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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河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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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草地分裂，缘由何在？

草地分裂，缘由何在？

作者：双石

背景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胜利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6月28日，会议确立了两军合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并于次日拟定了旨在打开北上通路的《松潘战役计划》。然而，在其后整整一个月里，因张国焘等“解决组织问题”的延宕以及其他主客观原因，致使原拟的松潘战役计划流。7月下旬至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先后在芦花（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沙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血洛村）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并修订或重拟战役计划。8月5日，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以取旨在“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的《夏洮战役计划》，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经阿坝、毛尔盖分途北上。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今四川省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上八寨乡索花村寺庙内）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地区退却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当前的行动方针：“迅速占取以氓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

　　从8月18日起，右路军部队开始分两路北上，进入水草地。至8月下旬，相继进至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区。与此同时，发现了红军有穿越草地迹象的国民党军也开始行动，26日，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奉胡宗南令，由漳腊（今川主寺东北）出发，翻越弓杠岭雪山，沿松甘驿道进入包座河谷，增援在班佑、巴西、阿西茸、求吉寺地区的补充旅康庄团及游击支队。

　　这路进入林区的敌军实际上与正在水草地行军的红军右路军形成了平行北进之势。

　　此间，左路军先头部队已从卓克基、大藏寺地区北上，击溃了阿坝土司杨俊扎西的藏骑武装，进至查理寺、阿坝地区，一部进至嗄曲河西岸的安曲（哈拉玛）附近筹粮。

　　8月底，进入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区的红军右路军主力向盘踞该地区的敌补充旅康庄团和“游击支队”盘距的班佑寺、卓藏寺（当时译作“脚仗寺”或“觉大寺”）、求吉寺（当时译作“救济寺”），以及进至上包座地区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发起攻击，至9月1日，将敌军大部歼灭，占领了除求吉寺、卓藏寺外的敌军据点。

　　此后，中央政治局和右路军徐、陈首长屡屡电催朱、张首长率左路军前来与右路军会合，迅速北出甘南。9月初，左路军先头部队陆续经甲本塘（当时译作“箭步塘”）向嘎曲河开进，朱、张所率红军总部也进至甲本塘。但已另有所图的张国焘始终借故拖延，最终决定要挟党中央率右路军“南下”，并令已到达嘎曲河西岸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9月8日，张国焘电令驻马塘一线的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 ”，9月9日，“密电事件”发作，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周恩来驻地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单独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北上……

　　数十年后，这个原本已有定论的重大历史事件，因那封著名的“密电”迄今没有找到原件，引起一些历史当事人和学者的置疑，产生出了“草地分裂责任谁负”的问题，甚至还衍生出了“毛泽东、叶剑英合谋栽赃张国焘”的奇谈怪论来。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再一次进行认真严谨的考量和清理，以正视听。

“北上”与“南下”，争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近三十年来不断有人提起，无非是“北上”与“南下”不过是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革命胜利的方法和途径问题，谈不上谁对谁错。甚至还有人还搬出了张国焘回忆录中“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 ”的话作为依据，来否定“北上”和“南下”的政治原则和路线之争的实质！

　　其实，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历史当事人的徐向前说得极其透彻和明白：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一句话，北上与南下，是革命事业生存还是消亡，发展还是削弱的大是大非问题！

　　徐向前的这番话，是有铁的事实为依据的——中央红军北上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挫折，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还不能成为有力的佐证？至于张国焘用以自辩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那只是个贻人笑柄的梦呓！——即或从“无过推定”的前提出发而不对此言作“立场”和“路线”方面的过多批评，这位“张主席”也实在是太健忘了——或许因为身在国外无法查阅当年的原始文献资料作参照之故？当时党中央在沙窝会议和此后毛尔盖会议上拟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是一个“川陕甘计划”，具体而言就是全军进至夏河洮河流域与敌决战并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方针，向陕北或陕南或川北发展只是夏洮战役计划实现后依托“以岷洲为中心的根据地”的“下一步方针”。当时这个地域敌军力量薄弱，人口较多产出相对丰富，红一、四方面军集全军之力打出实现这个计划的胜算极大，相较于“南下”或“西进康北”，“吃饭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而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之所以决定直奔陕北，那是因为仅几千人马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已无法独立完成“夏洮战役”与敌决战的计划，落难之人投靠穷亲戚那是别无选择！

　　再者说了，“张主席”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间的几度徘徊，“早就饿死了”多少人？

　　其实更为可悲和可笑的还是当代人：有些二百五“砖家”“学者”不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中去细作研判，却在“张主席”可悲又可笑的自辩中寻章摘句找来这句话要为“张主席”洗清“冤枉”，还印成了铅字儿，摆出一副要“还历史于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无意地硬要把“张主席”的顽冥不化固执已见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奋斗经历混作一谈！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面对红四方面军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红色英灵的——这些人中好多就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可叹啊可叹！

　　数十年后，还有人这样为张国焘辩解，张国焘南下是逃跑，党中央北上也是逃跑，都是逃命，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可问题是，党中央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突破重重封锁，向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带“逃跑”呀！这是要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去“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同时也为党的生存和发展寻找机会呀！党中央这是认定了：只有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才有建立、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更多更好的机会，才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间势力认识和接受党的方针政策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党也才有求得生存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高扬“抗日救国”的旗帜，与置身于大潮之外空喊抗日救国的口号，无论从行为效果还是从生存机会上来考量，难道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么？！

　　而对于“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去寻找生存发展机会”，张国焘从来就是没有决心与信心的，他的逃跑，是逃避民族革命斗争的大环境大方向，逃向偏安托庇之所！对此，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的一段回忆说得非常清楚明白：

　　张国焘口头上赞成统一战线策略，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不相信在日寇加速全面进攻和全民抗日运动继续高涨的条件下，国民党及其军队大部或全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见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他说这象是韩愈的《祭鳄鱼文》，是不着实际的幻想；他还指责党中央提出成立国防政府，是重复法国镇压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口号。弼时同志针锋相对地驳斥他的谬论，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晓得如何估计阶级力量的变动；给他指出，不能看到红军数量比过去少了就以为整个形势都不好，只有向西撤退，这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张国焘本来没有一点理论，更不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立刻抢白说：“机械唯物论总比唯心论好一些。”他不可救药到这种地步。

　　本来，朱总司令是主张四方面军不要在甘南停留而迳直跨过西兰公路去会合一方面军的。后来陈昌浩也提过，四方面军向陇东北前进。张国焘则相反，总想往西去，甚至不知羞耻地说：“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朱总司令嘲笑他胆子太小了。说：“四川军阀打仗是溜边的，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抢。国焘同志你莫要溜边边呀！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进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先锋军、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北面吆，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是跑得赢了！”

　　不可同日而语啊不可同日而语！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派性战胜了党性，是党中央被迫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主要原因

　　“北上”与“南下：既然是路线之争，原则之争，党中央当然要坚持。更何况，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多次形成了党内决议的，每一个党员都有义务维护之贯彻之，而不是相反！更遑论凭着手中枪杆子的多少，去推翻党的决议——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然而张国焘偏偏就职冒了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1935年8月初的芦花、沙窝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分途北上之后，率左路军进至阿坝的张国焘又再度萌发过“西进青、新”之念。为此，党中央于8月20日在毛尔盖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毛泽东发言为基础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明确反对“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中央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与也曾多次致电张国焘，解释中央北上方针，对张国焘进行规劝：“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 ”，“……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 ”，“……不宜分兵出西宁 ”，“……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 ”；……

　　于是，张国焘在一番左扭又捏之后，又选择了“南下”。

　　应该说，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是赞同中央北上方针的，此间也曾不断去电解释中央意图，劝说张国焘执行党中央北上决议，这当然是值得历史记取和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张国焘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强硬要求下，徐、陈首长在“党性”与“派性”的最后抉择上，还是没能守住“党性”的底线，最终屈从于“派性”，改变了原来赞同“北上”的态度，转而要求党中央服从张国焘的意旨，放弃北上方针而转道南下。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一年之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会师后任弼时曾向傅钟了解年前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缘由。当时情景，傅钟留下了回忆文字：

　　……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过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在场，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

　　任弼时当年在中央苏区时，曾积极参加过批判毛泽东。从长征这个历史时期来看，他也谈不上对毛泽东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任弼时身上却有着一个共产党人最为重要的品质：坚强的党性！正是这种坚强的党性，使他在历史的重要的关头，作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当然选择！

　　两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扼腕嗟叹——不能不承认，人与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对此，徐向前在多年后的回忆文字，有过这样的检点：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徐向前这些话，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改革开放年代道出的。

　　据徐向前自己回忆，1935年9月9日，在张国焘明确而坚决表示反对北上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而当日晚上，毛泽东到徐向前的住处单独向其征询意见时，徐的回答是：“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 。

　　无论话说得多么委婉，作为晚生后辈的笔者都不得不冷峻而直白的道出——

　　这是宗派的立场，而不是党性的立场！

　　这当然也与当时的徐向前、陈昌浩对党的北上方针缺乏深刻的认识有关，毛泽东在俄界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曾经指出：

　　张（国焘）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徐、陈在内）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也就是说，当时徐、陈支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只是不愿意回头再过草地，但对北上可能会遭遇国民党中央军的王均、毛炳文部，他们也缺乏战而胜之的信心。两相权衡的结果，还是选择了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王均当是为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毛炳文为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该两军各辖两师（两旅四团制师），为中央军旁系（半嫡系部队）。两军加起来不到5万人，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时的全部力量有近10万人。

　　10万红军竟然要躲着5万敌军，这还不算是“逃避斗争”的“逃跑主义”么？

　　后来的事实是，党中央率领不过七千多人的一、三军团，照样北上了！

　　我们还不得不指出是，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在“北上”与“南下”之争的关键时刻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党性向派性投了降，才是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主要原因！那个因找不到原电文稿而让后人们纷争不已的“密电事件”只是一个诱因！有了这个“主因”，既或没有这个“诱因”，党中央恐怕也不得不考虑“单独北上”，只不过不会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急迫而已！而后人放过主因而纠缠于诱因，那是大有“搅浑水”以回避关键问题之嫌的！

　　何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一文中写道：

　　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在二，四方面军达到甘南时，当时的西北局决定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国焘也可以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私自改变为向西开进，如果照国焘这样做去，还要党做什么用处？党还有什么作用？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看见没有，“他下面的干部”已经叫出了“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中央还呆得住么？

　　当然，从治史角度而言，诱因的真伪也的确是需要探究明白！

“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是否存在？

　　这份“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因迄今找不到原件文稿，也成了一些人否定其存在的理由。

　　找不到原件文稿这个最直接的物证，的确难以作出令所有人都信服的定论来。但没有“直接物证”是不是连案都不能判了哩？不是还有其他人证、旁证和其他间接证据么？更何况，这个最直接的“物证”找不到，责任也不该由党中央来负呀？这份密电，是从红军总部发给前敌总指挥部的，这个“物证”也只能留存于红军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而这两个指挥机关当时乃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在党中央掌控之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西渡黄河最后归于失败，失败的最后关头连电台都砸了，译电员牺牲，电报也基本销毁，肯定是找不着了。那仅存的物证就只能在红军总部的存留电报中寻找，如果找不着，那至少是需要考虑“为什么找不着”，而没有理由直接判定这个电报“不存在”！——同时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留存下来电报和文献还有很多，是不是仅仅因为“找不着”，就能断言其不存在哩？……

　　除了已经牺牲了的译电人员外，叶剑英、毛泽东是最早看到这份密电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叶剑英自不必言，毛泽东此后也没把这份密电的内容藏着掖着密而不宣——就在一年多以后的1937年3月3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就谈到过这份密电：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个电报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当时在场的张国焘对与会者们提出的诸多问题都有自辩，但对毛泽东所言的这份密电，却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甚至以后在海外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未置一词。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能说明张国焘自已也认为这份“密电”的存在是无法否认且难以自辩的——当时的他，肯定无法预料到一些后人还会因“找不着这份‘密电’”而生出了一场要为他“伸冤”的官司来！

　　再者，如果这份“密电”不存在，那么最直接的逻辑导向就是叶剑英个人或与毛泽东合谋伪造了这份“密电”，而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就算他俩都属某些颠覆学问者认定的“阴谋家”，他们有什么理由非得这么做？难道这段日子里中央上上下下对“张主席”制造的种种麻烦种种纠葛还没有领教够？还不足以激励起“我们先走一步干起来再说”的气性儿来？非得整出一个匆忙出走还被迫拉下了许多同志甚至亲人的“狼狈逃跑”来？他们怎么就那么自信此番出走一定能成功？万一不成功，首先有可能死在“自己人”枪下的人会是谁？……

　　叶剑英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对当时部队的分布情况和部署一清二楚，他不可能不知道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出走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当时一军团二师部队已进至俄界（今高吉），一师部队已进至白龙江畔的旺藏寺，党中央身边只有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红四方面军四军部队部署求吉寺监控守敌，实际上也挡在了党中央从达拉沟这条栈道直接去俄界的路上。党中央率三军团只能从阿西茸——扎公果——卓藏寺——那盖（拉界）这条迂回路上去俄界，红四方面军四军部队只要经达拉沟栈道这条捷径进至达拉附近，就完全可以迎头堵住党中央的去路，红三十军在喇嘛岭上的警戒部队也可以直接取捷径进至白龙江峡谷扼阻党中央北上……

　　对于这种风险，党中央也是有预见的。彭德怀曾回忆，当时他曾问毛泽东，紧急情况下可不可以扣人质。毛泽东说不可，真要如此，那就只好跟他们南下，他们总会觉悟的。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性命或许还可暂时无忧，但叶剑英可就难说了——且不说密电，就凭他带走了前敌总指挥部的地图这一条“罪状”而陈昌浩、李特又确曾派人来追杀的事实，就足以让他性命难保了！

　　若非特别紧急的情况，“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会刻意去整出一出惊险传奇来？

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还有人死抠字面，说这封密电内容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非“武力解决”，那只能是拿不上台面儿的一种狡辩。试问，“下面干部”已经在喊出了“武力解决”，徐、陈又已表明了要中央一起南下的态度，“枪杆子指挥党”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能是温情脉脉的么？

　　据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回忆，“密电事件”的次年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任弼时曾特许他到总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而且是“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在傅钟看完所有电报后，任弼时曾经与他有过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傅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

　　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任弼时“贵如金石”这段话，其实已经回答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非‘武力解决’”之辩！

　　而且，还为“密电”之存在提供了一个间接佐证。

　　“密电”还有一个间接的佐证，那就是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发出的前一天，张国焘还有一个致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的密电，这份密电的原文如下：

才芳：

　　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八日

　　这份电报引发的歧议很多，作出判读需要祥析相关地理要素。

　　当时詹才芳所率红三十一军驻马尔康、卓克基、梭磨、康猫寺地区（即今刷经寺附近），蔡树藩率军委纵队在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序列的最后，此刻实际上已经进到巴西、阿西茸地区，若要返回马尔康、卓克基地区，需要7～10天行程，除了重过草地外，还要翻越打古、昌德、长坂三座雪山。所以电文中才有“如其听则将其扣留”——如果蔡树藩“不听”，詹才芳是无法将其“扣留”的！

　　因为军委纵队当时位于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序列的最后，并没有跟党中央在一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是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行动的），故笔者判断张国焘当时以为军委纵队尚在北上的行进途中而并未到达巴西、阿西茸地区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合，所以才发出了这份“追回军委纵队予以扣留”的电报——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前，一直是通过徐、陈前敌总指挥部的电台与朱德、张国焘联系，所以张国焘有可能据此判断军委纵队此间并未与中央会合。

　　这份电报虽然仍然无法确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那份“密电”的存在，但至少能够证明：张国焘的那个“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是包括了“扣留”这类强硬措施的，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友好商榷与商洽！自恃人多势壮的张国焘，那就是要把党中央当汉献帝，这个狼子野心，那是怎么藏也藏不住的！怎么赖也赖不掉的！

　　数十年后，还有历史当事人孜孜于“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四方面军”的心结，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四方面军”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党中央从来就没有说过“草地分裂的责任全在四方面军”，这笔责任账从来都是算在张国焘头上的，既或对当时以宗派立场表态的一些历史当事人，中央也从来没有清算过他们的责任账。党中央从来都是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无论是对张国焘个人，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党中央都做到了“仁至义尽”，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的事实！如果硬要把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个人混为一谈，那既是在开历史的玩笑，也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草地分裂”的责任，再怎么算，难道还能算到中央头来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叶剑英将密电送回陈昌浩后，没有证据表明陈昌浩或徐向前对党中央作出了相应的临控部置，这或许是陈昌浩对“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没有产生出张国焘所希冀党中央所担忧的敏感来，也或许是他们对党中央宁肯单独出走也要贯彻北上方针的决心的魄力估计不足，这也是党中央率一、三军团顺利北上的重要缘由之一。

　　再者，“密电事件”发作时，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在是否派兵追回党中央的问题上守住了最后的底线：红军不打红军！笔者认为，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性功绩和历史性贡献：从当时党中央出走路线与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分布位置来看，徐陈要想追回或拦截中央，也是完全有可能办到的！如此，红军内部亲者痛仇者快的武装冲突，当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关于这一点，党中央乃至毛泽东本人，从来都是记得牢牢的！也是载入了诸多权威史籍典册的，即或是在文革时期，也多次提及！而对于徐、陈与他们在“密电事件”前前后后那些基于宗派立场的错误表态和对一方面军指挥员的策反信函，反而是从不提起，从不计较，更遑论见诸于史籍典册！

　　天日昭昭，耿耿此心，还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哩？

党中央为谋求和维护党内团结释放了最大诚意表现了最大耐心

　　在“草地分裂”前后，党中央为谋求和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释放了最大诚意，表现了最大耐心。这样的历史事实，恐怕就是如今那些热衷于做颠覆学问者也难以否认的！在两军会师之际，张国焘、陈昌浩等可以煽乎蒙蔽一些四方面军干部点着官衔为“张主席”要官位，可以拥兵自重，对自己已经同意的了作战计划刻意延宕，可以擅自改变行动方向要求中央服从自己，而中央却只能婉言相劝，耐心说服。在“北上”与“南下”之争白热化明朗化的时候，中央还一一征询右路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在得到了基于宗派立场而不是党性立场的回答从而使所有这些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中央还派人送出信函发回电报力劝右路军领导人跟随北上。请问中央还要怎么做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哩？

　　据郭化若回忆，当时他曾奉毛泽东命向红四方面军部队送出了一封信函：

　　……我走在队伍最后面，毛泽东招呼我过去，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来说：“化若同志，你在这里等一下（因为前面有岔道），红四方面军工兵营的营长来了，就交给他。”我知道这是张国焘在搞分裂，革命又遇到了风险，在一、四方面军分道杨镳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将这封信交给我转交，这是对我的信任。我说坚决完成任务。原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顺原路南下，人家脸上表情很简单，默默不语走着。约莫个把钟头过去，见一些扛着大斧、铁锹的队伍走过来，我一打听果然是工兵营，很快找到营长，我把信拿出来，他听说是毛主席叫他转交给他的，立正用双手捧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这份《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越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了胜仗，消灭了白军四十九D＜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在这个《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党中央只是强调北上方针，并没有刻意渲染党中央高层的分歧，更没有指名点性的批评与批判，其用心之良苦可窥一斑。而且在抵达俄界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的决议中，中央虽然也很严肃地道出了“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但也并未对张作出组织处理决定，而且这个决议也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反观张国焘，从阿坝格尔登寺会议到卓木碉会议，又是“开除”又是“通辑”打击留在四方面军中工作而又坚持北上的同志，甚至还另立中央，坏话说尽，恶事做绝，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把自己推到了“自绝于党”的历史对立面。

　　此后，即或是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党中央仍然以相忍为国的态度对张国焘好言规劝，希望他尽快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直到次年5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因估计张国焘有改变错误之可能，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北进甘南，政治局成员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对张国焘“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 ”。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张国焘又制造了一出“枪杆子指挥党”，擅自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河西走廊的“甘南风波”后，党中央仍然对张国焘改正错误并在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中发挥作用寄予希望。在1936年10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是：

　　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去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就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这种对待党内分歧和斗争中明显犯有错误的责任人的态度，想不成为典范都难啊！

　　如果这都还不算仁至义尽，你说中央还能怎么的？

　　不知数十年后那些指责毛泽东等“过份施心计于红军指挥权的控夺”的颠覆学问者，能不能敢不敢正视这些起码的事实，以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公平心态来面对这些“起码”的事实。甭跟那儿一惊一乍的扯浪头叫撞天屈！——当了叛徒的张国焘要是都冤屈了，那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三过草地留下的那些英灵哩？那惨死在“自已人”刀下的许继慎曾中生旷继勋们哩？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到了这种地步，请问这还有天理公道么？这些颠覆学问者真的是在为红四方面军将士鼓与呼么？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是真正爱护红四方面军将士的，谁是真正关怀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是谁在他们遭受失败遭受磨难之后敞开心扉拥抱他们的，是谁带领他们绕过急流险滩走向革命胜利的，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么？难道真的是忘得一干二净了么？就算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文革中吃了冤枉遭了磨难，可那波及的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运动呀，有委曲的并不只是某个山头某个方面军呀！作为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后人，总还是要讲一点党性吧？不讲党性总还是要讲一点良心吧？如果连良心都不讲了，这人，还能是个啥？老百姓还能瞧得上你们个啥？数一数这些革命胜利者幸存者肩上的星光胸前的勋章，再想一想那些不知多少倍于这些星光勋章总和的那些牺牲者们失散者们，不妨扪心自问：这个党这个军队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没有给够？

　　我就不相信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人们全都会被几个小丑长期忽悠下去！

　　我就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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