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国际形势谈到菜价 -- 燃烧的河床

从去年农产品大涨价导致CPI直接打脸时候CCTV现身说法海南菜怎么8分钱到老百姓餐桌上是1块钱，今年又菜农因为菜贱自杀。

TG是造势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农产品流通领域变革开始了，终极目标就是压缩流通层级以压缩成本。

水果你的意思是由国家出面压缩或者国家意志的国有出来。

也可能有代表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出来整合，几年中出现农产品领域的苏宁、国美也未必可知。

这个产业链上的大量人群将被淘汰。这个整合者会不会尾大不掉，向上压缩农民向下压市民？这个农民合作社一定是TG领导吧，否则TG起家的不控制住就是上面的睡过去了。那么这样的组织架构应该会压缩流通环节的成本。

不过，真能保住农民的议价权？怀疑中。

国家培养如粮食四大一样的中国全产业链公司应该让中粮笑歪的吧。

计划和市场不应该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野。这两者都是一种经济管理模式，是不能说谁优谁劣的，即使是经典自由主义也是不否定政府的计划调控作用的，按照我的认识，这两者对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作用还不是属于核心层次的。那么什么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呢？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身内部都有多种形式，那我只能说说自己的感性认识，我选两个指标，一个是税收，另一个本想用分配，但这个不直观，我改为福利。取一个长时期为考量， 如果是低税收低福利，那么是经典资本主义，低税收高福利，那是不可能的，能做到这一点，你要在长时期内都处于国际利益分配格局的上层，或者就是传说中的共产主义。高税收高福利，比较经典的社会主义，高税收低福利，我看是专制主义。

回过头看你给前三十年计划经济带上管制的标签，那么我觉得给小罗斯福添上这个标签，小罗斯福也一定笑纳，但小罗斯福一定心里说：我不这样搞，能行吗？要不换你试试，亲爱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两者是有共同特点的，那就是处于非常时期，小罗斯福那边就不去讲他了，我们就说前三十年。我们那可以说是边经济发展边要战备，我大致数一下：抗美援朝，剿匪，金门海战，达赖叛逃，新疆伊犁动乱，越南战争对越南的支援，珍宝岛战役，中苏决裂等等，那么主席大可象小罗斯福一样对管制笑纳同时，心里说：亲爱的经济学家，要不换你试试？

包产到户究竟在改革后的粮食增长中占到多大作用。一定记得要考虑葡萄所说的因素

按照这种淘汰，首先是一大批中间层要失业，或者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好不容易“先富”了，回头又不算数了，没说法的回到赤贫，地也没了，活路也丢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也断掉了（君不见那地方非税收入……本来种菜地方政府积极性就不高）。只能中央拿出利益去交换，可能么？

其次，对农民来说减少了中间层就能提高菜价么？毕竟不是农民亲自去卖菜。走了张导爷，来了李倒爷。无非是换个人剥削。好不容易养熟了的老鼠，又换了还得重新养。菜农还真不见得买这个帐。

再次，蔬菜的时效性很强，储存规模小、成本高。只要有销售环节都得看着市场的脸色卖菜。在流通这个块，通常都会多贮存一定比例，用来烫平利润。层级多了它流通环节自己屯菜就跟货币乘数一样，但他屯的毕竟不是金子，霉烂变质大量成本摊到饭桌上。菜价下跌就是要它的命。逼着他也得往高卖。

另外，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大量游资的冲击。对某个蔬菜品种反复炒作。掩盖掉了市场供需的真实情况。

最后，死几个农民对于中央来说是一般现象，而不是普遍显现。要减少层级，就要有“势”，必须借势而为。比如种菜积极性下降，全国种菜面积大幅度降低，或者有大批菜农因菜贱而死亡。

——————————最近流行分割线———————————

说说想法，关键在贮存方式、比例，和市场准入制度上。不能什么钱都往蔬菜粮食流通领域走。菜贩子必须登记注册实名化，成立公司，并付有限责任，（低注册资本，在一个范围之间，不能低于也不能高于；要有农村户口，该户口所有者股份持有比例不得低于40%；经营的蔬菜品种加以限定；户口持有者要有所经营蔬菜的自有或承包耕地的证明，按照3年内平均产量发放资质，由农产评估事务所每年审核提交报告，并对报告负责，该报告作为工商部门年检材料）。目的是保证地方政府种菜积极性，把一部分蔬菜储存在田里，优胜劣汰一部分菜贩子，同时给大部分菜贩子活路。挡住大部分投机热钱，将投资引入种植环节。

老祖宗2000年前就知道要修水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想发展农业而不修水利的，连非洲国家有条件的都修水库、水渠、喷灌，...... 。

修水利是长期投资，一时半会也许看不出什么效益。哪里有炒房地产来钱来的快 ？！如果真要因为水利失修遭灾了，干部组织救灾还能捞到点政绩......。其实呢，如果国家投资修水利，可以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但也会给贪官一些机会 ？！

人人都知道都江堰，2000年前的官办水利工程。宁夏有“塞上江南”之称，这个‘江南’并不是天然的，塞外本是沙漠或半沙漠。“塞上江南”是用黄河的水通过古代修建的秦渠、汉渠、大清渠等宁夏著名的九大引黄灌溉渠道，浇灌出来的绿洲。

在美国有一个新墨西哥州，是沙漠州。但是流经美国和墨西哥的大河Rio Grande River在新墨西哥州中间从南到北穿过。新墨西哥州气候是8月份有暴雨，冬春季有少量雨雪，其他时候烈日炎炎，热浪滚滚。30年代美国政府在新墨西哥州修了一个水坝，把 Rio Grande River 腰斩，建成一个水库— Elephant Butte Lake 和它的下游的灌溉系统。夏季8月雨后，水库是满的。每年春夏农作季节，需要用水的时候，基本是干旱无雨，农民可以跟政府定购水，然后管理部门把要求灌溉的农庄，定好流量和时间，通知你什么时候可以灌水。这个灌溉系统把水库下游连绵几十英里的沙漠变成了绿洲。美国西南部的良田沃土都是靠胡佛水库和下游连绵成套的水渠系统浇灌出来的。

水利部不是也尽派人出国考察吗？都看见啥啦？

农民和工人、白领、商人一样，都需要挣钱。可没人能告诉农民今年种什么蔬菜能争更多的钱，农民只有根据去年的行情去种植，去年贵的就多种些，便宜的就少种（有时候这种经验或者小聪明还会失灵，有更大的损失）。农民的这种盲目的种植，带来菜价的起伏和收入的剧烈变动。政府或者某个组织应该根据去年或者上个种植季节各种蔬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给农民相应的警示信息和指导，以帮助农民规避价格风险。

只要对农民有好处，他们还是会支持的

前几年搞的村村通公路，一般是ZF出一部分，村里自己筹资一部分，资金的管理、施工都是村委会组织实施的

大家也还是支持的

农田水利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即公益和公共因素），因而其制度设计必须基于寻求责任与利益的平衡机制，这就要求必须依赖具有强大的统筹能力的组织（村镇或者村乡镇政府）。

当前农田水利的困境在于：制度上，平衡机制被不断打破；组织上，建设统筹能力被不断瓦解。农田水利所遭遇的相互加剧的制度困境和组织困境，使其接近崩溃的状态。

举例说明一下，以某村来讨论:

1：取消农业税前，农田水利的制度设计通常是：

组织需要为村成员提供低成本与高效率的农田水利设施，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农业基础设施。而村成员作为对组织的“责任”的回应，必须向组织缴纳一定的费用。组织则利用这些费用中的部分提供农业生产公共设施，部分上缴给乡镇组织，乡镇再利用这笔钱统筹安排全镇的农业生产设施建设。

这种制度设计实际很有效的解决了农田水利中非常根本的即如何平衡村成员等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的问题。根据村成员对组织所要承担的责任，采取收取费用的办法，实质就是征收级差地租。

以排涝为例，对于旱作物而言一般地势高的农田产量高。因而，针对农田的产量差异，往往会征收有差别的税费。同样一亩田，低位置农田的主人承担的责任要少一些，高位置农田的主人当然就要承担得多一些，即根据土地的好坏差别来决定其租金。然后，组织再将征收上来的费用中的一部分，用来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和便利的农业生产条件。对于高位置农田的主人来说，从直接受益的角度， 仅以排水为例，收益远不如低位置农田，因为可以直接向下排放。但是，高位置农田的主人反而承担了更多的税费，这就相当于将位置好的农田的租金用来弥补了位置差的农田主人的收益。同样也因为位置好的农田客观上不需要承担费用而实际上承担了，也构成了对位置差的农田主人收益的补贴。正因为如此，组织可以通过征收级差地租来有效平衡位置优劣所造成的利益差异，达到了一定的平衡性。

目前由于农田承包者不需要向组织承担任何责任了，位置好的农田主人的利益当然就有优势，组织因此丧失了通过征收级差地租来完成利益平衡的功能。

从理论上来说，农田水利设施的责任应由相应的农户自己来承担。但是，中国农田水利在户均不足十亩的现实背景下，实际上并无法靠私人来完成。一是成本太高，二是穷人根本无法负担。因此，农田水利的建设仍然需要由超出农户以外的集体或国家来负担。与此同时，对于农田水利设施， 国家无法完全包揽。而村级组织因为国家取消了它征收地租的权利，在国家没有补偿这一权利损失、组织又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来源的前提下，完全没有能力以前那样提供农田水利建设。

2.制度上

组织因为无法调节农户个体之间的利益， 必然会使得农田水利陷入困境。为了应对农业生产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和道路） 建设和维护所形成的制度困境，中央推出配套的“一事一议”制度。所谓“一事一议”制度，就是农民以村为单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与村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品给，由村民决定是否修建某个公共工程，修建在何处，如何修建，并由村民民主管理，由“一事一议”筹措资金。筹资筹劳必须遵循“村民

自愿、村民受益、量力而行、上限控制、民主决定、程序规范、使用公开”的原则，所筹资金和劳务必须“用于本村范围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和维护村级道路等集体公益事业，并符合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使用事项”。但是这种“一事一议” 制度同样无法解决利益平衡问题（以排涝为例：高地势种田的农民不愿付出以改善水利设施，因为依地势排水自身不受影响）的问题。不仅如此， 因为在“一事一议” 的过程中，少数掌握优势资源的农民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农村有资源就有势力），从而具有极大的传染性。最后这一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罗兴佐先生曾经论述，在其调查的某区域内未发现有一例“一事一议”是成功的。

近年来又开始出现“以奖代补”的制度来弥补公共品供给中的困境。所谓“以奖代补”，具体来说是指在这些项目建设的投资方面，采取“政府出一点，农民自己出一点”的办法。

但这一制度有如下问题。

第一，在农民出一点这部分。富裕的地区由于经济宽裕较容易实行，但这些地区对于农田水利建设的需求并不如贫穷的村庄迫切。而对于贫穷的地区来说，村民因为经济贫困不愿出钱而要求村组织负担， 这类村组织自身运转极为困难也就无从拿出配套资金来获得“以奖代补”项目搞农田水利建设。地区差距也会因此越来越大，进而农民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以奖代补”对于穷村来说，原本一些农田水利建设还勉强可以通过“一事一议” 以少量资金或少量投工投劳来解决的贫穷地区，坐等“以奖代补”钱的到来。然而如上所述，客观上无法配套资金，致使一些本可能做得成的农田水利建设无法实施

第三， “以奖代补”在一些地方的实施没有设定上限，县级财政很快就无法承受。

农田水利遇到的制度困境是因为其平衡机制被不断打破所致，但新的配套制度客观上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此前制度困境相违背。

3.组织上

当前农田水利的组织困境，最重要的表现在于乡村两级组织30年中逐渐失去了统筹能力。到目前为止，乡镇一级已经陷入仅能维持运转的局面，而村一级则基本已经空心化，连维持都十分困难，组一级则基本成为历史名词。

对于农田水利来说，组织收取级差地租后将这笔钱统筹用于支付水利人员的工资以及泵站的维修等费用，安排渠道清淤工作。在过去因为级差地租的收取，使得乡村两级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并在调配资源、安排公共生产设施建设与维护等方面具有合法性，因而统筹能力也非常强。

乡村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乡村组织的统筹能力。在政策设置上当前所有问题几乎都被看成是过于集权带来的问题，因而必须采取民主的办法，认为民主是最好的瓦解集权的措施。然而对于乡镇来说，取消级差地租征收的权利是釜底抽薪。因而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作为补偿，让乡镇能够暂时维持运转，其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基层稳定。

最后，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瓦解了乡镇的统筹能力。原来乡镇还可以比较有效地管理水利设施，通过从农民那里收费然后统筹支付给水管站，再由水管站来统筹规划和安排全镇的农田水利，特别是对泵站等排涝设施的管理工作、对渠道的清淤组织工作及防汛工作等。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由于水利设施名义上推向了市场变成水利服务中心后事实上并无法提供此前所能提供的服务。所谓“以钱养事” 的内涵其实就是去组织化但没有组织支持无法成事。也就是农民说的“没人管了，农田水利就变差了”。

不过有个小疑问，现在分地是怎样平衡这个差异的呢？是好地少点坏地多点还是各分一点还是过几年轮，在经出租而转包后是怎么回事？是否有条件集中搞一下，似乎现在在给乡镇这个任务时同时会拨一部分钱，是否如此？

粮食增产是技术决定还是制度决定，显然葡萄持的是技术决定论。粮食增产的技术因素大概有这么几条：种子、化肥、农具、水利设施和耕作方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因素在78年前后的变化：

1、种子：1976~1985十年间杂交水稻累计种植面积为5000万公顷，平均每年为500公顷，1990年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为3300万公顷，算一下，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每年不到全国20%，事实上直到2004年杂交水稻种植面积也才为全国的50%，单产提高率在20%。除了杂交水稻，好像还没听说过杂交小麦和玉米，看来种子的贡献率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大。

2、化肥：1973年化肥施用量为460万吨，78年为880万吨，5年增加420万吨，80年为1270万吨，两年增加近400万吨，85年为1780万吨，5年增加510万吨，90年为2590万吨，5年增加810万吨。很明显，78年以后化肥用量增加幅度较大。

3、农具：78年后又回到小农作坊时代，农用机械的使用率毫无疑问降低了。

4、水利设施：78年以后，水利设施，众所周知，一直在吃老本。

5、耕作方式：根本上没什么改变，但是在精细化程度上有所提高。

如果认可上面的分析，那么对粮食增产有正作用的应该是化肥施用量的提高、耕作方式的精细和种子的改良。

但这并不代表技术决定论的胜利，恰恰相反，没有制度的改变，这些技术因素就不会产生。

土地承包后，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又回来了，他们把全部热情倾注在自家田里，拼命的施肥，白天黑夜的伺弄庄稼，因为，他们知道除了公粮，所有的收成都归自己。也正是靠着这种朴素的想法，人们才说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这和毛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异曲同工。

在邓的文选里，邓说过中国的农业发展必须有分和合两个阶段。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合的要求似乎越来越强烈，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当初分的功劳，个人觉得这是历史，也是常识。

90年代以来，种田亏本，农民根本就没什么积极性，不过粮食产量没有下降。

往坏了说是乱折腾,往好了说是一种灵活的表现.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虽然一直都在说科学发展观,可惹火了老子,有些科学也可以不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