年代中期大臣们的殷切期望是通过石油启动银行业、工程业、造船业以及新型服务业的复兴，这一期望距离现实可谓差了十万八千里。

为什么会这样呢？部分原因在于石油繁荣到来时英国工业正处于低潮期，罢工频繁，资金短缺，管理不善。部分原因在于石油推动的英镑的确加剧了八十年代初经济衰退。在石油的推动下，英镑上涨速度与幅度都超过了大臣们的预期。石油通货帮助英国经济挤干了水分并提高了效率，而不可避免的代价就是大范围的企业关门，这很容易就会激怒许多天然倾向保守党的商界人士。国有汽车制造公司英国利兰的主席麦克.爱德华兹（13）当时说，如果政府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处理北海石油，那我说不如把这堆倒霉玩意儿留在地底下。”*19*

在1979年之前，工党政府一直奋力试图控制早期来到英国急着赚大钱的美国公司。但是1979年之后的保守党政府决心尽快利用石油收入偿付债务并减税，而不是向长期性工业计划投资。当时白厅里进行了一场名为“消耗率之辩”的关键性大辩论，辩论实质在于英国应当如何最好地利用石油带来的利润。以挪威为例，该国人口远少于英国且工业部门完全由国家掌管，他们将所有石油利润都存进了银行。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在七十年代初期抓住石油做文章，他们也想出了类似的主意，成立了苏格兰石油基金，为苏格兰人提供永久性的红利。但是“尽快开采并花掉受益”与“慢慢开采并投资”之间的矛盾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因为谁也不知道油价未来走势如何。北海石油的开采成本十分高昂，这意味着如果真把石油留在海底，万一日后油价走低再开采起来就不划算了。

同样也不好说英国大臣们投资到其他方面的钱都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尤其是在启动工业方面。在工党治下，石油工业得到了所谓的瓦里保证，承诺政府不会施行超过一定限度的开采控制，从而允许石油公司尽可能的赚钱。阿伯丁大学的阿列克斯.坎普教授一直在撰写关于北海石油的历史，就他看来托利党执政赤旗关于北海石油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能源部的劳森与财政部的豪尔之间，前者希望细水长流，后者希望尽快创造利润。豪尔在撒切尔撑腰之下赢得了争论，开始征收90%的惩罚性边际税，将石油税当做所得税或者增值税来对待，尽管石油收入总量有限且是一次性的。坎普教授总结道“石油收入成了宏观经济调节的手段而非预见三十年的能源政策。”

这种做法究竟是好是坏呢？可以将这一政策视为一次性的浪费，虽然资助了撒切尔执政初期的紧缩政策，但是没有为后世子孙在北海彩虹尽头的黄金宝罐里留下多少存货。但是对于那些将剧烈经济紧缩视为必由之路的人们来说，这笔钱花的很值。劳森说石油收入为削减政府赤字的进程“开了个好头”，尽管他也一直辩称北海石油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遭到了夸大。至于石油利润最好由私人进行投资。他打了个比方：“某农民在自家田地里挖到了金子。他是否应该获准以自己认为合适的速度来开采黄金呢？他是否可以自行决定多少黄金应当用于额外开支，又有多少黄金应当储备起来为黄金耗尽那一天做准备呢？还是说政府要强迫他将一部分黄金留在地下以免挥霍浪费呢？”*20* 因此在他看来将石油利润转化成海外投资，就像废除汇兑管制之后那样，而不是转化成（例如）英国本土制造业，从整体上来说对国家是有利的。

英国制造业继续走着下坡路。在1970-77年间制造业占国民产出的比例从34%下降到了30%，在发现石油的十年里又从30%下降到了23%（2006年的比例不到15%）。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这一期间英国损失了大约200万个制造业岗位。结果则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与经济的强劲复苏，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制造业也损失了大量专业技术与供应链，从而使英国永久性地退出了许多她本来可以再度占据的市场。无论你采取哪一方的观点，这场英国革命如果离开了钻井平台与管道的支持都无法持续。那么为什么撒切尔与豪尔对北海石油谈论得如此之少呢？莫非不过是因为在他们重塑英国经济的英雄壮举当中，上帝留在海底的馈赠起到了令人尴尬的决定性支持作用，而他们无法贪天之功？因此石油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就好像腾空而起的演员不会注意背后的钢丝一样。不管怎么说这依然很不幸。粗手大脚的石油工人，顶着暴风在邮票般大小的停机坪上降落的往来直升机驾驶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海床上工作的潜水员，所有这些人在当代英国历史上理应占据比现在更为浓墨重彩的一章。他们没有工会，甘冒风险，自力更生，简而言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典型的撒切尔主义模范。

不过让我们先回头看看劳森那个农夫在农田里挖到黄金的比喻。问题在于这片农田究竟是谁家的。假如苏格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且领海边界的划分再合适一点（这方面一向存在着繁复的法律纠纷），那苏格兰无疑会成为一个十分富有的国家。正如尼日利亚的比夫拉一样，它可以依仗石油分裂出去——尽管具体过程未必会如此血腥。正如我们所见，苏格兰民族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石油带来的可能后果。六十年代该党取得的一系列递补选举胜利令工党忧心忡忡。于是白厅发动了反击。财政部拿出了一份概念性苏格兰1967-68年预算，显示苏格兰赤字严重。考虑到苏格兰人口相对贫困且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再加上经济基础正在萎缩，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石油收入对这一结果会造成什么影响呢？突然之间白厅就欲说还羞起来。在专家操作之下，石油收入不留痕迹地融入了国民总收入当中。议员吉姆.希拉斯（14）之前借助一度流行的苏格兰工党为跳板脱离工党转投了苏格兰民族党。他抗议道，“每一滴神奇石油所可能造成的尴尬都得到了简单而狡猾的处理，石油收入被人从完全苏格兰的统计数字中剥离了出来……苏格兰海域捕捞上岸的鱼可以算作苏格兰的收入，但是鱼群底下的石油呢——好家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过苏格兰民族党不打算坐等自己的怀疑获得官方肯定。他们有来自爱丁堡银行界的强力秘密支持，许多英苏边境以北最有才能的经济学家也纷纷为其出谋划策。第一次BP大规模石油罢工发生几个月之后时任总裁的比利.沃尔夫（15）就声称石油应当成为该党议程的主要部分。1972年该党打出了最有名的口号“这是苏格兰的油”，一年之后又跟进了一条更为咄咄逼人的口号“做富有的苏格兰人还是贫穷的英国人？”最近解密的这份文件显示了当时的白厅多么暴跳如雷。1974年第二次大选之后公务员告诉工党大臣他们应当拖延威尔逊承诺的苏格兰国民大会（“苏格兰引擎室”）从而避免英国经济不稳定。此时苏格兰民族党有着三分之一选民的支持，在下院也有11个席位。“苏格兰自治进程应当尽可能加以拖延，”一位官员这样写道，“用这个话题说事的时间越长越好。”问题在于公务员系统认为苏格兰方面的计算低估了石油所能带来的巨额财富。一位财政部官员写道，“可以想象，如果获得独立，八十年代期间苏格兰人均收入可能比英格兰高出25%到30%。”另一位大臣更为直接地说，“苏格兰人把我们都装到桶里去了。”*21* 但是无论苏格兰人的疑心多么重，无论苏格兰民族党的活动多么卖力，他们始终都不清楚北海石油这个油桶究竟有多大。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七十年代末以及八十年代的英国政坛将会十分不同。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BT_Tower

（2） http://baike.baidu.com/view/6374648.htm

（3） http://www.safety.com.cn/anlifx/fileview.asp?title=%B0%A2%B6%FB%B7%A8%D7%EA%BE%AE%C6%BD%CC%A8%B4%F3%B1%AC%D5%A8&filename=ns063541.txt

（4）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300467/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oco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oil

（7） http://baike.baidu.com/view/443904.htm

（8） http://baike.baidu.com/view/307599.htm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Piper_field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ties_Oil_Field

（11） http://baike.baidu.com/view/85977.htm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ent_oilfield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Edwardes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Jim_Sillars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Billy_Wolfe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表面再观察得稍微深入一点，事情就没那么黑白分明了。在这股财富的巨量增长当中，股票起到的影响相对很小。工资上涨与第一次房价繁荣的作用要重要得多。而且人们之所以大量购买股票主要也是因为价格合算而不是因为什么深刻的文化变革。政府需要快速筹集资金，也希望推广股份所有权，很明显这两方面需求之间总是有着潜在的冲突。这两个问题都与政治息息相关，因为前者影响着税收水平而后者关乎持股选民群体的规模。一次又一次，从叫价低到难看的阿莫斯海姆公司出售到日后规模越来越大的私有化举措，大臣们在最大限度扩散所有权的问题上矫枉过正，而顾不上考虑如何尽量将公司与资产卖出高价。起到破冰作用的是1984年11月的英国电信（5）52%股份的私有化，这一笔买卖就筹得了前所未闻的39亿英镑。这是私有化第一次获得电视与报纸轰炸式宣传的造势，所有股份很快就出售一空。

在这件事当中，200万人，或者说成年人口的5%购买了英国电信的股份，一天一夜之间英国股东的人数就翻了一番。接下来是英国天然气公司（6）。早在六十年代晚期北海天然气田就开始供应英国需求。从雅茅斯与赫尔上岸的天然气开始替换基于煤气的旧式“城镇供气”系统，这个旧式系统长久以来对英国乡间建筑的款式与气味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全国性管道网与陈列室使得天然气成为了英国最受欢迎的家庭能源，而且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个彻底垄断性的行业。英国天然气公司主席丹尼斯.鲁克爵士（7）私下里轰轰烈烈地大肆活动，成功地保护了英国天然气公司不至于在出售之前遭到拆分。这次政府以及政府顾问们又想到了电视宣传，宣传片的主角是一位大众脸的邻居，有什么好事其他人都不告诉他——“别告诉希德”——等到股份发售细节终于公布之后，“告诉希德吧”。这笔买卖筹集了54亿英镑，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单笔私有化交易。

但是这位邻居的名字听上去总有点怪。“希德”（Sid）是不是与“外财”（spiv）有点谐音呢？是不是广告团队里的某人下意识地发送出了一条信息呢？实际上对出售股份的激烈抢购反映了十分普遍且准确的看法，即天上真的掉馅饼了，而且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希德知道要往面包的哪一面涂黄油，但是这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一名大厨级别的资本家。随着阿比国家银行这样的前建屋互助会组织在股份化以及向银行转型的过程中向自己的成员发放大量价格十分合适的股份，一个“十分感谢”式一次性持股阶级在英国发展起来。二十一世纪初期，英国国家统计局回顾私有化时期的数据，发现由私人所有者持有的股市财富比例从1994年的20%下降到了14%。“许多股份持有者很显然在持股后很快就脱手了，并没有像事先预想的那样成为长期股市投资人。”在持有股份的22%成年人口中超过一半的人仅仅持有一开始就购买的私有化股份或自己曾经所属的建房互助会股份。英国股民联盟总结道，“英国股民数量众多（大约有1000万），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仅仅持有少数几支股票，这些股票的来源主要是私有化、股份化或者之前就业所得。此类股票极少上市交易。”

尽管财政部孜孜不倦地付出了各种努力，股东民主还是没能落地生根。和当时更为常见的观点相比，这一点对于私有化的批评更为到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资产出售价格太低。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根据国家审计局的数据，资产私有化至少少卖了25亿英镑。但是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为之的结果——正如劳森所说，“更为宽泛的持股人群体是重要的政策目标，我们有为此而付出代价的准备。”其次，随着政府及其股们在一次次私有化当中不断积累经验，他们的出价也越来越刁钻。第三，在价格上进行批评的人们本来就不赞成出售公司。看上去蠢不可及的持股模式所显示的是，在政治口号与宣传之下，撒切尔革命依然有其局限性。

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私有化是否增强了出售企业的效率与反应能力。人们之所以期待这一点的发生并非因为公有部门的经理们骨子里就懒，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股票价格涨跌与关门破产可能性的激励与鞭策。但是如果私有化之后的行业依然遭到垄断式经营，那么私有化带来的刺激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自从这一方面来说，最为成功的私有化案例就是将公司立刻推向完全竞争的案例，就好比英国航空、劳斯莱斯或者英国航天一样。但是在民生行业方面——例如水电气——情况就不同了。很难想象不同的北海石油公司凭借着各自不同规格的管道与储气系统在全国竞争，或者不同的电力公司凭借着不同规格的电网争夺买卖。但是没有竞争效率提升又从何说起呢？在这些行业的私有化背后，人们就技术与政治问题争论不休，关键在于如何打破国家垄断来创造竞争，同时又不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便。

在撒切尔私有化的高峰期，公有公司往往会作为整体卖掉而非拆开零卖。英国电信就坚称为了在国际市场竞争，公司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维持下去，从而有能力为了将来的电信革命进行巨额投资。英国天然气在他们那位好斗老板的带领下与白厅过招好几回合，最终成功维护了自身的整体性。水电行业都遭到了拆分，但是地方性垄断公司应运而生。英国发电市场总共分成了两大公司，国家电力与鲍尔根公司（8）。（铁路行业的私有化将会是最令人绞尽脑汁且最不成功的案例，尽管这还是日后的事情）从本质上来说，大臣们用管理与例如国家河流局之类的新公共部门取代了竞争。电信办公室、通信办公室、天然气办公室与水务办公室都建立了明确细致的绩效奖惩体系，借此来监督新近私有化的民生部门。直到很久以后其中一些公司例如英国天然气才会政府强制命令下通过新制定的竞争政策进一步在私营领域遭到拆分，暴露在更为现实的市场压力当中。很快外国公司也会开始购买支离破碎的私有化民生企业，这并没有造成多少公共抗议，除非多年投资欠缺或管理疏漏导致了重大事故，例如德属泰晤士水务公司的管道泄露事故（9）。

政客们在私有化进程中学到了两件事。首先，出了威斯敏斯特没几个英国人关心提供服务的公司归谁所有，只要服务质量令人满意就行。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弱化了许多。其次，政客不可能与私有化之后企业的行为脱离干系。不仅仅是公司总裁，政府大臣们也会因为企业的任何失败沦为公众怒火与问责的靶子。消费者主义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越发巨大。结果就是尽管成千上万名原公共部门雇员进入了新近刚刚私有化的公司，但是通过各类规范与监督私营行业的半独立监察组织与政府监察部门，国有体制却以另外的形式增长了起来。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sham_plc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ble_and_Wireles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National_Oil_Corporatio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ght_to_buy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telecom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Gas_plc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nis_Rooke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wergen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ames_Water#Leakages

苏格兰与威尔士有着十分不同的政治文化，但是在六十年代，两个国家都感到自己被困在了正在走下坡路的联合王国里面，执掌联合王国的旧工党已经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了。苏格兰的工业腹地由煤炭、钢铁、造船与工程业所主导。随着本地居民逐渐迁往较为富裕的南部英格兰新兴乡镇，南威尔士遭到了文化围困，威尔士语也日趋式微。这两个相对较小的国家都在考虑，如果他们能够脱离联合王国，是否就可以迎来一个新的开始。欧洲共同市场的经验表明小国也能过得很好。甚至在共同市场之外，挪威、冰岛与瑞士看起来也还说得过去。西方国家已经不再将邻国视为真正的敌人了。绝大多数经历过七十年代政治创伤的英格兰人某种程度上都受困于这个梦魇当中，而对于苏格兰人与威尔士人来说关门走人的可能性也一直都存在。

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分离主义者都从未获得过主流民意的支持。两国分离主义者的基本面都是小商人、学术界人士以及公务员，在英格兰这些人大多会加入自由党。但是苏格兰民族党与威尔士民族党（1）有着明确的目标，有效的政治组织以及比较时髦的反叛特质，这都令老牌政党们心惊肉跳。大不列颠分裂的恐怖前景将在接下来许多年里纠缠许多政客，爱尔兰共和军炸弹袭击遭到仿效的可能性催生了无数畅销书与电视剧。曾几何时拿威尔士人或者苏格兰人开玩笑还是很容易的，笑话里面的威尔士人总是一副德鲁伊的装束，欢蹦乱跳地弹奏着竖琴，苏格兰人则一律是穿短裙与针织内衣、两眼圆瞪、满头乱发的诗人。但是到了七十年代这些笑话已经让人笑不出来了。

苏格兰的情况可以追溯至战后时期。1949年10月29日，爱丁堡天气阴沉，一群神情肃穆、身穿黑衣的人走进了苏格兰教会本堂，这群人中有地主与矿工，贵族与造船厂工人，肥胖的商人与清瘦的神父。他们来这里是要签署一份《苏格兰公约》，上次有人干这种事还是在鲜血横流的十七世纪，狂热的长老会信徒挑战伦敦，输家的待遇是人头挂高杆。但是眼前的这群人怎么看也不像革命群体，他们签署的文件里也充满了对英王的效忠之词。蒙特罗斯公爵（2）在公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假以时日这份要求成立苏格兰议会的文件将会得到200万个签名，相当于当时苏格兰成年人人口的一半。

时间快进几个月。在一个漆黑的午夜，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面几名身着黑衣的苏格兰学生正忙着用撬棍搬运一块供奉在此的石头。据说这块石头是一名希腊王子与法老的女儿在摩西时代从埃及经爱尔兰带到苏格兰来的。古代苏格兰国王登基加冕时必须要坐在这块所谓的“命运之石”上。邪恶的英格兰人抢走了这块石头，现在它又被偷运回了苏格兰藏匿起来，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质（石头最终还是用苏格兰国旗裹着交还到了警方手里，九十年代保守党终于正式将石头送回了苏格兰）。不久后印有象征新女王的QEII标志的邮筒在从未有过QEI标志的苏格兰就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或摧毁。这段战后历史绝大多数英格兰人都不知道或者不理解，但是在一个苏格兰正与伦敦日渐脱离政治联系的时代，记住这段历史还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1707年《联合法案》（3）废除了自己的议会之后，苏格兰人自维多利亚时代之后越发热衷于重新获得议会。第一个苏格兰国家党（4）成立于1928年，后与苏格兰党与1934年合并成为苏格兰民族党。二战结束后工党开始着手致力于建立某种形式的苏格兰议会，但是在四五十年代以及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地方自治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人谈论的话题。部分原因在于战争带来的凝聚效果，增强了人们身为英国人的自豪感，还因为工党与保守党（苏格兰人称其为联合党）都奉行着扶植苏格兰的政策，在苏格兰开设工厂机构，带来工作。在集中主义与计划经济的时代，苏格兰得到了很不错的待遇。

在战争期间，丘吉尔指派了一位很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汤姆.琼斯顿（5）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此人在工党内部曾一度被视为替代艾德礼担任党首的出色人选。琼斯顿很快就得到了“苏格兰无冕之王”的外号。他在北部高地大量兴建水电项目，带来电力与工作岗位，他大范围种植经济林木，改革教育，总之就像一位开明的独裁者。战后他成为了一个单枪匹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办公室，在党派政治之外继续推进水利项目、林业项目以及旅游业项目。他甚至还曾试图在相关技术完全成熟之前50年就在苏格兰推广网箱养鱼，尽管这一产业最终将会为苏格兰带来上万个就业岗位。当时在苏格兰颇受欢迎的托利党也遵循着类似的政策，在苏格兰四处修建工厂，例如雷文斯克拉格的炼钢厂，还要求英国汽车联合公司与希尔曼公司（6）分别在巴斯盖特与林伍德开设厂房制造汽车。在威尔逊执政时期，主管苏格兰的是威利.罗斯（7），此人和琼斯顿一样大权独揽且强干自信，是一位当仁不让的无冕之王第二。他的政绩包括敦雷的核反应堆，因弗戈登的炼铝厂，还救活了克莱德的一家造船厂。他还成立了北苏格兰发展委员会（8）以及苏格兰发展局（9）。如果计划经济能使国家走向富强，那苏格兰就是天堂。六十年代苏格兰的平均公共开支要比英格兰高出五分之一。

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苏格兰民族主义只是大势当中的一个小点，只能造成激烈但是范围十分有限的反应。1949年签署的《苏格兰公约》遭到了华丽丽的无视。1956年工党放弃了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努力。民族主义往往与诗人、怀抱梦想的学生以及脾气古怪的贵族联系在一起，这些边缘人群共同拼缀而成了一块与当代社会毫无关系的百搭布。为了改变这一切而付出最大努力的人如今即便在他自己的党里也被人遗忘得差不多了。此人不是苏民党富有魅力的战后第一任领袖比利.沃尔夫，而是一位来自埃尔郡的农场主，名叫伊安.麦克唐纳德（10），他离开了自己的农场，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所谓“民族工作”的组织工作当中。在他于1962年接手之前，苏民党只有不到20个党支部，党员数量差不多只有2000人。在麦克唐纳德三年组织工作之后，苏民党有了140个党支部，6年后的1968年苏民党在苏格兰全境一共有了484个党支部与120000名党员。如此增长率对于任何英国政党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反核武器的标志随处可见，于是苏民党也设计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蓟草环纹章，很快这个图案就出现在了苏格兰全境的徽章与针织内衣上面。

在这一阶段苏民党还主要是一个抗议党，党内成员往往是反越战与反核武器抗议活动中的主要人物。随着人们对于后普罗富莫时期的托利党以及威尔逊时期的工党丧失信心，苏民党开始赢得他们的第一个市议会席位以及议会递补选举。第一个重大突破发生在汉密尔顿，格拉斯哥城外的一个工业小镇，1967年，一名新一代苏民党党员温妮.艾文（11）赢得了一贯属于工党的当地席位，然后就凯旋般地开着苏格兰出产的大红色希尔曼汽车走进了威斯敏斯特。尽管她后来又在普选中丢掉了席位，但是来自克莱德高文的“金发炸弹”玛戈.麦克唐纳德（12）接替了她，此外苏民党在地方选举中也获得了胜利。1970年唐纳德.斯图尔特（13）成了苏民党在全国大选中的第一位胜利者，赢得了西岛区。1974年第一次选举中苏民党进一步获得了6个下院席位，当年10月的选举中又获得了4个，就此历史性地在下院总共拥有了11个席位，此外还获得了苏格兰30%选民的支持。这一切使得苏民党成为了七十年代末举足轻重的政治掮客，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干得很糟。此时苏格兰的经济存在着严重而深刻的问题。除去东南部曾享受一段短暂的石油就业繁荣之外，苏格兰工业主体老化，矛盾频发，管理不善，各行各业都丢城失地。时人觉得苏格兰自己的议会起码不可能做得更糟，伦敦的计划与无冕之王的礼物事实上并没有带来一个所有人希望中的现代化国家。

工党变得越发恐慌。威尔逊使出了惯用的手段，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用他自己的说法“花上几分钟就能浪费好几年”），委员会建议苏格兰与威尔士进行中央放权。在一系列你来我往的阴谋交锋之后威尔逊终于将这一建议强加在了不情愿的苏民党头上。这种形式的自治足以激怒工党内部的左翼人士，包括年轻的尼尔.基诺克在内，但是还远不足以平息越走越远的苏格兰地方势力。一批政客、官员及记者于1975年冬天离开了工党，在充满魅力的吉姆.希拉斯旗下成立了苏格兰工党。苏工党占据了几天报纸头条，之后就被托洛斯基份子渗透了，这些人在七十年代就像钩针床单或者熔岩灯一样似乎无所不在。苏工党很快就解体了，一部分党员返回了工党，包括希拉斯在内的另一部分最终则加入了苏民党。

回到威斯敏斯特，新任工党领袖卡拉汉正为了推进地方自治进行着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打头阵的是中央放权的浪漫支持者迈克尔.富特，尽管他的政治偶像比万对这种“骑士精神”持完全的反对态度。但是在七十年代的中央放权辩论中最为一心一意且最富影响力的议员还要算是反对放权的后座议员，日后主持“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事件调查工作的泰姆.达耶尔。他是个伊顿出身的左派，经常熬夜工作，口袋里总是装着自家管家给他煮的鸡蛋与自己准备的关于不列颠分裂的强硬论点。他的“西洛锡安问题”（14）质问议会如何能容忍苏格兰与威尔士议员在影响英格兰的议题上投票而自己却不能在对方的选区享有同样的权限（这些议题要由放权之后的地方议会来处理）。这个问题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许多人相信这个问题有一天将会使英格兰与苏格兰一拍两散。1978年7月31日，《地方自治提案》终于获得通过，这是一场令人筋疲力尽的议会大战的结果，在此期间政府命运夜复一夜一直悬于一线。但是接下来一步关键性的让步将会彻底搞砸法案、卡拉汉与苏民党。

政府认可苏格兰在举行过苏格兰全民公决后成立议会。但是简单多数是不行的，全苏格兰选民中必须至少有40%投赞成票。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吗？全民公决正式举行时正反双方的宣传活动都很不像样。绝大部分苏格兰媒体都对中央放权持支持态度，选举通过的结果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公决举行的时机实在是无可再差。1978年2月的宣传活动正好赶上“不满之冬”，一面是恶劣的天气，另一面是政府威信的倒台。此时投票反对中央放权成了某种对工党表示轻蔑的方式。最终尽管大多数苏格兰人都支持地方自治，但是实际投票人数却很少，只有32.9%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远远低于40%的门槛。

接下来的40年里中央放权都没了活气。卡拉汉、富特与约翰.史密斯（15）使尽浑身解数试图复活这一提案或者将其推迟，但是苏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已经受够了。他们向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并最终发起了不信任动议。撒切尔看到了属于她的机会。最终工党以一线之差输掉了投票，1979年大选就此开幕。地方自治最不可动摇的敌人将在这场选举中亮相。这将令苏格兰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工党势力都陷入混乱，苏民党的11个议席只剩下了两个，再也没能缓过来。本章一开始我们提到撒切尔在对手方面交了好运，苏民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威尔士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方面都与苏格兰有值得参照之处。和苏格兰一样，威尔士的工业内陆也成为了战后工党的据点，而农村地区则有着自由派的传统。和苏格兰一样，威尔士在战争期间也经历了国家认同问题的兴起——威尔士民族党始建于1925年，比起苏民党还早了9年。和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一样，威尔士民族主义者最初也是以文人、诗人与大学讲师为主，并没有多少来自工人阶级的支持。战后时期的威尔士也像苏格兰一样受惠于四散分布的地区扶植政策，尤其是1962年落户在莱文的大型轧钢厂，此外还有肖顿的高炉，斯旺西的驾照注册中心，纽波特的护照办公室，两座核电站，以及陆虎、富特、胡佛以及热点（16）等公司开设的工厂——相当于苏格兰的汽车制造厂与炼铝厂。如同苏格兰高地一样，林业委员会在威尔士的山区也种植了大面积的针叶林。苏格兰有专门的发展局，威尔士也一样。苏格兰通过足球来展示国家骄傲的起落，有时还会依靠例如海湾摇滚客（17）这样相对非主流的流行文化现象，威尔士人则拥有英式橄榄球。自1964年至1979年，英格兰队在卡迪夫埃姆斯体育场（1970年更名为威尔士国家体育场）从未取得过胜绩。

但是就政治而言威尔士的立足点要更弱。她被英格兰吞并的时间要早得多，因此在历史上从未发展出区别于英格兰的现代国家地位。与1707年的苏格兰《联合法案》相比，威尔士的《联合法案》早在1536年就通过了，而且两者之间有一个关键性不同 。威尔士没有单一的强大全国性教会，历史上从未成立过议会，没有启蒙运动时期落成的大学，也没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事实上她连正式首都都没有，直到1955年卡迪夫才获得这一地位；此外威尔士也没有自己的大臣或执政办公室，直至五十年代为止；直到1964年才有了第一位威尔士事务大臣。威尔士的国家特质更多是通过语言与宗教来体现的，尽管宗教的式微对于国教分离派教会与国教会的冲击一样大。在政治方面，威尔士人一直将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家当做英雄，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劳合.乔治，不过也包括比万。自由派的衰落使得工党在威尔士一党独大，同时也带来了所有一党专制小国所共有的弊病——内部暗斗、政治僵化以及对伦敦的态度问题，此时的伦敦既是遥远而陌生的首都也是权力、金钱与工作岗位的源泉。从雷蒙德.威廉斯（18）到狄兰.托马斯（19），有才的威尔士人往往会搬出威尔士，成为流亡的教授与作家，无休止地倾听着那浪漫的过往。

在五十年代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开始寻找能够激励威尔士人的文化与政治议题。他们没有攻击邮筒或者诱拐命运之石，而是掀起了保护威尔士语的运动。英语路标被人用油漆抹去，居民拒绝用英语填写表格，增加威尔士语广播节目的运动也取得了胜利。但是早期最大的刺激因素是水，水对于威尔士就像石油一样珍贵，尤其是在威尔士西北部的泰坞恩峡谷遭到淹没成为供应利物浦的水库之后。尽管几乎全部威尔士议员都投了反对票，这一工程还是在1957年通过一项议会法案得到了实施。正如某历史学家所说，“利物浦方面无视威尔士代表一致意见的能力证实了威尔士民族党的中心信条之一——即威尔士群体在现存秩序下毫无权力。”*22* 接下来就是针对泰坞恩水库的袭击，自由威尔士军（20）也在1963年成立。万幸的是，暴力威尔士民族主义不受欢迎以及组织混乱的程度完全可以与暴力苏格兰民族主义相媲美。但是六十年代的确发生了几起爆炸案，此外1969年两名男子试图在威尔士亲王受封期间炸毁皇室专列火车未果并丧命。搬入威尔士语区域的英格兰人购买的度假房屋或住宅也一直遭到焚烧。

威民党的第一次突破来自1966年的喀麦登递补选举，比苏民党赢得汉密尔顿的时间还早了一年。自三十年代就参与了威尔士民族运动、后又于1945年成为为民当领袖的格温褔.伊万斯（21）最终将会于1970年大选中失去自己的议席，但是1967年以及1968年威民党在朗达韦斯特与卡尔菲利分别取得的令人侧目的递补选举胜利表明威民党的势头并非昙花一现。威尔士工党的自满终于遭到了挑战。1974年第一次选举中威民党赢得了两个席位，在第二次选举中又赢得了第三个。和苏格兰一样，工党对于威尔士的看法也产生了分化。究竟应该像基诺克相信的那样与民族主义者作对呢，还是应该像富特设想的那样用中央放权来打发他们呢？

此时威尔士经济和苏格兰一样深陷麻烦当中。但是尽管威民党在旧工党执政的最后几年里取得了不少地方选举胜利，他们看上去并没有给苏民党带来多少麻烦。自然，威尔士的水资源也没能带来石油繁荣。因此倡议中的威尔士国民大会并没有苏格兰国民大会那样大的权力。威尔士国民大会可以对公共开支的一大部分进行监督，但是不能立法。这恐怕很难使任何人兴奋起来。公决开始后威尔士选民以956000票对243000票一边倒地反对计划中的国民大会，在威尔士新县里面所有人都投了反对票。威民党与苏民党一样在旧工党政府的最后时刻没有为其投票，但是在撒切尔时代威尔士也像苏格兰一样受到了反保守党政治抵抗势力的主宰。他们还要等很久才有翻身的机会。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Plaid_cymru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Graham,_7th_Duke_of_Montros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ts_of_Union_1707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party_of_scotland

（5） 外链出处

（6） http://www.atmo.cn/news/html/2007-04/2599.htm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Ross,_Baron_Ross_of_Marnock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Highland_and_Islands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ottish_Development_Agency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Ian_MacDonald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nnie_Ewing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go_Macdonald

（13） 外链出处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West_Lothian_question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smith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tpoint

（17）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4913.htm

（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ymond_Williams

（19） http://baike.baidu.com/view/68276.htm

（20）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_Wales_Army

（21） http://en.wikipedia.org/wiki/Gwynfor_Evans

这类鹰派手中的。英国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时只不过还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而已。讽刺的是一百年前英国人捅破了大清国的窗户纸，而一百年后，德国人捅破了英国人的窗户纸。假如英德媾和，英国退出欧洲大陆，军事实力犹在，本土免于战火，且可保海外殖民地完整，则今日的世界又是另一个样子，但这一切都毁在丘吉尔手中。

波兰以后，英国人要是再相信小胡子的忽悠，海外殖民地也好，本土也好，还保得住？丘吉尔保住了本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美国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德国作为搅局者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英国人真的蠢得和德国人媾和，现在可能就是第三帝国的不列颠群岛。

可憎，不值得同情，英国人心知肚明，与其结盟不过是为了牵制德国与苏联。在波兰、宿敌法国被清算后，德国人不会愚蠢到去挑衅当时的世界霸主，何况背后还有虎视眈眈的苏联人。丘吉尔纯粹是为了虚妄的帝国尊严去跟德国死磕，结果两败俱伤。

迈克尔.富特的上位的确使工党逃过了一分为二的厄运，但是从所有其他角度而言这件事都是一场灾难。他太老了，太正派了，也太和蔼了，既无法克制强硬左派也不能推进工党现代化。富特的政治思路就好像一位未来的议会革命家，但却在二手书店耽搁了太久。一旦激动起来（这很经常），他的头发就会上下扇动，他的脸庞会因为激情洋溢而扭曲，他的双手会兴奋地大幅摆动，同时战斗檄文会如同滔滔江水一般从他的口中倾泻出来，其流利程度连马丁.路德都会自叹弗如。成为工党领袖的富特已经年逾古稀——1983年选举后他正好70岁——而且看上去也老态龙钟。他对于浅薄的电视作秀伎俩不屑一顾，所以他在镜头前面的形象总是乱糟糟的，还因为在吊唁一战停战纪念碑时穿一件“女式风大衣”而饱受讥讽（他自己坚称那是一件十分得体的绿色羊毛外套）。他的技巧的作用是在会议上鞭策社会主义信徒或者在下院辩论中与托利党对手短兵相接。他似乎依然生活在几个世纪之前，尽管谁也不好说究竟是哪个世纪。他与斯威夫特、拜伦或赫兹里特神交已久，却与当代社会基于电视表演、严密组织与规章管理的政治体系格格不入。他是一个漂泊在散文时代的诗人。

或许在八十年代初谁也无法管教住工党或者为无法无天的党员们套上笼头。富特的确倾尽了全力，但是在他的领导时期工党遭遇了当代最惨重的失败。强硬左派、反欧洲、反核武器以及全面国有化一切产业的工党竞选宣言被杰拉德.考夫曼（1）称作“有史以来最长的自杀遗书”。考夫曼还曾经勇敢但徒劳地劝说富特在大选之前主动下台。这次工党竞选将会作为一场最不中用、最无组织的连续几周大混乱而载入史册，任何一个当代政党对此都得甘拜下风。富特完全是一副十九世纪晚期激进分子的做派，他在公开集会之间赶场，站在拥挤的讲台上向台下信众发表文采洋溢的长篇大论。就好像他从未放下身段注意到广播时代的到来，更不用说电视了。他与自己曾经严厉谴责过的托洛斯基主义者们站在了一起，而且很明显与自己的代理人丹尼斯.希利关系紧张，即便在国防问题这样的细节事物上也是如此。威尔逊与卡拉汉这两位工党前首相都公开批评富特那极富原则的单边主义。在这一切过去后，工党居然奇迹般地获得了第二名的位置并成功击退了苏民党-自由党同盟。人们对富特的感情很深厚，以至于他在大选落败后立即退休之时并没有多少人来追究他的责任。

不过这也意味着当尼尔.基诺克接手工党党首之位时他肩负了之前任何一位工党领袖都未曾享受过的改革使命。“享受”这个词用在这里或许并不准确。基诺克赢得了压倒性多数，获得了71%的选举团选票，相比之下与他最接近的罗伊.哈特斯利（2）只有19%，而最明显的左翼挑战者托尼.本由于失去了自己在布里斯托的议席而离开了议会。基诺克在一系列火热的演讲后当选党首，对于任何一位非革命人士而言他都是个左派。他希望英国尽快放弃核武器，他相信国有化与计划统筹，他希望英国从欧洲抽身，他希望废除私人诊所与托利党制定的工会法律。而且他与本党之间唯一的冲突也只与组织事务有关，例如他支持强迫工党议员接受再拣选，这等于将绞索交到了激进地方活动家的手里。但是在1983年的大混乱之后，他很肯定工党需要根本性的改革。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当代英国对于媒体进行彻底控制的做法源自彼得.曼德尔森就任工党联络主管之时，但实际上早在生于澳大利亚的激进民权运动人士帕特丽夏.赫维特（3）加入基诺克的新班子之后这一点就开始了。她是第一个将政党领袖与记者隔离开来的人，她对采访严加控制，将基诺克当做一颗宝石，安放在赏心悦目的背景之下。基诺克自己也知道旧工党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有多么不堪，因此对于这种种包装手段也就听之任之，尽管可能不大乐意。他在身边聚集了一彪强硬而好战的助理人马，其中很多人日后都成了布莱尔政府里的大臣——例如魁梧的查尔斯.克拉克（4），一位执掌重权的白厅官员的儿子；狂放的前共产主义工党后座议员约翰.瑞德（5）；赫维特本人以及彼得.曼德尔森。基诺克是第一个与一度遭到厌恶的广告世界眉来眼去甚而发生肉体接触的工党政客。他还寻求过支持工党的演艺界人士的支持，例如崔茜.尤玛（6）以及比尔.布拉格（7）。这一切都发生在布莱尔提出“酷不列颠”的概念之前很久。他将自己打扮一新，放弃了曾经让他在同事间大受欢迎的随便与人称兄道弟的作风，还为影子内阁引入了一套新的纪律规章，如果他在5年前就把这套规章提出来一定会被人赶出影子内阁。

在下院基诺克一直竭力试图在撒切尔最风光之际挫其锋锐，这样做很困难且很少获得成功。这两人之间的彼此厌恶就像化学反应一样激烈。工党一度十分难看的民调结果开始得到了缓慢的改善。关于“基诺克因素”的说法也有人提了出来。但是此时工党面临着无论是流行歌星、广告界的朋友还是教育良好、冲着记者狺狺狂吠的澳大利亚女士都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首先，工党内部栖息着一批力量可观且声音洪亮的少数派，这些人根本算不上议会政客，而是种类不同的革命派。其中包括阿瑟.斯卡吉尔及其麾下的叛乱性工会主义人马；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忙着渗透工党的托洛斯基主义军事趋势；此外还有各色左派团体，一心想着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搞掉“撒切尔”（或者说民选政府）。

基诺克把他们全都料理了。要是他没有这么做新工党根本不可能出现，托尼.布莱尔也会作为一名专攻就业法的和蔼辩护律师走上一条待遇优厚且默默无闻的职业道路。但是基诺克本身也是一个极富激情的人，就当时全国的新兴情绪而言他的政策还是偏左。他踏上了一条十分煎熬的旅程，一路上要面对并打败许许多多与他年轻时的自己不无相似之处的人，同时还要稳步向舞台中央前进，尽管一直都走得不够远。在这趟旅程中，他大部分的天生机智、随机应变、感情洋溢的即兴演讲与欢快的身体语言都将遭到沉默，尘封与沉降（他本人很可能在这里押个头韵）。他当年涉足政坛时将政治视作两队抗衡的英式橄榄球，所有参与者都十分享受的激烈接触性运动。但是成为党首后他发现政治比橄榄球更为认真、可怖以及更加不择手段。比赛规则正在改变。周复一周他一直在挑战撒切尔的过程中与一个多年之前就已经形成坚定政治原则的人进行着对抗，她的行为则是对这些原则的体现，无论他人是否喜欢。但是他却有必要时常改变，不断前进，既无法放弃自己早年的信仰又无法完全坚持按照这些信仰行事。他总是不得不潜形匿迹，两面下注，总是回避攻击而非直接反击。报界很快就送给他一个“威尔士风箱”的雅号。

基诺克所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来自煤矿工人罢工。正如我们所见，基诺克与斯卡吉尔彼此厌恶——说句实话，全国煤总主席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一位比起撒切尔更令基诺克感到厌恶的人。他不相信斯卡吉尔的目标，唾弃他的战术，而且很早就意识到他注定失败。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威尔士矿工的子弟，基诺克无法在抹黑罢工的同时不触及自己的出身。但是他知道罢工是一场灾难。随着暴力的扩散，保守党与报界都期待着他谴责纠察队并为警方美言，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他身边有太多人认为暴力事件的发生都是警方的过错。随着罢工的深入，一个很明显的策略就是批评斯卡吉尔未能组织全国投票。但是明确意识到矿工感受的基诺克实在无法在此时此刻批评深陷苦战的工会。前有撒切尔，后有斯卡吉尔，夹在中间的他尽管他依然口齿流利甚而滔滔不绝，但是却连一句囫囵话也说不了。在下院里他面色苍白地忍受着托利议员周复一周的嘲讽，说他行事软弱。在煤矿上他则沦为了矿工口中没有胆气支持自己人的矿工劣种。于是他开始长篇大论地为煤炭业以及托利政府的强硬手段辩护，可自己也很清楚这些说辞差不多只是照抄了当时吞噬全国的纷争。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在这个局中基诺克至少成功地避免了将工党与全国煤总在中间派选民的心目中拧在一起，确保了斯卡吉尔的彻底失败不会牵扯到工党。但是这一年他什么别的事情也没能干成，他的前进势头就此烟消云散，他早先火焰燃烧般的自信也遭到了压抑。他失去了自己的魅力，一位失去魅力的威尔士政客就好比一位豁不出脸皮的犹太经纪人一样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