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神马叫和党保持高度一致！ -- 无事忙

没去才是跟党保持高度一致

陈赓办哈军工，只要是人才，不管出身背景都要，连囚犯都被他弄出来了（还有个笑话，说老陈挖有问题的人，最后得总理签字批准才行，可总理工作太忙，公文递上去没动静，陈赓脾气急，干脆直接跑到西花厅，秘书说总理忙，就算你陈赓跟总理交情深，可不提前预约也见不到他，人家陈赓有主意，就在厕所门口一蹲，你再忙也得上厕所吧，所以陈赓很快就见到总理拿到了签字，呵呵）。59年反右倾反彭德怀，彭德怀曾经多次视察哈军工，全校师生对他印象很好，陈赓知道坏了，手下那些教授们肯定要发不少牢骚，于是乎，教授们停课一个月，特地跑到一汽参观大跃进的伟大成果，那些教授们不解，还骂瞎指挥，耽误教学进度，结果事后哈军工的教授没有一个被打成“右倾分子”。这事也算吸取了57年反右的教训，那年陈赓在忙总参的事，一疏忽没提醒（当时陈赓正好在某军视察部队，特地告诉大家要以正面批评为主，所以该军一个右派也没有），一堆教授就发起牢骚，虽然陈赓事后尽力保护，但毕竟一堆“反动”言论白纸黑字摆着呢，最后还是有一个教授被打成右派，哈军工还被批为反右不积极，59年这次算是吸取了经验，让上面连小辫子都抓不到。

也是极其聪明的人，大将中独一无二。感慨！

你的这个招数，【官场现形记】里面的小吏都会使用。这下可苦了TG,墙角不稳啊

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45年后颇为诧意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

　　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上述几例，足以告诉我们：柯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是“左”中有不“左”。他还是手下留情的。

　　也许还有人说，几个事例并不能充分说柯庆施在反右中的表现。那还有一个证据，这就是受到冯锡刚等许多人所批评的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战士实为五八的兵。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这次党代会前后，不只上海一地在开党代会，与此同时，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此说一出，虽不能力挽狂澜，但挡住了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55万右派之中。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上海开展过反右倾。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记载：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173人，作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论的2225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289人，其比例也大大低于全国。全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约365万人。在这个数字面前该如何解释呢？

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当口，有人批评实际上已在积极反右的浙江领导人右倾。这时柯庆施去作了次报告，说：“整个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县委、区委、乡委，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来工作的，都是有进步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当中有缺点，那就改。不能老是说这个人右倾那个人左倾的。我看，缺点谁都有，偏差也谁都有，是不是都成为倾向呢？客观事物是随着空间、时间运动着的，前进着的，形势的发展有时是估计不到的。脱离形势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人家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还要说人家右倾，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现在的岔子，就找过去的岔子，还要讲人家什么‘倾’。同志们，倾向没有那么多！”（1957年11月13日“《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11/59470.html

看他这些话，确实很辩证又有担当，作决策也许真超过周呢？

上面到底是希望你去拍照，还是希望你不去拍照？

对这样的针对某国群体事件，兄弟单位居然还拍照邀功，上面会怎么想，

一直在军队干，只要不在政治上多掺合（如彭、林，和林的几个亲信），相对要比军外安全多了。

然后就悲剧了。

上海发达搞大集体主义没问题，在贵州这种老少边穷也搞大集体主义就出大问题了。

书记刚开始的时候，几次找他动员鸣放，他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参军保送到了这么好的学校，那个时候他工资就有70筷了，老头坚决对党没意见，还跟总支书记顶牛。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就开始反右了，老头跟我讲的时候还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