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草地分裂前后，太祖滴两头妥协…… -- 双石

193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犹太人米夫来到中国。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向忠发主持会议，实际主导了会议。会议改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结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选，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进入政治局成为委员。名义上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实际上王明大权独揽。直至1931年9月向忠发叛变，王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

张闻天1930年底跟米夫前后脚回国，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博古也是1930年回国。他当时才23岁。所以1931年4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31年9月接替王明工作，直到1935年1月。他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时，时年24岁，当时毛泽东38岁。

所以，王明、博古、张闻天完全是米夫一条绳子绑起来的蚂蚱，是二十八个半的最内核。

王稼祥是最接近内核的外围二十八个半。

1930年王稼祥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他批评李立三全国暴动的观点，被向忠发指责，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往香港担任记者。12月，米夫到来，中央政治局撤销了他的处分，王稼祥重新被调回上海。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前往苏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任多项重要职务，并曾替代邓发负责肃反工作。王稼祥和毛泽东在苏区合作较长，对其军事才能有相对深入的了解。

但是后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了三人团，成为中央苏区的权力核心。王稼祥、张闻天多少有点靠边站。遵义会议前，毛泽东首先说服了最熟悉的王稼祥，王稼祥和毛泽东联手说服了张闻天，联手反对三人团。

到了遵义会议，结果仍有妥协。取消了原来的“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负责，但最后负总责仍是周恩来，张闻天则出任党的总书记。

这样，周恩来好赖保住了权力，王稼祥和张闻天取代博古、李德由外围进入核心，毛泽东能指挥军队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花几个月苦口婆心游说王稼祥、张闻天？而不是象张国焘拉拢一帮军头拿着枪举着大刀威胁几个秀才？这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区别。毛泽东本人大体是在服从组织原则的前提下，选择最佳策略的。这个区别可是远大于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区别。

1935年1月中，中共的领导层变了，肯定要选派官方使节前往莫斯科说明情况。这个官方使节是谁？是潘汉年吗？他于1935年3月受张闻天指派，离开红军前往上海，寻找共产国际。是陈云吗？他于1935年6月离队前往上海，寻找共产国际。双使节？不可能。一位在遵义会议投了毛泽东赞成票的政治局常委和小开潘汉年政治地位太不对等了。潘汉年为陈云打前站？这个解释相对合理，虽然潘汉年是陈云到了上海，才通过上海地下党和陈云联系上的。

不管情形如何，潘汉年肯定不是毛泽东派出的使节，他也肯定不是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给共产国际的使节，因为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姑且认为他由张闻天派出，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并负责为陈云打前站。

这个使命和他在博古与王明之间传递私人信息不仅不矛盾，而且相符相承。张闻天和博古属于同一政治派系，都仰仗莫斯科鼻息生存。张闻天迫切需要王明认可这一变化，博古作为王明失职的代理人，迫切需要对王明解释，因为军事不顺，且大权仍在本派系内，所以才交权。这个消息必须尽早传达到莫斯科，甚至要比陈云传递的遵义会议精神还时间还要优先。

这个人选之所以是潘汉年，是因为博古和他私交很深，推荐给王明。潘汉年本来是负责文艺宣传工作的。文艺青年是比较苦逼的，住亭子间，整体发帖口水战，最容易被抓。1931年春，新的党中央刚一上台，就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党中央是谁？王明、张闻天、博古！“特科”领导人是职业革命家，拿着莫斯科的卢布，整天出没在高级场合，美酒美食美女都不是问题。潘汉年和原配关系不好，在和董慧发生婚外恋之前，经常嫖娼的；向忠发干脆长期包了个妓女，貌似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革命家的忧郁与苦闷。

总之，是不是炎黄文章每个细节都准？本人丝毫不关心，它错一千个细节，毕竟不是我的文章，懒得管。但是即便它细节全错，他也说对了一件事：张闻天派潘汉年这样的人联络共产国际，他替博古传递私信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所以我支持炎黄文章的基本观点。

（2）结果

上述基本观点得到了后续历史的验证。

中共中央1934年10月和共产国际失去密码电报联系。潘汉年携带密码从苏联返回，不去陕北，却去求见陈立夫、陈果夫。

潘汉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敌对状态后，于1935年冬开始出现一线转机。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政治解决”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当时王明强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于是，潘汉年受命回国。

但是陈果夫、陈立夫是国民党的实权人物，他们很清楚中共的实权在陕北，不在共产国际。潘汉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见陈果夫、陈立夫，双方地位并不对等。所以打发一个二流脚色见潘汉年：

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后，很快有了答复。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1936年7月，潘汉年在香港见了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知道吃了软钉子，于是灰溜溜地前往陕北，1936年8月8日抵达保安，住进了张闻天的窑洞。他向邓颖超交代了密码。至此，才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近2年的密电往来。

随即潘汉年获得陕北授权。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陈立夫即亲自在南京和上海与潘汉年多轮会谈。

陈立夫拒见潘汉年，乃是因为潘汉年仅代表共产国际（其实就是王明的私人代表），后多次和潘汉年面对面谈判，是因为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

这些足以验证炎黄的观点大方向并无错误。毛泽东不在1936年肃反掉潘汉年，还给他授权和亲笔信委托他去南京、上海谈判，已经是菩萨心肠了。落在张国焘手上，他潘汉年十条命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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