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核武器王者的一些八卦 -- 黄河故人

时间:2012-03-08 10:06 来源:杨吉纯

从我国第一次氢弹试验开始到最后一次氢弹试验结束，我和火箭取样打了将近二十年的交道。这二十年来，我们火箭取样组与火箭设计院大力协作，发奋图强，努力拼搏，先后研制出取样火箭和平－3号、和平－4号、和平－5号、挺进－1号和挺进－2号。这二十年来，火箭取样组与火箭设计院和火箭发射队联手，大力协同，先后共执行了15次大气层核试验的核爆炸烟云取样任务，为祖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二十年来，我们有胜利的喜悦，也不乏失败的痛苦，酸甜苦辣都曾有过。

遥想当年，正是：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意外受命

我搞火箭取样，纯属偶然。

1966年的春节，通县军营不但不热闹，反而相当冷清，因为所里的大部分同志正在山东郯城农村参加“四清”工作，还有一些人正在家里过年。春节后刚上班，我独自一人坐在马蹄楼内的一间办公室里正在看书，室主任陆祖荫推门进来，二话没说，就给我下达命令：明年，氢弹试验上马，火炮取样下马，火箭取样上马。杨吉纯，你就负责火箭取样。还没等我明白过了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把一份机密资料往我的办公桌上一放，交代：杨吉纯，你把这份资料好好看看，再研究研究，然后写一份火箭取样的可行性报告交给我。不管我胜任不胜任，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转身就走了。我的主任，我是学核物理的不是学火箭的，我虽然干过好几种工作可从来没干过烟云取样呀！我的天哪！这不是硬赶鸭子上架吗?!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上战场。我从迷茫中回过神来，一声叹气之后，才去看那份铅印资料，封面的正上方是资料名称：《和平二号气象火箭》；封面的右上角有机密二字和资料的编号；封面的正下方是：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可是，我对火箭的知识和取样的知识几乎是零，我必须从零做起，于是我开始一面看资料一面学火箭的基本知识。正当我学得津津有味时，又一道命令下来：杨吉纯，放下你的工作，立即去山东参加“四清”！

我只好暂时撂下火箭学习，奔赴山东参加到“四清”工作队伍中。7月，“四清”运动结束后，我随同“四清”工作队才得以返回通县大本营。

1966年5月14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三颗原子弹。中国在新闻公报中特意指明，这是一颗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这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向氢弹进军了。全所立即行动起来，紧锣密鼓地为中国的第一颗氢弹试验做准备。一天，陆祖荫在全室大会上正式宣布：火箭取样组成立，组长：陈敦厚；组员：杨吉纯、李伟亮。于是，中国的“三剑客”就这样诞生了，遗憾的是这“三剑客”不仅不会舞刀弄剑，甚至连火箭是个什么样子还没有亲眼见到过，我们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过了国庆节，研究所开始大搬家，从首都北京迁移到新疆的红山，通县大院从此变成了冷冷清清的留守处。陈敦厚和李伟亮跟随大部队进了红山，只留下我一个人负责火箭的研制，我任重道远。七机部第八设计院是中国唯一的探空火箭设计院，地址在北京南苑。于是我开始经常奔波于通县大院与南苑大院之间，跟火箭设计院一起打造我们中国的取样火箭。

和平—3号火箭闪亮登场

和平—2号气象火箭是七机部八院研制的一种两级固体气象火箭，它由一个大发动机、一个小发动机、一个回收舱、一个电源舱和一个仪器舱组成。经设计院和我所反复论证决定：用和平—2号气象火箭的两个小发动机、一个回收舱、一个电源舱组成新的二级火箭，但是，回收舱里装一顶取样和回收两用的降落伞，它用卡普隆布和采集样品的1号滤布联合缝制而成。这种取样火箭就叫和平—3号火箭。1967年1月，在风起云涌的1月造反风暴中和平—3号火箭的研制拉开了序幕。1967年3月，和平—3号火箭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试飞成功。

与此同时，基地也积极行动起来，司令部在马兰成立了一个火箭发射队，专门负责取样火箭的装配和发射勤务，队长叫郑作春；基地工程处和工兵团在靶心西约29公里处，建造了一个火箭发射场，其代号为6710。在6710建了几间火箭装配厂房、一个火箭储存仓库、一个发电机房、一个半地下式火箭发射控制工号和一个可同时发射7枚火箭的火箭发射阵地。

1967年5月，全国几十个单位的成千上万名参试人员，又云集在罗布泊核试验场上，开始为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做各种各样的准备。郑作春率领火箭发射队率先进驻6710，搭帐篷，建食堂，打扫工作间。在我的陪同下，在总工程师王希季和室主任宋宗保的率领下，火箭设计院几十名科技人员和工人，不远万里从北京到达6710。与此同时，兰空某部直升机组及由陈敦厚、李伟亮率领的火箭回收组到达201机场，准备进行火箭的回收。担负火箭取样的各路兵马齐集戈壁滩，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火箭取样大会战。在6710，我负责制定火箭取样方案和时间表及组织协调；发射队负责火箭装配和发射的操作勤务；设计院负责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经过会战各方的共同努力，到6月上旬，火箭取样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1967年6月17日是个好日子，微风徐徐，初升的太阳露着红彤彤的笑脸。在灿烂的朝霞映照下，7枚银光闪闪的火箭趴在火箭发射架上，就像7只美丽的白天鹅即将展翅高翔，飞上蓝天，飞向蘑菇云。8时20分，一道强烈的闪光划破万里长空，一个火球闪闪发光，一颗巨大的蘑菇云滚滚飞升，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在火箭发射控制室里，郑队长在指挥发射火箭，随着他的一声令下，紧接着就是“咔啦啦”炸雷似的一声响，一枚取样火箭喷着熊熊烈焰腾空而起，飞向蓝天，冲向蘑菇云。紧跟着又是一枚接一枚火箭飞向蘑菇云，场面十分壮观。大家都沉浸在氢弹爆炸成功和火箭发射成功的喜悦里。

第二天，陈敦厚和李伟亮等乘直升飞机回收到了大部份取样伞。第三天，他们对降落伞上的滤布进行了分装，然后把样品送往马兰临时放化分析实验室。当时，这个实验室就设在马兰招待所对面的一座平房里。

几天后，我撤场下来，住进了马兰招待所。负责领导放化分析和取样的副主任杨裕生见了我就大发雷霆：杨吉纯，你是怎么搞的？！才取得这么一点点东西，是不是把火箭都打到空洞里（指蘑菇云中心，资料中说这里的放射性浓度最低）去了？！

和平—4号火箭折戟沉沙

首次火箭取样不尽人意，领导不满意，我们更不满意，因为不仅取样数量很少，而且样品质量也很差，只能用于普通放化分析，远远不能满足氢弹试验的聚变当量测定的要求。聚变当量测定对样品的要求极为苛刻：高数量，高浓度，高质量，高洁净，飞机取样时间太晚，所获得的样品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只有火箭可以实现早期取样，有望获得满足这种要求的样品，希望全部寄托火箭取样上。但是，第一次火箭取样令所有的人都失望了，我很内疚。当时，我们“三剑客”就像刚学游泳的人在水里瞎扑通一样，根本不懂得如何进行火箭取样，大家都是糊涂虫。

回到红山，火箭取样组对首次火箭取样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大家一致认为：（1）氢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体积巨大，烟云中的放射物资的浓度很低，再采用降落伞取样是根本行不通的，简单地把火炮取样的方式搬到火箭取样上来，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2）降落伞是开放式取样，降落伞着陆后受到尘土的严重沾染，样品质量当然很差；（3）远距离发射火箭，不但火箭容易脱靶，而且须使用两级火箭。经过讨论，我们决定：（1）淘汰降落伞的开放式取样，采用火箭取样器的密闭式取样，以提高样品的数量和质量；（2）火箭发射阵地越靠近靶心越好，这样既可以打得准又可以使用单级火箭，下次任务就在骆驼山建立一个新的火箭发射阵地；（3）将和平－3号火箭去掉一级发动机，在其头部再装上一个火箭取样器，便是单级火箭和平－4号。

把和平－3号火箭改成和平－4号火箭和在骆驼山建一个火箭发射阵地都不难，难就难在究竟如何设计火箭取样器。我肩负着攻克火箭取样器的重任到了北京，但是，对于如何设计火箭取样器，我还是俩眼一摸黑，于是我开始探索如何设计火箭取样器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不能凭经验，不能凭想当然，更不能闭门造车，要调查研究，要看看外国人是怎么做的，科学是没有国籍的，管它是美帝的还是苏修的，谁的技术先进就学谁的。于是我跑图书馆，跑情报所，到处查找资料。核试验的资料本来就比较少，核试验取样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查这种文献好比是大海捞针。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千查万找，我终于查到了一篇有关文献，顿时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是美国的一份解密资料，文献的题目是《1052型火箭穿云取样系统》。该系统是用一架轻型轰炸机携带4枚液态可制导取样火箭，在空中发射火箭实施取样的，庞大复杂。这种可制导取样火箭是用一种导弹靶机改装的，只是在靶机的头部装了一个火箭取样器而已。文献上，只给出了火箭取样器示意图，并作了简短的文字描述。就是这张火箭取样器示意图撩开了火箭取样器的神秘面纱，哦，火箭取样器原来是这样的！于是我参照这个火箭取样器示意图照葫芦画瓢一样，第一次设计出了我们自己的火箭取样器，取名叫HP—1型火箭取样器。我的设计只是一个理论设计，或者说只是一个创意，取样器的结构设计由设计院的一名机械设计工程师负责。

HP—1型取样器是由带中心锥的进气口、过滤器、排气口、中心轴、作动筒等组成。过滤器是取样器的核心，它由内外两层滤网夹着一层过滤材料组成。火箭取样器里用的过滤材料是一种特制丝棉，它的强度高，洁净度高，灰分低，本地低，是一种相当理想的过滤材料。采用特制丝棉做过滤材料是杨裕生提出来的，由我所和杭州新华造纸厂协作完成。HP—1型取样器的技术关键是当作动筒沿着中心轴前后移动时，可以带动可移动式外壳一起移动。动作的动力来自压缩空气。HP—1型取样器的工作过程是：在火箭进入烟云前，进气阀门打开，压缩空气从作动筒的后部进入，推动作动筒带着外壳沿着中心轴一起前移，将进气口和排气口同时打开，取样开始；气流从进气口进入，穿过过滤器，经排气口排出，气流在流过过滤材料时，过滤材料就把烟云中的放射性微粒采集下来；当火箭出云后，又一个阀门打开，压缩空气从作动筒的前方进入，同时将作动筒后部的压缩空气排出，作动筒和外壳一同缩回到原位，进气口和排气口同时关闭，取样结束。无庸置疑，这种密闭式取样方式才是合理的，所取得的样品也就是十分洁净的了。

1968年春，HP—1型火箭取样器的样机生产出来了，经过实验，证明完全符合要求。1968年夏，和平－4号火箭试飞成功。1968年冬，火箭发射队、火箭取样组和火箭设计院又一次会师6710，进行一场新的火箭取样会战。这次任务只上两枚火箭，带有试验性质。在骆驼山南麓的一个山坳里，新建了一个由两台发射架组成的火箭发射阵地。因为这里离爆心只有9公里，火箭的发射控制没有采用人工控制方式，而采用了光电开关和击波开关双保险的自动控制发射方式。

闪光，火球，蘑菇云，1968年12月29日15时，中国又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随后，骆驼山南两枚和平—4号火箭腾空而起，风驰电掣般冲进蘑菇云。第二天，我们“三剑客”乘坐一辆卡车去回收火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美丽的降落伞和雪白的箭头，而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好几条伞绳烧断了，伞衣上也烧了一些大窟窿，取样器粉身碎骨，过滤器暴露出来，雪白的丝棉黑乎乎的。

呜呼，我可怜的火箭！

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获取高浓度的样品，一味追求早打早打，选择爆后40多秒就进云取样，结果伞绳和伞衣烧坏了，火箭回收失败，导致和平—4号火箭折戟沉沙。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和平—4号火箭的“腿”短，发射时间再晚火箭就只能在云底擦边而过了。

和平—4号火箭取样惨败。失败的痛苦是心颤的，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吃一堑长一智，如果吃一堑没长一智，那便是愚蠢。失败乃成功之母。如果失败接着失败，那便是极其愚蠢。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黑暗已经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和平—5号火箭扬眉吐气

和平—4号火箭取样虽然失败了，但我们还是在火箭取样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研制出了HP—1型火箭取样器，成功地使用了单级火箭，实现了近距离发射火箭。为了使火箭打得准，打得及时，打得好，我们是不是还敢大胆的朝前走呢？或者说，火箭发射阵地是否还敢朝靶心靠拢呢？

杨裕生提出了一个人大胆的建议：就在靶心附近打火箭发射井，从发射井里垂直发射火箭，火箭从下往上穿蘑菇云。这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立即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一致赞同和支持。但是，用哪种火箭合适呢？对氢弹试验来说，烟云的云底至少在10公里以上，和平—4号火箭的发动机推力小，顶点高度低，满足不了使用要求。我提议：用和平—2号气象火箭的大发动机取代和平—4号火箭的小发动机组成一种新的火箭，其顶点高度大约可达到25公里，完全可以满足氢弹试验的要求。我的这个建议也得到了认同。这种新火箭就是和平—5号火箭。

1969年，火箭设计院一面研制和平—5号火箭，一面设计火箭发射井和火箭发射架。核试验基地在靶心西面三队的103工事附近建了第一口火箭发射井，这里距靶心只有1300米。发射井由火箭发射架、井筒、井盖、井门和发射控制系统组成。1969年9月，秋高气爽，不冷不热，正是进行核试验的黄金季节。数千人又鏖战在罗布泊核试验场上，为本年度的大当量氢弹试验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火箭发射队、火箭设计院和火箭取样组，在6710再一次聚首，进行再一次合作，力争火箭取样获得成功，向国庆二十周年献礼，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优秀的答卷。这次拉进6710的只有两枚和平—5号火箭，一枚用于现场试飞，一枚用于正式取样。现场试飞是在“零前”十天进行的，当时我站在离发射井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从发射井里发射火箭的壮观一幕：我发出指令启动控制室里的定时钟表，定时钟表延时几十秒后接通爆炸螺钉解锁电路，爆炸螺钉起爆，重锤下落拉开井盖，井盖的前端撞击到行程开关上接通火箭点火电路，随着“咔啦啦”一声炸雷似的响，一股浓烟从发射井里喷射出来，随后火箭才从浓烟里钻出来，喷着熊熊的火焰风驰电掣般冲上蓝天，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至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当天，我们就把火箭箭头回收回来，降落伞还是那么美丽，箭头还是那么雪白。不但试飞圆满成功，我们还获得了十分珍贵的火箭本底样品。

闪光，火球，蘑菇云，1969年9月29日16时，中国又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当蘑菇云还在翻腾的时候，井盖打开了，和平－5号火箭腾空而起，喷着熊熊烈冲进蘑菇云……

第二天下午，我们“三剑客”怀着忐忑的心情，乘一辆卡车去回收火箭。当我们看到躺在戈壁滩上的降落伞和火箭箭头时，我们的心放下了一半。当我们用仪器测量取样器表面的γ射线剂量率时，居然超过了1伦每小时，我们悬着的三颗心终于落地了。大丰收啦！火箭样品大丰收啦！

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终于打了个翻身仗，和平—5号火箭扬眉吐气啦！放化诊断结果表明：火箭样品数量多、浓度高、质量优良，首次准确地获得了氢弹爆炸的聚变当量。事实证明，从发射井里发射和平—5号火箭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可以推广，于是在靶心附近又打了4口发射井。从此以后，和平—5号火箭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地完成了氢弹试验的火箭取样任务。

和平—5号火箭遭遇挫折

和平—5号火箭在节节胜利中，也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

1971末，我国要进行一次当量很小的原子弹试验，而且是第一次用强击机把原子弹从弹仓里甩出去，投弹误差大，烟云小。用和平－5号火箭打这么小的蘑菇云就好比用高射炮打蚊子――没戏，所以火箭取样根本没打算上。万万没有想到，都到了冬天了，所领导和基地领导突然下令：火箭取样必须上！军令如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提出，要上可以，但是原来的发射井都在靶心西边，一个都不能用，必须在靶心东边建4口新发射井。我们出了一个不得不出的难题：大冬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建成4口新发射井，谈何容易！于是司令部作试处召开工程处、工兵团和研究所的三方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责任重大，会上没有一个人敢出主意，会议陷入僵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斗胆提出一个冒险性的建议：打简易发射井，只挖土井，不架钢筋，不浇水泥，不装井门，连井盖也不要。不行，绝对不行！冒险，太冒险啦！我的建议立即遭到强烈反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火箭取样不上，要么就得按照我的建议办。事关重大，主持会议的作试处谭处长不敢擅自作主，便去请示白司令员。白司令员说：过去打仗也常冒险吗，那就让我们也冒一次险吧！司令员一锤定音。工程处立即动手设计简易发射井，工兵团立即动手施工，4口简易发射井如期建成了。4枚和平－5号火箭装进发射井内，随时可以起飞。

1971年12月30日，强击机携带着原子弹飞临靶心上空，飞行员按下投掷器的按钮，但是原子弹没有甩出去。飞机又飞了一圈，第二次投掷又失败了。飞机又飞了一圈，第三次投掷也没有成功。此时飞机的油不多了，不允许作第四次投掷，情况十分紧急，塔台指挥员下令飞机返航。飞机携带着原子弹成功地降落到马兰机场上，有惊无险。其实，这是一次最大的冒险。经检查，原来是投掷器的故障。故障排除后，1972年1月8日进行第二次试验。

靶心上空升起了一朵小小的蘑菇云，4枚火箭接二连三地飞出简易发射井，飞向蘑菇云。火箭发射成功了，但是火箭的回收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雪白的丝棉被烧得如黑炭一般。大多数人认为，这是采用简易发射井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没有井盖防不住电磁波，在核爆炸瞬间产生电磁波就把火箭点着了，火箭在零时就飞了出去，钻进了火球，烧毁了丝棉。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无论什么原因，这次任务火箭取样完全失败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和平－5号火箭这次取样的失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小当量核试验中如何提高火箭的命中率？

和平—4号火箭大放光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研制氢弹的扳机，我国要进行一系列当量只有数千吨的地面核试验。和平－5号火箭取样屡立战功，领导们便紧盯不放，在这一系列小当量试验中还要上火箭取样。这无疑又给我们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和平－5号火箭在万吨级的试验中取样都失败了，在千吨级试验中使用，行吗？行也得上，不行也得上，领导的态度铁板钉钉，我们只能奉命行事。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达成两项共识：（1）和平－5号火箭太大，不可用，用和平－4号火箭最好，（2）在小当量试验中，防止脱靶和提高火箭命中率是取样成败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用火箭打小蘑菇云就好比是用高射炮打蚊子，白费劲。第一个问题是不是问题的问题。于是，如何提高火箭命中率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陈敦厚毅然承担了这项看似简单却很棘手的问题的研究。他经过多日的反复推敲和苦思冥想，根据简单的三角原理，发明了一套简单适用的土办法，巧妙地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我把这种方法简单地称为：火箭即时发射法。这种方法的要点是：（1）在爆心东边（下风方向）建一个露天火箭发射阵地，尽可能靠近爆心，只要确保火箭的安全就行；火箭从东向西打，降落伞不会带着箭头落到沾染区里，便于回收。（2）在与爆心和火箭发射阵地连线相平行的南边建一个露天火箭发射站，尽可能靠近爆心，只要确保人员的安全就行；这样工作人员可以十分清楚地观测烟云，便于掌握最有利的火箭发射时机。（3）在火箭发射站建一套烟云观测装置，它由一个观测架和一个观测筒组成，观测架上用细铁丝均匀地编制成方格网，观测筒、观测架和爆心之间是成一定比例的，这样，从观测筒透过观测架观测蘑菇云，便可以大致知道当前蘑菇云的云底高度、云顶高度和直径的数据以及烟云当前的位置，做到心中有数，弹无虚发；（4）即时观测烟云，即时人工控制发射火箭。当观测员看到烟云进入火箭的射击圈后，立即下令“点火”，发射员把点火按钮一按，火箭随即就飞了出去，在蘑菇云中实施穿云取样了。

第一次小当量的地面爆炸试验是在1976年初进行的。原子弹就装在一间建在地面的爆室里，这里就是爆心。在爆心东1400米处建立了一个露天火箭发射阵地，阵地上共有6台火箭发射架。露天火箭发射站就设在爆心南的青石山上。1976年1月23日，天气虽然很冷，但是一个艳阳天，是一个进行核试验的好天气。我们“三剑客”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站在青石山上看着爆心的那座小红砖房。陈敦厚担任观测员，我担任发射员，李伟亮担任记录员。

一闪即逝的闪光，一亮即灭的火球，随即升起了一朵小小的蘑菇云。

陈敦厚立即跳入堑壕观测蘑菇云，烟云飘进了射击圈，他喊道：“1号，预备――放！”我把发射开关按了下去，李伟亮把这个发射时间立即纪录下来。眼瞅着两枚火箭喷着火舌飞进了蘑菇云。随后我们如此这般地发射了其余4枚火箭。6枚火箭全部发射成功。站在青石山上，一面观看蘑菇云，一面朝蘑菇云里打火箭，那真是：要多风光有多风光，要多潇洒有多潇洒，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第二天，回收结果令我们喜出望外：火箭样品获得了特大丰收。火箭取样组因此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事实证明，陈敦厚发明的这种火箭即时发射法，不但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在1978年12月14日进行的一次最小当量的地面试验中，我们故伎重演，用 6枚和平—4号火箭实施取样，火箭样品再一次获得了大丰收。

无限风光在险峰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和平号火箭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不是就不存在问题了呢？我在考虑这个问题。1970年冬，当我学了一点儿基本的空气动力学知识之后，发现HP—1型取样器的内型面完全是根据结构需要设计的，不符合空气动力学的要求，影响了取样器的性能。同时，通过文献调研我才知道等动力学取样是最先进的取样技术，因为在等动力学状态下取样，可以获得数量最大、代表性最好的样品。此外，HP—1型取样器的直径只有205豪米，进气口直径只有100毫米，取样量太少，因此也有必要研制一种直径更大的新型取样火箭。于是我写了一个《关于研制等动力学取样火箭的建议》的报告，呈送杨裕生副主任。这个时候，我国准备进行一次千万吨级的氢弹试验已列入核武器发展计划，和平－5号火箭的高度不够，正需要研制一种取样高度超过25公里的新型火箭。我的建议正合时宜，于是得到了室、所、基地乃至国防科工委各级领导积极支持。很快，国防科工委就把研制等动力学取样火箭的任务下达给七机部，七机部又把这项任务下达给五院508所。其实，508所就是原七机部第八设计院。随着我国航天工程的上马，七机部成立了航天研究院，简称五院，并把第八设计院改为508所。五院的第一个工程就是研制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当508所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制人造卫星的时候，研制等动力学取样火箭的任务又下达给了他们。

1971年春，我和李伟亮再次来到北京，和508所协作，开始打造中国的等动力学取样火箭——挺进—1号。挺进—1号火箭完全不同于和平号取样火箭，和平号火箭只是在和平－2号气象火箭的基础上改来改去，而挺进—1号火箭是一种全新的取样火箭，必须重打鼓另开张。挺进—1号火箭是一种两级固体取样火箭，它由一个超音速火箭取样器、一个电源舱、一个回收舱、一个主发动机和一个助推器组成。但是，我们完全没料到，508所虽然承当了挺进—1号火箭研制任务，但却把超音速火箭取样器的气动设计工作排除在外，原因是火箭取样器的气动设计是一个内流气动设计问题，508所几个搞空气动力学的人只搞外流的气动设计，内流的气动设计不懂，请我们另找单位。508所把这个球又踢了回来。这可如何是好？！我们骑虎难下，左右为难。不能强人所难，我们必须另谋出路，踏破铁鞋也好，求爷爷告奶奶也好，都在所不辞。于是，我和李伟亮带着介绍信和取样器示意图在北京到处奔波。我们首先到了中国最大的航空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年教师，他说，这种航空器我们从来没见过，我们干不了，你们到七机部701所去看看。701所在北京西南郊的云岗，离南苑很远，我们俩起了一个大早，换了好几次车，才到达云岗找到701所。接待我们的是科技处计划科的一位女参谋，她客气地说，这种航空器我们干不了，我们只搞风洞实验。我们起身正要走，她向我们推荐，你们到31所去看看，也许他们能帮助你们，并告诉我们31所就在这个大院里，于是我们又走进了31所科技处计划科的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是计划科参谋老吴，他看完取样器的示意图后，微微一笑，说：你们这个取样器的主要部分是超音速扩压器，我们有一个扩压器组，就是专门设计扩压器的。显然是遇到了行家，我们俩顿时喜上眉梢，笑在心头。正当我们俩高兴之时，他却把语气一转：但是，你们的任务我们是万万不能接的！他点了一把火，又突然浇了一瓢冷水，让我们俩从头凉到脚。既然是烧香烧对了庙门，拜师拜对了师门，我们岂能善甘罢休，于是便祈求呀，软磨呀，硬泡呀，使尽浑身解数，但还是无济于事。他看我们的确很着急，便建议：这样吧，你们可在我们这里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回去自己设计，我们可以当你们的技术指导，为你们保驾护航。我明白，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想揽事，这样做他们既帮了我们，又不承担任何责任，可谓是聪明之举。这是一条路，是一条荆棘丛生、崎岖不平的山路，也是一条唯一的路。于是，我把心一横，牙一咬，果断地：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从此，我和李伟亮拜31所扩压器专家张宝生等同志为师，虚心地、如饥似渴地学习扩压器知识和设计技术。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超音速扩压器的设计技术。之后我们进入边学习边设计阶段。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设计出了外压式、内压式和混合式三种形式的扩压器，考虑到加工简单方便，最后选定采用混合式，取样器的型号定为TJ—1型。1973年夏，我们的设计方案刚确定，程所长便命令我火速回红山向他当面汇报。于是我带着设计资料和图纸马不停蹄地赶回红山，向所长当面做了详细的汇报。所长听我讲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他当即决定：回去再把这个方案仔细审核一遍，明年春天在北京召开专家评审会，如果评审通过才能正式使用你们的设计方案。1974年春，程所长亲赴北京，主持召开了超音速火箭取样器气动设计评审会，邀请的专家有：701所所长庄逢甘（中国著名空气动力专家）、31所的扩压器专家张天明、张宝生等。我在会上作了详细的报告。专家们一致通过了我们的设计方案。于是，我就把设计资料和图纸正式提交508所，请他们进行取样器的结构设计。到此为止，我们的超音速火箭取样器的气动设计任务胜利完成。

西安解燃眉之急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居然有人把我当成了超音速取样器气动设计方面的专家来邀请。

我国计划于1976年冬进行一次千万吨级的特大当量的氢弹试验，各个测试项目都在加紧准备之中。其实，挺进－1号火箭就是专门为这次任务准备的。1975年秋，国防科工委在京召开了一次任务准备情况汇报会。在取样分组会上，我汇报了TJ—1型超音速火箭取样器的气动设计问题。这个报告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而最感兴趣的是三机部172厂设计所的一位副所长。他问了我一些问题之后，便当即向会议召集人杨裕生提出要求，请我赴西安帮助他们完成超音速飞机取样器的气动设计任务，以解燃眉之急。杨裕生同意了，我奉命前往。

172厂设计所一直担负着我国飞机取样器的设计任务，研制出了一系列09产品，为我国的核试验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特大当量的氢弹爆炸时，生成的烟云高度的底高都要超过17000米，一直使用的歼—6飞机取样因其升限不够，必须用歼—7飞机替代。因歼—7飞机是超音速的，而以前所用的飞机取样器都是亚音速的，一个都不能用，为此必须为歼—7飞机造一种超音速飞机取样器。然而，担负这个产品设计任务的09产品设计组，像我们当初一样，在超音速飞机取样器的气动设计上卡壳了，于是，我被这位副所长抓了公差。北京会议结束后，我来到了西安172厂设计所，与09产品设计组合作，只用了九天时间就圆满地完成了设计任务，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在这项设计中，我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取样器的型面设计，而是进气口处的阀门。为了保证样品的洁净，在进气口处必须设立一个阀门，但不管加一个什么样的阀门，都势必破坏良好的型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经过反复琢磨，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干脆用中心锥做阀门，一举两得。就是将中心锥分成两段，前一段为可移动的，当它移到最前端时，便将进气口关闭了；当它缩回至最后端时，又将进气口打开了，同时形成合理的气动型面。用前半个中心锥做取样器的进气口阀门，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大家都十分满意。取样器的气动设计完成之后，取样器的其他各项设计就迎刃而解了。这种全新的取样器取名叫09—10型超音速飞机取样器。

火箭取样和飞机取样比翼齐飞

1976年春，挺进—1号火箭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试飞成功。1976年秋，歼—7飞机携带09—10型取样器在西安的阎良机场试飞成功。1976年冬，7枚挺进—1号火箭和两架歼—7飞机在罗布泊核试验场闪亮登场，准备执行特大当量的氢弹爆炸后的取样任务。为了这次任务，在靶心附近新建了7口挺进—1号火箭发射井，靶心西2500米处两口，靶心东2500米处两口，靶心东3000米处三口。

1976年11月17日，关闭在发射井里的7枚挺进—1号火箭，整装待发，时刻准备着飞出发射井，飞向蘑菇云。停靠在马拉机场的两架携带着09—10型取样器的歼—7飞机，时刻准备着起飞，飞向蘑菇云升起的地方。云集在白云岗参观场上数千名参观者，面戴墨镜眺望着东方那片天空，等待着观看那惊心动魄的时刻、那壮丽的景观。而我，却坐在201附近的一部雷达车里，等着观看火箭发射情况。

倏然，一道强烈的闪光划破万里长空，一个通红的火球飞上了天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滚滚升起。中国唯一的一颗特大当量的氢弹爆炸成功了！

雷达荧光屏上，一枚火箭飞上了天空，我心里一喜；又一枚火箭飞上了天空，我心里又一喜，第三枚火箭飞上了天空，我心里再一喜。片刻之后，荧光屏上的目标全部消失了。7枚火箭只发射出3枚，那4枚呢？我心里一惊：坏了，出事故啦！我跳下雷达车，跳上吉普车就往201机场飞奔。到了201机场，我接上陈敦厚和李伟亮，驱车飞向火箭发射井去察看情况。我们首先到了靶心西的2500米处的两口发射井，下车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发射井的井盖上几乎被石块和沙尘填平了，一个井盖开了一半，另一个井盖只看了一条缝。之后，我们驱车来到靶心东的2500米处的两口发射井处，结果完全一样。原来都是特别强大的冲击波惹的祸，无法抗拒。最后，我们察看了靶心东3000米处的三口发射井，只有这里的3枚火箭逃过了一劫，飞出了发射井。假如一个也没有逃出去，全军覆灭，那就更惨了。我捶胸顿足，追悔莫及。

第二天的回收结果表明，这3枚火箭都取到了样品，总算圆满地完成了火箭取样任务，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火箭取样受到重大挫折，而歼—7飞机取样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啊！飞机样品不仅获得了大丰收，而且样品的质量优良，飞机样品首次出了聚变当量，飞机取样组荣立了集体三等功。可喜可贺！

挺进—2号火箭最后的凯歌

1980年秋，我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氢弹试验，从此结束了大气层核试验。

这次试验，飞机取样用的是长空－1号无人驾驶飞机，火箭取样用的是挺进—2号火箭。挺进—2号火箭实际上就是挺进—1号去掉助推器的单级火箭。为了提高火箭命中率，我们已经把陈敦厚发明的火箭即时发射法推广到氢弹试验中来，为此在在孔雀河上的前进桥旁，修建了一个坚固的工号作为火箭发射站。观测架立在工号前，观测筒立在工号内，墙上开了一个窗口，观测者是透过窗口和观测架来观测烟云的。

闪光，火球，蘑菇云，1980年10月16日，我国又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冲击波过后，关闭的窗口打开了，我们“三剑客”在工号里，采用火箭即时发射法，朝蘑菇云里发射了6枚挺进—2号火箭。这次火箭样品获得丰收，为14年的火箭取样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实际上，这成了中国在大气层中进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而拉开了大气层核试验的序幕；16年后，1980年10月16日，进行了最后一次氢弹试验，从而结束了我国大气层核试验，这不是有意的安排，只是历史的巧合而已。

大气层核试验结束了，火箭取样结束了，我们火箭组的历史使命完成了，我们“三剑客”从此各奔东西。陈敦厚转业回了湖南。李伟亮调到室里当了几年参谋，后来又升了副主任，最后还是转业走了。只有我被调到α组，傻乎乎地从事起地下核爆炸样品的核物理测量来。当初我想搞核物理，却偏偏让我搞火箭取样；如今我满脑子装的全是火箭了，却偏偏又让我回头搞核物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我能追上大踏步前进的队伍吗？我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