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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海风云》（五）

碧血汗青

第二章 明帝国的东南亚藩属控制及帝国舰队的海外军事行动

1，肃清（苏门答腊）旧港，旧港宣慰使争位事件

比较能直接体现永乐大帝已经把目光注视到海上的事例之一，是近年来海内外的研究成果表明，当时侨居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的华人首领、回教穆斯林施进卿，协助郑和剿灭了当时试图袭击郑和船队的东南亚最大的海盗陈祖义部队，并在明帝国支持下控制了旧港这个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港口，同时也正是明帝国把施氏家族扶上了统治者的宝座。。

这件事的经过相当复杂，但其过程却很明显地表明了永乐大帝对东南亚海域的重视，以及他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建立海外统治的努力。

旧港在洪武时期就与中国关系很密切，但苏门答腊岛本身就许多小国和地方势力存在，同时在周边还有暹罗、爪哇、印度势力，远一些则还有西亚庞大的阿拉伯势力，所以在那里并不是唯中国独尊。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宰相胡惟庸被指控叛乱，当时在他的罪名中，有勾结蒙古、日本势力企图谋反之说，《明史》又曰：“以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云云，其时爪哇攻破三佛齐国，而广东人梁道明、陈祖义等则占领了旧港（1）。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郑和从满剌加返航时停靠旧港，陈祖义遂图谋偷袭郑和船队，当时侨居那里的华人施进卿前来报信，并率领部下加入了郑和部队。

这是一次真正的高强度海战，陈祖义部队当时纵横东南亚海域无人可制，尤其在前首领梁道明死后，更是横行一时，并一直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旧港。双方在开战后，动用了舰只上的各种火器，结果郑和舰队大胜，此战击毁对方十艘战船，斩杀敌军五千多人，并俘获七艘战船，活捉了敌酋陈祖义。

郑和随后将陈祖义等三人押回了中国，最后他们在中国被永乐大帝下令处死。

永乐大帝随即诏设旧港宣慰使之位，并加封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这实际上等于由明帝国扶立了一位新的旧港统治者，自此以后，旧港便归属在明帝国和施氏家族的统治下。

施进卿同年派其女婿丘彦诚前来中国朝贡，大约在永乐十九年，施进卿故去，根据郑和随从所著的《瀛涯胜览》言，当时他依照当地习俗，“位不传子”，以“其女施二姐为王”。施二姐在当地甚得人心，她不但得到了当地华人的支持，还争取到了爪哇的支持，被人尊称为“三佛齐国宝林邦俾那智”，“俾那智”在马来语中乃是首领的意思。

可施进卿还有一个儿子叫施济孙，根据《明史》的记载，他为与施二姐争位，曾来华求助，要求明帝国册封他继承施进卿的旧港宣慰使职位。而丘彦诚则又一次来到中国报告施进卿的死讯，可这个丘彦诚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就此滞留在了中国，再也没有回去旧港。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二月，明帝国任命施济孙继任旧港宣慰使。

关于这件事，中国本土记载的有《明史》和《殊域周咨录》等，其中以《殊域周咨录》的记载比较详细：

五年，中使郑和往西洋还，泊旧港，遇海贼陈祖义等招之。陈祖义者，广东人。脱罪避居旧港，久之得为三佛齐将领，暴横掠过客。至是因郑和之招，诈降潜谋邀劫和。有施进卿者，祖义乡人也，诉于和。和整兵擒祖义，诛其党五千余人。承制官进卿留旧港为将领。祖义械送京师，斩于市。诸番闻之，皆■服。是年，旧港酋长施进卿遣婿丘彦诚入贡。诏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浩、冠带、文绮。二十一年，进卿子济孙复遣彦诚奏父卒。请封，并言印为火所毁，请复给。命济孙袭宣慰使，赐冠带、织金、文绮、袭衣、银印，中使郑和赍往赐之。自是比诸番国，朝贡不绝。

这里有个问题。按目前流行的说法，郑和是七下西洋，但并没永乐二十二年这次在内。但关于郑和于永乐二十二年下西洋却有很多记载，如《明史》的《成祖本纪》二十二年条下就有明确记载：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戊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癸巳，郑和复使西洋。

在《郑和传》内也有同样的记载：

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齐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

又《殊域周咨录》也道：

二十一年，进卿子济孙复遣彦诚奏父卒。请封，并言印为火所毁，请复给。命济孙袭宣慰使，赐冠带、织金、文绮、袭衣、银印，中使郑和赍往赐之。

《明史?三佛齐国》则曰：

二十二年，进卿子济孙告父讣，乞嗣职，许之。洪熙元年遣使入贡，诉旧印为火毁，帝命重给。

可见郑和应该在永乐二十二年去过西洋。

不过我国在1983年10月于江苏省太仓市城厢公园“树萱斋”西壁内，发现了“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一般称为“周闻墓志铭”，现存太仓人民公园内。在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话：

永乐己丑，命内臣下西洋忽鲁谟斯等国，选侯偕行。……甲辰又往，仁庙诏停止之。

这是当事人亲历的记载，可说绝无可争议之处了。

所以，永乐二十二年郑和确实曾奉诏前往旧港的，并已经准备起航，最大的可能是因为永乐大帝突然驾崩而中途被仁宗招回，于是最终没有成行，《明史》在这点上，肯定是漏记了。而相当多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学者也因从未见过这块碑铭，因而引发了郑和下西洋究竟有几次的争论。

不管怎么样，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继承了施进卿统治权的“三佛齐国宝林邦俾智”施二姐，不但此后依然统治着旧港，而且她抚养长大的一位名叫索朗吉瑞的孩子，成年后还被被爪哇人尊为圣人，并成为了当地教长。而施二姐本人也一直都是旧港的统治者，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

所以，继承施进卿管理旧港的真正统治者，应以如《琉球历代宝案》之类的记载中所说施二姐为准。盖因其资料有本地人士之记叙，理论上应当比中国的记载更准确些。但《明史》记载中对施济孙的赐封，也不可能有假，此事非同小可，也断无错记、误记之理。

因此，这件事情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永乐大帝在知道施进卿死讯后，自然而然地准备让施济孙继承旧港宣慰使之职，因为这一来符合父死子继的中国习俗，二来他还不知道旧港发生的争权之事。

时至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六月九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闰十二月初六，船队自龙湾（今南京下关）启航会于太仓刘家港，郑和等人在此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绩碑》，之后船队到达福建长乐太平港，又在南山三峰塔寺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石碑，这两块碑都记载了前六次下西洋的情况。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十二月九日，郑和舰队再次从福建五虎门出发前往南洋和西亚、非洲等地，这次远航经占城、爪哇、旧港、满刺加、苏门答刺、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木骨都束、竹步等地，最后在到达非洲南端后开始返航。当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四月初船队到达印度西海岸古里时，郑和因病于此逝世。舰队由正使太监王景弘率领，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到达南京。

在这次远航前，明帝国及郑和肯定已知道了旧港的情况，而目前也没发现明帝国及郑和舰队对施二姐进行斥责或者不友好的记载，显然两者良好关系是继续得以维持的。

所以当郑和率舰队于宣德七年抵达旧港后，应该是考察了当地实际情况后改弦易辙，承认并支持了施二姐的统治地位。

因为倘若当时明帝国以及郑和对此有异议的话，那么在如此庞大的帝国舰队达到后，施二姐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这个位子的，同样的事例在锡兰、苏门答剌等地都发生过，事实上凡是明帝国不支持的统治者，最后都会遭遇郑和舰队的武力镇压，其首领也都会被抓回中国进行处理，同时明帝国会把选中的人选扶植上台，锡兰和苏门答剌事件，都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由于在此前明帝国已经把旧港宣慰使的职位颁发给了施济孙，那也不好追回，但没有了明帝国和郑和舰队的支持，这显然已成为一个虚衔而并无实际意义，至多只能成为明帝国安慰此人的一个平衡手段而已。在这次事件中，明帝国或者说代表明帝国的郑和，显然支持并站在了施二姐这一边，可以说明问题的现象是，那位施济孙就此再也没被提起过。

另外，中新社五次前往当地调查郑和事迹的韩胜宝先生在当地获取的资料也表明，明帝国和郑和最后确实承认了施二姐的合法地位，施二姐以“三佛齐国宝林邦俾那智施氏大姐”的名号继续行使职权，这等于是让她继承了旧港实权，无非名义不一样而已。

再一个能证实明帝国改而支持施二姐的旁证，则是施济孙为争夺旧港统治权，不但到明帝国进行了求助活动，还曾求助过日本和琉球，希望借助这些国家的力量统治旧港。可在经历了七年之久的求助过程后，他虽然名义上是继承了旧港宣慰使之位，但却依然没有真正统治旧港。如果明帝国真的支持他继承，则绝无是理。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施济孙派那弗答和邓子昌等人为使者，前往日本寻求支持，但日本方面却一转手把这个烫手山芋推给了琉球：“日本国九州官源道镇，送到旧港施主烈智孙（注：烈智孙既施济孙）差来那弗答、邓子昌等二十余名”（2），然而一直到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琉球才将他们送回旧港，同时带来书信一封，名曰：“琉球国王相怀机致旧港国管事官书”，实际这也就等于承认了施二姐的统治地位。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施二姐修国书一封交给琉球船队，致琉球国王相怀机，题称《三佛齐国宝林邦俾那智施氏大娘仔致琉球国王相怀机书》，内里客气了一番，同时淡淡地送了几件礼物，便完结了这桩公案：“今见便船回国，薄礼贡奉……象牙二条，谈否仙酒四埕。宣德六年二月初三日，愚妇俾那智施氏大娘仔百拜奉书。”（3）

当时的日本，也许还可以说因为他们正处于内乱时期，没有太大把握和能力去解决这个权利之争，因此放弃了此次纠纷调解人的角色，但琉球却是有着足够能力介入旧港争夺的。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愿望，两家政府一个把这个皮球开了个大脚踢的远远的，另一个则干脆押住了使者不放，等几年之后局势已定再将他们送了回去，同时还承认了施二姐的统治，这不但不是介入的姿态，差不多已是把这些人送回去给施二姐处理的意思了。

这样的结果，与明帝国的态度以及郑和舰队这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之存在，是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郑和舰队不但下过西洋，在下西洋之前还曾去过东洋，也就是当时的“倭国”日本。鼎鼎大名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这么一条记载：

文皇帝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松诸处。是年，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诏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礼边倭贼二十余人。

又，明人冯应京在《皇明经世实用编》中也道：

永乐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我于是有什物纹绣之赐，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山。

类似的记载见诸于各书，不下六、七种之多，由此可见，在下西洋前，郑和的远洋舰队已去过日本。虽然，顾炎武说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诏谕海外诸番”不无可能，盖因郑和有可能负责统率和协调各出使海外的船队，譬如侯显等人，毕竟相当于军区司令的总兵级太监不是满地都是的。但如果说出访水军有十万之多，则不免过于夸大，但是，相信这次出访舰队的规模比较庞大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支持此判断的原因有二：

一，次年郑和就开始了庞大的下西洋行动，所以此时舰队的建造应该已经完成了相当数量，同时明军原有水师的规模也是比较大的，譬如《明史》记载仅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的闰六月，朱元璋一次就“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以九月会浙江捕倭。”

二，日本在元朝就被蒙古帝国猛烈进攻过，因此对中国一直心怀戒惧。而郑和前往时期日本正处于“下克上”的内乱时期，相信他们对中国的大规模舰队也无法组织起全国性的战斗力量以抗衡，另外，郑和的舰队如果不是足够庞大，也无法对自元朝以来就对中国怀有相当敌意的日本进行威压，并致使出现“日本首先纳款”、“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我于是有什物纹绣之赐，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山”等状况，而日本也不会自此以后就长时间地频频捉拿一直在骚扰中国的海盗和倭寇，并远道而来献给永乐大帝以邀好。

另外，也正是因为日本这样的臣伏姿态，才换取了其后明帝国给予其“勘合贸易”的资格。

但是，这一切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依靠，是不可能达成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证，在以后的章节中会进一步进行讨论。

这次郑和下东洋，应该是大规模下西洋前的一次近距离操练。而在遭遇了如此庞大的海军力量拜访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以及海上问题的处理，恐怕一定会先看一看明帝国的眼色，然后再考虑自己怎么行事的，而东南亚等后来郑和舰队频频到访的国家，也更应是如此。因此，日本和琉球两国对施济孙求助行动的推诿、冷漠态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而施氏这个明帝国任命的回教穆斯林家族掌管并控制了旧港的结果，是保障了明帝国的舰队可以自此顺利地通过马六甲海峡，并且在海峡的尽头进行补给后，可以保持充分的给养以继续开向西方。同时，这也证明了明帝国对旧港的控制和重视程度，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此外，选择郑和作为舰队司令官，并且在舰队中大量配备了通晓阿拉伯语的回教穆斯林，甚至包括清真寺大掌教哈三这样的回教长老这样的举动，也显示出永乐大帝自一开始，就把这支远洋舰队的目标定位在南亚和西亚地区，而不仅仅只是南洋地区。郑和舰队的航行路线，也证实了这一点。舰队的第一次下西洋，就是绕过越南、爪哇等地，直抵印度古里（今印度科本科德）后才返回的中国大陆。

由此可见，永乐大帝选择郑和作为远洋舰队的司令官，是符合他的海洋战略的。而永乐大帝试图建立强大海权的另一佐证，是郑和本人的才干特点和舰队战斗力。

《明帝国海风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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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锡兰和苏门答剌战役，帝国远洋舰队的战斗力

郑和自十岁余就跟随朱棣左右，可说是在燕王府中长大的。在“靖难之役”中，燕王手下“不独名将甚多，而内臣兼智勇者，亦往往有之。……郑和即三保，李谦即保儿，并云南人。……皆内臣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阵战，多建奇功”，尤其在对李景隆的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境内东坝）作战中，他更是立下了大功。因此永乐二年封赏“靖难”功臣时，永乐大帝曾亲笔给他提写了一个“郑”字作为赐姓，以表彰此战功绩（1）。

所以郑和不但是永乐大帝身边的亲信，还是一个长于军事有相当实战能力的统帅。

事实上，郑和舰队的七次下西洋中，不计算小规模冲突在内，其中的三次都在海外展开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而且郑和率领的舰队武装力量，每次都能迅速击败对手并坚持追剿，直到彻底消灭并俘虏敌对国家统治者或者当地武装势力头目，把他们带回中国交给永乐大帝处理为止。

前次和陈祖义船队的战斗是一次大海战，而这次和锡兰（斯里兰卡）国王烈苦柰儿之间爆发的一场战斗，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海、陆混合作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共有近八万，这场战斗直接导致了锡兰国王之位的易手。

当时锡兰国王烈苦柰儿部队有五万之众，且占尽地利，他先诱骗郑和及部分随从人员上岸，然后以路障阻断了他们回舰队的路，伏军对郑和及其卫队发起了攻击。

同时他的五万大军直扑去港口，开始攻击郑和船队，但郑和舰队的战斗力显然大出对方意料，并没有被两倍之众的敌军攻下。

而在路上被阻断归途并遭遇伏击的郑和和他二千精锐卫队，此时不退反进，反而快速向前方运动，猛攻烈苦柰儿王城。这个行动显然也是出乎烈苦柰儿意料的，王城当即被攻破，烈苦柰儿本人和其妻子均被郑和抓获，随后郑和押着他们回到了正在激战中的港口。烈苦柰儿既然在手，他那五万大军也就不攻自破了。

郑和最后把烈苦柰儿和他妻子一行人押回了中国，交给永乐大帝处理。

在郑和将他们押解到中国后，永乐大帝下令礼部询问俘虏，选择其国内的贤人为君，最后明帝国认为一位叫“耶乃巴”的“贤人”符合自己的标准，于是便册封他为新的锡兰国王，并下诏废掉了烈苦柰儿，同时下令锡兰国人在烈苦柰儿被俘后自己拥立的另一位国王逊位：

九年，归献阙下。上命礼部择其支属贤者更立之。礼部询于所俘，国人举耶巴乃那贤。十年，遣使赍诏印往封之。……时群臣皆请诛烈苦柰儿。上曰：‘蛮夷禽兽耳，不足诛。’遂赦之，亦遣归。时国人立不刺葛麻巴思剌查为王。诏谕使逊位。

其中永乐大帝在册封耶巴乃那为锡兰国王的诏书中，还有这么一段话：

朕念国中军民，皆朕赤子，命简贤能为之统属，尔耶巴乃那修德好善，为众所推，今特封尔为锡兰国王。呜呼！惟诚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抚众，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邻。尔其钦承朕命，永崇天道，无怠无骄，暨子孙世享无疆之福。钦哉！（2）

“朕念国中军民，皆朕赤子”、“今特封尔为锡兰国王”、“惟忠可以事上”、“尔其钦承朕命”云云，以及诏使锡兰国人自己推立的国王逊位、让明帝国选择的人选登上国王宝座这种种行动，都充分表明了明帝国依靠郑和远洋舰队已经完全掌握了锡兰的统治权，对锡兰政府予取予夺，把它彻底当作了自己的下属，这差不多就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由明帝国操纵统治者的海外殖民地，而郑和更在满剌加和旧港等处设立了“官厂”，以为“外府”，进行官方贸易和补给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帝国也介入了当地的贸易框架。

只是明帝国没有和西方国家一样，在当地长期驻军，不过这也是由于当时明帝国的重心放在北方，如果假以时日等北方安定一时，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以永乐的性格和为人，以及他兼并越南的举动来看，这种可能性极大。

永乐十三年，郑和舰队在苏门答剌又遭到了当地酋长苏干剌的攻击。

这次战役，是因为其国前国王在与邻国花面王的战争中死亡而引发的。

当时其国的王子年幼，于是王后就颁布号令曰：“孰能为我报仇者，我以为夫，与共国事。”

其国有一渔翁闻之，当下率国人奋起还击，遂馘花面王而还。而王后也果然履约下嫁于他，并称其为老王。后来原国王的王子成年，和部下一起谋杀了老王而夺袭其位，但老王的弟弟苏干剌逃出，之后连年率众与新国王对战不休，新国王不能胜之，于是派遣使者前来明帝国，要求明帝国派部队前去镇压。

明帝国显然认为原王子才是正统继承者，因此郑和率领着庞大的帝国舰队前去调解和弹压。正常情况下，在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舰队威慑下，应该是能够让双方不发生武力而达成某种协议的，但由于苏干剌嫉恨到达的郑和没有给他明帝国的官方赏赐，遂率先领大军向郑和舰队发起了攻击，于是导致郑和率领舰队武装力量与其展开了激战。

之前当地的新国王与苏干剌征战不息，但却一直未能分出胜负，而郑和部队在展开进攻行动后，却马上击败了苏干剌大军，之后又一路猛攻进行追击，最终在喃渤利俘获了苏干剌和其妻子。

和以前明帝国敌对者的遭遇一样，在永乐十三年七月，他们被郑和押回了中国，交由永乐大帝处置。

郑和远洋舰队在海外进行的三次战役结果大同小异，毫无悬念。

旧港海战的结果是对方五千多人被消灭，擒获了酋首陈祖义，并将他押回中国斩首示众；锡兰和苏门答剌这二次战役的结果，也一样是击败了对方正规军主力，并擒获了其首领全家，将他们押解回中国后由皇帝进行处理，同时册封由明帝国选择或认可的人选为当地统治者。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帝国依仗郑和舰队已经把彻底取得了东南亚海域的制海权和陆地控制权，把整个东南亚地区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只要明帝国愿意，郑和舰队这支近三万人的明帝国海上正规军，可以随时对东南亚任何一个中小国家发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也可以登陆攻城掠地，与占有地理及人数优势的敌军相峙作战，甚至登陆进行相当规模的远征，而且明帝国无论是从船队还是人手上，都保持着足够轮番出航远征的能力。

如果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那就是郑和舰队能轻易地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颠覆和消灭一个国家的政权，干预和操纵当地的统治者和统治。

这些作战行动，还证明了郑和个人确实具有相当不错的军事统帅和实战能力，史书中说他“出入战阵，多建奇功”绝非是恭维夸大之语，永乐大帝选择他作为舰队司令官的举动，可说是极其正确的。

同时，这些战役也证实了明帝国这支庞大的远洋舰队，确实是一支强大的海陆两栖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一支外交船队。譬如被郑和消灭的陈祖义部队，就是当时东南亚地区一股实力强大的海盗，而三佛齐旧港之所在，也一样是东南亚地区一股强大的海上势力，《明史》对他们有着这样的描写：“其地为诸蕃要会，……辖十五洲，……俗富好淫。习于水战，邻国畏之。地多水，惟部领陆居，庶民皆水居”。

如果不是郑和舰队在海、陆战斗中展示了其强大的战斗力，要想让一个“辖十五洲”、“习于水战，邻国畏之”、“庶民皆水居”的长于海事的海洋国家臣服，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明帝国在洪武时期的正规军中，就已最少拥有十一万之众的职业水手和水师战士了。据《明史》和《明实录》的记载，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十二月，朱元璋一次就曾下令征调了方国珍水师旧部和沿海居民“充船户者，凡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录各卫为军”。

永乐时期明帝国海军的突出战斗力，有时候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根据《明实录》和《国榷》的记载，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张谦在下西洋后返航至浙江金乡卫海面时，遭遇大股倭寇，当时船队官兵合计仅一百六十余人，然而在海上盘旋激战二十多个回合后，却大败倭寇，消灭四千多人，活捉数十人。这个战果如果不是记载故意夸大，那实在是有些骇人听闻，近乎于传奇了。

事实上当时明帝国的海军实力以及科技水准，确实是相当突出和先进的，完全可能获取这样的战果。明军的海上导航以及舟船操控技术，从郑和舰队下西洋的实例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自不必再说，而其舰队的编制、装备和人员素质，应该也可以说是一流的。

首先，明朝立国就是起自南方，并且在很长时间内屡屡进行着大规模的水上战役，它能够最后战胜群雄独霸天下，其水师之强大了很大作用。朱元璋和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势力都进行过各种规模的水上战役，尤其他是对陈友谅的作战，正是因为双方水师进行了决战，才奠定了双方势力的盛衰，朱元璋最后甚至是凭借这次胜利而奠定了统一南方的基础。

延至永乐大帝平安南时，明帝国已经获取了“神机枪宠法”，并且对枪宠的制造和使用技术都已经相当成熟：“制（枪宠）用生、熟赤铜相间，……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3），并开始装备各边镇、卫、所。

同时，在当时明军中的海战舰只以浙江舟山的乌槽船为最，其次是广东船，这些都是“巨而坚”的适合航海的尖底福船，而不是更适合内河航行的平底沙船：

海舟以舟山之乌槽为首。福船耐风涛，且御火。浙之十装标号软风、苍山，亦利追逐。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4）。

除这些大号战舰之外，另外还有小一些的“大福船”和“海苍船”、“开浪船”等，也都是海战舰只。但即使是这些小一些的战船，也有柁楼三重、舱下四层，其上一样装备着枪宠：

大福船……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柁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宠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海苍视福船稍小。开浪船能容三五十人，头锐，四桨一橹，其行如飞，不拘风潮顺逆（5）。

即使到了一个世纪后欧洲大航海时期，也就是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间，虽然明帝国海军数量极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但由于倭寇频繁，频频爆发海战、水战，所以在戚继光等善用火器的名将主持下，其水师和海军的装备及海战技术，依然可以说是一流的，并不落后于当时的西方国家：

（佛郎机）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蜈蚣船，象形也，能驾佛朗机铳，底尖面阔，两傍楫数十，行如飞。两头船，旋转在舵，因风四驰，诸船无逾其速。……戚继光云：“倭舟甚小，一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入，必用苍船逐之，冲敌便捷，温人谓之苍山铁也。”沙、鹰二船，相胥成用。沙船可接战，然无翼蔽。鹰船两端锐，进退如飞。傍钉大茅竹，竹间窗可发铳箭，窗内舷外隐人以荡桨。先驾此入贼队，沙船随进，短兵接战，无不胜（6）。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永乐朝在洪武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水师和海军，其战斗力和装备比之洪武朝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且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属于一流的。

明帝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对海外的威慑作用，还体现在当时国际事务的处理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

如在永乐十一年左右，满刺加（马六甲）与爪哇关系日趋紧张，进入剑拔弩张的准战争状态，永乐大帝派郑和率领舰队前去进行调解，正是由于明帝国的介入，最后双方都接受了调解而没有爆发战争。

宣德六年，郑和又奉命率领舰队再次前去调解暹罗（泰国）与满刺加的矛盾以及军事冲突，同样地，他也使暹罗答应了不再对满剌加发起军事行动，再次使一直处于明帝国庇护下的满刺加得以继续安享太平。

此外，满剌加的港务总管，也都是由郑和招来的占城华人所担任的。而在暹罗，中国人则拥有相当的特权，如中国商人在当地只需缴六分之一的税金，而其他国家的商人却要缴九分之二的税金；暹罗对西方人及其他种族与当地人的通婚行为是加以限制的，但对中国人却无此限制，并且还很欢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可以说明当时在东南亚地区，明帝国拥有着强盛的海权，这使得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愿意并且是自愿奉明帝国为宗主国。

另外，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到达在满刺加时，就和满刺加的国王达成了协议，在当地的一座山上（今三保山）建成了一座城池作为基地。这个建造在山顶的城池拥有坚固的内、外城，四面开门，里面存放着大批粮食、金银和补给物资，城堡上设有敌楼，长期驻扎着明军并有部队日夜巡逻。这一行动也可以证明，永乐大帝派遣郑和远航的目标一开始就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南洋地区，而包括了南亚和西亚，在泉州的《郑和行香碑》中也明确地记载道：“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漠斯（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等国公干”，此亦可为一证。

满刺加基地，显然是明帝国为以后控制东南亚地区，以及继续通航西方而准备的重要中转、补给基地，不然的话，完全没必要在马六甲海峡建立这么一个牢固的军事化基地。

满刺加基地的设立和旧港基地的存在，意义是相当重大的。这使得明帝国在马六甲海峡的两端有了两个牢固的军事堡垒，这等于控制住了大半个东南亚地区以及极其重要的马六甲海峡通道。在这个范围内，任何试图和明帝国为敌的势力，都可能遭遇到来自明帝国本土猛烈的轮番打击，同时因为这些基地的存在，明帝国的远征部队可以就地进行补给，进行长期作战并登陆进行陆地战斗。另外，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队也一样需要对明帝国保持着友好的姿态，不然的话他们将随时都可能在这里遭遇打击，甚至被消灭在这里。

同时明帝国依仗马六甲海峡这块稳固的跳板，还可以让帝国舰队轻松地以此为起点跃过印度洋，到达西亚而进入红海地区。

结合永乐大帝亲自率军五征漠北，朱能、沐晟、张辅十年讨安南，郑和七下西洋、侯显五使绝域等行动的结果来看，完全可以相信，一旦陆地稳固，永乐大帝实施海洋扩张战略而掌握东亚海权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而从满剌加、锡兰、旧港和苏门答剌等地的情况来看，几乎可以说他已经展开了实际行动。

然而不幸的是，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十七日，强悍而野心勃勃的永乐大帝，在第五次远征漠北归来时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病危，次日便突然病故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使得中国历史上乃至于当时世界史上最强盛的明帝国海权，如同夜空中耀眼的烟花，在瞬间爆发出了无比的辉煌和美丽之后，随即灰飞烟灭，消散于无形。之后甚至由于一位明帝国官员滑稽而愚蠢的行为，差点连这一瞬间的辉煌都不能留下痕迹。

史上最强盛的中华海权，它比烟花更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