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变相的文革似乎还在，，不过程度好多了
呛呛声，鼓励相公继续。
前几天一下子出了好多篇，原来是暂休前的喷发。
不因自己对周恩来的敬爱而有意为他的历史责任开脱，这种不为尊者讳的态度，是
难能可贵的。我猜老温在写这段时，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
周恩来在文革中说过许多违心的话、签过许多违心的字。对于他的这些事实，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朋友认为这是为保所谓的“晚节”而奴颜婢膝的软骨头表现；
有朋友认为是周恩来基于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毛泽东意见不获大多数人认同但却被后
来证明为英明正确的情节，而过于相信毛的判断和眼光，所以虽对毛的做法想不通
但也习惯性地认为是毛是己非；还有朋友则认为是周恩来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
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有选择性地与毛及文革派合作，以期保住自己的位子和有
用之身，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文革对民族国家之祸害，这种做法恰恰体现了周恩来的
大智大勇和更高层面上的自我牺牲精神；再有就是如温相般站在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治人物的个人局限性这个层面来看待文革中周恩来的立场。
我承认老温的这个看法 --- 最后一段结语 --- 是深刻的，也是发人深省的。不过
我无意评价上面那些观点究竟哪个更有道理一些。我发现自己现在常常陷入一种
“不知道”的处境里面... 但我又十分痛恨历史虚无主义...
在贺龙遭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我与老温看法并不完全相同。老温的观点是，虽然最
处心积虑要置贺龙于死地的是林彪，但是最终决定贺龙生死问题的却是毛泽东，因
此毛责任要大过林。说实在的，在总体上，我对林的恶感没有老温那样强烈(也许老
温的看法更为合理吧，因为毕竟你掌握的史料远远超过我)，特别是林在批斗彭德怀
事件中的表现，颇给我一些好感，文革中后期林因政治利益同时也因不满毛的倒行
逆施而与毛发生矛盾、遭到毛阴暗手法的迫害，也令我对林产生较多同情。但是，
在贺龙问题上，我却认为林彪的责任最大，毛的责任在其次，而周恩来的责任只是
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在实际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的分析方法永远是，要想评判某人的历史作用(和责任)，就是将其人从那个特定
历史情景中拿掉，然后再对这段被“架空”的历史进行推测和想象。基于这种方法，
在毛、林、周三人中，如果拿掉林，而代之以其他元帅或大将主持当时的军队工作，
当然毛和周依然在我们的架空历史中，贺龙还会被迫害致死么？显然不会。如果拿
掉毛，而代之以另一位领袖，林、周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架空历史中，贺龙的命运会
怎么样？我觉得就很难说。如果那位领袖对林的信任和倚重与毛一样，那么贺龙依
然凶多吉少，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呢？
这是一个思维方法。另一个思维方法就是追寻原动力的思维方法。说白了，在贺龙
问题上，毛的作用更象是一把枪，林则是那个扣动扳机的手指，所以，原动力来自
林彪，而不是毛这把“死”枪。从这个层面上，林依然是致贺龙冤死的元凶！
当然，如果追究整个文革的责任，毛当然是首当其冲，林只是个帮凶，主要责任当
然应由毛来负，林及其他人物只负次要责任。但具体到贺龙问题上，林却应负主要
责任。就整个文革来看，林充当了毛的杀人利器，但具体到贺龙问题上，则是毛充
当了杀人利器，而林扣动了扳机。
周恩来在整个事件中基本上处于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境地。如果真要叫起真儿来，
我觉得很可能恰恰由于周的存在，才使得毛在下抛弃贺龙这个决心时，多了那么一
份犹豫...
我是乱讲啊，老温请多多指正。
P.S. 我觉得温相这个长篇系列应予置顶，直至系列结束后两个月再解锁。这是青
史版面近几个月中很难得的高质量原创。我去的另外几个网站都有置顶的做法，从
管理角度上，我们似乎也应该benchmark our competitors... 不好意思，指手划
脚了，和和
在贺龙这件事上应该说是林彪准备了子弹，交给毛泽东，而毛泽东最后扣动了扳机。回头详细说吧。
中国，似乎很难摆脱苦难的命运。前景也是坎坷难料。
原来是这样... 老温莫急，先续完这个系列再聊不迟。
好久没顶老温的文章了。一般来说，温萨的文章不用俺来顶，所以俺就犯懒了，嘿
嘿。噢，老温那几篇张学良的点评文字也很精彩，喜欢小张的朋友们也叫好了。
程世清，河南新县人，1918年出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中担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此人是林彪的走卒之一，他对许光达的揭发等于给林彪打击贺龙提供了炮弹。
就在程世清的揭发信发出以后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66年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点名许光达，说“贺龙准备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林彪的这个点名给以后审讯许光达定了总调子，根据芦凤歧后来交待说他在第一轮审讯时就问及许光达是不是已经被贺龙内定为总参谋长了？贺龙专案组以后按照林彪的这个讲话把许光达定为贺龙一案中的第二号人物，是贺龙兵变的“总参谋长”。（参见《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1978年7月6日装甲兵党委给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报告，注引《大将许光达》，381页以及《文革专案大揭密》）
1967年3月6日，装甲兵党委向全军文革小组请示“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斗对象”。7月5日，装甲兵政治委员黄志勇主持装甲兵党委工作会议，决定在装甲兵内部成立“斗许、张专案组”，这是以后许光达专案组的雏形。
装甲兵内部一向比较复杂，特别是政委黄志勇其人本身就是一个整人专家，用徐向前的话说，此人从延安时期就是搞逼供信的那一套。（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这次许光达被扣上反对“林副主席”的帽子以后黄志勇自然要特殊的卖力气，不仅黄志勇如此，林彪手下的几大干将人人如此，例如吴法宪、例如邱会作、例如李作鹏，可谓陆海空三军一起动员，全然一副立体化阶级斗争的模式。
吴法宪对许光达一案的重要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李作鹏的批示是：“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邱会作的批示是：“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许光达大将亲属许延滨同志采访笔录、薛振先犯罪交待记录，另外可参见《许光达大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379页）
当许光达被批斗昏倒以后，有人把许光达送进医院以后，在请示报告上，吴法宪批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就这样，在许光达两次住院期间，专案组一共第一次审讯79次，逼写材料25次，出院以后的21天中被逼写材料7次，审讯8次。第二次住院33天，被逼写材料2次，审讯6次，之所以这么少，因为此时的许光达已经濒临死亡。在吴法宪的这个批示下，许光达临死前三天还被专案组逼下跪向毛泽东画像请罪一次。（吴法宪批示原文引自《许光达大将》该书379页）
正是由于吴法宪的“刺刀见红”的一说，专案组才提出要“血洗许光达”。至于生活作风一贯败坏的“花花部长”邱会作给许光达一案的最大贡献是照搬他在总后搞专案的经验之谈。邱会作在总后曾经叫嚣过这样一些口号“要学蒋介石！要学打砸抢！要斩草出根！死了省了麻烦！”1968年2月27日，邱会作亲笔批文规定总后办案的“三狠”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搞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应当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邱会作让人把这个“三狠”方针介绍到许光达以及贺龙专案组中来，当时的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徐浩（继任者）心领神会。同时，邱会作的总后专政机器还给许光达乃至贺龙专案组贡献了一个招法，那就是找来一些装甲兵医院的男护士作为打手和专案组工作人员，这些精通人体知识的男护士们是非常知道怎样殴打“犯人”才能造成严重的“内伤”而表面上则很难看出来。（参见《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0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
邱会作的总后专案机器比之装甲兵丝毫不逊色，根据肖思科同志的介绍，“从1967年至1971年，邱会作在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迫害干部群众四百六十二人，致使汤平、周长庚、顾子庄、张树森、申茂臣、张凌斗、华迪平八人被迫害致死。”而最令人发指的是邱会作等人发明的刑讯特色更是惨绝人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共有以下23种刑罚：
1、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
2、低头弯腰、罚站。瞌睡得碰墙壁；
3、下颏顶茶杯：把两个茶杯摞在一起，下边放在衣扣上，上边顶着下颏，使他不能动；
4、坐高低凳：叫他坐在一个矮木凳上，两脚放在桌上，两三小时不能动，只能用手扶桌子凳子；
5、作“体操”：身体靠墙，两手揪耳朵，上上下下，一站一蹲；
6、“打反骨”：用棒子打后颈骨，造成很长的时间抬不起头来；
7、打嘴巴；
8、刮伤：在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再用木棍拨弄伤痛的地方，增加痛苦，十分残忍；
9、“吃元宵”，集体拳打：审查人员站在四周，被审人员站在中间挨打，周围你一拳，我一拳，捅来捅去；
10、用劈柴、扫把打：打双肩、脖颈、屁股、踝骨，致使皮肤红肿、溢血、溃烂，现还有紫色伤疤；
11、脖子上挂椅子、凳子并加砖头：将椅子倒立后从背后挂在脖子上或挂铁凳子，在椅子底部加上砖，或脖子上套铁丝，两边各挂三块砖，也有时双手各拿一块；
12、“捏羊蹄”：将手指屈曲后用大拇指猛压指甲处，痛得在地上打滚，不让喊出不还用擦桌布堵住嘴。捏后手指溢血、青肿，致使被捏的手指变形；
13、让被审人员站在砖上，将手腕、大小指用纱布捆起来，吊在地下室天棚上，然后将砖去掉，脚离地面。曾掉下过多次；
14、双手举铁凳：双手将二十多斤重的铁凳举起，因支持不了，只好慢慢套在脖子上；
15、烟头烧踝骨。至今留下黑色伤痕；
16、逼着吃带粪便的馒头，造成中毒性的痢疾，险些死亡；
17、拧大腿肉：看守者（注：利用犯人看守）用指甲掐他大腿内侧。
18、逼自己打自己：看守打人是经常的，有时不愿打了，就逼着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9、强制在身上练针炙：看守为学针灸，以治病为名，在身上多次练针，想扎哪就扎哪，乱扎一阵，还不准反抗；
20、头顶大碗：为折磨人，曾几次用大碗装满凉水，顶在头上，每次半小时左右，还不能用手扶；
21、限制喝水，逼喝脏水：天热口渴，多次要求喝水不给，逼着喝洗脸水；
22、烟头烫嘴：不交代问题，审查人员就用烟头烫嘴；
23、捆在椅子上：为了不让走动，就用绳子将两手捆在椅子上。
（以上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和《共产党员》内部版《文革专案大揭密》）
这些在今天看来让人瞠目结舌的丑恶的东西在当时那个黑暗年代则被奉为圭臬，许光达专案组“欣然”接受了其中的部分刑罚，但是，装甲兵专案组还有自己的看家特色，自然对于许光达来说，他们会不吝“赐教”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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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信我已经收到，明天给你回复，酒店具体定在哪里我已经有了主意了，呵呵。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包括林彪在内都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换言之也就是被国内批臭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怎么揭露也不为过。可是，目前仍旧被官方列为正面歌颂的一些人在贺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是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他们在文革中的嘴脸是不是像当前某些党史资料说的那样“坚强不屈”或者“大义凛然”呢？显然不是，只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某些人在这起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大悲剧中的作用还属于禁忌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些人的表现的探求也就显得十分的繁琐和复杂。
贺龙专案组是杨成武一手负责的，特别是在1967年9月到1968年2月这一段时间是贺龙专案组调查取证的比较关键的时候，这期间杨成武对于贺龙一案是十分关注的，而且不仅关注，还做过具体的指示。芦凤歧后来在交待材料中说，杨成武曾经对他们专案组办事不力大发光火，杨成武说你们对贺龙一案很多问题都挖的不深，“办案不能大刀阔斧”，“许光达一案也办的不得力”等等。而且，芦凤歧还交待说杨成武当时的脾气大的很，把他叫起来当场训斥了一顿，芦是贺龙专案组的常务副组长，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虽说也有给自己遮羞的水分，但是，对于杨成武这个量级的人物的讲话、指示应该不会胡乱编造的。
杨成武是文革初期的“红人”之一，他一度还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的“联络员”，特别是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杨成武口含天宪，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给北京，俨然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徐向前被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通知就是杨成武负责向徐向前交待的，由此可见杨成武当时的显赫地位，更为奇怪的是，杨成武向徐向前说他不方便去徐向前那里，让徐到总参五所来听通知，徐向前夫妇只能照办。时间是1967年1月6日。（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580页）
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被囚禁时，一次应专案组的要求说起他的所谓散布林彪身体健康“谣言”时不经意的波及到杨成武和肖华时立刻被专案组制止，说他侮蔑首长，于此也可见杨成武那时的实际地位。
除了杨成武以外，还有肖华、余立金等。肖华是深得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红小鬼”
，肖华18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是周恩来提议的，周恩来说肖华值得信任。1933年年初中央在宜黄县召开会议，期间敌人的飞机来轰炸，周恩来亲自救了肖华。（参见《周恩来和共和国将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该书269页）
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时还力保肖华，周恩来说“
肖华犯错误是不自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3月3日，周恩来再次指出，造反派抄肖华的家是一股妖风。（参见原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回忆录《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北京第一版）
而肖华本人又是王光美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又是全军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杨勇因为和肖华不和，把批肖华的文件传达到排级以后，战友文工团造反派去抓肖华，消息传出来以后，林彪震怒，要火烧杨勇，明确指出要烧焦。这是叶剑英向徐向前说的。（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至少在肖华被打倒之前，林彪对于肖华是保护的。
徐向前还回忆说肖华在1967年3月24日“过关”以后，代替他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如果不是后来肖华本人因为一些突发事件以及同林彪的几个亲信之间的矛盾，肖华还会继续保留他的地位的。
还有余立金，余在杨余傅事件中含冤落马，然而，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一贯反对林彪所致，用杨成武的话，那时候巴结林彪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对呢？余立金不仅没有一贯反对林彪相反对林彪交办的事情非常认真。许光达被捕以后，一度发现他住的地方有异物出现，余立金就大发雷霆，呵斥专案组成员，以后，他亲自找到黄志勇，让黄志勇从装甲兵那里抽调一些干练的骨干来对付许光达，像都曼林、党志壁这几个人都是这时候调过来的。可见，余立金在落实林彪的指示和配合林彪对贺龙的打击上也是不遗余力的，以后他和吴法宪之间出现争宠的矛盾则又另当别论了。
从我党的一部党史来看，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有过被整的历史以及整人的历史。我们作为后来者评价、看待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时，不能因为他被整过就试图说明他的整人是合理的，也不能他整人就抹杀他被整时的冤屈。而梳理历史的痕迹、脉络，尽可能的展现每一个参与者在斗争的全过程的表现才是我们应该力争做到的。（其实不一定能够做到，也只是在某些方面做一些补充的工作而已，真相还有待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前进后才可能被澄清）
这是许光达专案话题中的一个小插曲，作为侧面出现在这个系列中，请注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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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达被捕以后，他的生活秘书陈志文立刻和专案组配合起来抄家，连1938年许光达给夫人邹靖华的情书也被抄走，许光达的儿媳妇曾正魁回忆说，她当时被北京钢铁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抓走送到专案组，她进入刑讯室以后，发现一个人刚刚被打死在地，而这时曾正魁已经是一名孕妇了，让孕妇直接面对死者的狰狞正是专案组的杰作之一。目的在于让曾交出所谓的“二月兵变”的黑名单。北京钢铁学院追杀许光达家属的事情被周恩来知道以后，遭到周恩来的制止，曾正魁这才有机会生下了许雪青。
许光达在专案组中的追逼之下态度一直不是很好，目前公布的许光达的所谓的交待材料，通篇都是引用的毛泽东的一些警句和名言，还有就是一些含糊不清的话，比如“一切依靠帝国主义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这句话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许光达专案组后来的组长徐浩、副组长姜永兴对许延滨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谁和他去谈话他都骂人。”
那么，专案组是找许光达谈话吗？根据1978年7月6日的装甲兵党委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中称，许光达被抓以后，从1967年12月开始被批斗，经常遭到罚站、弯腰，其中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车轮战，三天三夜没有让许光达休息。贺龙专案组常务副组长芦凤歧指示把许光达的伙食标准下降为标准犯人，每月不得超过12元。半个月后降到8元。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原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率先武斗，把许光达打昏。
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为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对许光达大打出手，以致于许光达口吐鲜血，另一位专案组成员都曼林因为殴打许光达有功被提拔为兰州部队某军副军长。
倍受折磨的许光达于1969年6月3日晚上十点在没有看护人员的情况下，惨死于马桶之上，死因至今没有完全落实。早在许光达死前，周恩来就做过指示要对许光达的身体做深入的治疗，这是周恩来在对罗瑞卿专案组成员谈话时提及的，以后许延滨又给周恩来写信，但是，信被退回许延滨处。
许光达死后不过一周，贺龙也走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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