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之建国后的三次税制改革 -- 抱朴仙人

先说句闲话。正文还没出场，已经收花无数，通宝一堆，河友盛情，实在愧不敢当，我一定好好完成这篇小文章。

但是要想写得简明扼要，浅显而不浅薄，对大家开拓思路有用处，下笔之际还是挺艰难的，可能会慢一点，所幸今天两个航班都延误，坐在北京和长沙机场居然完成了一小篇。

多谢捧场，欢迎讨论，希望意见相悖的朋友有话好好说。

要想准确理解建国之后的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分权分利关系及其演化过程，研究新中国中央地方之间的博弈，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税收制度渊源和实际执行的基本制度。

共和国的税收制度主要继承自两个先驱。一个是中华民国体制，这是个清朝遗留体制和欧美日本引入体制混为一体的大杂烩，在执行中又被搞得千奇百怪，名声扫地；另一个渊源是苏联体制。

民国税收体制以税捐结合，繁杂随意，超收预收，重复征收为特征，继承这个体制之后，主要的任务自然就是简化税制。

苏联的思想就更简单，人家那叫“非税思想”。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资源归国家，生产资料靠划拨，产品靠分配，压根不需要税收这个调节工具。所以今天说到税收，大家千万要搞清楚，税收是个资本主义概念，也是个剥削工具，在经典的共产主义思想里边，这是个反动的玩意，只有资本家才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有税收，只不过是因为它暂时还不够纯粹，需要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妥协，也因为世界上的主流是资本主义，在消灭他们之前，还有和魔鬼交易的必要。

这两个渊源一结合，建国之后税收工作的主基调就是简化。简化而又简化，一直简化到1973年只剩下7种税。

不管怎样，还是有税，财税体制方面，我国基本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体制，这既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有关，也和我们长期战争条件下的“先军体制”有关，这里不多说了。

中央政府没有办法亲自到千家万户去征税，只好委派地方政府去收。取之于民，征税归地方；用之于民，花钱归中央。地方政府虽说是儿子，但是讨饭打架弄来的钱统统上交家长，要花多少钱另外申请，多劳不多得，闯了祸自己挑着，基层自然没有积极性。要发挥基层的征税积极性，就要给点好处。有钱最好，没钱，给自由也行，这叫争完待遇争政策……

于是，我们在总体统收统支的体制下，实际实行的是三种体制：收支挂钩，收入分成，定额包干。收支挂钩是多收了压岁钱可以多花一点，收不到压岁钱就不给买新书包；收入分成是收十块钱压岁钱就给孩子五块，买书包还是买冰棍儿随便；定额包干是不管你收多少钱，只上交五块，超收统统归自己，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不上学打游戏机也可以。

很显然，孩子们都喜欢最后一种方法，所以我们的体制逐渐向最后一种方向进化，直到发展为诸侯经济。

这个过程还产生过一些杂种和变种，比如包干制就分为6种：“定额上解”，“定额补助”，“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收入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

采用哪种方法，定额基数如何，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跟中央讨价还价。这个过程很滑稽，但是太专业，就不细说了。总的套路是有增长的地方喜欢定额，把增长留给自己；没增长的地方爱分成，提高自己的比例。

书归正传，说说1952年税制改革。

历史这玩意就是讨厌，要说1952年，还是要先说从前。

共和国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是穷社会主义，毕竟也要仿效苏联老大哥，建设公有制社会。那么，税收上就必须有利于公有制发展。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其中关于所得税的规定大致是：

（1）纳税人和征税对象。凡在中国境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工商单位和个人，除另有规定者外，不分国籍，不分经济性质，不分经济成分，都是工商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其征税对象为工商业者所经营获得的所得额。但对公营企业的所得，采取利润上交方式，不征收所得税。

　　（2）税率。采取14级全额累进制，分级计征，最低税率为5%，最高税率为30%。

　　（3）减征优惠。对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部门，分别给予减征所得税10%至40%的照顾。

这就是一个扶持公有制发展的税收政策。

然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如何呢？

官方《财政税务志》的记载如下：

官样文章用干巴巴的文字，记载了这场短命改革的一系列事实：

1949年建国，经过三年发展，经济繁荣了，税收却减少。政府不得不修正税制，“公私一律平等”，取消了对公有制企业的优惠，以扩大税源。然而不到一年就又恢复老办法。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对公有制企业的优惠措施里有这么几条：

这就是政策。它扶持公营企业，压制私营企业，促进社会向公有制转化。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措施导致商品流转环节减少，批发营业税流失，这是直接代价。

上有政策，那么下边有些什么对策呢？

刚刚经历过“三反五反”的私营企业一边呼吁公平税负，一边大量挂靠，分享国营企业的优惠政策，也就是所谓“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方式也有较大改变，由国营企业委托加工、代购代销、包销等业务日益扩大……”

政策执行了三年不到就税收严重下降。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社会主义建设样样需要钱，收来的钱不够花销，干不下去了，必须要阻塞漏洞，保障税收。

1952年9月，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主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修改税制，主旨是简化税制和保税。

这个税制最大的调整就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税制调整方案于1952年12月向周恩来汇报并由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以中财委主任陈云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1953年1月1日推行。

开拓财源保障国用是好事了吧？可是且慢……

有人得益就有人吃亏，这个改革谁吃亏了呢？取消了优惠政策，当然是国有企业吃亏，这可是亲儿子呀。

说到中国历史上对亲儿子的优惠，无过于明朝，朱元璋给了58位宗亲免税优惠，到嘉靖四十一年就有28840人连同挂靠他们的农户都享受这一政策，弘治年间全国一半的耕地都享受优惠政策而免税了。（有兴趣了解这一段的可以去参考在下的农业税帖子，抱朴仙人:【原创】简说农业税以及取消农业税的缘由和后果这里不多评论）

享受优惠政策的人，他是不会因为优惠政策而感激任何人的，他只觉得这是天经地义，是他该得的。国用不足关他屁事，你皇帝自己想办法去。但是你想取消优惠政策他就要拼命，要上纲上线说祖宗遗法不可废，跑到太庙去哭灵，说你不配做太祖的子孙。

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才是国本。动摇国本，这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不是几块钱的问题（其实确实就是钱的问题）。

1952年这次也没两样。被侵犯利益的人祭出来的法宝仍然是经济问题政治化。

北京上海纷纷反对，说是新税制导致物价上涨，造成抢购，造成上访。

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向明更是联合其他人上书中央：“我们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划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也很有个人特色。“这事儿中央没讨论过，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而且也没看懂为啥要这么做，无怪乎向明搞不明白……”

问题一下子政治化了，不再是调整税种和征收范围的具体行政事务，是不尊重中央的路线错误。

既然抓住由头就按路线斗争的搞法来干，首先当然是削减内阁权力：

撤销政务院总党组；

规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向中央汇报；

削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权力，只让他负责外交，计划工作和八个部的权力分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饶漱石管人事劳资；

召开财政工作会议，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在大会作检查，接受揭发和批判；

免去薄一波财政部长职务，任命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长；

恢复税制上的扶公抑私，差别税率，实际是回到老办法去了。

这就是《财政税务志》上述那三百个字后边的大风波。

路线斗争虽然是大是大非，可它变不出钱来，钱仍然不够用怎么办？

新任财政部长邓小平的措施也很有个性，一共六条。

“一归口；二包干；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必上缴；四精简人员、严控编制；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严格财务监察。”

语言特点是简明，基本原则是谁的孩子谁自己抱回去养，吃得起米的吃米，吃不起米的吃糠，养成什么样我不管。完全是邓氏风格。

这六条言简意深，值得多说几句，为各位无米下锅的当家人启发一下思路，做个参考。

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

前任薄一波面临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税源流失依旧，税收不足依旧。一大帮孩子围着一口清汤寡水的大锅稀粥流口水，谁都吃不饱，而且这口锅还漏……

薄一波的思路是堵住大锅的漏洞，各家孩子再把自己兜里的米也放点到大锅里来，大家一起喝。这其实是个负责任的办法，美中不足就是把大家的觉悟想的高了一点。结果谁都不肯拿出米来，还要大骂火头军，老爹知道了孩子们在乱吵一气，也不满意。部长犯了众怒，稀里糊涂弄成了路线错误，下台了。

前任已经倒台，问题尚未解决，怎么弄才能让各方都不嚷嚷呢？邓小平的六条办法是貌似业务办法的纯政治解决方案。

你们不是怕丢权吗？归口！谁的困难归谁自己解决，不要到我这里来吵。

还想要权？包干！给预备费，拿了这点钱自己去找饭辙，省下来的都算私房钱，不必上交。这就是大锅里给每人舀一勺稀饭，谁管你吃不吃得饱？还要糊弄你说你要是有本事不吃粮食，省下来都归自己。

毕竟还有人喊饿。于是新任火头军就开骂了，谁让你那么能吃？要精简人员，压缩胃口！

最后，不是说不尊重中央吗？还不是因为老大也没私房钱花？这好办，留总预备金，老大说给谁就给谁！

根本问题没解决怎么办？

好办，假装它不存在就完了。

把自己手里的权分完，把自己手里的钱送完。你看都是这点钱闹的，没钱就没矛盾了吧，两手一拍，以后我只管监督你们。于是邓大人当了9个月财政部长，从容而去。

这个基本思路和处事方略，以后邓大人还多次使用过。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这件事直接让高岗、饶漱石误以为刘少奇、周恩来在合作化问题上犯了严重路线错误，已经失势，于是动手取而代之。邓小平刚刚新任财政部长，地位上升，自然是拉拢的对象，于是去拉拢之，许诺以副总理之位，却不料被邓小平举报，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一段大家比我熟悉，就不说了。

最终的政治事件是个大事件，是所谓大阴谋，可是这个大阴谋的导火索，却只是私企挂靠国企揩油税务优惠政策导致的税收不足。

所以什么阴谋论呀大棋论呀，我是不太相信的。很多事只是走一步看一步罢了。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事后再来说自己当年如何深谋远虑明见万里，也无非是些先开枪再去在弹孔周围画靶子的勾当。

而且对老百姓来说，大棋论阴谋论还有个大隐患。这个神秘的思路的另一张脸其实是上纲上线把小事说成是大事，把失误说成是恶毒阴谋，来打击异己。那个著名的弄坏蹄铁输掉战争的铁匠，在这种理论的光芒照耀下，决计逃不掉现行反革命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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