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试看来日之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一） -- 北大28楼

肯定不是自封的或者空降的。

至于将来群众会跟着谁走，我倒不大担心。危机不来则已，如果真来了，那不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一套解决不了问题，满足不了群众起码的要求？而现在这一套是什么呢，不管你管它叫什么，不就是私有化、市场经济？如果共产党搞私有化、市场经济尚且搞不好，难道右派、自由派反而有办法？还不是一样完蛋。

无非两种可能性，一是群众经过正反两方面教育，能够认清事物的本质，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二是部分群众暂时不觉悟，被右派糊弄，糊涂一个时期。即使是第二种可能性，真是到危机来了，无非就是继续搞资本主义，危机更加恶化，不会长的。右派能给8小时工作制吗？右派能清算非法私有化吗？做不到这两点，很快就会暴露的。（中国今天的情况决不同于89时的苏联东欧，群众不是那么好糊弄的；89时大家都以为民主可以当饭吃，今天的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要在政治上站住脚，总要解决点实际问题；薄熙来多少解决了一点实际问题，所以他现在在群众那里有了一点政治资本；右派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我个人认为第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当然，所有这些不是说明天就能实现，也不是几年就能实现。但是从现在起，奋斗几十年，二十三十年后再把红旗打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于巴黎公社的经验，我的体会，主要就是两条，一是行政司法国民教育等方面一切职位由群众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二是公社委员的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最高工资。另外还有工人武装，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苏维埃与此类似。文革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直接发动群众，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监督干部，防止干部脱离群众，开展两条路线斗争。这些都是宝贵经验。

说来惭愧，我学马列学了二十多年，发现自己并不比前人高明。如果一定要说，只能说今天的历史条件不同，除了上面那个贴已经提及的，还有就是今天劳动人民都认识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是吓唬人的，而是实实在在会发生的。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在于，20世纪资本主义还有改良和自我完善的余地，而今天这种余地已经枯竭了。20世纪只能搞一国社会主义，结果失败，而今天才有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

关于这一点，我和sukan有个讨论，在“产经评论"的“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那个话题下，有空你去看一下。

目前还主要是类似于27年到49年之间的问题。此后还会有一个过渡时期。现在不比49年，把官僚资本一没收社会主义就可以占优势。在一个时期里比当年的布尔什维克还困难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葛兰西的东西不熟，我也只知道个皮毛，没读过原著。但是你觉得中国革命的阶级路线僵化吗？我觉得很灵活啊。而且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后来演变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克服呀。

一用来分析具体问题就要出偏差。文革期间，家庭成分高的人面临的社会压力是现实存在的。这与共产主义的理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完全背道而驰。血统论这种极端反动的东西能得势一时，当然主要是有其社会背景，但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机械理解也是原因之一的。

九十年代以来左派思潮的变迁

从八十年代开始，在西方以里根与撒切尔上台作为标志，世界进入了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全面占据上风的年代。大萧条以后成为共识的凯恩斯被逐渐抛弃，而哈耶克与福里德曼则成为理论的主导，并贯穿了此后的三十年。即使是民主党出身的总统克林顿采取的政策也与传统民主党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其在放松金融管制方面甚至比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都有过之而不及。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与世界潮流一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重新登上了舞台。

尽管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与世界潮流同步的，然而由于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的特殊背景，左派思潮在中国的复兴却好像要先于世界的潮流。在美国，直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才开始在一些主流的媒体上听到“Labor/Capital/Marx”这些过去三十年内一度被视为政治上严重不正确的话题；而在中国，左派思潮的复兴却大概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并在本世纪初的几年就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92年老邓南巡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共的体制内成为无人敢动摇的理论方向。但另一方面，老邓南巡以后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沉渣泛起，娼妓、赌博、毒品、黑社会尘嚣日上。在台湾臭名昭著的最大的黑社会大佬之一、竹联帮总护法“白狼”张安乐竟然可以在90年代中期起就常驻深圳，俨然将“社会主义”中国大陆当作自己逍遥自在的避难所与栖息地。甚至在2008年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马英九的大姐马以南为了帮马英九拉票，都要不辞劳苦，从台湾来到深圳与“白狼”张安乐密会。那个周总理曾经自豪的宣布一夜之间就禁绝了黄、赌、毒、黑的新中国沦落至如斯地步，对老邓南巡之后的中共体制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也正因此，在中国意识到资本主义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一批有识之士们，几乎与老邓的南巡同步，从90年代就开始了试图在理论上与自由资本主义对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群体拿出了各种武器，包括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等都曾经逐一浮现过。90年代的时候由于老邓还未入土，左派的理论属于官方的禁忌而不允许存在，一部分左派于是将自己打扮成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的面目出现。到了90年代末以后，缺少了老邓威权的老江对理论方面的控制逐渐松弛，左派的理论取得了不小的声势，反过来又有一部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们将自己打扮成左派的面目出现。

确切地讲，90年代以来中国的左派思潮复兴过程中的“左派”这个标签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而是笼统包括了左派、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等持不同立场的，以对抗占据了三十年统治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为共同目标的多个群体。不同的群体汇集在一起，一方面固然在对抗自由资本主义的时候声势更为强大，但另一方面到了一定时候，观点的分歧也不可避免的总会浮出水面。

当下左派内部的一些争论，固然有一部分仅仅是不同的观点与不同意见的表达，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左派“内部”的争论，而是左派、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等群体之间的不同立场的争论。

（待续）

• 我看现在左派的问题，还是在面对体制的问题上

无产阶级相对于官僚和资本太弱小了，既无组织，又无领导！一盘散沙！

目前只能寄希望于伪共依靠自身的健康力量进行改良，如果改良不成，估计那又是一片腥风血雨了！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无产阶级不能依靠新的理论组织起来，估计又是一个轮回，相对而言可能是一个稍好些的轮回。

但是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

不是毛泽东，就不能做毛泽东做过的事情了？请平和！

妄想找出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是痴心妄想。

把希望寄予在别人身上是不靠谱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残酷的社会现实将会教育无产阶级：世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想解放别人首先要解放自己。

这句话没有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全球生态危机，但这其中需要经过很多的中间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地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过程。否则，以往的文明因为生态危机而消亡的事情多了，也没有因此出现计划使用生态的现象。在缺乏某些因素的情况下，公用地悲剧更有可能导致所有人毁灭，而不是有计划的共同生存。

我以为，还必须回到列宁，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就难以到来，体系就难以变化。

所以说，毛派其实最有利的武器就是倡导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但您又以“今天的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进行否定，则毛派的这点武器也已经被自行缴械了。

所以从罗莎卢森堡就开始谈“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问题。资本主义是一定要灭亡的。社会主义能不能胜利，这要看具体的阶级斗争。现在只能谈一些有利条件。

但是，认为只有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才能战争引起革命，也太机械了吧。

只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包括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就有社会革命的客观历史条件。

就中国来说，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政治格局就会大变。而最主要的大变，不是什么改旗易帜的问题，而是中央政府权威可能全面瓦解。中国将出现一个时期的地方割据。但是这种地方割据，在阶级力量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就会为群雄逐鹿创造条件。到时鹿死谁手，也未可知？如果那个时候的无产阶级真正壮大了和组织起来了，不就大有可为了吗。

请参见正文的第四部分的讨论。不清除贪官黑社会等，何来民主？在今天的中国，只有赞成清算非法私有化，才是真民主。空洞的喊民主的口号，无非是迎合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口味，实际上帮助官僚买办资本家洗钱、合法化。

群众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胜尚且懂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邓放弃毛的办法，不就是因为毛的办法对人民有利，而对剥削者不利吗？回到这样的过去，有什么不好呢？

关于办法，还是那句话。我辈并不比前辈高明，差别仅在于历史条件不同罢了。所以，多花些功夫分析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少花些功夫想象高明的社会设计方案。

实际上，走资派他们有什么新的办法，还不就是19世纪以来全世界资本家都在用的办法。现代包身工、黑砖窑，资本主义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西，哪里有什么新办法？

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当然常备军实际上是取消不了的。但是武装群众和民兵制度是苏维埃、毛泽东时期中国和古巴的基本经验。凡是这个制度取消了的地方，都是伴随着变修变质的过程。

改良的问题也不是没考虑过。在学术圈混，要发文章，有时也装摸做样写一些改良的文章，但自己也不信。

要改良，一，统治集团内要有相当强大的“健康力量”；二，这个“健康力量”必须确实从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且有能力约束各个非健康力量；三，改良的成本必须足够小，不危害统治集团根本利益，但又必须足够大，足够缓和各方面矛盾。

一、二就做不到。三也不行。就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吧。中国现在投资占GDP比重50%。合理比例大概30%。所以投资要降20个百分点，消费要提高20个百分点。问题是，消费要增加，工资就要同比例增加。也就是说，真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规模要达到20%（相对于中国现在的GDP，就是8万亿）。资本家要一共拿出八万亿分给工人，相当于给每名劳动者每年增加10000元工资。这能做到吗？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弱小是暂时的。主流学者现在不是经常喊什么刘易斯拐点吗？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从被动被剥削到开始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拐点。10年下来，阶级力量对比就会大不一样。

期待ing

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很多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后来我联系过他，并有过几封email。

尽管他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持有“威权主义”的论点，但是，很显然他的落脚点和左派是不搭界的。更进一步，他至少在08年年底，是一个以多党民主为最终解决方案/落脚点的人，但是无疑他在书中又明指出他和朱学勤等人的十分激烈的冲突。

很有意思。

九十年代以来左派思潮的变迁(续）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大概就是何新的立场变迁。在80年代的前期的时候，何新的价值观仍然是处在“左”“右”之间摇摆的状态，甚至由于八十年代比较普遍的思想界启蒙运动的背景，何新的立场一度还与自由主义比较接近。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何新的立场开始日趋保守并与自由主义渐行渐远。直到一九八九年之前不久，何新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化备忘录》对当时中国的激进的思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与当时的主流知识界彻底决裂。

在《中国当代文化备忘录》中，何新将目标对准了向自由资本主义推动的激进式的改革。一方面，何新对西方话语下的经济模式持怀疑态度，这从备忘录中何新描述的“有所图于我国”的“西方一些“友好人士””的段落中可以感知；另一方面，何新又对中国历史上众多的“革命”与“改革”均持负面看法，甚至对北宋王安石变法表现出了罕有的刻薄。这样的态度，与其说何新代表左派的立场，倒不如说何新更代表着体制内保守派的立场。

在经历了八九年之后，何新保守式的威权主义因符合官方的需要而大放异彩，一度成为政府的座上宾。何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并将八九看作一场文革式的灾难。实际上如果审视九十年代的何新，除了反对自由市场式资本主义之外，在价值观上何新更像是实用主义的邓的信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新成为高层领导者们座上宾的原因。

“稳定压倒一切”当时并不仅仅是何新的观点，九十年代同样比较重要的则是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对话录，引起了更大的冲击。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从否定辛亥革命开始，重申“革命不如改良”的观点，以后萧功秦进一步将其延伸，得出维新派不如洋务派，光绪皇帝不如慈禧太后的结论。

从本质上来讲，在九十年代的何新与李泽厚关于“稳定”的看法并无二致，然而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看法则是大相径庭，一个明显偏左，一个则是偏右，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考虑到九十年代思想界受到的压制，左也好，右也好，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立场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倒也合情合理，当然，也不能排除何新也好李泽厚也好的政治投机的可能性。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却可能是他们均将希望寄托于政府身上，更倾向于政府自身完成符合自己期待的变革。

在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中，潜台词的矛头直指五四及中国革命，希望中共摆脱四九年革命的包袱，与社会主义告别。在何新的稳定压倒一切中，则是致力于否定八九，并希望推动政府与八十年代的改革决裂，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可能才是何新与李泽厚在九十年代一度共同在“稳定”方面为政府摇旗呐喊的根源。

到了本世纪初的时候，《走向共和》剧中光绪帝以及维新派的无能与洋务派的务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何新落选政协委员的新闻，仿佛都昭示着李泽厚对政府最终选择道路的判断占了上风，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共正在缓慢而坚定地与五四的传统以及四九年告别。

• 我看现在左派的问题，还是在面对体制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