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懵懂到懵懂-关于六次人口普查的几句话 -- 种植园土
妇女解放，教育普及，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但是这种非人为干预的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恶果没有那么严重，曲线更缓，而人为的强制独生政策则严重扭曲了人口结构。
今天的杭州《都市快报》报道：和10年前相比，杭州小孩子少了14万，老人多了18万，10年后可能出现大量8421家庭。
2000年五普，0-14岁113.13万人，占总人口的16.45%，65周岁及以上60.23万人，占总人口的8.76%。2010年六普，0-14岁人口99.11万人，占11.39%，65周岁及以上人口78.44万，占9.02%。
国际上普遍认为，一旦出现下列指标，就意味着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65周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超过7%（杭州是9.02%或者60周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超过10%（杭州是13.40%），0-14岁少年儿童比重低于30%（杭州只有11.39%）。按此标准，杭州伊境内迈入了老年社会。
从家庭结构讲，目前杭州家庭已经进入421结构模式，即一个家庭中一对中年夫妻将面临上有4位老人，下有1个小孩的局面。
据预测，到2020年，现在的小孩子大批结婚生子后，杭州家庭将呈现出8421的家庭结构。
和10年前相比，在校小学生人数，从48.55万人下降到44.5万人，在校初中生人数，从26.9万人下降到24.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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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危机还在于，很多人的受这三十年错误人口理论的影响，对人口衰减问题导致的后果严重性认识不清，社会舆论对尽快改变生育政策并不是十分有利。而真实的育龄期生育欲望，是越年轻欲望越低，等到还算有点生育欲望的70年代妇女也失去生育能力，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可能调整政策都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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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小孩子比以前少了，幼儿园上学问题反而严重了呢？我分析是
1）可能并不存在幼儿园上学难问题，而只是高等级幼儿园存在入学难问题。如今大家都怕输在起跑线上，所以都努力要把孩子送进”好的“幼儿园。估计在”好的“幼儿园门庭若市的同时，有一些等级低的幼儿园存在招不到足够学生的困难。
2） 以前城市里，是企业办社会，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多有自己办的幼儿园。农村则由公社大队办的幼儿园。
一个边长1000米的立方体罐子，就可以装满9亿吨原油（原油密度按0.9计算），你提到
花谢。
那个油田储量41亿桶，每桶157公斤，大概是6.4亿吨。
1000米的立方体，体积是10的9次方，就是10亿立方。
就是不知道1立方米的恐龙肉是不是能产生1立方米的石油？即使按100%转换，也只是有机质转变成石油吧？生物体的水含量是很多的。
不过即使考虑去除水和无机质，19英里的立方体的恐龙肉，恐怕也能产生不止1000立方米的石油吧？只要3.5%的恐龙物质100%转换成石油就足够填满1000立方米了。
全面放开二胎等于宣布计划生育失败，一旦到了这步，后面的事情就没法控制了，首先就是人口政策的权威性、计生委存在的合法性会动摇，换句话说zf再次以后无论宣布什么样的人口政策，大家首先就是怀疑。第二步就是邓路线的合法性，人命关天，几十年来计生委欠下的血债，都会被翻出来，往大了说，这就是反人类罪，在此基础上，再往前一步，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因为除了计生委那套理论以外，古往今来再也找不出什么理论能为计生暴行洗白的理论了，而没有整个国家机器的默许，一个计生委能掀起这么大波浪？
况且放开二胎也没多大用，因为三十年来，从官方舆论到民众心理再到分配机制，都是围绕“只生一个好”来的，想把生育率搞上去，全社会要大动，现在连控个cpi都主要靠忽悠，其他的你还敢指望？
TG又表现出言出必行的风格，坏事就变成好事了！
下面解决的方法也就很简单了，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改进管理云云。当年搞改开也是这么搞的，马列经是好经，只不过让斯大林给念歪了，问题是马恩著作等身，从这一大堆书里想找点什么观点出来问题都不大，而计生委当年话说的太死，事做的太绝，理论又过于粗线条，开放性不够，加之计生又是冠古绝今的事业，从哪里找掉头的依据呢。
这计划生育属于咱们软实力的那一种呢？
别人能接受这么先进的人口控制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经验吗？
那有什么政策百年不变的，顺应潮流改变就是。计生委改变政府职能，劝人多生也一样是工作。
这又怎么算。
再者现在“只生一个好”已经深入社会了，这个趋势是非常难扭转的 。当年清兵入关不也是靠屠刀逼着汉人剃头，结果民国初年的时候不还有一帮遗老遗少闹着要复辟，现在来个大转弯，自然也少不了挺计派一哭二闹撒上调，黑岛人那大几百朵花可不是白得的
或者干脆不要好了
即使石油是来源于地球形成时的太初物质，除非现在地球上还在不断形成石油，否则总会有用完的时候。
太阳系很多行星、卫星上的甲烷海洋很能支持这个理论。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之《滦阳消夏录》中有一段记述:
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树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周氏之祖，自东昌商贩归，至肆午餐。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女战栗无人色。见周，并哀号，一求速死，一求救。
清光绪十七、十八年山西大旱，前往赈灾的江南义绅如此描绘当地的荒象：
山西此次奇灾，各村妇女卖出者不计其数，价亦甚廉。且妇人卖出，不能带其年幼子女同去，贩子立将其子女摔在山洞之中，生生碰死。其夫既将其妻卖出，仅得数串铜钱，稍迟数日，即已净尽，便甘心填沟壑矣。灾民一见查赈人至，环跪求食，涕泣不已。许已早晚放赈，而彼皆苦苦哀告云：但求先舍些微，稍迟便不能待矣。往往查赈之时有此人，放赈之时即无此人。更可惨者，各人皆如醉如痴。询以苦况，伊便详述，或父死，或夫死，或妻女已卖出，家室无存而毫无悲痛之状，惟互相叹息云：死去是有福也。盖彼既无生人之乐，亦自知其不能久存矣。嘻嘻！田园既荒，房屋又毁，器具尽卖，妻子无存，纵有赈济，而一两银仅买米二斗，但敷一月之食，一月之外，仍归一死，况放赈并不及一两乎！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旱灾记载，应是距今3800多年前(公元前1809年)伊洛河流域的大旱，即所谓“伊洛竭而夏亡”。民国时期国内外学者如何西(A.Hosie)、竺可桢、陈达、邓拓等，都曾利用《古今图书集成》、《东华录》以及其他文献记载对中国历史时期的水旱灾害进行统计，其结果均无一例外地显示旱灾发生的次数多于水灾。据邓拓《中国救荒史》的统计结果，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旱灾共1074次，平均约每3年4个月便有1次；水灾共1058次，平均3年5个月1次(《邓拓文集》第二卷第41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新中国成立后，旱灾发生的频率总体上小于水灾，但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华北、西北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的干旱化(并非单指降雨量的减少)趋势，从生态系统变化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就灾害的后果而言，旱灾引发重大饥荒的频次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死亡规模，更非其他灾害所可比拟。据美国学者郑麒来对历代正史资料的统计，自汉代以来，因各类自然灾害导致的求生性食人事件经常周期性发生，而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由干旱引起的。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此类求生性食人事件显然进入新一轮周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到1949年这110余年间，全国各地共出现此类食人事件50年次，平均两年左右即发生1次。其中缘于旱灾的共30年次，缘于水灾的10年次，其他的则为旱水、旱蝗、旱雪、霜灾以及不明原因的大饥、春荒、冬荒，旱灾依然是求生性食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