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客熙熙

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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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明白了。
家园 还有,写这些不是为姚文元叫冤

只是希望看看迷雾后面的东西。

姚文元的文风,有点打手味道,比较喜欢上纲上线。

不过当时喜欢上纲上线的不止他,吴晗的死,在于姚文元之后很多人挖掘吴晗的家庭情况,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而邓拓的死,几乎就是和戚本禹有关了,戚本禹说邓拓是叛徒,这个罪名很重,对邓拓的打击也很大,应该是邓的直接死因。

家园 我印象中人民日报72年还在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

说这个是刘邓推行的恶政。

1972年人民日报

《连县山区添新彩——广东连县发展多种经营》

  地处巾峰山上的大路边公社和星子公社,枣树茂密,盛产群众爱吃的红枣、蜜枣和黑枣,人们称这一带地方是“枣子之乡”。几年前,这一带枣区在刘少奇一类骗子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下,大搞“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地挫伤了枣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老的枣园管理不好,新的枣树越来越少,枣子产量下降。这几年,枣区公社的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把枣子生产列入革委会工作的议事日程,作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件大事来抓,枣子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去年,收获各种枣子六十多万斤,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去年冬天,地处枣区的大路边公社革委会,总结推广了新永生产队认真落实政策,挖掘土地潜力,发展枣子生产的先进经验,给全区推动很大。今年入春以来,枣区的广大贫下中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利用荒山、河边、路旁、村前村后的零星土地,大种枣树,单大路边公社就种了枣树九百多亩,达一万多棵;又普遍对原有的枣树进行了整枝等管理工作,为发展枣子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sigh,转眼78年后就成了四人帮的罪名了。

家园 说是江青组织写作,北京发布不了,于是到上海发布。

难道这个不真实吗?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家园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看了资料后,发现很多问题,所以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姚文元的文章是自己或上海市委指使写的,毛泽东等人看了,很赞赏,所以要求其他报纸转载(那时的报纸老是转来转去的,其实现在也一样),但北京扛着不动。

我在看资料前不是一张白纸,但也没有很多色彩。这从我在看报纸前都不知道“十六条”就可以看出来了,我只知道五一六通知。

现在很多颠覆性的东西,真的不是立场决定的,而是材料决定的。

家园 呵呵,没错

文革后舆论的变化和对文革的批判,在我看来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文革文献。

呵呵,这个帐要翻出来,也很好玩。

家园 谢宝:你意外获得 8 铢钱。
家园 《海瑞罢官》本来就是吴晗拍马屁的作品,结果拍到马脚上了

《海瑞罢官》从头到尾都是个有意思的事情。首先吴晗写海瑞罢官,本来就是毛的意思。

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大跃进中从下到上“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便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心领神会,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篇千余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禁脔初尝。

然后呢,然后吴晗悲剧了,其实这件事里最悲剧的不是吴晗,而是马连良。马在解放前是跟梅兰芳齐名的京剧名角,结果解放后跟不上形势,政治上表现不积极(这个人就是个政治白痴),方方面面关系搞的都不好。恰巧也是60年代初周总理特地关怀马政治上要积极,而马对此的理解就是演“新戏”,于是看了吴晗的文章请吴晗创作了剧本《海瑞罢官》,由北京京剧团于1961年上演。马连良亲自扮演《海瑞罢官》里的海瑞。

如果真细究的话,《海瑞罢官》里很多东西经不住推敲。譬如姚文元说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者,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而吴晗创作海瑞罢官呢,是在1959——1960年,时间根本对不上。

《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当时很多文史方面的大知识分子都被征求了意见,按黎澍后来的说法,有三千人之多。不过这些人的政治嗅觉大部分都没那么灵,都把《海瑞罢官》一般学术讨论来处理。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怪这些人,因为《北京日报》转的时候,特地加了一段按语

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要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两个按语目的都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这个按语,实际上是按彭真的意思来处理的,显然这个时候彭真已经意识到《海瑞罢官》背后蕴含的政治动向了,可惜那帮知识分子哪里明白这些呢?按照学术讨论来处理,姚文元这文章值得商榷的地方甚多,当时那帮人也确实是这个干的。然后呢,按路线斗争来看,这些人统统站到彭真那里了嘛!文革开始以后,按对《海瑞罢官》的表现划线站队,很多人都悲剧了。这个时候,不得不佩服郭沫若郭老的嗅觉。

劲夫同志: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张劲夫收到这封信后,马上于1月31日下午4时去郭沫若家看望。他对郭沫若说,信已收到,感到兹事体大,已将信送给定一同志,并请定一同志转中央。是否由于我们工作有缺点,使郭老感到有负担,请郭老告诉我们,以便努力改正。因为聂总在广州休养,我托聂总秘书将郭老信的内容转报了聂总。这时聂总秘书正由广州打电话来,要我将聂总的话转告郭老。聂总说,他得知郭老的信,感到有点惊讶。如果是科学院的工作同志工作中有缺点,对郭老尊重不够,望郭老不用客气提出来,务必改正。

郭沫若对张劲夫说:我写信决不是聂总和你说的原因,而是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感到自己问题也很多。我自己感到是一潭臭水,只是盖子未揭开,一揭开盖子,问题是很多的,继续担当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于心很不安。过去我也曾经提过,最近经过一再考虑,所以写这封信,主要是自己感到惭愧。我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时想到是否让我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

张劲夫说:郭老著作中的一些问题,与吴晗等人的问题,根本性质不同。

郭沫若说:我的问题是与吴晗不同,吴是借古讽今,我是借古颂今。如《武则天》中的裴炎,我是影射彭德怀的。不过我仍是感到问题不少。比如学雷锋、王杰,要言行一致,我在有些问题上就不够言行一致。党对我这样重视,担任这么多职务,有时总感到不安,怕影响不好。中央指示要大力提拔新生力量,是否提拔年纪轻一些的人来担任更好。

张劲夫说:有些领导职务,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影响。

郭沫若向张劲夫谈了历史学界几年来的情况,说许多事情当时并不清楚,接下来尹达同志向我反映了,我才比较清楚。阶级斗争确实很尖锐,很复杂。他还把尹达的文稿《史学遗产与史学革命》及自己写的《批判海瑞与思想改造》拿给张劲夫看。张劲夫和郭沫若商议,最近要开党委扩大会,郭沫若说:因听觉不便,有些会不能参加,对会议文件一定要参加讨论。

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郭的小心谨慎保了自己一条命。不过关于海瑞罢官的事情还没玩,粉碎四人帮以后,《海瑞罢官》自然也要得到清算。新华社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发了一篇题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阴谋――揭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出笼的经过》的消息,指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结帮篡党夺权的政治大阴谋。消息用最敏感最尖锐的话作标题,着实引人注目。消息系统揭露了“四人帮”炮制这篇黑文的过程。二月三日,黎澍的长篇文章《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也刊出了。

其实很搞笑的一点是,这两篇文章,都是姚文元似的文风。

通宝推:leqian,
家园 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啊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久闻大名,今天才第一次看,写得真好啊。

文章斗争性很强,海瑞罢官一部戏而已,至于上纲上线吗?估计很多人不喜欢。我喜欢看好莱坞大片,也喜欢才子佳人,但那只是娱乐,是精神麻醉。要麻醉精神,娱乐一下时,看看海瑞罢官,而在关系到自己利益,进行现实分析时,得看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家园 文字狱会死人的。上纲上线其实最要不得。
家园 你这个说法还是有问题的

按照朱永嘉的回忆,这个事情准备得很早

毛泽东在1967年谈到批《海瑞罢官》一事时说过,江青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姚文元的这个班子指的就是我们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江青为批《海瑞罢官》是1965年2月来上海的。在这之前,1964年10月江青在北京先找李希凡写批判文章。李希凡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把批《海瑞罢官》理解为写一篇纯粹的学术文章,与吴晗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还认为要把《海瑞罢官》与1962年的单干风联系起来很难,因为两者扯不到一起。11月间,江青为批判周扬的文艺思想又找过李希凡,但李希凡认为周扬是自己的上级领导,水平比自己高,所以也没有按江青的要求去做。

姚文元批海瑞的材料,也是朱永嘉提供的

当时姚文元对我说,市委让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要我帮助找些资料。他是奉市委之命,也就是以组织的身份来找我的。我这时一点也不知道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批判的对象,最初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还有就是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当时我将吴晗的书和文章拿给姚文元看,不是作为反面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的,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

上海市委确实是参与进去了,按照朱的说法,1965年9月陈丕显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给江青带去了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文章最后定稿,也是上海市委决定的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几天,11月3、4或者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贤。我也在场,因为文章的最后改动,在资料上有问题总还得问我。

  会议是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开的。陈丕显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方步,曹荻秋一会儿坐,一会儿站。陈丕显对张春桥讲,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杨西光问姚文元,你准备给吴晗带什么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什么?姚文元回答是什么就是什么。杨西光还问姚,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曹荻秋对文章中的具体细节提过一些意见。所以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上海市委同意才拿出去的,当然最后发表的时间是毛泽东决定的。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当天早晨,姚文元还在睡觉,陈丕显就给姚文元打电话,祝贺他文章发表了。

姚文元的文章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解放日报》11月12日就在第二版转载,这是上海自己报纸的转载。接下来是华东地区的报纸相继转载,11月24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山东)、《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25日《安徽日报》,26日《江西日报》。华东山头率先表态了。北方方面表态,是从罗瑞卿开始的

11月25日,陈丕显在上海将文章的背景告诉了罗瑞卿,并托罗瑞卿转告周总理。罗瑞卿让《解放军报》转载,总理则让《人民日报》转载。这样,十多天的僵局才被打破,《北京日报》也在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随后与北京相关的华北地区的河北和天津也在12月初转载了。《广州日报》是12月1日转载的,这是陈丕显通过陶铸的妻子曾志打的招呼。这时候转载就是政治表态,所以广州转载对陶铸是幸也是不幸。幸是“文革”开始后不久,陶铸就上调到北京任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

顺便再说一句,没过多久,陆罗彭杨 刘邓陶,统统被打倒了

家园 好奇怪呀~
家园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文革是非,千人千议,百年难辩。

其功在国,在民.

其过在人,在吏。

民无言而行,国有危难便思君;

人存私而非,从来治国难治吏。

吏治则民治,民治则国治。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家园 这个事情现在看,就是为了扳倒华北山头搞的

吴晗、邓拓、彭真,明显是一路上来的。华东山头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郭沫若说要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全烧了,也是有道理的,防止给人留把柄啊。

家园 似乎可以看做江牵头,上海市委组织,姚落实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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