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秘密录音”事件——1 -- 老老狐狸
毛应该是一个很大气很骄傲的人，宁可玩阳谋，也不会去玩这种比较下作的阴谋手段。
倒是有丰富白区地下工作经验的胡服同志有这种职业习惯，在四清的时候就有职业病发作的问题。
瞎猜的。胡同志直接出面授意的可能性不大。
而这人文革后肯定是正面人物。
越来越能理解什么叫“黑线”了
“黑”就是暗箱操作，阳奉阴违，违返中央决定搞小动作、阴谋诡计。
“线”就是指从中央到地方某些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协调联动。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
私设窃听器，乱发文件，毛主席的讲话传达到省一级，省委居然敢按下不发。这些人胆子真的很大。
（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
（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
（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
（五）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
（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
（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
这是个大致范围，具体到第四条：“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大郎有了充分的发挥空间，包括在专列上安装录音设备也可以纳入这一条。
问题出在三点：1.杨的上级是邓小平、彭真，遇有特殊情况，杨要请示的是他们；2.具体安装是罗长子，而罗说是杨拿出了中央的文件的。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太祖事先不知情。
具体体味一下以上三点还是蛮有意思的。
从已经透露出来的信息来说，当时与录音事件有关的就是刘周两位了，而且很可能毛马上就明确这个与刘有直接关系。但是当时毛可能只是觉得刘不够成熟，在接班问题上有可以理解的不安全感，所以就没有深究。毛的宽容并不是对杨，更可能是对刘。后来甚至在蒙哥马利面前明确了一次刘的地位。刘的问题是从七千人大会以后公然表现出对毛路线的质疑，这才是毛真正要放弃刘的原因。当时接近中枢的人可能都感觉到了，杨当然也能看出来一些。不过储君位置无法轻动，当时可能坐上去的人不过是刘周林三人。杨所以被打倒最可能是掺乎进了这件事（换还是不换，换谁），他也向周提供了一些东西，完全可以解释成投机，这是中枢很忌讳的原因所在，所以被处理的时机是修养倒下之前，成为羽翼被剪除的一部分。别的常委（朱陈邓）应该都清楚大致的轮廓但与此事没有利害关系，但从做法上不会支持录音。
现在想想当时的情况，不能不叹息刘的局势判断和手腕与毛差距实在太大，彭罗陆杨一次就击倒，刘哪儿还有还手之力。
后来的后来，大郎为什么会当上国家主席？
没有出卖老大的马仔，是不是老大会奖赏他？
当然手痒痒了。
我是不相信汪总管不知情的。要说今天中午太祖吃什么，汪总管不知道，这个还说得过去，录音机的是无论如何绕不过汪总管。
彭罗陆杨是65年打倒的，专列录音是61年的事，中间还有几年，某次太祖问罗瑞卿，问录音的事，总理知道吗？罗瑞卿答，总理知道，叮嘱我们不要搞出误会。太祖又问，汪总管知道吗?罗答，汪总管不赞成，大郎拿个什么文件压住他，汪总管执行了（配合安装录音机），但持保留意见。所以毛对周、汪还是比较满意的。
以上说法没法证实或证伪，看看而已。
录音机是59年2月就安了，到61年4月，两年多时间，汪总管一点口风都不透，也够厉害的。
李医生的说法不十分可信。他好像在中南海开了个心理诊所，大佬们没事都喜欢对他透露点心里的秘密，减压。
这个怪物是天朝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东东，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党性。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小同学们听到党性儿子可能会有种种光怪陆离的感觉。但是在TG历史上，党性曾经是一种极其神圣的东东。因为这个东东，老毛在自己亲手创立的苏区当着自己亲手创立的红军面前被几个大多数苏区的同志从未见过甚至听说过的毛头小伙子一撸到底，失去几乎全部权力。后来毛头小伙子率领大家逃跑的时候老毛差点被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当“咬牙干部”而送掉老命（王外马甲语）。
军神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如果想当山大王，理论上中央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因为党性，这两位想都没有想过。
另一位军神林罗打下东北，拥有当时天朝版图内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最富庶的地区。这支武装力量唱的军歌是“军号响，红旗展，林总的命令往下传”。理论上林罗如果自立为王的话，中央仍然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有党性这个怪物，中央在千里之外的一封电报就能让部下把他们抓起来。
护肤同学可能觉得只要他“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话他可以再次利用党性干点当年毛头小伙子干成功过的事情。但是，党性早已悄悄被另一个历史更悠久其实更强大的怪物吞吃掉了，它就是人性。
三十年前当第一次被打倒的时候，也许那位头发长长的壮年汉子已经暗暗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被党性所束缚。三十年后，太祖毫不犹豫地放出了人性这个怪物，护肤同学一下子就完了。
要说党性，老毛无论如何比护肤登公之流的强多了。
当时的问题是人性渗透党性太多了，夫人，子女等等，老毛不过是强化了下党性而已。为了自己的未来利益，录音窃密，这是人性党性啊？！最后他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最后还是败给了人性这个怪物，你看找香港的老朋友借2万美金给自己儿子看病，多人性化啊。赫赫。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
1．第一阶段（1979～1984）。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 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
随着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国相应调低了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使之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已调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币，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持平。
附一：
附二：
现任美国新奥尔良儿童医院小儿骨外科主任的马昆医生回忆他当时为邓朴方检查的经过时，说：“他们要求我为一位特殊的病人进行检查，当时我也不知道此人是谁。有天早上我被带到一家军医院，事后我才知道那是三○一医院。他们告诉我病人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并告诉我，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人扔出窗外，从此胸部以下的肢体瘫痪。我也知道，他曾经由苏联方面的医生动过手术，他们取出邓朴方体内的脊椎骨断片，用一种特殊方法把脊柱固定，但是下半身自腰部以下已失去知觉，产生动作失调，他坐起来的时候，身体因而往前倾，脊椎没有了支撑的作用。他们把病况告诉我之后，询问我有没有其他治疗的办法，但是，我们可以用脊椎手术，使他能够坐起来。”
马昆说：“我当时告诉三○一医院的大夫及一位曾在美国留学过的吴之康大夫，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必须在一处设备完善的手术室进行。中国大陆显然没有这种设备，因此他们要求我是否可以在北美洲找一家医院，为邓朴方开刀。“行医这几十年来，我个人的作风是，在医学问题和治疗的过程中，有任何挑战，我必定设法克服。我把邓朴方的案例当成一种挑战，原因不在于他是邓小平的儿子，而是因为他是个急需救助的病人。“邓朴方当时所遭遇的困难是：这种手术的开刀费用大约是25万美元左右，加上手术后的住院费用及其他医疗费用，总共可能要花50万美元。而邓家凑不出这笔经费，中国政府也不能用国家的钱为邓朴方治病。于是我回美国后，曾想和华府的华特里陆军医院联系，希望他们能免费为邓朴方治疗。但是，由于邓朴方没有一点军方的背景，而当时中、美双方虽然已经建交，但许多管道还没有通，国务院方面也不太能插手这件事。“后来我想到我的好友、世界闻名的脊椎外科专家，哥登·阿姆斯特朗，当时他是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的主任医生，我和他是至交。他一听到这件事，马上答应全力促成。”
今年69岁、现在已退休的阿姆斯特朗医生在世界脊椎外科界声誉卓著，成就不凡。他说：“我和马昆大夫是多年好友，是他促成这件事，我不过是通过医院向加拿大政府要求协助，我自己不要分文手术费。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据说这是总理杜鲁道亲自批准的。邓朴方则支付他本人和护士到加拿大的旅费。这件事我的印象深刻是因为，身为邓小平的儿子，他们居然凑不出急待救命的医药费，而且在手术完毕，他需要复原期间，为了省钱，他不能住进康复中心，只好搬去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住。”据邓朴方说，连那笔旅费也是全家人凑出来的。
而邓公熬到了太祖身后，所以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俺一直在想如果改革开放有总理掌舵的话，那我天朝的成就会多么令人神往啊！如果总理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么天朝现在一定是这个星球上最幸福的国家。可惜历史是不可能没有遗憾的！
党性这个怪物自1921年至1997年薪火相传，凡76年，到邓公一代算完结了。
以上是个人的看法。
如果是俺的话，把我儿子弄成这个样子，俺恐怕会忍不住亲自动手杀人的。
以直报怨，有几个位高权重的人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