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易经》心得】谦卦：过分的谦虚就要坏事　 -- wqnsihs

都不会给。想都不要想。

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这样的家伙？

牟其中的南德公司是特别混杂的企业，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司法》，南德的组织结构非常奇怪。南德有一些江湖的习气，来来往往的人都跟行走江湖的一样。老牟被判过一次死刑，坐过两次牢，算是大难不死。这一传奇经历吸引了很多江湖上的人来找他，很多人素不相识，纯粹慕名而来，来了以后，就跟过去江湖上一样，一拱手一抱拳，就可以在这儿吃喝。南德的食堂一直开着，饭菜做得非常可口，吃饭也不需要交钱，于是来来往往的人就都在这儿吃。我最胖的时候就是在南德那段日子，吃得实在是非常好。另一方面，南德又像个家族，因为牟其中的老婆、小姨子、儿子、侄子等所有的家里人都在公司里；此外，好多他的乡亲、也就是万县老乡也在公司，关键岗位全都是万县人。整个公司业务全是他老婆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老婆跟大家定。老牟的状态又像袍哥，凡是四川来的，他都一律招呼，而且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最后，南德又像政府，它的机构设置又是办公厅、一二处，又是东北办、西北办、东南办，完全像国家建制。我是总办的，当时还兼过西北办主任；王功权那时候是东南办主任，汪兆京是二处处长。这么一个公司组织，它既沿袭了家族、江湖做法，又模仿了政府和机关，所以相应的游戏规则也是很混乱的。

南德做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章法。南德集团下边做了一大堆公司，这些个公司是怎么管的呢？我在总办当办公室主任时，一个重要的职责是管公章。这公章怎么个管法？当然要老牟同意才能盖章了。但是公章实在太多了，找起来麻烦，于是就用一个网兜，在网眼上系上绳，把章子都系在那些个绳上；这样，一提网兜，所有公章就都出来了，有好几十个呢。每个公章子把把上都贴块小胶布，上边写着一号、二号、三号，另外还有一个配套的练习本，上面写着每个号码相对应的公司名称，真有点像密码本的功能。需要盖章的时候，我会得到通知说用几号章，于是就把网兜拎出来，找出相应的公章盖上。这是一种管理办法。老牟还有一种管法，就是成立很多小组（项目组），类似现在的风险投资，大概10万块钱、俩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组。一时间，来了很多说故事的人，卖药的、政治上失意的、江湖郎中、献宝的、倒技术的全部都来了。老牟的想法是，每一个项目组划拨三个人、10万块钱（那个时候10万块钱是挺大一个数目呢），你们就折腾吧，万一有一个做成了，我的投入就全找补回来了。这很有点儿像当今的风险投资。老牟就是喜欢这么撞大运。比如我们西北办，任务就是在黄陵地区组织扶贫开发区，管理地域是13个县，包括整个延安地区。成立了管委会之后，又成立公司。我在这样一个架构下，也不知道钱最后怎么挣，当地人也都犯懵。有一次延安的书记专程到北京来，说是有一个甲醇项目需要两千万，想请老牟投资。老牟听了以后，丝毫打不起精神，那位书记还以为这个项目不够好。老牟说这个项目挺好，但是你需要的钱太少，才需要两千万，我干不了，你能不能想大一点儿？老牟说：“你这样，你就放开了想，第一钱是无限的，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第二人是无限的，想找谁就找谁。你就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想，想出项目来再找我。”他这几句话，把延安的书记给弄懵了：这可怎么想？缺钱时从来想的都是少要一点儿，免得给人添麻烦，他现在却让我放开了想，说钱是无限的——这让我还真不会想了。后来除了想明白要把驻京办事处设在南德这件事之外，延安就没有人能想清楚怎么跟老牟谈钱的事。

总之，南德公司由于组织文化的混乱，公司架构也混乱，做事也完全没有章法，常常根据临时需要这儿注册一个公司、那儿注册一个公司。从今天的观点看，南德总的来说不太像一个正规的公司，投资公司不像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不像贸易公司，生产企业不像生产企业。我觉得这跟牟其中的价值观和他的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

感觉他还是有才的，就这么不用了，是否有点可惜？

比如放他去非洲，说不定还能和卡大佐别一别苗头. ;)

“89风波”以后，南德救助了数十名我国的改革精英。这是自今天以前，社会公众从不了解的。以前，我不愿意讲，一方面是有炫耀的嫌疑，二是也会引发那批被南德救助过的改革精英们痛苦的记忆。

　　 南德当时的这一安排，与我对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认识，与我对“89风波”的认识有关。文革初期，我也十分狂热。几年下来，四川饿殍横野的现实，令我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于是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后得出了写在《中国向何处去？》中的那个结论“一个文化革命的发动者与一群御用文人，用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中国人民。”但是，在进一步对自1840年以来的民族复兴运动得失的研究中，我又发现，不断革命、迷信暴力，才是民族复兴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呢？我的结论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权主持下，通过不断改良，建立起市场经济秩序的努力之中。这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期，直到今天，我一直坚持的结论，也是我政治认识、政治行为的准则。

　　 具体讲，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以建立市场经济秩序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解释，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正宗的观点。

　　 作为一个文艺人士的金庸先生，在80年代初期都已认识到了“我还看不到一个可以取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

　　 所以，简言之，综观我的言行，可以归纳为两点：坚决拥护、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决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92年香港《明报》出了我的专刊，对我的评价是：“政治上非常保守，经济上非常激进。”我就是以这样的认识标准，对待“89风波”的。学生爱国，但迷信暴力，占领广场达8周之久。我担心学生吃亏，担心发生流血冲突。87年闹垮一个胡耀邦已经够了。所以，我天天去广场劝学生，也不准南德员工去广场。我们都推崇“五.四”运动精神，我们也尊崇敢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众目睽睽之下，与毛泽东红脸，为天下农民请命的梁漱瞑先生。梁先生是如何看待“五.四”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的呢？梁先生说：“不审判不足以彰显法治，不特赦，不足以表彰学生的爱国精神。”我无力阻止流血事件发生，但可以做一些实际的补救工作。因为我从心底就认为学生不是坏人。坏人是那些沽名钓誉，对中国问题只有皮毛之见，骗取了学生信任的所谓“精神领袖”。这些人，轻率浮燥，陶醉于红旗、马靴游行队伍中，游行中的夸夸其谈，指点江山，大难临头，跑得比谁都快，撇下一广场的学生，群龙无首。冯仑就是这样的人。他与精神领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嗅觉特别灵敏，凡风声一起，跑得比谁都快。这几十个改革精英中，有的被国家机关请出了大门，面临断炊之虞（冯仑在文中不是承认没工作、没工资吗？），有的虽未清理出门，但科研经费断了，操办的项目停止了，留学经费发生了困难等等。我认为，这些人没跑，政府也未追究刑事责任，总还得生活吧，总还得搞科研、上项目、继续留学吧？他们都是国家多年培养的栋梁之才啊。当时南德做成了冰箱业务，赚了几百万元。于是，只要有人介绍，只要没受到刑事处分，我就尽力支持一下。以什么名义呢？就当不上班的顾问吧，一个月几百元，聊济无米之炊。留学的、搞科研的，资助几万元。最大的一笔记得是赞助国家银行的国际金融研讨会20万元。

　　 今天，这批人，又成为了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做官的，已官至常务副部级；研究学问的，有的已成为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经商的，都当起了老板、总裁了。冯仑就是在如此背景之下，进入南德的。他进来之后，又介绍了一大批。文章中说的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由他介绍的，是假话，不然，他从南德逃跑之后，南德还能完成前后历时三年的飞机业务吗？他说的三分之二，确有其事，但是是指南德资助的这批精英，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他介绍的。我1987年秋天才初到北京，一年之内，还高攀不上那么大一批精英。

　　 这就是《万言书》中的《改革与经济人》一章中，定性牟其中为一批坚持改革开放的学者们的经济后台的由来。

　　 冯仑刚到南德，我对他也没十分印象，也不可能去找他谈话，也不会安排工作，因为我对这一批人的方针就是救济。印象最深的，就是后勤处在门厅过道给他安放了一张桌子。印象深，是因为我看见他每天枯坐、无聊，太难堪了。既然拿了钱，总得找点事干吧。于是他提议办一张小报。我说，那就负责办报吧。他介绍进来的人多了，安排不下，他又说，要成立一个西北办公室，研究开发大西北。我也同意了。反正我认为这些人是书生，不是做生意的料。风头一过，就会走的。也没对他们寄托什么希望，因人设事吧。但我为国分忧的好心，却成为了此后党内高层一些实力人物不断打击我的口实，我为国分忧说法的理由是：当时有人指责我，我反诘：你们要把他们推到巴黎万润南那里去吗？但是，我接济改革精英的行为，还是被人告了密。有关部门决定取缔南德，抓人。但这些内部安排，是冯仑仓皇出逃南德之后，南德员工大家才了解到的。1991年5月14日，冯仑代表南德去山东参加了中央扶贫基金会一个会议之后，精神抖擞地返回南德。因为这个会上定了一些可以继续研究的项目。此事可由扶贫基金会一位姓李的处长证明。当时这位处长不相信冯仑逃跑了。他的理由是，会议期间，他与冯仑共住一个标准间，冯仑把南德吹得天花乱坠。大约就是在14日当晚，冯仑下班后，听到了有关部门要对南德动手的消息。第二天——即5月15日——冯仑没来上班。据说是病了。16日，我、夏宗伟、金少强、俞冰（冯仑的朋友，北大学生会干部），还有冯仑介绍来的一位高干的女公子，我们一起驱车，去中央党校冯仑的宿舍看望冯仑。冯仑横卧于床上，以巾裹头，气若游丝，但面泛红光。上午11时左右，中央党校的小车司机小朱进来提醒冯仑，要去医院打针。现在想来，这是冯仑爱人小王下的逐客令。我们只得离开。

　　又过了两天，接到小王电话，说冯仑应朋友之邀，去了南方，要请10天假。我慌了。冯仑当时已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及公司日常行政事务，如食堂、小车等一刻也不能缺人的杂务。我让小王告诉我冯仑在那边的电话（当时还没有手机），以便碰到具体事务时，可以及时询问。小王回答，她也不知道。当晚，我在家中接到冯仑电话，还是小王的说法，10天左右返京。我询问他的电话号码，说便于随时联系。冯仑回答，他在武汉，住的旅馆无电话，是用街上的公用电话打的。

　　我顿时生疑。

　　 不久，南德门前昼夜停了两辆形迹可疑的小车。凡有人出入，立即尾随其后。有关政治保卫部门开始找员工中的共产党员谈话，说牟其中是阶级敌人，要采取行动。一位被找去谈话的人，还是悄悄告诉了我。他对政保部门的人说：“我与牟其中天天面对面办公，怎么就看不出他是阶级敌人呢？”此时，南德员工才如梦方醒，原来冯仑扔下大家逃跑了。此时的南德，一片恐怖。门外形迹可疑的小车随时可能入室抓人。人人自危。恐怖到没有人敢去公安局送申辩材料的程度。担心进去了就出不来。至今我仍感激两个人。一个是当年的人事处处长XXX，他独自找到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送去了我准备好的申辩材料；另一个是那位高干的女公子，是她把申辩材料送到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手上，又转交给了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据这位女公子回话说，主要负责同志说了一句话：“差一点又把老牟冤枉了。”（原话）可疑小车消失了。我又躲过了一劫。但冯仑到底上哪里去了呢？他真的是为朋友的事去了武汉吗？定性冯仑仓皇逃跑是否冤枉了他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冯仑跑后不久的一天，我遇见了今天仍常常在媒体上发表大块文章的海南那家全国最著名的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聊到冯仑，他也是一肚子苦水。该院长证实，5 月16日下午两点左右，首都机场有一个航班飞海口。院长乘此航班由北京返回海南。在飞机上碰到了冯仑。仇人见面，份外眼红。对了眼，但没说话。院长介绍，冯仑从北京初到海南，院长当时已是省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冯仑自然要“打虎上山”一番，于是带着院长拜见了鲍彤。可是，清查运动一来，冯仑却反咬一口，去检举，说院长带他去见过鲍彤。认真一查，真相大白，冯仑立不住脚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冯仑是被开除的呢？还是辞职的呢？从冯仑这次的文章中只了解到，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工资，是确有其事的。院长的话，证明了冯仑对我说的去武汉帮朋友的说法纯属骗人的鬼话。他是了解到了有关部门要对南德动手的消息，才撇开大家仓皇出逃的。不久，我去海南。在接机的人群中，有冯仑。但我钻进小车就走了，没见他。不久他又回到南德。此时南德已搬到永定路21号大院办公了。我不见，他闯到二楼办公大厅，拦住我，要求解释。我当着几十个人的面武断地说：“我不听解释，你出去。”我的人生格言之一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耻与卖友自保、毫无骨气之徒为伍。三分之二的精英都是你冯仑介绍来的啊！假如当年冯仑抛下大家仓皇出逃之后，南德员工与那批精英仍没有察觉，大难将至，自然不会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其结果必然是有关部门踏平南德，抓人、关人。牟其中自然首当其冲。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份权威文件，上面赫然写着：“一些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在政治上失败之后，企图在经济上东山再起。”文件把救助行为政治化了，冯仑介绍来的那三分之二的精英能幸免于难？冯仑就是如此被赶出了南德大门的。

　　 北京流行一个段子，是讽刺卖友自保、贪生怕死之徒的。段子利用了一句相声台词，把舞台上英雄人物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一句话：“你撤退，我掩护” 改为了讽刺贪生怕死之徒的一句话：“我撤退，你掩护”。冯仑连这个贪生怕死之徒都不如。贪生怕死之徒，临逃跑之前还知道通知同伴一声：“我撤了。”同伴也还可以根据新的力量对比来调整战术动作。冯仑却说：平安无事，你呆会儿，我去撒泡尿。可却一溜烟，逃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就仍在那儿傻呆着，什么防范措施也没有采取。直到形迹可疑的小车开到了南德大门口，有关部门兵临城下找人谈话了，才临阵磨枪连夜赶材料去申辩。这样的人，也配谈道德？也配谈“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农夫收留了冻僵了的蛇，却被蛇咬了一口。

　　 幸好中国的法治进步了，牟其中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还能说出真相。

　　 幸好中国的法治进步了，牟其中才可能在不久获得平生的第三次平反。

　　 在此次牟其中案件中，办案人员、办案法院的政治品质、道德水准，不但比冯仑，也比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强多了。2000年8月22日，牟其中被判罪后仅5 天，《法制日报》发表了上面派来压制办案法院的指导办案员的文章《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该文引用了办案法院的观点：“从一审认定的事实看，认定牟其中是为将银行资金非法占有的证据欠充分，只能认定是为了融资。”但指导办案员认定信用证诈骗罪不需要非法占有故意的法律要件，强行判牟其中有罪。此言一出，金融法制大乱，法学界大哗。最高人民法院在牟其中被判有罪之后，不到一个月之内，立即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四个月后，即200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强调：“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2003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对牟案作出了批示，要求在法院系统，依法办理。

　　2006年上半年，办案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上面写出了再审牟案的报告。对此，《新京报》采访了湖北高法。湖北高法刑庭一位法官的回答是：“对于该案再审的问题，我们已向上面汇报了，正在等待批示。”该报发表于今年1月16日的《新京报》上。

　　 今年8月中旬，一直坚持牟其中有罪的那位指导办案员，突然一反原来的说法，高调向《法人》杂志、《新京报》等采访报道过牟案的记者宣布，牟其中是代人受过；指办员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当年受人指使办假案；办完牟案之后，就被赶出了最高人民法院，下海当起了律师。

　　 牟其中案平反的阻力在哪里呢？在于高层的黑保护伞于1999年9月30日，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中私自释放了真正的罪犯王向军团伙。据《新京报》2005年 8月10日的文章揭露，这个团伙分别在武汉、大连、烟台、广州等地，用同样的假进口手法，诈骗了我国银行资金近百亿元之巨。最近，我们从北京的邹庆案件中，又发现了王向军团伙诈骗的踪迹。所以，牟其中案的平反申请，于2003年胡总书记批示之后，已转化成为了一场腐败势力与反腐败斗争的拉锯战了。因为黑保护伞职务太高，权力太大，放走的王向军团伙和包庇的配合王向军团伙诈骗我国银行资金的某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前行长，又非区区毛贼，比赖昌星团伙凶恶多了。反腐败斗争是国家意志，没有任何可以回转的余地。但腐败势力一旦破败，如向赖昌星通风报信的福建省公安厅原某负责人一样，有的人是有性命之忧的。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冯仑小骂大帮忙的文章出来了。前面已讲了，本文只讲真伪，不论是非。所以对冯仑文章中想批评牟其中却又不敢挑明的政治错位，本文就不讨论了。但我仍然坚持，中国的改革，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目标只能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此，不少人没想明白。最近，怀疑之声再度渐起。

　　但是，牟其中很自信。牟其中“不信千秋无定论”。

呵呵，一直以为是《不见不散》里面冯小刚什么的原创呢，敢情是牟老板的主意呀，难怪这么大气磅礴呢。

多谢忙总解惑呢。

我在这里说明一下改写自己的回帖的缘由：

1。经查证后发现，贵河友的两长帖均为全文摘抄，一为冯仑所作，另一为牟其中所作。你虽标了个“头”在题首，但并没有说明是在引用，很容易让别人误为是你对那两人的叙述。（不仅是我个人的感觉，我也征求了别的河友的印象）

2。河规明文里有“不提倡全帖都是摘抄”，请你下次发类似帖子时，一是用提供的工具标明它，二是加上些自己的文字。。

牵强附会--狂妄自大是自取灭亡之路。

那就是要中庸、中庸之道，可平时总会有些偏向的，是偏谦虚些好、还是偏自大一些好？

握个手~

就是最重要的了，什么时候要狂妄呈现攻势，什么时候要谦虚呈守势，如何做到中庸而不废？但如您所说，凡是人就有个性，就有偏向，策略运用得再好，总有意气的时候。

谦卦注重更多的应该是个人内在的修为，在外面能蒙的了大家的，独处的时候，也能以同样方式对待自己的内心吗？

如果易经都往术的方向解读，恐怕并非作者的原意吧？

满洲里在内蒙，这个是不是应该是被内蒙古关门拔毛了?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就像曹操说的那样，我本来也只是想有一套大房子和一个舒服工作而已，不想陷进这个本是无解的死局中，为求自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如此死地复生，就像现在网络流行语说的“原来神马都是浮云”。

昨晚由于某些极端情况下导致心情极坏，说了一些从任何方面看来都是极端错误的话。又值在外忙了一天，刚连上网便想起这件事。自感甚有悔意，但绝对不是后悔会失去在别人眼里的荣华富贵，如是而已。

说说漂亮话谁不会，是啊。

说实话，小时候我一直想去当守林人，到了大学时候有个心理测验问希望从事什么工作我依然选了去当守林人。引申出来可以写篇千多字的散文。

算了，我说什么都无益，一念之差说错一句话反要被理所当然地万劫不复。

估计这个是在西西河最后一帖。

非常感谢从西西河各位言谈中学到许多东西，都是救命的东西。至于最后是否能不能真正救命，那就事在人为成事在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