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廖汉生是贺戊妹（贺龙二姐）的女婿，也就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以前有人一直说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实属不确。以后，廖汉生和杨尚昆的五妹白林结婚，仍旧和贺龙保持一种类似于亲戚的关系，用廖汉生自己的话说，他去贺龙家，就像走亲戚一样，不用电话通知，也不用在乎他们家里谁在。再有，廖汉生曾经是贺龙大姐贺民英的警卫员，廖汉生同贺龙一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贺龙垮台是不可能不牵扯到廖汉生的，而且，也需要廖汉生出来做这么一个“陪衬”。

廖汉生虽然出身红二方面军，但是，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刘伯承在反教条主义中落马以后，廖汉生接手南京军事学员的负责人，其时，政治委员钟期光也犯了错误，所以，北京中央军委一改惯例，任廖汉生为军事学院党委第一书记，钟期光是上将，而廖是中将，廖本人尽管推辞过，可是，上面不同意。开国以后第一届国防部的副部长中共有七人，他们分别是：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肖克、李达、廖汉生。这里廖汉生虽然叨陪末座，可已经比较令人瞩目，二方面军里面原则上只有肖克一人，后来又加上了廖汉生。而且，廖一做就是三任，直到文革开始。

廖为人脾气暴躁、说话很“冲”，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和司令员杨勇的关系不好，二人在军区会议上吵架的事情居然飘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让郑维山把他们俩人找来，对他们说：“你们已经闹了一次了，不要闹了。”（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该书258页）

杨勇是一员虎将的同时也是一个正直的领导干部，比较喜欢爱憎分明。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事情出来以后，李井泉特意告诉后来上山的廖汉生等人不要乱讲，要多听听，少出来走动，可见当时的政治空气之紧张。杨勇、李志民、唐亮、苏振华是表态最晚的四位上将，他们不同意把彭德怀说得“比杜勒斯还坏”的说法，郑重其事的给大会写了报告，以后没有被印发，文革中这件往事被重新提出来成为杨勇的罪行之一，专案组成员用药物、绳索来威胁杨勇交待他和罗瑞卿、彭德怀、贺龙的所谓“黑关系”，杨勇说你们要我死，我就不能死。不过，杨勇在文革中所受到的折磨其实是非常小的，比起廖汉生也差了一段距离，“解放”也很快。廖汉生虽说和杨勇有些矛盾，可是，在杨勇被斗之前还主动要求“陪绑”，一时传出去成为难兄难弟，他们二人也是绝无仅有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同时被打倒的一对。

1967年1月8日，廖汉生被造反派组织诱捕，说是去看大字报。文革中的这些造反派一词是笼统的说法，其实他们当中的成份相当复杂，很多人很多组织都是背后有人指使甚至来头十分之大的，他们即使抓错了人、办错了事也不会受到过分的责难，聂荣臻还没有被点名时，造反派就贴出来聂荣臻的大字报，“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造反派中间有学生，也有一些机关干部，还有一些是中央文革指派的所谓的“钉子”，往往是联席碰头会刚刚有了意见，这边造反派就已经取得了发言权。廖汉生自己的“罪状”最早不是从中央专案组那里听到的，而竟是从造反派口中得知的。于此可见，造反派的力度之大。

廖汉生的四条罪状分别是，第一个和杨尚昆勾结，这是主要是因为廖和杨尚昆的亲属关系，所以，廖本人也“荣幸”的加入了杨尚昆专案组的审查队伍中，成为一个“罕见”的“双料修正主义分子”（指的是党内、军内双料）。第二条是插手第一军。这点实际上因为贺龙询问廖汉生关于第一军领导成员变动的情况时，廖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而已，扯上这一点主要是把他和贺龙、彭德怀挂上钩。第三条是廖汉生每年去新疆视察其实是为了贺龙兵变“踩点”。1962年，新疆发生逃亡事件，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罗瑞卿打报告给毛泽东希望每年要对新疆作出视察意见来，防患于未然，毛泽东做了批示，同意派廖汉生前去，所以，廖每年都去，专案组提出这一条以后，廖让他们去查一查再说，结果，一查以后，再也就不问了，因为他们找到了毛泽东亲笔的批示。最后一条是说廖汉生对总部不尊重。

四条罪状两条是涉及贺龙的，廖作为贺龙手下的大将被专案组排名在许光达之后，是张飞一流的人物。1967年1月19日，廖汉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挂牌批斗，还被做了“喷气式”，和他一起的批斗的特别是站成一排的还有许光达、王尚荣、饶正锡三人，其中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的罪名居然是“彭黄漏网分子”，（饶正锡本人担任过晋绥联军、西北野战军中的部队领导职务，和彭德怀、贺龙都有过从）比较廖等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饶正锡低了一等，可是，他却比廖等人多关押了一年多。

对比许光达、王尚荣的审查待遇，廖汉生实在是“轻松”的多，最严重的是1968年2月，也就是毛泽东1968年1月点名贺龙以后，一天审问廖达四次之多，而且，不准休息睡觉，一旦说的不符合专案组胃口，就被呵斥、责骂和侮辱，然而始终没有殴打。这点比起许光达和王尚荣乃至黄新廷、顿星云等人的境遇来说已经是十分的“难得”的了。

实际上从后来贺龙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供述中知道，廖汉生专案并不是重点，原因是廖本人的很多行动基本上或者说完全上同贺龙联系不到一起去，就是北京军区号房子一事也不是廖去办的，也不是廖指示办的，廖本人所谓的对总部不尊重所发出的言论中的几位领导人都在文革中被批臭打倒，根本不成为罪证。所以，对廖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斗争”，而且，廖本人在专案审查期间态度不太好，也没有按照惯例“打他的态度”，竟然平稳过渡了事。

林彪死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去找廖汉生，转达了两条指示，第一条是廖汉生有错，但是没有罪；第二条是解除监护。毛泽东说：“廖汉生和杨勇一样，都是没有什么罪，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暗中整下去的。”就这样，廖被安排到军科院做了政治委员，时间是1973年12月，此前和他前后被解放的还有黄新廷、秦基伟等人。

专案组在廖汉生身上没有得到的东西随后在成钧、雷英夫身上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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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钧，湖北石首人，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本人自从1959年4月兼任空军技术部部长以后，在空军指挥本部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来，同贺龙的关系很好，走的也比较近，因而被看作是所谓贺龙“集团”的干将，至于雷英夫则因为康生的特殊“关照”，被点名进入贺龙“二月兵变”的爪牙。

原本没有从许光达、廖汉生和王尚荣等人嘴里掏出的专案组想要的信息，这次就准备从成钧、雷英夫身上动手，希望打开缺口，而这副重担就落在了新近接手贺龙专案组第一副组长，原总参某部处长李国西的肩膀上。

李国西，原名李国熙，他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推荐来的人。王新亭和谢富治前后都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张国焘、陈昌浩眼中的红人与亲信，张国焘垮台以后，王新亭一度黯然，而后逐渐走出阴影，王新亭在太岳军区工作时就极力推行左的一套做法，文革起来之后，成为全军文革小组中排名靠前的副组长，特别是王新亭以副总长的身份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和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杨成武、肖华同列，可见他当时的地位了。关于推荐李国西一事，王新亭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也许这种事情委实太小，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李国西上来以后比朱铁铮也不差，朱铁铮临走时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贺龙专案组的同仁们说，看看罗瑞卿专案组和贺龙专案组谁先打开突破口。李国西就把贺案的突破口放在成钧身上。成钧在多次熬审以后，口气开始松动，成钧本人患有心脏病，李国西让专案组进行车轮战术，注意不要过于殴打，以免成钧意外死亡。

审成钧主要来自这么几点的认同，第一个是成钧和吴法宪、余立金的关系一直紧张，特别是和吴法宪的关系较差，吴法宪对林彪说过，他指挥不了成钧。第二个是康生的点名，康生说过，成钧是贺龙在空军的黑干将，他管技术，没有他，贺龙兵变不能成功，他是贺龙兵变以后的“空军司令员”。

成钧在最初的阶段曾经胡乱供认说贺龙为了发动兵变，前后一共召开了“八次黑会议”，给各大军区的亲信都布置了任务等等。随后，成钧又翻供，一共翻了三次，让李国西知道以后告诉专案组的人要“打他的态度”，这样就给成钧用刑，用刑以后的成钧把口供锁定在贺龙兵变的时间是“十月一日”。

空军早在六十年代就很受林彪的重视，多次对空军的领导权表示关注，从以后林彪培养林立果并且把林立果送到空军去工作，用叶群对吴法宪的交待那就是“林副主席对空军的空前信任”来看，林彪对空军抓的很紧，而空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时，空军内部虽有矛盾，但是，并不突出，这也是因为刘亚楼为人相对公允，1959年，何廷一上庐山时，杨尚昆对何廷一说过这么一句话，杨说：“你们司令员刘亚楼的发言没有过头，比其他同志的发言要客观、公道。”在第一次庐山会议那种背景下，能够做到刘亚楼这样的结果已经实属不易。刘亚楼死后，吴法宪接任，包括刘震、何廷一等人在内，和吴法宪的关系不那么融洽，贺龙主持整顿海军和空军工作时，成钧、刘震都向贺龙汇报了吴法宪、余立金的事，贺龙曾经单独表态要对空军领导班子动手术，林彪不同意。康生在揭发二月兵变的有关会议上说何廷一准备利用驾驶飞机的机会暗害毛泽东，所以，江青以后就在大会上点名说：“吴法宪是个好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空军真正的坏人是刘震、成钧、何廷一。刘震、成钧、何廷一就是关锋同志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震我不认识，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大土匪、大军阀贺龙的死党。何廷一好像见过面，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杨尚昆的人。他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整天吃吃喝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引自钟兆云《一个老兵眼中的杨尚昆》）

而打倒成钧、何廷一等以后，吴法宪确实获益匪浅，他在文革中对空军指挥权的把持已经到了空前的地步，以后，吴法宪对林立果越次提拔乃至把空军的指挥大全私自交给林立果，听任林立果、周宇驰等人专横跋扈，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出来以后有憾于林立果的事情曾经责问吴法宪说：“吴法宪同志，林立果不过是一个娃娃，你们为什么把他捧的那么高？甚至把兵权也交给他？”（引自《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该书227页，张瑞蔼回忆原话）通过对林立果的扶持，吴法宪在林彪集团中的地位也牢固不破，成为仅次于黄永胜的第二号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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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英夫，曾经做过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有“洛阳才子”之称，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文革”中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此人用刘少奇的话评价就是：“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

1965年年底在罗瑞卿事件中，雷英夫就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提供了诬告信，刘少奇当时就表示疑问，不相信雷英夫所提供的材料，并且说了上述那番评价雷英夫的话。1966年，八月十三日，雷英夫给林彪写信揭发刘少奇，原信部分内容如下：

一、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传达执行主席的指示。二、自以为可以和毛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这里，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１、１９６４年１２月，罗瑞卿在人代会上讲“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事前，彭真亲自定了调子；２、１９６５年９月，朱德在会议上提出，将来打起仗来，“最高统帅是刘少奇同志”，根本不提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德坐在一起，不加反驳，还很得意，看来很听得进去，使人吃惊；３、近年来，每逢十一、五一等节日，报上都是刊登毛主席、刘少奇两张一样大小的照片，从未见刘少奇有谦虚的表示；４、“九评”文章中提出“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此事由来如何，不清楚。三、刘少奇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外，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懂得毛泽东思想。四、刘少奇在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１、不传达不执行主席指示；２、对主席不请示不汇报，搞独立王国；３、安插私人，有宗派圈子；４、包庇坏人。彭真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非常狂妄，例如在１９６５年彭德怀调离北京去西南前对彭德怀说，“如林彪身体不好，你还是国防部长”。五、攻击养病的老同志。１９６３年５月底，刘少奇在昆明说，“不做工作比什么错误都大”。又说，这些人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现在他们已经有产了，有产不只是有钱，老资格、名誉、地位、功劳、文章写得好都可以成为资本。

雷英夫的这份材料真正有意义的不多，倒是不少属于他自己的推测，其中“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疑惑也说明当时有些事情属于雷英夫这个级别不能与闻的，根据后来吴冷西等人的回忆，这段话恰恰是毛泽东自己亲笔加上的话，在中央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犯罪集团”时，雷英夫曾经多次去总政治部两案办公室去索取他的五本笔记本，原来，这五个笔记本中详细记载了雷英夫为什么会写这份材料的由来和叶群代表林彪同雷英夫的谈话记录，根据林办秘书回忆，“1966年8月13日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来找叶群，叶群拿了一份材料让他誊抄。他抄了两页，另一个工作人员抄了七页。叶群让雷英夫在材料上签了字。”（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上卷）

雷英夫在两案负责人之一的史进前找他谈话以后，极力澄清此事自己是如何被逼无奈等，但是，白纸黑字和雷英夫参与诬陷刘少奇的罪恶活动是无法澄清的。

然而，这么一个对于打倒刘少奇的有功之臣何以就在十二天以后，也就是1966年的总参八二五事件中倒台了呢？这还要从雷英夫与江青、康生等人的矛盾说起。

1965年4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中联部执行一条卖国路线，指责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是机会主义等，雷英夫在会后对康生说，这个路线是周总理主持制定的，这么说是不是涉及到总理，是不是不合适？康生没有给予理会，事后，雷英夫向周恩来做了汇报，随后，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讲了康生的谈话，毛泽东要康生来，毛泽东问康生，谁让你讲的这番话？开始，康生不承认说过，接着，毛泽东说，雷英夫已经报告总理了，你的讲话为什么不经过常委的讨论，为什么不经过我的批准呢？康生就做了自我批评，还掉了眼泪，说对不起主席总理云云。

作为毛泽东的亲信的康生这次可以说是大丢面子，而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对康生如此责问呢？早在1963年，毛泽东自己就点名批过中联部的三和一少，何以这时候不同意康生的讲话呢？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针对王明等人写过九篇言词激烈的“激愤之作”，这几篇文章没有在党内公开发表，只交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个人看过，胡乔木作为秘书有幸得以亲见。（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13页）而这九篇文章突然在1965年1月的时候，被毛泽东批示给李井泉、陶铸、谢富治三人传阅，并且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原文中有多处提及周恩来，指责周恩来的字样，这次，也就是1965年1月2日的这次提议修改之前被毛泽东划掉文中周恩来的名字，毛泽东说：“

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的多。”（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册，49页、50页、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而1965年1月又是什么时候呢？毛泽东以后在七十年代见到斯诺时回忆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思考就是在1965年年初形成的，而毛泽东同胡志明回忆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思考的形成时间则定为1964年年底，不论是1964年年底还是1965年年初，这时候可以说毛泽东已经准备拿下刘少奇不再作为他的接班人了，所以，为了达到在拿下刘少奇以后，中央政府继续有人在把握全局上做到很好的配合，他不能不借重于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在党内威望很高，再有周恩来对于经济工作的内行领导不至于因为这样政治上的大动作让国家处在一种长期混乱之中。也因此，毛泽东不是不同意批判外交路线，而是不希望看到康生等人把矛头对准周恩来。

但是，这里面的曲折发展是需要历史作出结论的，雷英夫怎么会完全知道内中的关联呢？他的这一冒头无形中成为康生的“对头”，当康生大权在握以后，自然不能放过雷英夫。

至于说到江青与雷英夫的矛盾则在于雷英夫的女儿参与了围攻江青的活动，江青自然不能放过雷英夫，正好八二五事件发生以后，江青就对周恩来说，雷英夫是原来埋在你身边的定时炸弹。而后，毛泽东在雷英夫的材料上批示“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雷英夫专案审查是在总参专案中十分受到重视的，李国西派得力干将李玉清去提审雷英夫，第一场过堂就让雷英夫罚站23个小时，随后，专案组几个成员用皮鞋狠踢雷英夫，用李玉清后来的交待说，雷英夫“痛得满地打滚”，他们动用了刑具，雷英夫的小腿被打折，以后做了特殊处理，雷英夫的背部被打成重伤，就在这种情况下，雷英夫招供贺龙准备兵变的时间是十月一日，这就和成钧所说的十月一日吻合了，这两份材料被剪裁以后成为贺龙兵变的主要证据报送毛泽东处。

雷英夫被关押八年之久，以后还是叶剑英、周恩来发话请示毛泽东以后才被放了出来，周恩来在批示中说：“你们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雷英夫同志。政治上解除监护，由刘革非同志陪住。凡属刘革非能听的报告和文件，都要给雷英夫同志看，让他听。要组织专家和医生为雷英夫会诊，手术问题要等中央批准。”而雷英夫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大抵和他曾经揭发过刘少奇多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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