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是历史上很不新鲜的论调，咋看起来像回事，可惜经不起逻辑和事实的考验。
1.谁计算帝王的私利和国家利益？你说是老佛爷过大寿重要，还是海军防务重要？怎么这时候要挪用军费办寿辰，这个统一在哪里？老佛爷的一句话？
2.皇帝果真与国家利益心心相印？别忘了帝王是通过官僚管理百姓，几个帝王知道百姓的疾苦，知道了还会说何不食肉糜的话么？当然有几个特例比如乾隆下江南，那本质上还是寻欢作乐，真以为是体察民情？可能是辫子戏看多了。
3.皇帝与国家共荣共损？哪个朝代不是皇帝越荒淫无度百姓越水深火热？这个不是命运与共，实在是零和游戏。
开历史倒车的当今不稀有，前有邓公退到初级阶段，今有新民主主义。但是直接倒档到君主制的真是凤毛麟角。
中国人也会对“克林顿泡个妞就被抓住不放”、“尼克松搞个窃听就被赶下台”感到不可思议。
这有什么好不可思议的？美国是钱坐大，中国是权坐大。
否则，你这段让人看到第一句就看不下去了
能否说说奥巴马是如何全盘否定小布什、小布什又是如何全盘否定克林顿，而克林顿又是如何全盘否定大布什的。哪怕说一个也好。
A. 很多国家的极端政党是通过选举执政的，难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搞那么多暗杀和政变；
B. “成熟”的民主是民众不参加的民主，“太多人"参与的民主是popularism;
C. 我们知道中国在国际透明的排名不太高也不太低；
D. 民主和资本之间的媾和，效率超过我们的想象，其它方面效率低有效率低的其它原因。
又因为对国家的损害主要是官僚完成的，所以直觉上皇帝利益应该和国家一致；但是因为皇帝永远玩不过官僚体系，所以"皇帝的私利与国家利益的统一"这个看法没什么机会证伪。
隋唐帝国从北周宇文氏、隋杨氏、唐李氏，都源于武川军人集团，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胡人政权。看到一位网友说，可以认为隋灭南朝陈，是汉族第一次灭国，与后来元灭南宋、清灭明有相似的性质。然而，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虽然武力强悍，几次以武力统一中国，但中华文化的优势却从来无法抵挡，他们是征服者，却被被征服者的文化迅速同化，反而为汉族添加了新鲜血液。游牧民族的躯壳以汉文明为灵魂开疆辟土，唐、清都是如此。
然而到了清末，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文化优势遭遇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彻底打破了千年来以文化为民族熔炉的局面，直到今天仍未彻底走出来。这才是中华民族复兴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我在思考你们提到的中华文明的核心问题，先秦之前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什么？秦汉之后的中华文明的核心又是什么？这中间的联系与传承关系不知道您能不能在这里展开一下。
因为就我的思考，秦汉之际是中华文明一个分水岭，之前与之后大不相同。就宗教来说，先秦以来从敬鬼神发展出来的巫术是非常盛行的，始皇帝到汉武都借助来取不死药，但很快就被不语怪力乱神的儒教取代，道教与本土化的佛教也迅速填了空白。现在的变化不比秦汉之际小，如果说儒教不能适应变化而像鬼神占卜之术那样慢慢消失掉我觉得也正常。但秦汉之后，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大多是哲学意味更浓一些，颇有些哲理思辨为主，信仰为辅的味道，像道佛的出家还俗都是自由的，而西方则相反。
实际上我觉得秦汉之际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大远比现在为甚，始皇帝的很多事情都是开万世之先的，他修的那个直道还是弛道什么的不就是现在高铁跟高速公路的古代版么，把那个当道扬灰者斩翻译过来就是现在破坏交通干线(如高铁）的罪名。而自他以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做过这个事，只有驿道跟槽运了。他那时一定也面临一个全新文明主体的内核问题，不然也不会焚书坑儒，如果说文革是又一次焚书坑儒的话，那为什么现在还没看见一个新儒家的影子？还是说儒家的出现本质是为了追求一个稳定有余，但无法快速发展的体系？用个可能不恰当的比喻，儒家像个刹车，在道路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拉着手刹开车虽然不好但更安全。这样的话，也就难怪在现代工业化社会急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无法自我更新了。实际上西方文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过快的发展速度让他们的文明也来不及系统更新，只有补丁补丁再补丁。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倒让东西方文明在发展新文明上处在相同的起跑线。
但如果说秦汉之后中华文明的内核是儒家的话，那这个儒家对于先秦的儒家来说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它已经是一个融合的儒释道等诸子百家的一个新儒家了，而它包含的思想（如释家）不一定都是源于本土的。要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把西方文明当成一个可以借鉴的对象而要当成对手的话，我唯一能想到的是因为目前西方文明占强势。这个强势主要来自于西方文明的物质能力或者说是生产力，随着中国的生产力逐渐赶上来后在这点上应该有本质的好转。我没有你那么悲观，如果真的是人类发展得过快有翻车的危险的话，自然会有是一个秦汉之际的那种儒家出来刹这个车的，当然很可能秦汉之际的血腥也少不了。
您的逻辑就是中央的塔尖上的干部为了自己的政治声誉，立场肯定是好的；而地方根本不会有这种顾忌只会钻空子，所以是坏的。
但是现实就是中央的塔尖目前讲的是滔滔正义，但是家属行的是圈钱卖官。所谓上行下效，地方只会更疯狂。
听其言、观其行，中央的干部真的珍惜名誉就该管住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像当年老毛那代人那样，否则空头文件管个屁用。
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通过现在的现象您所谓"好中央，坏地方"的逻辑还能自洽嘛？恐怕现在的中央大员更多的不是中国传统帝皇的思维，而是西方政客的思维，只要我在台上骗得了一时，哪怕身后洪水滔天。
经济学家的判断水平并不比色子高很多。
多党制度把对手之间的斗争明面化，合法化甚至光荣化，这就与私下协调的成本不同了。
国家和政权，归根结底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而且是目前为止组织度最高、最复杂的一种组织。从部落、氏族到国家一步步的发展，表现的是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组织度逐步提高的过程。
人类是社会动物，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一定存在某种组织。去追究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所谓的政权的合法性，和封建时代的君权神授一样，是统治阶级的幌子罢了。公权和私权的划分同样是统治阶级的幌子。何谓公权何谓私权？人类社会内部没有纯粹的公权，也没有纯粹的私权。每个个体的人在社会内部的每一个活动都会对社会本身产生影响。
什么是政治，政治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组织内部的一种管理活动。无论是选举还是科举还是察举、荐举，无非是国家这个组织进行新陈代谢的一部分活动。王朝的周期性崩溃和重新建立，帝国的建立和解体，都是人类社会组织崩溃和重建一个过程罢了。
要谈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必须要有心灵上的经验，要知道哪种心理状态是基督教的心理状态，朝哪个方向变一下就成了伊斯兰教的心理状态，再朝某个方向提升一下又成了儒教的心理状态。应该要在心理上亲历其境，不能鹦鹉学舌。
心理上达到一种什么状态算是旧儒家，什么状态算是新儒家，有人知道吗？只是整几个名词然后就开始演绎，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必须要经历了心理上的高山大河，然后才有资格谈论文化核心，否则就只是小儿乱语而已。
资料上再怎么整合，再怎么交流，虽有必要但不是关键，因为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心中的整合。
把文化上欠缺整合的责任怪到政府头上更是可笑。因为文化内核是高于政府的，政府不可能控制文化内核而要被文化内核所控制。
顺便说一句，文化内核是一直在起作用的，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我们需要的不是创造一种新内核，而是在大众当中重新发现已有的内核。为什么说“在大众当中”，因为真正的中华文化精英即使在中国最低谷的时期也是充满信心的，也是知道自身文化内核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根本就应该照正常断句来理解。那些真正文化精英并不在一开始就公布答案。
p.s.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也应该照正常断句来理解。
前几天去福建参加了漳州师院和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合办的学术会议，在会上，听到顾祖钊老师的发言《文化诗学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以水浒为例讲到了对文化理解如果帮助我们深刻洞察文学作品的意蕴。顾老师的发言给我不少启发。
《水浒》形成时，宋明的儒家文化已经非常成熟，按照儒家的政治观，“君主”的德行主要是“仁”，而其他人的德行则主要是“忠义”，构成了社会文化网络的“核心”和“骨架”。施耐庵虽然同情造反者，但是他的基本意识形态只能是忠义。宋江等造反者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但是宋江却带领大家打方腊，战死疆场。前半部说的是义，后半部说的是忠。李贽把《水浒传》命名为忠义水浒传，最懂作者用心，并不认为此书前后有什么矛盾。
顾老师认为，这个悲剧展示的梁山英雄们死在自己的精神枷锁之中，真正重要的是打破精神枷锁，比砸碎肉体上的枷锁更重要。这是顾老师的现代解读——这个解读就已经是历史化的。
浙江工商大学的吴炫老师提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既合作又疏离。水浒传在表层上尊重“忠义”，但是在叙事中，这些忠义英雄们的悲惨遭遇又似乎在说明：忠义的结局是可悲的，这又是疏离。
但是我还要对顾老师的解读再次历史化：任何社会都必须有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控制的人，就是禽兽。意识形态是社会成其为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忠义，这个社会恐怕会更加可怕。忠义自然有其负面之处，但是若无忠义，中华民族将根本无地自容。
在《好皇帝、坏奸臣》的博文中，我提出皇帝与百姓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此在古代话语体系中，低层反抗主要针对所谓“奸臣”。而反奸臣，本身就是“忠义”。宋江的造反与诏安，表面看起来矛盾，实质上是忠义思想一脉相承。
我认为，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失败。一般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中唯一的胜利者，然而，朱元璋造反在话语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来源并不是“农民”反抗“皇权”，而是汉夷之争，是民族斗争，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皇权，而是反对外族皇权，元末起义军是民族革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反元的诸位领袖纷纷称王，而与“忠义”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任何冲突与矛盾，反元朝皇帝本身就是忠义之举。称王与否只有战略战术问题——朱元璋因为“缓称王”，躲开了成为出头鸟的命运。这与宋江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清末的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而实质上在这次革命中最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是民族斗争——推翻外族统治。
中国真正的农民起义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和黄巢。他们在攻取都城之后，马上走上下坡路，最终失败。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合法性基础。
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必然模式是“好皇帝、坏奸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推翻皇帝的位置，那么就彻底否定了“忠义”，变成个人野心的游戏。农民造反本来在社会组织能力上就比较欠缺，一旦丧失了合法性，就很难稳固政权，失败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