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夏王朝---从疑古说起 -- 夏商楚歌
夏--大禹死后，曾将大权交给伯益，此人是成汤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德高望众，经过一些变故后权力交给了大禹的儿子启。
启死后交权给儿子太康，有个翌（益？）夺权了，经过启的儿子两位兄弟间一些变故后总之权力重回孙字辈相、重孙辈少康的手中，并且在他们的治理下发生了“少康中兴”，人民安居乐业。
商--成汤死后，曾将大权交给伊尹，此人是成汤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德高望众，经过一些变故后权力交给了成汤的儿子太丁。
太丁死后交权给弟弟外壬、不久又传位给其弟中壬，中壬死后交权给成汤的孙子太甲。这个过程中，伊尹攝政，有点象是那个翌（益）夺权，经过太甲一些努力变故后总之权力重回孙字辈太甲的手中，并且太甲真正掌权之后变成了一个英明的君主，商代此时依然强大，人民安居乐业。
周--文王死后，传位给儿子发，不久发死又传位给儿子诵。这时发帝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攝政，此人是成王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德高望众，经过一些变故后权力交给了发的儿子诵。成王死后又传位于康王，总之权力重回孙字辈诵和重孙辈的康王手中，并且经过这两个人的治理，西周迎来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时期，人民安居乐业。
三个不同的朝代，传承的结构和过程是一样的，重要人物的地位、相互关系、时代环境、社会生活状况都是高度一致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攝政的大臣、中兴之君的名字都十分地接近。
传统史学告诉我们，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都有一个交权之际的局部战争，当然过去都认为这是各自独立的三个不同朝代的事，不相关。可是持“夏商一体论”观点的一派看来，这三者是个重叠的事件。
从这表面上看上去不同的三个战争的原因、经过、地点、参与的角色、结果等几个方面，考证其同一性。
夏打唐：舜时就发生过攻丹朱，战于丹浦（一条河边）的事件。而丹朱就被封于唐。
大禹准备交权给儿子启的时候，有扈部落不服，搞起了动乱，所以启起兵将其打败。
这个有扈部落，是大禹的同姓，有一说是启的同父异母的兄长。对这个事件自古明显有两种不同立埸的评述，一种认为有扈氏是为义而亡，一种是不服而亡，禹征有扈，以行其教。但实质上都是同族内部因权力的争夺所发生的争斗。
有扈氏是少皋挚的后代，纪于鸟，为农正。这明显是讲和周是一个氏族，周的先祖稷就是一位农正。同时又有记载说有扈氏也为子姓，所以，所谓夏时的有扈氏就是商时的子姓氏族、周时的姬姓氏族，其实就是一个宗族，不同的名称并不意味着是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
夏打有扈的地望有记载说是战于甘，一条河边，曾有《甘誓》，一说在陕西的户县，一说在河南的洛阳，一说在河南的原阳。
商打唐：商汤本身就叫成唐，成汤在取得权力的过程中，也发生过攻打葛、韦、顾、昆吾的事件，这几个部族也是夏的部族，和有扈是一回事。不同史料对这个事件同样也有两种不同立埸的评述，一种认为：“ 夷羿篡弑矣， 昆吾雄伯矣”，一种认为昆吾是成汤大业的障碍。
商汤也是和这些夏族是同族同宗，特别是“顾”、“扈”、“葛”等都接近，几个部族的地望也都在河南中东部一带，这也是同族之中因争夺权力面发生的内部争斗。
周打唐：周武王在取得权力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攻打崇的战争，而这个崇就在秦晋之间，而《通志-氏族略》更直接说：有扈氏，夏为扈，商为崇。所打的部族也是同一个地方。陶唐尧所治地终虞之世以为号，故曰自虞以下。
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载，帝尧裔孙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迁于杜邑时称杜伯。周成王灭唐后，唐国后人被改封于杜。武王死，发生唐乱，成王灭唐，封其弟于唐。这埸争斗显然也是周族内部的一次权力争夺的战争。
再看三代的几位太保、太师的人物。
周之姜太公：引用一下网上现成的资料：周文王的太师叫姜太公，吕姓、字子牙、名望、号飞熊。七十多岁辅佐文王，起于市井，从事过贩肉开店之类的活计。连文王算在内，共佐过四任国王，是四朝元老。是佐大禹治水的伯益的后代，被封在吕地，故姓吕。更有说是伯夷的36世孙。
《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这当中都讲到一个“辟纣”的事件，显然孟子没有将“纣”当成是一个商代的国君，而是一个需要回避的大人物。所以对所谓的“商纣”的准确含义还需要讨论。
《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
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
《后汉书.郡国三》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
《水经注.汶水》云：“（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
《水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
究竟那部史料说是准确的？据史籍和当代有关专家的考辨，认为东海说根据较为确凿。就是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当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东海上人’之义。据齐国国都，当今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现今日照市。据姜太公分支后裔卢氏宗亲世界研究会（含韩国等国外卢氏）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日照市。
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省日照市。
商汤之伊尹：
伊尹为商初大臣。名伊（另说名挚），别名“阿衡”、“保衡”。尹为官名。说挚又叫玄嚣，和苍林同姓姬。当然，在夏商分家论下，同时也说这个挚不是生活在商代的挚，而是在早前夏朝前的挚。出仕前，也是在民间当普通的劳动者，曾在“有莘之野”躬耕务农。他的父亲是个既能屠宰又善烹调的家用奴隶厨师，和姜太公长于处理肉食的职业接近。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伊尹是依水而生的，故命名为伊，而他的母亲就是那个采桑的女奴。伊尹生于“空桑”这个地方，是古代地名，因有大片桑林而得名，又因是商代名相尹和圣人孔子的出生地而出名。
传说伊尹为了见到商汤，遂使自己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说汤而被用为“小臣”。后为成汤重用，任阿衡，委以国政，助汤灭夏。汤死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即太甲即位，汤孙太甲为帝时，因不遵汤规，横行无道，被伊尹放之于桐宫（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另说今河南省-虞城东北），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3年后，迎回太甲复位。死于沃丁时。他为商朝理政安民60余载，治国有方，权倾一时，世称贤相，也是四朝元老。伊尹卒于亳（今山东省-曹县南），享年百岁。
夏之伯益：
伯益亦作伯翳、柏翳、柏益、伯鹥，又名大费。古代东夷族首领少昊之后，和周是同一个祖先，嬴姓诸国的受姓始祖。他也是历经四任王朝的太保，是大禹的重要大臣，也有和大禹的儿子权位相让的生动故事。伯益，《尚书》称益，《史记》称大费、柏翳，又称伯翳，《世本》、《汉书》称化益、伯益。“少昊之后伯益也”《国语。郑语》。伯益的职业也是和牛马有关，《史记秦本纪》“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
专家考证偃、赢同源。如无误，那么偃、赢、伊三姓实为一姓。伯益的势力范围和姜太公一样也是位于山东省日照地区。周武王封兹於期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是也”。尧王城遗址前期有可能是少昊都城，后期有可能是伯益的都城。日照汤谷太阳文化源旅游风景区内的天台山上有伯益挖的井，人称“益井”。也有一说伯益之称大费，大概是因为他居住在封国费地，且其后嗣以费为氏的缘故。
伯益所封之费国，至今已不能确指，但其所居之费与皋陶所处之曲阜相距甚近，均在少昊氏族活动范围之内，这又和商之伊尹的活动区域重合了。这几个关于早期农官的表述可以看上出并不存在夏商周这样的传承顺序。
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礼记.祭法》：“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这几处记载都讲在夏之前的烈山氏时就已经高设立有专管农事的职官，叫稷。
而到了夏时，“周弃”开始继任这一种官职，并且自商以来都要祭祀“周弃”。从这些记载中你根本就读不出来所谓的夏商周前后三代的关系。
而司马迁一方面说夏桀为成汤所灭，一方面又留下夏桀为大禹所流放的线索，史料都说商纣为周武王所杀，可也有史料说汤将商纣流放到大水。这些线索作为后人进行古史研究时，不能简单地不加考证而加以否定，成为扼杀中国远古历史真象的刽子手。
夏商周三代的对接，其中夏周的对接相对直观一些，如大禹对文王、启对发等，而商的对接有点不同。在这三个古史记载体系中，前两个都比较突出大禹和文王的特殊地位，而商体系中却是突出的成汤，而这个人物身上所附着的事实和大禹、文王不同，所以在三代的对接中是最为困难的一个环节。
但是，中国记载史籍的人不同，时代不同，机构不同，自然不可能在没有确切材料基础上写出同样的史籍，所以我们可以在不同材料中看到不同记载。
夏-大禹，履已，有两位夫人，交权给太保伯益，后权归儿子启，启打有扈等兄族。
商-主癸，履癸，几位夫人不知，有个儿子叫成汤，也叫武王，有个太保叫伊尹，助成汤完成东征昆吾的大业。
周-文王，出生也和履有关，有两位夫人，交权给太保伯禽，后权归儿子发，又叫武王，发也打兄弟部族管叔鲜等。在这三个平行的结构中，初始都有相同的发展轨迹。如果我们将夏朝结束后接上商朝的开始，汤这个人物就必须上串下跳。
可怜的汤既要对付夏的最后国君夏桀，又要承担商启的职责，对兄弟部族昆吾进行平叛；而最后商的结尾的人物也是必然要发生重合。
所谓帝乙的故事，如同大禹、成汤、周文王故事的翻板。
帝乙也有个儿子叫微子启，有个差劲的儿子叫受德，也叫帝辛（商纣）。为了能和周对接，对付这个纣王只能由周武王出面。但是周武王还要对付兄弟管叔鲜（辛），只好将本来为一件史实的兄弟部族动乱变成两个不同的事实了。
古史的记载中确实存在字面不同的史实故事，时期也是大体相当，表面化的对接也最终实现了较为平滑的对接，造成千百年来人们尽管发现三代古史有模糊混乱之处，却总也找不出具体的毛病来。
目前国内学界对夏的问题有三大类的论点，一；三代分论，二；夏商一体论。三；三代一体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原因就是研究方向差距过大，以前记载史料的都是儒生，为政治需要的确是曲笔不少，造成今天的疏理工作极其困难。而且传统上始终是把夏，商和周定性为三个上下更替的朝代，这是研究战略的方向问题，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疑点指出方向不对。如果我们还按以前的方向研究，怎么都走不出误区。
举例；史料上有记载史上曾有一个“夏伯”、一个“商伯”，主流的专家们都将这两人分别当作是夏朝的诸侯和商朝的诸侯，按照主流理论夏商分别为两个不同的朝代来论，这个“夏伯”和后来的“商伯”肯定是两个不同的古代部族，年代上也相差几百年。可就是在古史料的记载上，这两个人却竟然是同一个部族同一个祖宗同一个时期的人物，这无疑使不少学者怀疑是否夏商一体？
另外；昆吾是夏伯，彭祖是商伯，可都是祝融之后，按照不同的记载两个伯却至少都成了陆冬的儿子。
几千年来我们读史都是顺着读，书上写着什么只会直接领会当今字面上的意思，这自然就读出了夏商前后论。可是古中国并没有一个绝对权威大一统的官学史学机构，那些古记载并不是这样的机构所记录，所以往往同一件事也会有多个字面不同的记载流传下来。作为后人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这些古书？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舜让位于禹这个占卜仪式的主人，同时就叫殷汤。这更是持夏商一体一派的关键证据。
看看史料的原文；《尚书-大禹谟》中有关于舜选大禹当接班人时的拍板过程：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従。”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従，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 帝曰：“毋！惟汝谐。”
大禹不同意，说是要占卜仪式后才能定。《水经注-洛水》中就有后来这个占卜仪式的记录，总之是吉祥得很。因为在大禹时代“徙主祏于周庙”，君主变更上台都要在石制的宗庙中举行仪式后才能正式履行权威。大禹上台时，也是先到尧台上举行了这种石室中的仪式后才名正言顺君临天下的。所以古人在记载这一事件时，用了“禹生于石纽”的字面，并不是指大禹真的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而是讲履行了正规的仪式，不是夺权上台。
既然继位，大禹肯定要名正言顺，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可是问题就出现了。主持石室仪式的人名叫作；汤。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汤不是商代的吗？怎么跳到大禹并行的时代去了？还给大禹主持石室仪式？穿越吗？
如果现在还是硬要说夏和商以及周是更替的朝代，那么诸多疑点谁能解释清楚？看看吧。
大禹--其父名鯀，子姓，母家为有莘氏，父为前朝君王舜所杀。大禹出生时就有瑞圣，“足文履已”，也就是脚板上长有八卦的图样。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文命”，有些文明始者的意味在里边。大禹一直都是当大臣的，应是三公当中的一位角色。舜对接班人的选择以贤为首，儿子商均不够格，让给大禹。
舜的晚年曾发生过“三苗”的动乱，大禹以政治军事的办法将其平定。大禹的功勋在于治水、定九州，一统江山，国富民强。大禹的实际君权，是从别人那里取得的，写史都说是“众望所归”。
大禹为“治水解祷，以身为质”，具体是当作共工的人质还是另有具体的故事，史料没有细说，但留置了这个模糊的线索。还有一说是曾为治水而“勒子”，说明大禹并非只有启一个儿子，启或许也是其二公子。大禹出外视察时而死，启接位。
再看看成汤--其父名主癸，子姓，母家有莘氏，父亲命运不清，其出生时就有没有瑞圣不知，也没有讲是不是脚板上长有八卦的图样，但名字却还是取个“履”字。成汤本人的瑞圣是“汤臂再肘”，断了还能再生。他还有六个名字叫“大乙”之类，也有些文明始者的意味在里边。成汤也是一直都是当诸侯的，有自已的封地。
前朝君王交权交给不肖子夏桀，一点不贤，成汤为天下计，造反夺权。成汤曾经为夏桀关押。成汤在位时也曾发生过“东夷”的动乱，成汤以政治军事的办法将其平定。成汤的功勋在于求雨、定九州，一统江山，国富民强。成汤的实际君权，也是从别人那里取得的，写史都说是“众望所归”。成汤为“求雨解祷，剪发断爪”，为老百姓舍生忘死。成汤死后，也是长子死得早，由第二子接位。
接着继续看周文王--其父名喾，子姓，母家有莘氏，父亲也为前朝君主文丁所杀，命运不好。文王出生时就有瑞圣，长有四乳。其名为“昌”，号为文王，也有些文明始者的意味在里边。周文王也是一直都是当诸侯的，有自已的封地。前朝君王交权交给不肖子商纣，一点不贤，文王为天下计，造反夺权。文王也曾经为商纣关押。文王在位时也曾发生过“东夷”的动乱，武庚、管、蔡三个部族搞动乱，武王以政治军事的办法将其平定。
成汤的功勋在于以礼仪治天下，以德一统江山，国富民强。文王、武王的实际君权，也是从别人那里取得的，写史都说是“众望所归”。
文王死后，也是长子死得早，由第二子接位。这三个按传统理论时跨千年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朝代的君主，他们之间有如此众多的相同之处：
第一，三人的父亲名字发音都很接近，并且都可考证为同一祖先，而且都为子姓；
第二，三人母家姓氏相同；
第三，两人父亲都为一个和“文化”有关的帝王所杀；
第四，三人都曾被一个对立方所关押；
第五，三人几乎都曾面对前朝君主的不肖儿子的困扰，并从其手中夺权；
第六，三人几乎都曾面对国内三支部族的的反抗和动乱；
第七，三人都是功勋卓越的开创性英明的国王，古史传颂；
第八，三人死后都是由第二个儿子接任权位。
历史或许有些错位，角色也有混杂，时间也有前后，但大的历史时期却不会相差太多，都是一个朝代的事。舜有大禹、汤有伊尹、文王有姜太公，其中特别是舜，几乎完全就是大禹的再现，其中的交织重合让人怀疑。
舜本就不是一个正宗的继任者，又交权给大禹这个不正宗的继任者。但若以舜为一个基点，则舜、汤、文王三人的角色也是同类，而大禹、伊尹、太公三人也是同类，都是前君的大臣。
舜有十个儿子，文王也有十个儿子，舜在位五十年，文王在位也五十年，成汤在位说法多，都不足五十年。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引人注目，就是这三对君臣六人的寿命都很长，全都接近百岁，全都是在老年时代担当重任。
大禹以治水为最有名望，儿子启也助治有功，而伊尹这个大臣也是很能治水的。在商人的体系中，冥和亥这对父子也是治水的英雄，似乎夏之治水和商之治水也有内在联系。
这些本应用联系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古史资料，在主流传统理论那里成为互不相关的独立事件，造成人们一直在夏商周三代论里犯迷胡。
有关帝喾的相关古史记载为例，和喾重名的不同说法就有起码三种以上，而关于他的儿子，则至少有二十多种以上不同的名称，特别是季历的不同说法为最多，不下七八种之多。因古字难打，没法在此例举。
文献中所讲的夏，其社会究竟发展到怎样的水平?是不是确实已进入了国家状态?是否确如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述的那样有了一个具有严密王位继承体系的王朝(尽管《殷本纪》已被殷墟卜辞证实，令人们相信《夏本纪》也应并非虚构)，仍需要进一步通过考古工作与新的考古发现来验证。
此外，由于现存有关夏的文献记载所能告诉我们的，也只是一些粗略的信息，从狭义史学角度来做研究，恐怕不适宜在现有的有限文献史料基础上做过分发挥、论说，诸如仅凭有限史料即论其社会形态，论其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等等。
在夏史研究上最重要也是首要的任务，仍是做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即通过科学的考古学研究去证实确切是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并深化对其内涵的认识。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上，是否如上举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二里头文化完全是因为文献记载才被说成是夏文化呢?这样讲并非完全不合实际。
相当多的把二里头文化视做夏文化的中国考古学家，其立论根据，一方面是二里头遗址中已有能显示其文明化程度的遗存，如规模较大的成组的夯土宫殿群基址，附近有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这已具有古代中国都城遗址的特征；
另一方面，二里头墓葬中出土有成组的青铜酒器(如四期墓中出土的爵、斝的组合)，已可归入古代中国特有的礼器制度的范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已有了供一次性消耗的镞，也反映了青铜铸造业已有了一定规模。这些文化遗存反映出二里头文化所属社会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化程度。
只是仅据这几方面来显示一个较发达的、已有了国家与王朝的文明社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考古学家之所以仍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显然是考虑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恰可与早商文化相衔接，在文化遗存形态上有某些相近处。
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又恰恰在文献所记夏王朝时期夏人主要活动区域之内(注：1959年徐旭生先生曾带领几个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寻访“夏墟”。在他动身以前，曾先仔细梳理了文献中有关夏代地名的史料。经过分析，他确定与夏代都邑有关的区域中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河南中部洛阳平原及附近地区，特别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地带；
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约霍县以南)一带。根据此种判断，他认定夏民族早期活动的中心在上述第一个区域，即河南中部，并由此经过艰苦的步行调查在这一区域发现了著名的二里头遗址，揭开了夏文化探索之序幕。)。
很显然，这的确是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得出的一种推断，不能否认历史文献因素对于将二里头文化认作夏文化的作用。
问题是做这种推断是不是科学?对此似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去回答。
其一，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
自然，从严谨的治学角度看，将二里头文化称为夏文化，还应该只是一种有一定根据的说法，而不是定论。夏文化还在探索中，还需要有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作为依据加以确认。
其二，在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探索中，完全摒弃有关夏的历史文献去思考，既是唯心的，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作为一种早于早商文化而又有许多不同于早商文化特征的文化，二里头文化恰恰坐落于文献所载夏人活动圈内。所以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不失为一种颇具可能性的解释。如果完全无视文献记载，正如上文所言，实非科学态度。
其三，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人(古代夏民族)的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王朝时夏人的文化(即二里头文化所属社会是否已达到国家水平)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对前者，即使是就现有考古发掘资料，亦已可结合文献对夏的记载进行讨论，并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看法；后者则有待于今后更深入的考古工作来验证。
对于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未能保持独立性的批评，也可以从研究方法角度考虑其合理成分，至少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在从事原史或历史考古学研究时，不要在文化遗存揭露得尚不充分、所取得的考古资料尚不十分充足，而且对所揭露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尚未能做深入研究时，即牵强附会，与有关文献强做联系。
二是在采用多学科方法具体研究某一原史或历史考古学课题时，应尽可能地保证各学科研究手段与方法的科学性。
文献中所讲的夏，其社会究竟发展到怎样的水平?是不是确实已进入了国家状态?是否确如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述的那样有了一个具有严密王位继承体系的王朝(尽管《殷本纪》已被殷墟卜辞证实，令人们相信《夏本纪》也应并非虚构)，仍需要进一步通过考古工作与新的考古发现来验证。
此外，由于现存有关夏的文献记载所能告诉我们的，也只是一些粗略的信息，从狭义史学角度来做研究，恐怕不适宜在现有的有限文献史料基础上做过分发挥、论说，诸如仅凭有限史料即论其社会形态，论其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等等。
在夏史研究上最重要也是首要的任务，仍是做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即通过科学的考古学研究去证实确切是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并深化对其内涵的认识。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上，是否如上举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二里头文化完全是因为文献记载才被说成是夏文化呢?这样讲并非完全不合实际。
相当多的把二里头文化视做夏文化的中国考古学家，其立论根据，一方面是二里头遗址中已有能显示其文明化程度的遗存，如规模较大的成组的夯土宫殿群基址，附近有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这已具有古代中国都城遗址的特征；
另一方面，二里头墓葬中出土有成组的青铜酒器(如四期墓中出土的爵、斝的组合)，已可归入古代中国特有的礼器制度的范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已有了供一次性消耗的镞，也反映了青铜铸造业已有了一定规模。这些文化遗存反映出二里头文化所属社会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化程度。
只是仅据这几方面来显示一个较发达的、已有了国家与王朝的文明社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考古学家之所以仍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显然是考虑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恰可与早商文化相衔接，在文化遗存形态上有某些相近处。
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又恰恰在文献所记夏王朝时期夏人主要活动区域之内(注：1959年徐旭生先生曾带领几个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寻访“夏墟”。在他动身以前，曾先仔细梳理了文献中有关夏代地名的史料。经过分析，他确定与夏代都邑有关的区域中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河南中部洛阳平原及附近地区，特别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地带；
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约霍县以南)一带。根据此种判断，他认定夏民族早期活动的中心在上述第一个区域，即河南中部，并由此经过艰苦的步行调查在这一区域发现了著名的二里头遗址，揭开了夏文化探索之序幕。)。
很显然，这的确是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得出的一种推断，不能否认历史文献因素对于将二里头文化认作夏文化的作用。
问题是做这种推断是不是科学?对此似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去回答。
其一，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
自然，从严谨的治学角度看，将二里头文化称为夏文化，还应该只是一种有一定根据的说法，而不是定论。夏文化还在探索中，还需要有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作为依据加以确认。
其二，在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探索中，完全摒弃有关夏的历史文献去思考，既是唯心的，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作为一种早于早商文化而又有许多不同于早商文化特征的文化，二里头文化恰恰坐落于文献所载夏人活动圈内。所以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不失为一种颇具可能性的解释。如果完全无视文献记载，正如上文所言，实非科学态度。
其三，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人(古代夏民族)的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王朝时夏人的文化(即二里头文化所属社会是否已达到国家水平)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对前者，即使是就现有考古发掘资料，亦已可结合文献对夏的记载进行讨论，并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看法；后者则有待于今后更深入的考古工作来验证。
对于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未能保持独立性的批评，也可以从研究方法角度考虑其合理成分，至少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在从事原史或历史考古学研究时，不要在文化遗存揭露得尚不充分、所取得的考古资料尚不十分充足，而且对所揭露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尚未能做深入研究时，即牵强附会，与有关文献强做联系。
二是在采用多学科方法具体研究某一原史或历史考古学课题时，应尽可能地保证各学科研究手段与方法的科学性。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中国，这一阶段的下限，应该包括典籍中记载的夏代。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夏代已有了真正的文字，但现存的西周以后的历史典籍中，却存在着描述这一阶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如《尚书》中的《周书》与《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等。
因此，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努力探讨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即应在此阶段内。顺便说一下，大家熟悉的断代工程其实是中国文明起源工程中的一个分项。
在中国，原史考古学有着如何科学地对待有关历史文献的问题。无论国内学界还是国外对夏史的批评有以下几点。{注；许宏《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认为夏或夏王朝的存在只是传说而非信史，尽管夏被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述及，但是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其记载。
二里头遗址虽发掘了很长时间，但并未有如同商代甲骨卜辞那样的东西出土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在缺乏足够证据之前，对于夏只能存疑。
2.周代文献中，如《尚书》，虽有关于夏的记载，但多是出于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
3.有关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资料只是被削足适履地用来解释后来关于夏的历史记述，而并非让资料本身说话。
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二里头遗址表现的社会就不会被称作具有国家水平的社会。
有的批评意见甚至认为，夏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由此可知，如何对待夏史研究，如何进行夏文化探索，实际上也即是应该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开展中国原史考古学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科学的纯洁性与科学性，是迫切需要澄清的。
以上三点有些是应该重视，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中迄今没有发现可以确切称为文字的资料，不能像殷墟甲骨刻辞证实商王朝那样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和凿实夏文化，这当然也是目前将对夏文化的考古研究归入原史考古学的原因。
此外，二里头遗址如果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应具有相应的规模，但迄今其总体布局情况尚不十分明朗，王陵等大规模的贵族墓地尚未发现。
此外，从聚落考古角度看，二里头遗址与其周围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间的层级关系亦尚未明确。因此必须通过获得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与对可能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存做更深入的研究来证实夏文化及夏王朝的存在。
然而，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虽尚属探索阶段，并不能简单地随意否定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的真实性。在对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进展状况给予客观、科学评价的同时，也应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记载“夏”的文献，现存最早的为《尚书》中的部分篇章，例如《召诰》、《多士》、《多方》、《君奭》及《立政》、《吕刑》。其中《召诰》记录召公与周公的谈话，《多士》、《多方》为周公训告殷遗民及其他被征服者，《君奭》为周公诰召公，《立政》记载周公告诫成王，《吕刑》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穆王时讲刑律的文章。
根据文章的内容与遣词用句等文辞格式，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以上诸篇确为西周早期至中期时的文字，均不怀疑其可信性。夏民族的文化英雄般的首领与夏王朝的建立者禹的名字，亦见于《诗经》中西周诗篇与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中。
被学者们视为至晚于战国时期成文，对研究中国先秦史有着非常可靠的史料价值的史书——《左传》与《国语》中，不仅有多处记载了春秋时人有关夏的言论，并且《左传》中还有多处文字是直接援引《夏书》的。
《夏书》为东周时人将记载夏人词语的一部分“书”汇编而成的书(注：参见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96年)第1章第2节。)。这种“书”显然不会是夏代的文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相信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朝代。
这就是说；夏的存在在西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是与较具体的史实联在一起的，而不是模棱、含糊的。如《尚书.多士》中记周公训告殷遗民曰：“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于是天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这说明周人清楚地了解夏人政绩败坏、商人革了夏命。
《左传》襄公四年与哀公元年还记载有夏史中一些极为重要的史实，如羿代夏政，寒浞杀羿，生子浇、豷，灭斟灌及斟寻氏，灭夏后相，以及相子少康灭浇、后杼灭豷等，这些都不见于《史记.夏本纪》的事件。这些记载的详细程度，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些具体史事记述应该本于成文年代更早的文字记录。
此外，公元281年在汲县古墓中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现存辑佚本(即古本《竹书纪年》)中也保存了较多的夏史记录，所载世系与《史记.夏本纪》所记大致相同，与战国晚期时赵国人所做《世本》(注：《史记.赵世家》集解引《世本》曰“今王迁”，王迁为赵国末君，前235年至228年在位。
《世本》很可能是成于此时段的赵国史书。)也近同。这部竹书中还记载了夏代诸王都邑所在，特别是记载了夏与东方诸夷的密切关系，甚至还有夏代一些王的在位年数与夏积年数。
此外战国时期的诸子书(如《孟子》、《庄子》、《墨子》等)、《战国策》及《山海经》等亦均曾言及夏的历史。
战国时期列国史官所著史书均当本自各国各自的历史档案，未必出自一辙；战国中晚期学派林立，师从关系歧异，而不同学术体系的私人著述中都讲到夏的历史。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夏史故事渊源有自。不妨想想。如果诸子百家都在扯蛋，那么为什么同样扯到夏？难道大家商量过一起扯一个夏出来骗天下人吗？要知道诸子在学术问题上可是论点不同的。扯蛋前商量的可能性等于零。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上举先秦典籍中有关夏的多种文献记述可知，对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人来讲，历史上有夏人(即夏民族)和夏人政权存在是个常识。
如果将多种产生于不同地域文化系统或不同学派渊源的先秦文献关于夏的记载均简单地说成是虚构，甚至将夏说成是“神话”(注：艾兰：《关于“夏”的神话》，载《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与中国先秦文献对夏的记述实况反差太大，而且这种推测由于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因而自身也成了一种很难令人信服的假说。
何况3000年前西周早期人已讲到夏，他们距夏末的时间，相当于我们今日距明代早中叶之际，并不太久远，完全虚构的可能应该并不大。
那么，国外学者评论认为西周文献中的夏是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代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注：《尚书.多士》记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从今日所见殷墟甲骨刻辞情况亦可相信商人肯定会有毛笔墨书的成文且文字较多的简册(甲骨文中的册字作■形，诸家皆认为即是本于简册形)，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史书”，否则何以会有见于卜辞的严整的王世记录。)而且收在《诗经.商颂》中的《长发》是春秋时期商人后裔宋人歌颂其先祖业绩的诗，其中也咏及“武王”(成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关于认为夏是中国人的信仰的说法，也与历史实际情况不合。中国古代对夏的看法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而从《夏本纪》中实难看出司马迁是将夏当成一种“信仰”。
众所周知，《史记》有《五帝本纪》，以传说笔法记录了传说时代的圣王。
在司马迁看来，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等有关上古“圣王”之说皆非虚妄之言(注：见《史记.五帝本纪》卷末司马迁之赞词。)，
就是说他认为早在夏之前即有对华夏文明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如果认为《五帝本纪》是树立一种传说中的圣王形象倒还可以说得过去。
在司马迁笔下，终夏一代，除用了较大篇幅记述王朝最早的君王禹之事迹外，自禹子启始直至桀，皆记录极简，并无一位“圣王”，也就根本谈不上崇拜。所以，说司马迁是为了信仰与迷信而造出夏显然与其史学思想与思维逻辑不合。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中国，这一阶段的下限，应该包括典籍中记载的夏代。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夏代已有了真正的文字，但现存的西周以后的历史典籍中，却存在着描述这一阶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如《尚书》中的《周书》与《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等。
因此，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努力探讨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即应在此阶段内。顺便说一下，大家熟悉的断代工程其实是中国文明起源工程中的一个分项。
在中国，原史考古学有着如何科学地对待有关历史文献的问题。无论国内学界还是国外对夏史的批评有以下几点。{注；许宏《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认为夏或夏王朝的存在只是传说而非信史，尽管夏被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述及，但是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其记载。
二里头遗址虽发掘了很长时间，但并未有如同商代甲骨卜辞那样的东西出土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在缺乏足够证据之前，对于夏只能存疑。
2.周代文献中，如《尚书》，虽有关于夏的记载，但多是出于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
3.有关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资料只是被削足适履地用来解释后来关于夏的历史记述，而并非让资料本身说话。
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二里头遗址表现的社会就不会被称作具有国家水平的社会。
有的批评意见甚至认为，夏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由此可知，如何对待夏史研究，如何进行夏文化探索，实际上也即是应该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开展中国原史考古学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科学的纯洁性与科学性，是迫切需要澄清的。
以上三点有些是应该重视，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中迄今没有发现可以确切称为文字的资料，不能像殷墟甲骨刻辞证实商王朝那样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和凿实夏文化，这当然也是目前将对夏文化的考古研究归入原史考古学的原因。
此外，二里头遗址如果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应具有相应的规模，但迄今其总体布局情况尚不十分明朗，王陵等大规模的贵族墓地尚未发现。
此外，从聚落考古角度看，二里头遗址与其周围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间的层级关系亦尚未明确。因此必须通过获得更多的考古新资料与对可能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存做更深入的研究来证实夏文化及夏王朝的存在。
然而，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虽尚属探索阶段，并不能简单地随意否定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的真实性。在对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进展状况给予客观、科学评价的同时，也应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记载“夏”的文献，现存最早的为《尚书》中的部分篇章，例如《召诰》、《多士》、《多方》、《君奭》及《立政》、《吕刑》。其中《召诰》记录召公与周公的谈话，《多士》、《多方》为周公训告殷遗民及其他被征服者，《君奭》为周公诰召公，《立政》记载周公告诫成王，《吕刑》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穆王时讲刑律的文章。
根据文章的内容与遣词用句等文辞格式，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以上诸篇确为西周早期至中期时的文字，均不怀疑其可信性。夏民族的文化英雄般的首领与夏王朝的建立者禹的名字，亦见于《诗经》中西周诗篇与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中。
被学者们视为至晚于战国时期成文，对研究中国先秦史有着非常可靠的史料价值的史书——《左传》与《国语》中，不仅有多处记载了春秋时人有关夏的言论，并且《左传》中还有多处文字是直接援引《夏书》的。
《夏书》为东周时人将记载夏人词语的一部分“书”汇编而成的书(注：参见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96年)第1章第2节。)。这种“书”显然不会是夏代的文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相信有过这样一个历史朝代。
这就是说；夏的存在在西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是与较具体的史实联在一起的，而不是模棱、含糊的。如《尚书.多士》中记周公训告殷遗民曰：“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于是天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这说明周人清楚地了解夏人政绩败坏、商人革了夏命。
《左传》襄公四年与哀公元年还记载有夏史中一些极为重要的史实，如羿代夏政，寒浞杀羿，生子浇、豷，灭斟灌及斟寻氏，灭夏后相，以及相子少康灭浇、后杼灭豷等，这些都不见于《史记.夏本纪》的事件。这些记载的详细程度，使人们不得不认为这些具体史事记述应该本于成文年代更早的文字记录。
此外，公元281年在汲县古墓中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现存辑佚本(即古本《竹书纪年》)中也保存了较多的夏史记录，所载世系与《史记.夏本纪》所记大致相同，与战国晚期时赵国人所做《世本》(注：《史记.赵世家》集解引《世本》曰“今王迁”，王迁为赵国末君，前235年至228年在位。
《世本》很可能是成于此时段的赵国史书。)也近同。这部竹书中还记载了夏代诸王都邑所在，特别是记载了夏与东方诸夷的密切关系，甚至还有夏代一些王的在位年数与夏积年数。
此外战国时期的诸子书(如《孟子》、《庄子》、《墨子》等)、《战国策》及《山海经》等亦均曾言及夏的历史。
战国时期列国史官所著史书均当本自各国各自的历史档案，未必出自一辙；战国中晚期学派林立，师从关系歧异，而不同学术体系的私人著述中都讲到夏的历史。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夏史故事渊源有自。不妨想想。如果诸子百家都在扯蛋，那么为什么同样扯到夏？难道大家商量过一起扯一个夏出来骗天下人吗？要知道诸子在学术问题上可是论点不同的。扯蛋前商量的可能性等于零。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上举先秦典籍中有关夏的多种文献记述可知，对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人来讲，历史上有夏人(即夏民族)和夏人政权存在是个常识。
如果将多种产生于不同地域文化系统或不同学派渊源的先秦文献关于夏的记载均简单地说成是虚构，甚至将夏说成是“神话”(注：艾兰：《关于“夏”的神话》，载《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与中国先秦文献对夏的记述实况反差太大，而且这种推测由于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因而自身也成了一种很难令人信服的假说。
何况3000年前西周早期人已讲到夏，他们距夏末的时间，相当于我们今日距明代早中叶之际，并不太久远，完全虚构的可能应该并不大。
那么，国外学者评论认为西周文献中的夏是周人政治宣传的需要，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代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注：《尚书.多士》记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从今日所见殷墟甲骨刻辞情况亦可相信商人肯定会有毛笔墨书的成文且文字较多的简册(甲骨文中的册字作■形，诸家皆认为即是本于简册形)，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史书”，否则何以会有见于卜辞的严整的王世记录。)而且收在《诗经.商颂》中的《长发》是春秋时期商人后裔宋人歌颂其先祖业绩的诗，其中也咏及“武王”(成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关于认为夏是中国人的信仰的说法，也与历史实际情况不合。中国古代对夏的看法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而从《夏本纪》中实难看出司马迁是将夏当成一种“信仰”。
众所周知，《史记》有《五帝本纪》，以传说笔法记录了传说时代的圣王。
在司马迁看来，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等有关上古“圣王”之说皆非虚妄之言(注：见《史记.五帝本纪》卷末司马迁之赞词。)，
就是说他认为早在夏之前即有对华夏文明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如果认为《五帝本纪》是树立一种传说中的圣王形象倒还可以说得过去。
在司马迁笔下，终夏一代，除用了较大篇幅记述王朝最早的君王禹之事迹外，自禹子启始直至桀，皆记录极简，并无一位“圣王”，也就根本谈不上崇拜。所以，说司马迁是为了信仰与迷信而造出夏显然与其史学思想与思维逻辑不合。
此外，公元281年在汲县古墓中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
大禹的父亲治水没有成功，天帝命令祝融将其杀害于羽山；而几百年之后，到了成汤灭夏时，祝融又一次助汤灭夏，降火于夏城。（《墨子-非攻下》）时间上虽然相跨几百年，可是祝融这个火正官都要出来和夏王过不去.大禹的父亲治水不成而被杀，可还偏要将治水的任务又交给他的儿子禹接着干，最后还要将王权一并交出去。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高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这些记载前后有些矛盾。前面讲到禹都是同姓，后面为何到了禹又变成姓姒氏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
因为大家不怀疑司马迁，所以信之不疑。可是，夏的祖先、商的祖先、周人和祖先竟然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人，那么这三支不同的部族在地望上为什么总是挤在一处？商代的远祖专家考证后认为是帝喾，灭夏的商王成汤自是帝喾的后代。而颛顼是大禹的祖父。
照理这是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不同部落或氏族，但奇怪的是这两个并行发展的部族,居然全都与一个叫有莘氏的小国攀亲，且攀亲不止，难道这个位于河南濮阳一带的小国专出产美女？
先是大禹的父亲鲧娶了位有莘氏的贵族叫女嬉，生下大禹。过了几百年后，禹的后代也就是最后一位夏王桀，又娶了一位有莘氏的贵族，名叫妹喜，连名字都和老祖宗娶的媳妇都有几分相似。
商家一系也是不甘示弱，成汤王为了得到那位叫伊尹的能臣，也娶了位有莘氏的美女当媳妇，并将伊尹当成陪嫁带到了商，后来这个伊尹助成汤完成灭夏的大业。
《吕氏春秋-古乐》：“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空桑当在河南省陈留。《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这又指的是濮阳，距离陈留很近，有莘氏和颛顼的领地又有重合。所以有人就认为说是有莘氏与夏同姓，然而同姓结婚又不通。
《国语-郑语》：“黎为高辛氏火正。”
同书的《楚语》中又说：“颛顼受之，------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一个商代的祖先，一个夏代的祖先，却都同时拥有一个叫“黎”的火正官。前边夏商两家都有一个伊尹，现在又同有一个火正。然而最为离奇的还不止这些，而是夏朝和商朝灭亡时期结尾的故事，两个朝代的灭亡从始自终几乎全是一样的。
袁珂先生的大作《中国古代神话》一书中有过精彩的的描述：“夏王朝的末年，出了个昏王桀，殷王朝的末年出了个昏王纣。
纣的故事看起来，几乎就是桀故事的翻板。不但故事相同，连出埸人物也不两样：桀有一个妹喜，纣有一个妲己，而且据说都是两个‘坏女人’，弄得他们亡国破家的；
桀的敌人有成汤，纣的敌人有周文王和周武王；成汤伐桀，有贤相伊尹做辅佐，文王、武王诛纣 ，也有吕望即姜太公给他们爷俩帮忙；最妙的是，桀曾把成汤囚禁在夏台，然后又把他给放了，纣也曾囚禁文王在麦里最后又释放了他；使人怀疑是否出于同一个传说的分化。而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纣的故事，倒颇有传会在远年荒渺的桀的身上的可能。”
袁先生那里没有提到的还有，桀和纣都修筑了一个瑶台，都搞过酒池肉林这种荒唐的事情。
成汤伐桀用了十一年，而周文王受命诛纣也是用了十一年。夏桀时期中国曾发生过大的地震，伊、洛水干，这个灾难也是促使夏朝灭亡的原因。而商纣时期也是，照着夏朝的样子来地震，山崩地裂，三川干涸。两个相连前后继承的朝代，其末代皇帝的命运结局尽管从时间上看跨越近千年，却依然是如此惊人地一致。
夏和商之间的这一系列化的雷同关系，让人想起“若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戏剧用语在这里完全不管用。
夏、商两字在古代中国的东西部方向不同地区古代居民读音相混的可能性较大，接下来如大禹和大乙，桀和纣，都有这种口音相混的可能性。西汉以前的许多古文献中用字还爱用通假的方式，音同音近字不同的使用方式很普遍。如“居”和“车”，“只”和“智”等。所以夏商相混很可能与此习惯有关。
远古时期帝系中的许多人名，都混有通假的问题，需要认真清理。商代早期中心在河南省西部，如洛阳夏阳一带，故也可简称为夏，后迁豫中简称殷。《博物志异闻》中就有“西夏东殷”之说，可以为证。在西藏语中夏就有东方之意，藏语中的“夏后氏”就是指生活在沟川中的东边人的后裔。在西藏最古老的传说中，有讲他们的远祖在穆氏王朝时向东部迁移的情况，并且在白令海峡没有形成陆地相连时到达了北美。中原的禹就是这支穆氏的后人，因此才称为禹出西羌。
那么有没有这个可能；司马迁之前的一些中原人氏将这些距他们生活的年代约有2000年左右的古史传说，错当成了中原商之前的一个王朝，到司马迁的手里，也没能分辨出来，将错就错，写入《史记》？
史书上的夏朝出过三件大事：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夏桀亡国。但就是这三件大事都和商朝的三件大事差不多。第一件和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其子上甲攻破有易氏为父报仇的情节一样。《尚书》中记有“有扈氏”，和“有过氏”看来也是指的一回事。
少康中兴和成汤振兴相类似，“康”和“汤”的发音也很接近。而夏桀的亡国则更是和纣亡国一样了。商代早期的远祖，有不少和北方“有易”部落之间恩怨情仇的故事，而夏代早期的禹故事却多发生在南方了。有易被商所消灭以后，才慢慢变化成为摇民，南迁又成苗瑶一系的古居民。大禹打三苗的时期，肯定不是商代早期。那么大禹这个人物会不会是身分重叠的角色？如果是那单就叫大禹而言，极可能是和大乙相混了。
而从实际的功绩而论，他又更多地应是商人的先祖中那位治水的英雄“冥”，在商代中后期时地位突出，是经常祭祀的对象。
大禹的功绩主要在治水和打三苗，而这两项工作很可能是分别由冥和成汤来完成的。
成汤这个商代中期的国君的身上又混入有周文王的事迹，将文王灭纣提前附加在纣的先辈身上。
仔细考察成汤的政绩，除了附会在他身上的灭桀功勋外，找不出什么另外特别的突出事迹，
这同一般具有开拓性帝王常有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相比明显欠缺不少。成汤的权力是和平地从他父亲“癸”的手中继承而来，没有什么政变之类的故事。可是令人特别注目的是，成汤所推翻的邪恶统治者夏桀，居然名字中也有一个“癸”字，叫“履癸”，真是让人不能不想桀——履癸难道就是成汤的父亲癸？
《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中记有：“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鄔如夏。”这是指汤从其父手中接权当天子才对，而不能说成从夏桀手中接权。
另外夏民对汤的态度没有一点异族统治下的反感和反抗。按常识的解释，夏为盟主，商为属国，两者并行发展好几百年，史料中从无夏的专横，也无商的抱怨，两者和平共处从无冲突的记录，怎么到了成汤时期突然就忍无可忍了？于是将夏灭掉？
不论从考古学的证据还是古甲骨文记录来看，都有商和北面、东面、南面夷方之间的频繁战事，就是没有和夏的战事记录。而商代早期（同为夏代早期）也没有和三苗方面的打仗的证据支持。
俞伟超先生《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说到，史料中记载第一次中原王朝征战三苗是舜时期，舜本人都因打三苗而死。这次的结果是放四于四门。
而第二次征三苗则是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黄河中游一支文化深入到长江中游地区，造成当地土著文化的中断，这个时期就对应于夏朝的大禹时期。（《文物》1980年，第10期）但就是这件极为重要的发生在大禹身上的历史事件，同样推敲起来还是漏洞百出。不论是按《史记》还是按照屈原在《离骚》中自己的说法，三苗都是帝高阳的后代。《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说：“颛顼生鹳头，鱹头生苗民。”而大禹本身又正是帝高阳的孙子。《礼记-大戴礼》中讲：“请问禹？孔子日：高阳之孙，鲧之子。”同书中又有一说大禹是黄帝的孙子。“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密----------是为禹。”
在这个时期大禹没有理由对自己很近的兄弟,或者说堂兄弟,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战争，况且两者几乎同时也不可能就已经分化成两支人数众多的不同部族。
经过那麽多代人的分化，三苗的自身特性也很充分，尽管和商人同有一个祖宗，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从大禹对待三苗的态度上看，他们之间的隔阂已经是相当地深。
《墨子·非攻》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的经过：“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彀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墨子·兼爱》还记录禹出征前的誓言：“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这可没有一点手足同胞的影子。
从时间上推算，以二里头或二里岗为起始点，其中的错位现象也是很突出的。二里头一期距今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若以此时为大禹时期则到桀时约为前1200年左右，加上商代的600年，则周灭商的年代就朝后推迟了400年，显而易见，这种的推断不能成立。
如果以这一时期为夏之末年桀的时期，则往前推个400多年，大禹征三苗的记载时间又对不上了，考古的证据也没有出现。因此，将二里头文化定位于夏是有问题的，而定位于商，则可以弥补其中的许多矛盾之处。如此之多的文献记录都记载了各式各样大禹的事迹，有许多时期上的错位、人物关系的错位、地理环境的错位，有许多矛盾的记录。
其中的原因最为主要的是在夏或商的早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也没有形成如实完整记录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的记史传统。那个时期是口传历史。所传部族流转迁移、时间消磨、自然损耗等因素的作用，造成各种差别。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是各种版本都有。
因此在太史公的时代，要求他掌握充足的材料无疑是困难的。
夏朝的积年，有两个说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史记-夏本纪》也同此说。而在《路史-后纪》中：“十七世，汲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在具体年分上相差一年。商代的积年也是十七世，具体年代比夏代长。但两朝都经十七世王，也是相似度相当高了。古人影响最大的《世纪》体系，将夏定为432年，商629年，周867年。但这个体系的毛病就是周的积年太长，周的年代总对不上号。
影响较小的是《纪年》体系，和《世纪》中的数字不同，特别是将周的积年扣除若干年。元、明之际有人后修了一部所谓新版的《纪年》，更是在商中扣除120年，西周扣除60年。这些古史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古人在夏商周三代积年的计算上斤斤计较，口径不同。
商代时期甲骨文字已经相当的发达和完备。当时社会已经有了重大事件占卜并加以记录的传统，因而关于当时社会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后人而言，总是有迹可寻。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全部商代的甲骨文中，竟然没有一丝其宗主首领夏朝的影子，既不记录夏对他们的恩泽，也不记录桀的无道，更无商如何将夏消灭这一重大历史性战争的点滴印记。好象夏与不夏全同他们商人无关。
商人对西方的方、北方的鬼方、东方的夷方，都有战事的记录，独这紧挨着的夏却了无踪影。专家论证说夏人活动范围当在太行山之西到晋南一带，这一地区又正好是周人传统领地，两者的重合不知如何解决。
周人之祖稷也是大禹时期的人物，还是主管农业的部长级领导。但从周人对夏和商的认识上，也可看出两点大矛盾：一是周人向来自认为自己是夏的后人，其所居的疆土也是从夏人那里继承而来。
《诗-周颂》：“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如果周和夏是并行的关系，如禹和稷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继承关系。
二是周人又同时自认是商人的后人。周人不仅要祭商人王成汤和太甲，连商人的始祖也引为祭祀的对象。商人的先公相土，很可能就是那位黄帝，也是周人的神社。
许倬云先生在研究西周史时，对这个现象就大感困惑。《礼记·祭法》中有一个说法引人注目：“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如此，难道在周人的眼中夏商本就是一家子？
周人的甲骨文中同样也是没有一点商伐夏时的一点影子。夏是商的领导，更是周的领导，夏对周的统治是残忍还是仁义，都无从得知。商伐夏时，周是喜是悲也全无表现。
重要的社会活动祭祀，也有了完整的规仪和程序。《国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效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效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效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效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从这个体系观察，四个阶段的祖源都是同一的，区别只在于对最近的先祖排位进行一些调整。
《左传》僖公10年、30年中有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典”的记载，也让我们明白所谓虞夏商周间的关系原本不是异类的打破和掠夺，而是同根同脉。按古人的说法，夏之代虞、商之代夏、周之代商，都是同根分支之间的时期替换。
新出的考古资料越多，夏便更无落脚之处。商朝史中的这些种种混乱之处都难于自圆其说。商从契起算才是正理，也可说夏是从此算起，而从成汤起算问题就大了。
首先向关心先秦史的朋友道歉，这段时间不能上网及时回复大家的问题，不好意思。并向各位表示感谢，谢谢大家如此关心先秦历史。诚如提出问题的那位朋友所言，我没说实话，这篇文章的确是考虑的太多，并没准确的告诉大家有关夏目前研究的真实情况。
因为以前有过经验，讲了实话被人骂，所以我不大敢说，毕竟；“只要够精彩，大家都愿意相信谎言”。哪怕我给出证据也没用。但我仍然想赌一次，如实说出真话，只是希望大家正确理解，我的话虽然是有据可查，能向大家保证所有论点全部站在材料上说话，却不能保证一定正确。因为夏的情况目前国内学界谁都不能给个结论。一切尚在研究中，我只能说把了解的情况向大家作个汇报，和大家交流。谢谢。
三代之糊涂账没有几个人能算得清。所花之精力往往费力不讨好。于是乎，几千年来，人们都凭借着前人所遗的那些资料和记载，你说他说我说，大体上差不多地夏商周朝便一路讲下来，三代便成中华文明史之发端，信史之源头。
司马迁在《史记》中讲三皇五帝，第一个朝代就是夏，笔墨不多却是讲得明明白白。夏由禹始，以桀终，历多少代，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因司马迁本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治学向来严谨，其成果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优秀典范，被视为信史的根本。
断代工程的结论给出了几个划分的年代数字，如将夏定为公元前2070年，商为前1600年，周为前1046年，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夏商断代的最为核心的重大科研问题。还被陕西眉县的单氏出土青铜器打了脸。
三代研究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夏商断代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是有史学以来解决的最不好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同意。因为有了一个夏代，前后还好几百年的统治时期，确定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统治的领域就成为夏朝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但这个课题的研究在史界却是进行的十分困难。
古史中有“西夏东殷”之说，于是在中原西部的版图中寻出一块夏人的活动天地就是必须要有的结果。找来找去，史家们只好将晋南、豫西、陕东一带很小的区域算作夏人的根据地。
可是在古史的记载里，有非常多的记录表明，禹定天下九州，执玉帛者万国，治水行天下，其活动的范围又是极其的广阔。《晋书-地理志》：“夏后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这两者间的矛盾总是无法得到化解。因为有了一个夏代，考古学成果中也要有证据支持才是。专家们找到了二里头文化，不管是分成多少期，总得有一期是夏文化。
但是二里头文化从始自终满是商代的色彩，早商和晚夏却并不分明。没有那个专家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起二里头那一期就是鲜明的夏文化，心中总是打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现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以来，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了四十多年。经考古研究，其年代最早距离今天约有3000多年，其城也兴盛了300多年。因其存在的时间和所处的地域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夏商王朝大致对应，故史学界和考古界一般都认为它是夏王朝的最后都城。
在2002年上半年，又出土了一座遗存丰富的贵族墓，以一巨大的绿松石兽面“龙”以及部分铜器、玉器、白陶、海贝等上百件文物而震惊于世。所出的所有物品，均具有强烈的商文化色彩，其中的玉鸟、鸭形陶器、铜等，都与东部华北一带的古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其中的那条绿松石巨“龙”，面貌和河南省新密新砦遗址所出陶器上的兽面纹图案相同，是一种猫科的动物模样，这种动物的图样早在新石时代晚期磁山文化、北福地文化中就有类似的版本出现，而这一带也正是古商人的发源地。因此，将二里头文化定为夏文化并有别于商文化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有了一个夏代，好些历史上的记载都反映出夏商老往一处扎堆。比如，常说夏都在偃师，可早商的中心一说是在巩县，一说是在郑州，始终都有一个距离夏的腹地太近的毛病。
《左传》中有：“桀迁鼎于商”，《墨子-耕柱》中有：“陶铸于昆吾”，夏人在商地完全如自家一样自如出入，且都距离夏都很近，成汤完全没有在夏之心腹之地拥兵自重、揭竿而起、坐大建都的条件。
当时还有一个叫伊尹的官僚，可能是个能臣，一会在夏当官，一会在商当官，来回好几个反复，两边的君主竟然都能认同这种“职业经理人”的出现，真是咄咄怪事。
我的确是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夏的问题太多，我若实说，大家能接受实话吗？ 不过，我还是说了，就等那位点确定。
你的这些问题我已在新发的文章中论述，前段没时间上线，耽误了。不好意思
世界考古遗址的属性未必仅从文字上来证明，很多遗迹并无文字证据，如考古学先驱德国的施里曼对特洛伊城的发现，时至今日都没出过特洛伊这个名字的文字。也就是说；考古遗址的属性固然可通过自身出土的文字来证明，但并不绝对。
商代有青铜器，还非常多，只是器物的铭文字很少，因为商代不玩虚的，周代流行器物铭文是记录先辈或者把自己生前值得夸耀的事情记下来。可商代的社会风气和周完全不同。他们没那么想法，思维非常简单，看看周代分封的宋国，就是为了不绝商祀而封的诸侯国，被时人与后世无数次笑话的宋人就是不改商风始终如一纯粹罢了。
至于夏的文字，在商代曾被奉为雅言。夏没有那么迷信习惯，所以时间长了，既便埋在地下的东西我们也看不到，而商的习惯正好是如此坚硬的龟骨，这才保留下来。此外，商代还出土有朱笔甲骨文，就是毛笔写在甲骨上的字。目前楚国境内出土的毛笔是最早的。
可见，商的官方文字未必是甲骨文，或许是另一种文字，因为甲骨文是祭神的，卜完后是不给人看的，都是问卜完就埋起来。而且因骨头上刻字不容易，因此尽量的简单化，也就是尽量减少用字而把事情说清楚。而商的史官或者官方行文未必如此。
我注册还没一年啊，兄弟。不过时间的确很长。我确实是没办法上网，主要是工作的地方没这个条件，你懂的。
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雒汭。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刘子归，以语王曰：“谚所谓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赵孟不复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从，又何以年？”（《昭元年传》（p 1210）（1001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