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打开三国学大门-三国学研究之一 -- 不爱吱声
三国时代，虽然前后不过七十来年，但它的蕴量却十分丰富，堪称隽永深长。一些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至今使人回味无穷；曹操、刘备、孙权以及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等三国人物，他们的音容状貌仿佛仍活在人们眼前。这固然跟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及三国戏曲、影视作品的广为传播分不开，更是由三国历史本身蕴量丰富、多姿多彩决定的。
一个短暂的历史年代，能引起后世历久不衰的广泛关注，并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发人以启迪，给人以教益，千百年来产生深远影响，是唯三国所独有的。然而，人们对“三国学”这个词似乎还感到比较陌生，尽管对三国历史文化包括《三国演义》的研究一向不乏其人，评点论说之文自明清至今可以说数不胜数。一部《红楼梦》，从它问世之初就出现有所谓的“红学”，一些文人学士纷纷对它进行探索和研究，从“索隐派”到“考证派”好不热闹，但至今仍然扑朔迷离，有些所谓“红学”研究似乎还没有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真正的“红学”家屈指可数。而无论文化内涵还是现实意义都远在“红学”之上的“三国学”，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所谓打开大门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实际上“三国学”之门早已打开。我们所以这样说，目的是推进对“三国学”的探索与研究，使这扇大门敞得更开，让人们更好地领略其中的夺目光彩。
“三国学”古已有之
“三国学”并非始于今日。从史学和文学艺术这两方面看，早在三国时期终结之际就初露端倪，到明清时期业已形成大的气候。史学方面的三国论著，则在魏晋时期已蔚然成风。
晋初陈寿所著《三国志》，是一部记载三国历史比较完整的史书，属于正史之列的史学名著，其成书远在《后汉书》之前。陈寿早年曾是蜀国观阁令史，蜀亡归晋，任著作郎，便撰写魏、吴、蜀三国志。此前，魏、吴皆已撰有史书，只有蜀国没有。陈寿之后，记述三国往事的史书尚有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至于野史、杂记更是比比皆是。南北朝时宋朝的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所引有关记述三国往事的书藉多达二百一十种。裴松之开始为《三国志》作注大约在陈寿之后130多年，可见在这130多年间，魏晋时人所作三国书籍之多。一个短暂的年代有如此多的书籍竞相记述，此令人关注，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足见“三国学”在当时史学界的兴盛。
至于三国故事的流传，也早在三国末期就开始了。这是三国书籍大量涌现的必然产物。魏晋南北朝后的隋代，出现有关羽升天后皈依佛门的故事。那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当时有个名叫智岂页的高僧(原为南朝陈代士族子弟)，云游到湖北当阳建庙传道，说是夜见一个长须神人，自称蜀将关羽，现为当阳山主，愿作佛门弟子。智岂页将此奏请晋王杨广封关羽为伽蓝护法之神，因造玉泉寺，并于近处为关羽立庙。这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后争取汉人归化的一种表现，佛门宣扬的三国故事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到唐代，三国故事在民间的传播已很普遍。李商隐《骄儿诗》中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三国英雄们的一些基本特征连小孩子都熟知。宋、元时代，三国故事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北宋“说三分”已是民间说话艺人的独立科目之一，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并有专讲三国故事的艺人，据说小孩子淘气，家人往往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讲三国故事。元代的说话艺人已有底本，叫做《全相三国志平话》。这种平话本，很可能是依据宋、元民间艺人的口头讲述整理而成的，并可能不只一种。元代的诸宫调和杂剧，演唱三国故事的曲目、剧目大抵出自平话底本。元杂剧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有关三国故事始末主要事件的剧本几乎应有尽有。元代的诗歌、散曲，也有歌咏三国人物之作。
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是在魏晋至宋元间三国史籍、三国文艺以及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产生的，有其十分肥沃的历史文化土壤。由于《三国演义》的出现，使文学艺术方面的“三国学”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重视，并将它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三国演义》问世后，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各种翻刻本不断出现，并加以评点、诠释，争奇斗艳。其版本之多，评点、诠释之富，在小说创作盛兴的明清两代，没有一种小说可与之相比。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将其定为第一才子书，列入明代四大奇书(还有《水浒传》、《西湘记》、《金瓶梅》)之首。著名《三国演义》评点家、清初的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对《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极力褒奖，认为“〈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令他“有观止之叹”。经他与其父毛伦评点，使罗贯中原著增色不少，成为三百多年来《三国演义》的通行本。
清末民初，在《三国演义》这一名著的感召下，“三国学”进而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近百年来，对这一名著的探讨盛行一时，各种论著不断见诸报章期刊，可谓详详大观。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触角由文学领地延伸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说本身亦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国外流行，其影响远至他国，一些海外学者也加入到三国研究者的行列。近年，这一名著被搬上电视屏幕，人们争相观三国、议三国，进而引起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只是人们往往只把它称作“三国热”而未将它视作“三国学”兴盛的一种反映而已。
深入研究几点看法
“三国学”既早已盛兴，为什么没有名正言顺地予以确定并响亮地正式提出呢?
《红楼梦》一成书，文人学士竞相解迷释疑，从而出现了谓之“红学”的专门学问，三国故事流传千载，形成文学名著，其内涵其影响，远在《红楼梦》之上，如若对其的探索研究反而不算作一门学问，至少是有悖常理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恐怕跟对“三国学”的认识和只注重研究演义一书有关。演义是在史书和三国故事广为流传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雅俗共赏的历史小说，在一些文人学士眼里，似乎不及《红楼梦》这样的纯文学创作富有新鲜感和高雅性。再说“索隐派”也好、“考证派”也好，其代表人物均是一时大名鼎鼎的学术权威，而早期最著名的三国研究者毛宗岗，不过是一介寒儒，其后也没有哪个三国研究者在声望上能与胡适等“红学”大家齐名。最主要的恐怕是对“三国学”本身的认识问题，没有把它看成一门十分广博精深而又十分符合民族心理的大众化的学问。当然，还可能有其他各种因素，我们不必去争个一清二楚，也没有必要去跟“红学”论个短长，问题是对“三国学”研究应切实予以重视，并把它开展好。
深入开展“三国学”研究，首先应跳出就小说论小说的框子。作为文学名著，是应该好好研究的。研究《三国演义》，是“三国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现在也不是研究够了，仍有待深入开掘。但只研究小说，只研究文学艺术是不够的，还应研究三国历史。把对三国历史和对三国文学艺术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才是完整的“三国学”。事实上，研究三国文学艺术，也离不开三国历史。诚如毛泽东所说：“《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还说：“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所以，毛泽东是十分注意从历史的角度读《三国演义》的，这是毛泽东晚年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把历史与演义结合起来研究，可使“三国学”的内涵更为丰富，研究更有价值，从而大大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国历史本身丰富多彩，加之演义出神入化的艺术加工，更是生动传神，异彩纷呈。我们要拓宽研究视野，多角度、多侧面加以审视，见仁见智，都大有用武之地。举凡政治学、军事学、外交学、人才学、谋略学、伦理学、心理学、审美学以及经济、科技学、人际关系学等等，几乎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有做不完的文章，道不尽的哲理，这正是三国历史之妙、演义之妙的所在。毛宗岗强调《三国》小说之妙首先决定于三国历史之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如果只是翻来覆去分析评论人物性格，典型塑造如何如何，是远远不够的，反倒有可能掩盖“三国学”的无穷光辉。
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名著，其落脚点在于有益于现实，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当然，学术研究不应一律强求实用，但古为今用才有生命力，才有吸引力，才有启迪作用。“三国学”研究决不能搞成书斋式研究，而应面向社会，面向当代，尽可能紧密联系实际，使之有针对性，对社会有所裨益。事实上，当今社会的芸芸百态，从人性角度都可以在三国历史、《三国演义》中找到影子，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废、明得失；以人为鉴，可以知廉耻、明事理。如三国一些政治家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宵旰勤政、廉洁奉公，死后身无遗产，一些见义勇为之士刚正不阿，仗义执言，敢作敢为，都是中化民族很可贵的品质，如今又多么需要倡导、发扬。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小至我们芸芸众生如何立身行事，如何学会做人的一些准则，都可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
“三国学”不像“红学”那么神秘，那么深奥，它不是某些文人的固有领地，而是全社会都可以参与的。它既是高雅的，又是很大众化的，十分接近群众，接近生活，易于为社会各个阶层接受。“三国学”研究从来不是少数文人的专利，古时就有“柴堆三国”、“茶肆三国”之说，老百姓评说三国本是“三国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只有大家都来参与，“三国学”的大门才能敞得更开，使这方面的研究更富有成效。
荆州对此责无旁贷
荆州作为三国争夺的焦点，有着深厚的三国历史文化积淀。荆州既是三国历史的见证，又是三国文化的胜地。由于荆州与三国的特殊关系，诚如贺敬之造访我市时所说：研究《三国》，非荆州莫属。荆州与三国历史文化的深厚缘由，理应责无旁贷地推进“三国学”研究，在这块园地付出我们的汗水，作出我们的贡献。
荆州开展“三国学”研究，有基础，有条件。市里对开发建设三国文化的重视，各方面对建设荆州美好未来的关注，已有的三国文化遗存和风物名胜，都给人以鼓舞，给人研究“三国学”的信心和勇气。作为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荆州，研究三国也不乏其人，各级领导干部中对此有兴趣者也为数不少。大有都来关注，都来动笔，集思广益，汇成风气，在这方面尽我们应尽之力，必能把“三国学”研究向前推向，从而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这对宣传荆州、展示荆州的文化特色，无疑都是有益的。
三国时代，孙权是与曹操、刘备角逐天下的主要人物，同样属于史家所称三国英杰之列。论年龄，他比曹操小27岁，比刘备小21岁，在三人中是最小的，曹、刘算得上是他的父辈。论抱负、论作为，小一辈的孙权完全不亚于曹、刘，曹操就曾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仲谋)”的感叹。从执政时间和在世时间看，他是三国君主中最长的一个。曹操做到魏王不久便于公元220年春正月病故，活了66岁；刘备称帝两年之后便于223年夏四月去世，终年63岁；孙权自200年成为江东之主，到252年才病逝，享寿71岁。他是三国时代的主要见证人。吴国在三国之中立国的时间也最长，前后凡60年，其中孙权称王称帝时间有32年，从他当江东之主算起，则叱咤风云有53年。
孙权所以能长期据有江东与曹、刘周旋，最终创立帝王之业，成为三国时代执政时间最长的一国之主，确有其不同寻常之处。《三国志》称他“任才尚计”，《三国演义》也写他善于用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他在对外方略上善于随机应变、适时调整，比较好地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果说历史上的曹操以运筹帷幄、长于权谋为其主要特点，刘备以讲贤德、讲仁义为其立身准则，那么，孙权则以屈身忍辱、善于应变作为他实现政治目标的主要手段。我们据史剖析孙权的对外方针和策略，有助于了解孙权其人，了解在复杂的对外交往中联合与斗争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点。
从联刘抗曹到反刘降曹
公元200年，孙权继其兄孙策成为江东之主时，年方一十九岁。这时，曹操正与袁绍展开官渡之战，逐鹿中原；刘备尚未成为割据称雄的一方势力，正依附袁绍，袁绍被打败后，刘备又于201年投奔荆州刘表。从孙权继位到208年曹操南取荆州之前，曹、刘、孙三家尚未展开全面交锋，孙权对外方略上还不存在联合刘备的问题。到曹操南取荆州时，联刘抗曹才提到议事日程。
公元208年秋，曹操南取荆州，东下伐吴，迫使孙权与刘备联合起来抵抗，从而展开赤壁之战。当时，曹操大军压境，扬言要跟孙权“会猎于吴”，东吴群臣几乎都主张投降曹操。孙权在鲁肃、周瑜的支持下，断然决定抵抗曹操，联合刘备在赤壁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使曹操一举统一全国的愿望落空。赤壁之战后，联军乘胜追击曹军，继续展开争夺江陵之战、进据夷陵之战和刘备南征江南四郡之战，与此同时，孙权在淮南开辟第二战场，与曹军交锋，迫使曹操在荆州撤军。这次孙、刘联合抗曹，不仅挫败了曹操，使曹操一举占据荆州、平定江东而后统一天下的初衷落空，而且巩固发展了孙权势力，培育了刘备实力，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形势。
曹操当时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主力退回北方，但其实力仍然最为强大。刘备在取得江南的荆州四郡后，大非昔比，势力渐强。孙权面对强大的曹操和势力逐渐强盛起来的刘备，更需要巩固孙、刘联盟，共拒曹操。正是从这样一个实际出发，孙权先是把他的妹妹嫁给刘备，用联姻的方式巩固联盟，接着又听从鲁肃的劝说，答应刘备的要求借出荆州(南郡)。嫁妹、借地这两件事，对孙权来说都不是内心情愿的，只是为了联刘抗曹大局，不得不割爱。曹操在孙、刘联盟的制约下，未再大举南下，一时也不敢轻易进攻东吴，而东吴则在此时向外扩展势力，不仅巩固发展了江淮地区，而且向南拓展到交州。这都说明赤壁之战前后孙权的联刘抗曹决策是正确的。
由于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而荆州对东吴来说又至关重要，吴、蜀之间矛盾上升，联盟内部围绕荆州归属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方面的矛盾与斗争，从孙权借出荆州后不久就开始了。先是孙权约刘备共取西蜀，以图收回荆州。刘备心想自取西蜀，又怕中了东吴假途灭虢之计，回书婉言拒绝。吴军准备单独出发，刘备坚决不让过境。之后刘备入川，孙权派船至公安将孙夫人接回东吴，表明他对刘备久借荆州不还和入川谋取益州的强烈不满。公元214年刘备取得益州后仍然不肯归还荆州，孙权遂于215年派出江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的地方长官想强行接管，结果都被关羽赶走。接着，孙权派吕蒙引兵前来夺取，吴、蜀之间展开江南三郡的武力相争。由于曹操在此时进兵汉中，刘备生怕汉中失守，危及益州，才与孙权妥协，双方以湘水为界划分了三郡的势力范围。吴、蜀荆州之争表面上平息了下去，但矛盾依然存在，以致发展到孙权由联刘抗曹转为反刘降曹。
孙权由联刘抗曹变为反刘降曹，是从公元217年开始的。直接的原因是迫于曹操的大举进攻。曹操于公元216年冬征讨孙权，217年春逼攻濡须口，孙权遣使见曹操，请求归降。曹操亦派使者回报，同意和好，立誓重新结为姻亲。孙权降曹，固然因为曹操的进攻涉及到东吴的安危，内中也包含着对刘备久借荆州不还的不满。加之当时关羽势力强盛，孙权担心有朝一日关羽发动进攻，占据吴荆州，危及东吴，降曹则有助于制约关羽，伺机收回荆州。否则的话，我们很难理解208年曹操东下时情况要比217年危急得多，孙权也没有降曹而现在却要降曹?孙权降曹的背后隐藏着夺回荆州的意图，这是无疑的。正好217年这年主张联刘抗曹的东吴鸽派代表鲁肃病故，孙权推行联曹反刘方针的主要阻力业已不存在，这对孙权来说就有了夺回荆州的内部条件。当鲁肃一亡故，孙权就让主张夺回荆州对蜀强硬的鹰派代表人物吕蒙接替鲁肃据守吴荆州，东吴的对外方略由联刘抗曹转为联合曹操谋算关羽实际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只是这个转变是暗中进行的，一时未被刘备方面识破。吕蒙到任后，表面上与关羽倍相结好，暗地里与孙权加紧筹划夺取荆州的办法。当公元219年关羽北攻襄樊取得很大胜利围攻樊城的时候，孙权一面按吕蒙之计进一步对关羽实施麻痹策略，一面暗中给曹操发去密信，表示将袭取荆州以帮助曹操解除樊城之围。在反刘方针主导下，孙权乘关羽北攻襄樊之机，终于一举袭取了荆州，并擒获关羽，将其斩首，还将关羽首级传送到洛阳，献给曹操。这是公开撕毁吴、蜀联盟的举动。为了夺回荆州，孙权对此已在所不惜。
由对蜀反目到重修旧好
孙权对蜀反目，袭荆州、杀关羽，必然激怒刘备，招致刘备伐吴。
对于刘备会作何反应，孙权思想上是有准备的。他采取的主要对策是继续向魏称臣，以争取曹魏的支持，制约刘备。220年春曹操病故曹丕继为魏王后，孙权遣使献上贡物，表示臣礼。当年农历八月，曹丕废汉称帝，孙权马上又遣使祝贺，献上奏章，言辞谦卑，并将关羽所俘魏将于禁等送还。曹丕接受孙权的归顺，派使者赴吴，册封孙权为吴王。东吴大臣认为不该接受魏国的封号，应自立称谓，不受魏国制约。孙权从当时联魏抗蜀的需要出发，说服左右于221年受封吴王，并派使者赴魏致谢。曹丕又要求吴进贡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翡翠、斗鸭、长鸣鸡等荆、扬特产，大臣们认为这些贡物超出常规，不应进贡。孙权说：我们吴国正和蜀国对峙，江南百姓都仰赖魏国的支持以保全自己。魏国所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如同石块瓦片，没有什么可吝惜的。孙权再次说服大臣们，如数将贡物献魏。
为制约刘备伐吴，孙权屈身事魏，但刘备还是发动了对吴进攻。公元221年农历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后不久，即于七月大兴倾国之兵伐吴。刘备亲率各路大军长驱东下，连克东吴的巫县、秭归。孙权一面赶忙由公安迁都到武昌(今鄂州)，一面派使者赴蜀向刘备请和。刘备盛怒不许，孙权于是起用陆逊为统帅，引五万人马抗拒刘备，同时向魏国发出求救。经公元222年农历六月间的夷陵之战，陆逊打败刘备，孙权终于度过了对蜀反目后的危难。
孙权向魏称臣，其实并非出自真心实意。他自己也想做皇帝，与魏蜀鼎峙自立，而曹丕是不允许他独立的，孙权心里也明白。刘备伐吴时，魏国口头上表示起兵支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出兵，而是坐观虎斗，以收渔利。孙权方面对魏也留有一手。当刘备逃至白帝城后，吴将徐盛、潘璋、宋谦等争相向孙权上表，请求追击刘备，将刘备擒获。孙权问陆逊怎么办?陆逊与朱然等认为：曹丕正在调集军队，表面上宣称帮助我们，实际包藏祸心，我们应该全军退回，不追刘备。孙权赞同了陆逊等人的主见。
果不然，曹丕以孙权拒绝送太子孙登入朝为由，于夷陵之战当年九月，从荆襄和江淮间出动三路大军伐吴。起先，曹丕欲封孙登为万户侯，孙权以儿子年幼为由，上书推辞。接着，曹丕又要孙权送孙登入朝，作为人质，并派使臣浩周赴吴，劝说孙权。浩周原是于禁部下，与于禁等一起被关羽俘获，后由孙权送还魏国，曾劝说曹丕接受孙权归顺，封孙权为吴王。所以曹丕派他去东吴劝孙权送子入朝。浩周见了孙权说：文帝陛下不相信大王会送公子去作人质，我以全族百人的性命担保公子一定会去。孙权听了，感动得热泪沾衣，对天发誓。但浩周回魏后，孙权却没把孙登送去，只是拿一些漂亮话遮掩。曹丕又要派大臣赴吴，与孙权结盟立誓，并催促孙权送儿子上路。孙权仍礼貌地予以回绝。曹丕于是大怒，决定起兵讨吴。这都是夷陵之战以前的事。事实上，不管夷陵之战的结局如何，只要孙权不送儿子入朝，坚持自立，曹丕伐吴已属必然。
当时，吴国越、扬一带蛮夷大多还未归附，内部存在隐患。孙权于是向魏文帝曹丕致书，请求给他时间改正错误，说如果他的罪行难除，不给宽赦，当奉还土地和人民，自己寄身交州，了却余生。话听起来很恳切，其实是想使曹丕退兵的外交策略。曹丕回书说：我和你的君臣关系已确定，怎么会乐于劳师动众，远去长江、汉水?如果你孙登早晨到达，我晚上就命令退兵。曹丕也玩起外交辞令，强调跟孙权的君臣关系已经确定，这样他就有理由要求孙登入朝。曹丕明白，孙权不送孙登入朝作人质，表明他向魏称臣并无诚意，所以坚持只有孙登入朝才退兵。孙权见曹丕一点不松口，便横下一条心凭借长江据守，抵抗魏国。为此，孙权不再使用魏国年号，建立自己的年号为黄武，也就是宣告吴国脱离魏国独立，不再是魏国的藩属。同时，派太中大夫郑泉向刘备问好致意，刘备此时身居白帝城，已无意再跟东吴交兵，也派太中大夫宋玮赴吴回报，吴蜀之间开始又恢复关系。
曹丕攻吴，迫使孙权转向与蜀汉修好。魏国攻吴并未取得成果，三路大军只有进攻荆州南郡这一路进展比较顺利，直逼江陵，但受到吴将朱然的顽强抵抗，围攻江陵达半年之久仍未攻下，最后因江水上涨又逢瘟疫，只好撤兵。
公元223年夏刘备病故后，蜀汉由诸葛亮主政，在对外方针上坚持吴、蜀和好，于当年10月派中郎将邓芝赴吴，以期重建友好关系。孙权开始不接见，邓芝便自己上表请求见孙权，说他这次赴吴，不仅仅只是为了蜀国利益，也是为吴着想。孙权这才接见邓芝，说他确实愿意跟蜀国和好，只是担心蜀国君主幼弱，地域狭窄，很难保全自己。邓芝说：吴、蜀结盟将两国优势加在一起，进可兼并天下，退可与魏鼎足而立，完全不用担心。假如你归附魏国，魏国一定会进一步提出无理要求，上逼你朝拜，下求你太子作人质，如不服从，便以讨伐叛逆为借口，发动进攻，蜀国则顺流东下，趁机分取利益，到那时，江南之地就不再为你大王所有了。孙权沉默良久，对邓芝说：“你说得很对”。于是与魏国彻底断绝关系，专与蜀国和好。自此之后，吴蜀双方书信、使者往来不断，完全恢复了归好。三国外交基本格局稳定之后，蜀汉诸葛亮致力于攻魏，魏国忙于应付，无暇攻吴，孙权遂于229年在武昌称帝，正式建立了吴国。
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见，孙权在对外方略上的多变，主要是由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东吴的国家利益决定的。从赤壁之战前后联刘抗曹到后来反刘降曹谋算关羽，最后又跟蜀国修复归好，完全是出于东吴的自身利益。在对待刘备集团的态度上，也跟东吴内部历来存在联刘、反刘两派意见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孙权自己。孙权从自身利益考虑，有时他力排众议联刘抗曹，如赤壁之战时，有时又赞成联曹反刘，如对待荆州问题上。复杂多变的三国斗争形势，客观上也不允许他的对外方略一陈不变，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为此甚至要低三下四做些违心的事，忍受屈辱，但他从不想在他人的制约下苟且求存，失去争霸称王的雄心壮志和自主地位。《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论孙权有勾践那样的奇英，故能自立江东，成鼎峙之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他能屈身忍辱，周旋于魏、蜀之间。从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和传统的道德原则看，孙权屈身忍辱的有些方面，如向曹魏屈辱称臣的一些作为，也不是没有非议。这正是对历史上的孙权一个有争议的方面。这种争议是正常的，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孙权就不妥了。孙权毕竟是历史人物，跟曹操、刘备一样有时代的局限，有他们各自的弱点。其实他对曹魏有些卑躬屈膝的做法，主要是个斗争策略问题，他的外交方针并没有什么不对，适时的调整对东吴自身都是有利的，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不曾有大的失误，这与曹操、刘备相比，是非常了不起的。孙权不愧是三国争雄中不凡的年轻有为者和最大的成功者。
三国时代，曹操、刘备、孙权都是杰出的政治家。若论他们的德行、品格，曹、孙则远远不如刘备。刘备立身处事所表现出的品格特点，虽属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范畴，但作为政治家的品格而言，至今不失为一面光亮的镜子。
在汉末三国那个动乱的年代，曹操表现出纵横天下的超人之才和非凡之能，用“奸雄”二字概括是很不确切的，问题主要是他的个人品格存在严重缺陷，如屠徐州、坑降卒，残杀生灵无数，为人又诡谲多诈，崇尚独夫哲学，误杀吕伯奢全家而宣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在哪个时代都是站不住脚、会受到谴责的。孙权在个人品格上的毛病，主要是生性多疑，乱加猜忌，杀戳了不少无辜臣下，晚年更甚，使得朝臣人人自危。而刘备，从他举事之初到称帝之后，始终重百姓、讲仁德、守信义，把握好处世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在个人品格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的闪失。这是刘备在品格上不同于曹操、孙权之处，也是他大半生颠沛流离最终能成就鼎峙之业的重要内因。
翻阅三国史书，综观角逐群雄，可以说没有那个争霸图王者的政治思想品格能跟刘备相比。刘备是汉末三国时代最孚众望、最得人心的争雄者，也是最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三国政治家。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刘备，是历史上的那个刘备，而不是《三国演义》小说、影视剧中的刘备。小说和银屏上的刘备，很多方面非其真貌，它们都没有把刘备的作为和品格艺术地反映出来，反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歪曲史实、虚假不实的误导作用。所以，我们更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刘备。
乱世之年得民心
颠沛流离受尊敬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系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在汉武帝时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后在宗庙祭祀中因献助祭金不合规格，触犯律令，被削去爵位，于是世代就在涿县安家。刘备的祖父、父亲都在州郡做过官，但到刘备的时候已家业衰落，成为底层百姓。这很可能是刘备父亲早逝的缘故。
由于年少失去父亲，刘备跟母亲靠贩草鞋、织苇席为生。他家屋旁有棵大桑树，枝叶繁茂，远远望去犹如皇帝乘坐的华车之盖。刘备小时候跟族中小孩在树下玩耍，说他长大了要乘坐这个羽葆盖车，吓得他叔父急忙训斥他不要胡说，这可是灭门之罪。十五岁时，刘备奉母亲之命外出游学，师事原九江太守同郡人卢植。卢植是当时著名的大儒，但刘备对读书没有多大兴趣。先主传说他“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高七尺五寸，垂手过膝，回头能看到自己的耳轮。平时少语寡言，善待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之士，因而许多少年争相归附他，同族人称他“非常人也”。史书上所说的这个少年刘备，已使我们看到他性格上的一些基本特点。
历史上的刘备，也不是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温文尔雅，形同儒生，而是很有勇力、血气刚强之人。他起事之初参与讨伐黄巾起义，作战十分勇敢，“数有战功”，曾受伤后佯装死状，逃过劫难，并因其“有武勇”、“有军功”而被任命为安喜县尉，怒鞭督邮的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当时上面来了个督邮，住在官舍，刘备上门求见，督邮推故不让进，刘备于是闯到里面把督邮捆起来，责打了两百杖，将印绶解下系在督邮脖子上，又将他绑在拴马桩上，然后弃官逃走。历史上的刘备，不仅敢于一怒鞭督邮，宁可不当官，而且曾袭杀徐州刺史车胄，斩下曹将蔡阳之首。这些事都是先主传明确所载，到《三国演义》里，则分别加到了张飞和关羽头上，刘备勇烈的一面便被抹掉了。
当然，刘备给人的主要印象并不是在武勇方面，而是在为人的品质和品格方面。汉末由于国家大动乱，百姓受尽战乱之苦，田园荒芜，衣食无着。刘备当平原相时，将府中财物施舍给百姓，以度饥荒，自己在府里跟“士之以下者”即一般办事人员同席同食，无所挑扌柬，所以大家都归附他、爱戴他，起事之初就很得人心。当时有个叫刘平的富室一向看不起刘备，不甘心受刘备管治，买通了一个剌客去行刺，刘备不知内情，热情款待，剌客受到感动，不忍下手，于是将来意告诉刘备，作别而去。《三国志》作者陈寿为此赞叹：刘备就是这样深得人心。
刘备起事后，手下只有千余兵卒，后又得饥民数千，实力甚小，为官也只做到平原相，但他在当时的名声却很大。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徐州牧陶廉病重，对其别驾麋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后麋竺率州人迎请刘备，刘备不肯接受。徐州所属官员陈登、孔融继续劝说，强调现在百姓拥戴贤能之主，徐州殷富，有人口百万，据此既可扶助朝廷，又可济世安民，刘备才同意接任。陈登等将此报告给当时最大的割据列强袁绍，袁绍回书表示赞成，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孚所望也。”不久，袁术、吕布相继前来攻夺徐州，刘备被吕布赶走，开始了颠沛流离生涯。
当时，刘备虽然一无兵力，二无地盘，但所到之处均深受礼遇和尊敬。被吕布打败后他走归曹操，曹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帮助刘备反击吕布。吕布势力被消灭后，曹操回到许都，表荐刘备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在一次酒席间闲谈时，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刘备闻听大为失惊，不觉将筷勺掉到地上。适值雷震，刘备随机以惊雷相掩饰，未让曹操发觉其失态。曹操是何等有识见之人，他如此敬重刘备、称赞刘备，主要在于刘备既有雄才又深得人心。这种称赞对刘备来说并非好事，他预感到曹操已对自己产生疑心。事实上，当时曹操的谋士程昱已向曹操建议除掉刘备。程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因担心“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未即同意。后曹操派刘备去阻击袁术，程昱、郭嘉都说：“刘备不可纵。”曹操后悔，已追之不及。
刘备乘机从曹操处逃出，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屯兵于沛(今江苏沛县)。当时，正是袁曹官渡之战前夜，但曹操仍决定进击刘备。诸将都说：现在与主公争天下的是袁绍，如今袁绍业已引兵前来，却东征刘备，假若袁绍乘虚而入，那怎么办?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于是亲自引兵攻击刘备，刘备不得已又投奔袁绍。
袁绍听说刘备前来，一面遣将沿途迎奉，一面亲自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二百里，去跟刘备相见。袁绍是当时最煊赫的大氏族代表和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如此屈驾迎接刘备，主要也是刘备的德行、品格在起作用。官渡之战后，曹操又亲自向驻兵汝南一带的刘备发动进攻。刘备转而投奔荆州刘表，又受到这个南方最大豪强的出郊欢迎，待之以上宾之礼。
颠沛流离之中的刘备，转辗木妻息列强之间，虽是寄人篱下，但却不显半点寒冫仓，足见人格的力量是政治家的处世之道和立身之本。
紧急关头重信义
危难之际系百姓
刘备在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时所表现出的得人心、受尊敬的品格，在寄寓荆州期间进一步得到显示。
刘表与刘备，系汉室同宗。对于刘备的到来，刘表是真心欢迎的。刘备一到，他就增加其兵力，使之屯新野，在博望坡击败曹军进攻。但后来荆州豪杰归附刘备的日益增多，刘表起了疑心，暗中对刘备有所防备，不予重用。尽管如此，对刘备仍然十分敬重，待遇十分丰厚，而且一收留就是七年(从201年农历九月到208年农历八月)，刘备对此是深为感激的。所以当曹操南下，刘琮背着刘备派人至新野(时刘备屯樊城)向曹操投降，刘备处境十分危急之时，他没有乘刘表刚亡故、刘琮刚继位即降曹这个机会，夺取荆州。当时刘备从樊城撤退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攻刘琮、得荆州，刘备说：“吾不忍也。”只是停下马来呼刘琮，刘琮吓得低着头连身子也站不起来。随后，又去刘表墓地，拜辞哭别。另据裴松之在先主传引《英雄记》、《魏书》、《汉魏春秋》载，刘表临终时曾将荆州托付刘备，刘备没有接受，其理由是：“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刘备强调“不忍”，主要是考虑一个信义问题。诚如刘备所说：“背信自济，吾所不为。”尽管荆州对刘备来说已由诸葛亮定为争霸图强的首要目标，但他决不在违背信义的情况下图取。这完全是由他的政治品格决定的。
刘备在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虽然无权无势，但他的人品却征服了荆州吏民。当他由樊城经襄阳向江陵撤走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今荆门市南郊)，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左右劝刘备尽快前进，保有江陵，说现在相随的人众虽多，但能作战的士兵少，如若曹操兵马追来，怎么挡得住?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他坚决跟十余万民众一起走，尽管这样做有可能被曹操追上，也决不遗弃百姓。与民众休戚与共，紧要关头更见真情，充分显示出刘备的政治品格，这在古代政治家中是难能见到的。
由于跟随的民众太多，部队行进缓慢，终于被曹操率轻骑日夜兼程赶上，刘备遭受重大挫折，妻子死难，刚满周岁的儿子阿斗也差点失去，只剩下数十骑斜趋汉津(今荆门市沙洋附近汉江边)，正好遇到先朝派出的关羽船队，才幸免于难，得以由汉江至夏口(今汉口)。刘备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品格付出了代价，但赢得了万世千秋的赞誉。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正是由于刘备的政治品格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时被曹操打散的部队很快又集结到刘备身边，参加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已归顺曹操的很多刘表部下又纷纷投奔刘备，于是才有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排部下为理由，向孙权提出借荆州，从而打下了“济大业”的基础，开创了“济大业”的全新局面。
肝胆相照显真情
处事公正不偏心
作为一个政治家，在用人、处事上是否真诚、公正，是显示其品格的重要方面。
从角逐争雄的需要出发，刘备跟曹操、孙权一样十分注意礼贤敬士，广揽人才，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刘备在用人、待人上显得尤为心诚、情真，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相互信任，始终不渝，有一种同命运、共呼吸的真挚情谊。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就是最典型的范例。一方面是寒冬时节三顾茅庐，屈驾延请，至诚至真；一方面是自始至终赤胆相辅，“鞠躬尽力，死而后己”。刘备与黄权的关系也很能说明他在用人、待人方面的品质。
黄权本是刘璋主薄，他反对刘璋迎请刘备入川，向刘璋进谏不听，被贬出成都去当广汉县长。后刘备与刘璋反目，攻取益州，各郡县望风归附，唯独黄权关闭城门，坚守城池，直到刘璋投降，才归顺刘备，刘备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黄权进献了夺取汉中之计，对刘备集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关羽失荆州后刘备亲率大军东下伐吴，黄权认为吴人骠悍善战，水军进易退难，建议刘备在部队后面坐镇，自己愿作先驱试探对方虚实。刘备不予采纳，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督率江北的军队防备魏国出兵。刘备在夷陵之战中被打败后，黄权返蜀的道路被吴人切断，被迫降魏。蜀国有关官吏依法收捕了黄权的妻子儿女，并将此事报告给刘备。刘备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命即释放，一如既往对待。此前，魏国方面传说黄权的家室已被斩首，黄权不信，说他深知刘备的为人，不会这样做。没多久，果然传来了被宽宥的消息。
刘备宽仁有度，以信诚待人，在君臣关系方面，要比曹操、孙权集团和谐得多。曹操、孙权都有猜忌多疑的毛病，连荀或、陆逊这样的功臣也都因曹、孙的猜忌而忧郁致病，不得善终，刘备方面则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不论对前期跟随他的人，还是在荆州跟随他的人，入川后归附他的人，刘备都量才使用，一视同仁，不存偏见，不讲山头，处事公正。对关羽、张飞也同样，不因为他们之间“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而只重私情，不重才能，排斥他人。
老将黄忠，本是刘表长沙太守韩玄的部将，赤壁之战后刘备平定荆州的江南诸郡时归顺，后随刘备入川，常冲锋临阵，勇冠三军。后又击斩曹操大将夏侯渊于定军山，为刘备获取汉中立下大功。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封黄忠为后将军，同时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诸葛亮认为黄忠的名望素来不能跟关羽、马超相比，马超、张飞在近前，他们都亲眼见到黄忠的战功，还可以向他们解释清楚，而关羽远在荆州，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他建议取消对黄忠的任命。刘备坚持不变，说他自会向关羽解释此事，特派费诗至荆州。其时关羽正北攻襄樊，费诗直接到襄樊前线见关羽，关羽得知黄忠为后将军，发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接受前将军的任命。经费诗一番劝说，关羽明白了道理，遂即受拜。
刘备提拔魏延镇守汉中，也说明他对关、张并非存有偏心，而是处事很公正的。魏延本是义阳的地方豪强，刘备入川时他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相随，很有勇略，屡立战功，升任为牙门将军。刘备攻下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准备将王府迁往成都，需要一位重要将领镇守汉中。当时大家都以为一定是张飞，张飞心里也以为非自己莫属，结果刘备提拔了魏延，以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致使“一军尽惊”，即全军上下无不惊讶。
刘备重封黄忠、提拔魏延，既说明他处事公正，知人善任，又说明他在用人上不讲山头、不讲私情。在刘备集团内部，确实有一个刘、关、张“三人帮”，论跟刘备的私人交情，他人都不能与关、张相比，但他对关、张并没有特殊照顾，一样论功行赏，量才使用。他让关羽守荆州，也不是从私情出发，而因为关羽是蜀汉方面最著名的将领，包括曹魏方面都认为“蜀国名将惟关羽。”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决定伐吴，主要目的是为了夺回荆州，并非单纯为义气。平时，他对“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片面性，也有过告诫，不是一味迁就。刘备在识人、用人上实际比诸葛亮高出一筹。提拔重用黄忠、魏延，诸葛亮就不可能做到。又如对马稷，刘备临终时嘱咐：“马稷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后来不听此言，结果吃了大亏。
刘备的政治品格特点，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体现。孔、孟的政治主张强调“德治”，强调“仁政”，告诫统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来影响臣民，征服百姓。刘备年少时虽然不爱读书，但复杂的政治斗争实际使他深知遵循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对于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养，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正是这个“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刘备一生受人敬重的政治品格。这种政治品格虽然深深打有儒家政治思想的烙印，但在今天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以往人们常常把拥刘反曹视为一种封建正统思想，好象拥刘就是拥汉，恢复汉室统治，其实这是一种浅层次、简单化的思维定式。我们应从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政治品格来看待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会大大降低乃至失去刘备这个特定历史人物永恒的政治价值。
写曹操，原拟主要写他政治上、军事上的胆识、才略。这在汉末三国时期，确实没有哪个人可跟他相比，包括刘备、孙权在内。反复翻阅史书，觉得光写胆识才略还不能反映曹操其人，如同光骂他“奸雄”不能反映其基本面貌一样。曹操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长处、短处都十分突出，单写他的某个方面都可能有失偏颇，我们只有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分析评判，也许才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也有助于我们去认识这一类型的政治人物。当然，这里所说的曹操，主要是讲历史上那个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不是讲军事家的曹操与文学家的曹操。
既有匡汉之志 又存僭越之心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人(今安徽毫县人)。其父曹嵩，是汉桓帝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本姓夏侯，官至太尉。就出身而言，曹操比刘备、孙权要高贵一些，但不是大士族。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曹瞒传》等书记载，曹操年少时机灵而有权谋，不治事业，任侠放荡，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曾为此多次在曹嵩面前提及，曹操深为忧虑，一次跟叔父相遇时故意口眼歪斜装出中风的样子，叔父急告曹嵩，待曹嵩见到曹操时，不见有中风的症状，便问道：叔父说你中风，已好了吗?曹操说：本不曾中风，只因叔父不喜欢我，才这么编排我。其后，曹嵩就不再相信叔父所告，曹操于是越发放纵了。这则小故事生动地描绘了曹操从小的性格特点。
曹操的青年时代，正是汉末政治日益腐败之时。作为一名官家子弟，他本想以自己的才能匡扶汉室，做个中兴的功臣。当他20岁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时，就显示出他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刚强性格和不凡的管理才能。当时东汉的都城洛阳，设有东南西北四部，每部设尉一人，负责治安。曹操上任后，修缮城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告示凡犯禁者一律棒杀。汉灵帝有个宠幸的小黄门的叔父夜行犯禁，曹操一样将其棒杀，一时“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朝中宠臣们都把他视作眼中之钉，但又没办法加害他，于是共同推荐他出任顿丘县令，但不久朝廷又征拜他入京作议郎。针对当时阉官专权、贵戚骄横，正直之士遭受陷害的情况，曹操先后两次向汉灵帝上书陈述，灵帝不加采纳，于是他不再进谏。
公元184年黄巾农民大起义时，曹操受朝廷指派讨伐起义军，后出任济南相。当时济南下属有十余县，一些长吏依仗贵戚，贪得无厌，无人敢于治理。曹操到任后，一下子奏免了其中八个长吏，引起大小官吏震恐，一郡出现清平。同时，他又严禁促使民穷财尽的立祠陋习，使社会风气大有改变。其后，朝廷又调任他为东郡太守(治所在今河南濮阳)，他没有上任，称病辞归乡里。主要是他不愿趋炎附势，但又生怕由此招致祸患。到汉灵帝末年关西发生叛乱、天下骚动之时，他又接受征召入朝为典军校尉。这期间的上上下下，可以看出他当时虽然对朝政不满，但仍然存有匡汉之志。
当外戚为谋诛宦官而引董卓入朝，京都发生宦官残杀外戚的动乱时，董卓表奏曹操为骁骑校尉，想跟他商议朝事，曹操不愿跟董卓同流合污，变易姓名，秘密逃出京师。之后，董卓专权乱政，关中各州郡群起讨卓，共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但各怀异心，按兵不动。曹操对此十分气愤，历数董卓罪状，责问大家既是“举义兵以诛暴乱”，为什么不敢前进?他毅然引兵西上，与董卓将领交战，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自己身中流箭，坐骑并受重伤，差点掉命。而各路诸侯拥兵十万，天天置酒欢宴，仍然不图进取。曹操一面规劝，一面提出兵力部署和进攻方略，都不被采纳，只好转到扬州去募兵。这次举义兵讨董卓，再次说明曹操是有讨贼平乱的正义感和匡扶汉室的志向的。其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汉室的衰微，这种正义感和志向，就逐渐为培植自己势力争王称霸的政治目的所代替，其转折是汉献帝从长安逃回之后。
汉灵帝死后董卓入京把持朝政，贪得无厌，残杀成性，引发各路诸侯讨卓，董卓进而焚烧洛阳，大肆劫掠，并挟持新立的汉献帝去长安，随后又发生长安大乱，年轻的汉献帝狼狈逃回洛阳。其时，洛阳已残破不堪。曹操在谋臣荀或等劝说下，断然决定迎接献帝东归，并于建安元年(196年)九月将汉献帝迎接到许昌，以许昌为都城。这是曹操富有战略眼光的重大决策。从此，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这一地位，按当时实力本应由袁绍取得，但袁绍鼠目寸光，不听谋士沮授迎接献帝的建议，拱手让给了曹操。后来他反悔，提出把汉献帝接到他冀州去，但曹操怎么会答应?袁绍后悔已来不及了。
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表面上是为匡扶汉室，实际上是看重汉天子这面旗帜。随着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有利地位的取得，曹操势力的发展，汉皇帝日益成为徒有其名的傀儡，汉室与曹操的矛盾日渐加深，从而引发了诛董丞(献帝之舅)、诛伏皇后(献帝之妻)等宫廷事件，而曹操的地位则不断稳固上升。建安十三年(208年)夏六月，被封为丞相；建安十八年(213年)，又封为魏公，开始立祠祭祖有魏国；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又进为魏王，离称帝只差一步了。
曹操虽然由丞相到魏公到魏王，集汉室大权于一身，实际凌驾于汉天子之上，但他始终保留了汉王朝在形式上的统治，始终没有公开表露称帝的内心想望。建安十五年(210年)冬修建铜雀台称颂其功德时，他在丞相令中讲到自己当初“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死后在墓道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是其本志。并讲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再表明自己并没有代汉称帝的“不逊之志。”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十二月，孙权向他上书称臣，劝他接受天命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耶!侍中陈群等也劝曹操宜正大位，曹操也没同意。所有这些，都并不表明他没有僭越帝位的念头。事实上，当时汉室已名存实亡，朝廷一切由曹操主宰，曹操也一直想作周文王。他说过“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样的话。之所以没有称帝，主要是当时拥汉士族势力还很强大，加之天下尚未统一。夏侯忄享建议先灭蜀，再服吴，“然后遵舜、禹之轨”，接受禅让，曹操对此是赞同的。
曹操的政治抱负由“为国家讨贼立功”到“挟天子以令诸侯”，期望有朝一日当周文王，客观上是由天下大乱的形势造成的。他先期的匡汉是真切的，后期的匡汉只是个招牌，为的是僭越帝位，可始终又披上匡汉的外衣。这是曹操双重政治品格的首要表现。
既有暴虐之过 又怀仁者之德
中国传统的政权观历来有仁政与暴政之分，其分水岭是对待民众的态度，是施惠于民还是肆虐百姓。通常论三国君主，总认为曹操所代表的是暴政，刘备所代表的是仁政，实际上曹操既有暴虐的一面，也有仁厚的一面，不完全是代表暴政。所谓暴政，主要反映在军阀混战时期滥杀无辜方面，而他在平定北方之时的有些政令措施，则很有一些仁政的色彩。
曹操滥杀无辜，突出反映为屠杀徐州百姓和官渡之战时坑杀降卒。
屠杀徐州百姓，起因是曹嵩的被害。建安元年(196年)董卓之乱时，曹嵩去官返乡，至徐州琅王牙郡(今山东诸城一带)避难。曹嵩是朝廷大官，徐州牧陶谦特派部将张门岂去护卫。当时曹嵩随带有百余辆车子的财物，张门岂见财起心，杀嵩劫财。这件事责任不在陶谦，但曹操为此结怨陶谦，于建安三年(198年)冬引兵大举进攻徐州，为父报仇，先后攻拔十余城，至彭城(今徐州)与陶谦展开决战，陶谦被打败，曹操“屠彭城”坑杀男女数万口，“泗水为之不流”。随后又继续进攻，所过之处皆斩杀一空，乃至“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官渡之战时坑杀降卒，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兵败之后。这次战事所坑杀的降卒前后有七万多。曹操自己给汉献帝的奏章里也承认：“凡斩首七万余级。”当时曹军约有二、三万，袁绍军队有十余万，袁军绝大部分被坑杀。曹操在偷袭袁绍粮车时，就曾将一千多降卒一律割下鼻子，向袁军示威。如此残忍地大规模坑杀降卒，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其原因不象屠徐州那样为报私仇，很可能一是怕降卒造反，二是当时粮食奇缺，袁绍运来的粮草已被曹操统统烧掉。除了屠徐州、坑降卒外，建安十二年(207年)远征乌丸三郡时，也发生过“屠柳城”(今辽宁凌源县)的事。
曹操的上述残暴行为，都是史书确凿所载。这是千百年来曹操落下骂名的重要原因。它一方面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曹操的残忍。《三国志?魏书?曹仁传》还载，建安十一年(206年)，袁绍外甥高斡在壶关反叛，曹仁随曹操围攻壶关，曹操下令说：“城拔，皆坑之。”这是曹操为人残忍的又一个例子。动不动屠城、坑杀，实际上不可能收到应有效果。当时壶关就连月不下，后来曹仁说：围城应给对方开条生路，现在公开告示城破必死，必然死守，这不是好办法。曹操有所悟，听取曹仁之言，结果城中士兵就投降。
曹操一面残杀生灵，一面对当时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出一定的同情。在连年征战之时实施了一些仰制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在政治上表达出对仁政的响往。
面对当时北方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他写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著名诗句，对当时社会现实作了真实的反映，寄托了他对民众一定的同情。在另外一些诗作里，他表达了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的强烈不满，希望有一个“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人民富足的“太平盛世”，表达出他对仁政的期盼。
曹操的这些思想从他的一些政令中也反映出来。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回老家，目睹一片凄凉情景，在其令中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忄妻怆伤怀。”为此，决定给死亡将士家属死绝者对其亲戚授田赐牛，立庙祭祀先人。建安八年(203年)秋，下令说：自动乱以来，“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亡。”因命郡国修建学校，兴办教学。赤壁之战后第二年，又下令对死亡吏士家属予以抚恤，说自举义兵以来，军士出征频繁，或疫死、战死，“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己也。”
正是由于对人民的苦难有一定的同情心理，中原平定后，他下令对河北百姓免除当年租赋，采取抑强扶弱措施抑制豪强，扶助弱民，禁止民间报私仇，禁止厚葬，皆一一立法。鉴于当时军粮匮乏，他最先让军队屯田开荒，在三国时代首创屯田制，并在自己的魏都邺县(今河北临漳县)“亲耕藉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北方发生疫病，第二年，曹操下令：男女吏民凡女年七十以上无夫无子者，十二岁以下无父母兄弟者，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其终身生活均由公家供给；幼童到十二岁止家贫无力抚养的，由公家按人贷给粮食。
曹操还提倡节俭，规定衣饰不得华丽，官吏们一时以穿破旧衣服为时尚；规定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一律都葬于高处瘠薄之地，不得大搞陵园，并从简改革送终制。他自己以身作则，送终衣服只备四箱，平时“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暖，无有缘饰。”曹植妻子衣着较为华丽，被曹操看见了，以违反家规赐死。
曹操的这些举措，其基本出发点固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毕竟反映了他为政以德的一面。
既有宽容之量 又患多疑之病
在待人处事特别是在用人方面，曹操也表现出他政治上的双重品格。一方面，他不念旧恶、不计私仇，用人待人十分宽容，豁达大度；另一方面，又猜忌多疑，心胸狭窄，常常翻脸不认人，令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在不念旧恶、器量广大方面，他对陈琳、张绣这样骂他祖宗、杀他儿子的人也一样任用。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董卓之乱后由京师避难冀州，为袁绍起草文稿，曾写檄书历数曹操罪行，骂及曹家祖宗三代。袁绍兵败后，陈琳为曹操所有，曹操说：你当初为袁绍写文稿，只讲我的罪状也就算了，为何涉及到我父亲、祖父?陈琳谢罪，曹操爱其才而不予追究，任用他为文书。张绣原是董卓部将张济的侄子，很会打仗，张济死后张绣接掌军权，引兵至南阳，投降曹操，因曹操纳张济之妻，张绣率众反叛，突然围攻曹操住所，曹操仓忙之间逃生，中箭受伤，差点掉命，长子曹昂因将坐骑让给曹操而遇难。后来，张绣在贾诩的劝说下率兵归降曹操，曹操十分高兴，不计杀子之仇。
为了广揽人才，曹操对归降将士都不咎既往，量才使用，对部下的过错有时也能原谅。官渡之战时，曹操部下和朝中不少人暗中给袁绍写信通好，袁绍兵败后，这些信件落到曹操手里，写信的人都惶恐不安，曹操将这些信件全部烧掉。他说：当时袁绍强大，连我自身也难保，何况众人乎!
曹操一面表现出豁达大度的容人之量，一面对稍有触犯自己的人或认为对自己不利的人又毫不留情，诛杀了一些当时的著名之士。如孔融、杨修、崔琰、娄圭等。杀孔融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合，杀杨修则因为曹植失宠。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常跟曹操唱反调，曹操不能容忍，在南征荆州之时借故把他杀了。杨修跟曹植的关系密切，曹植失宠、曹丕立为太子后，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以泄漏军情的名义将其收斩。崔琰直言敢谏，很有威望，曹操原先对他很赞赏，后来曹操认为他出言不逊，诽谤自己，将其赐死。娄圭少时就跟曹操有结交，跟随他多年出谋献策，屡次立功，曹操也常叹：“子伯(娄圭字)之计，孤不及也。”后来，只是对人说了句人生在世当自己有所作为，不要羡慕曹操父子，就被杀头。崔琰的同事毛王介，担任选举之职很有成绩，得到曹操的肯定和支持，因为对崔琰之死有所怨言，曹操就大怒，要将他处死，后经大臣们求情，才免于一死，被免黜回家。
曹操对触犯他的人肚量之小，还反映在对待荀或这样的大谋士、大功臣上。荀或是曹操的第一谋士，在迎献帝、破袁绍等重大决策中都起了关键作用。他的人品也好，是当时“德行周备、名重天下”，为海内英俊都尊崇的长者。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论功行封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说是“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荀或字)是也。”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认为曹操应进爵为国公，征求荀或意见。荀或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由此对荀或十分不满，不再信任，有意冷淡，以致荀或忧郁成病而死。关于荀或之死，还有另外一种记载：荀或病后，曹操赠送给他一提食物，打开一看是个空器，荀或于是饮药而卒。见荀或传中引注的《魏氏春秋》。只因他不赞成曹操进爵为国公，曹操就一点不念前功，给他脸色看，让他活不下去。荀或一死，曹操次年就当上了魏国公。官渡之战时袁绍的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后，为打败袁绍立了大功，许攸居功自满，得罪了曹操，也被杀害。
曹操政治品格上的双重性，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总起来看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其思想根子则是他所说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是凡个人第一的政治人物，大致都有这种双重人格的特征。作为汉末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有不少方面是应当肯定的，但就其双重性的政治品格来说，无疑是不值得赞扬的，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种双面人的一种警示而已。
三国文化是荆州的一大文化特色，现在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何谓三国文化?对三国文化怎么看?认识上还有差异。2000年荆州端午龙舟节期间，笔者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有位发言者就谈到，他原先不认为有三国文化，只认为有楚文化。当时听了颇为愕然，继而一想这恐怕主要是我们对三国文化的宣传还很不够。所以，有必要对三国文化乃至对文化这个概念的一些基本认识问题作些阐述，以有助于增进对三国文化的认识和对荆州文化底蕴的理解。
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此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客观存在，不是你认为有没有的问题，谁都不可能主观臆造。关于文化的涵义，有广义与狭义的理解。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则是专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所以我们通常把广义文化分为三大子系统，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和制度(组织)文化。物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针对自然而言，制度文化是针对社会而言，精神文化则是针对人自身而言。这三个方面不是孤立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又有区别的统一整体。在这三大文化系统下面，又有多种多样的子文化，充斥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文化本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自有人类社会，文化也就随之而有了。按社会的基本形态而言，原始社会有原始文化，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文化……。就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每个历史阶段、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文化。三国时代当然也有三国文化，这是不容置疑的。此外，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中，还有存在于一定区域范围之内的地域性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等等。这些地域文化，都是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文化作为一个专用术语，是十九世纪末通过日本转译从西方引进的。源于拉丁文Chltura。最先把文化作为专用术语、给文化下定义的，是被称为近代“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泰勒(1832－1917)。我国最早出现文化这个词，是在西汉。见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先秦典籍虽没有明载文化这个词，但在我国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经》里，有“人文化成”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是我国文化这一概念的起源。按照古人的解释，所谓“人文化成”，是用儒家经典来教化人的意思。唐代孔颖达的《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就是这样对其作经典性解释的。这跟刘向所说与文德相应的文化，其含义是一致的。所以古人眼里的文化，有以文教化的意思。所谓文化，就是统治者所施行的文治教化的总和。故《辞源》对文化的解释是：“文治和教化。”中国对文化的传统理解，一直主要就是指社会的伦理道德。到近代引入西方关于文化的概念后，人们对文化涵义的认识才有所变化。
中国古代对文化涵义的传统理解，虽然还没有现在那么完整，但却抓住了作为意识形态文化的基本核心。伦理道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道德问题，它决定着文化的性质，支配着文化的发展走向，影响乃至引导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进程，是整个文化的主要代表和标志。我们现在所要建设的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基本组成就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现代科学文化这两大部分。现代文化把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文化知识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但起主导作用的仍是思想道德。
三国文化是汉末三国时代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内涵十分丰富，从广义上讲包括了那个历史年代人们全部社会实践的成果。既有物质文化，又有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从物质文化看，魏、蜀、吴对汉末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都有所恢复和发展。如曹操通过屯田开发、抑制豪强兼并等措施，使北方农业生产逐渐有了生气，吴、蜀也都采取了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措施。在制度文化方面，如曹操的唯才是举选官制、曹丕的九 中正推举制，诸葛亮治蜀的一些施政措施，孙权在东吴推行的一些政令，相对汉末上层建筑制度领域的腐朽没落都是个进步。由于汉末三国时代这段历史争战频繁，国家处于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转折时刻，时间短暂，相对而言这一历史时期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要大大高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反映十分突出。所以一般讲三国文化，主要是指三国历史时期激剧社会变动中所体现的人们的政治理念、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治国平天下的经纬方略、智慧才能等等。这是三国文化的主导方面，也是对后进影响深远之处。
三国时代历史短暂，为什么三国文化的影响那么深远、经久不衰，甚至远及海外?至今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社会经济领域对人们有着广泛的启迪作用?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历史本身而言，三国时代虽然短暂，但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不平凡的时代。面对中国历史上自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后首次出现的国家分裂的状态，面对社会的激剧变革，国家的动乱不止，人民的深受苦难，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呼唤着我们的前人为国家的命运、社稷的兴衰而奔走呼号、奋起搏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群雄角逐、人才辈出的客观环境，形成了云蒸霞蔚、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中华有志之士斗智斗勇，各显其能，灿烂缤纷，从而使我们民族的思想、品格、精神、情操迸发出绚丽的光华、夺目的异彩。这是三国文化魅力无穷、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从三国文化本身的蕴量及文化的传承演变而言，在于三国文化有其影响力特别强的一些突出特点。
首先，三国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充分反映了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素质，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三国文化主要传承于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之后首次全面而生动的曝光。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求，汉代儒学独领风骚，三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更是历史的必然。传承于儒家文化的三国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缩影，它最集中、最突出地反映了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基本内涵，体现出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如在社会政治理念方面，体现了期望结束战乱、追求天下统一的大一统国家观，以仁德为怀施惠于民反对肆虐百姓的仁政观，治国理政既重德教又重法治的治国观，等等。在思想道观观念方面，体现了治国平天下“以民为本”重视民众作用的民本观，争相求贤纳才注重选贤任能的人才观，注意“修身”、“躬行”、克己正身、强调做人道德的人格观，张扬忠义、矢志如一、坚贞不渝的忠义观，君臣坦诚相得、荣辱与共、鱼水相谐的君臣观，等等。在价值观念方面，体现了为国家兴亡叱咤风云驰骋疆场视死如归的英雄观，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不息、矢志不移的人生观，恪守信义不为利禄所动、一身正气的义利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生动的写照，最能撞击人们的心灵，激起人们的共鸣，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在三国争雄中所反映出的智谋韬略，也表现出我们民族固有的聪明才智，同样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当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也有消极的一面和时代的局限，我们主要是就其积极的意义来论述的。
其二，三国文化有着广泛的民众性，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
文化的民族性与大众性本是紧相关连的，加之三国文化在其演变过程中经历朝广泛传播，注入了人民大众自身的理想和愿望，从而使三国文化更富有民众性，更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三国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他一些历史文化所难能相比的。三国文化源于三国历史，而三国故事自三国末期起就开始在民间流传，至宋代有了专说三分的说话艺人和话本，元代不仅有说三国的评话，还有表现三国故事的戏曲。到明初，在三国故事已流传一千多年的基础上，产生了艺术地反映三国历史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从而使三国故事更加深入群众，家喻户晓。在三国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把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和认识，把他们朴素的爱憎观、价值观融入到三国故事之中，融入到他们所理想的人物之中，使一些三国故事源于历史而又不等同历史，发挥了艺术的想象和创造，丰富了三国文化的内涵。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是在深厚的民众性基础上的集体创作，是中国大众文化的结晶。它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和喜爱。而人民群众对三国文化的一些认识，也正是主要以《三国演义》及其戏曲、影视作品为媒介的。尽管仅靠文艺的途径来了解三国文化是远远不够和不全面的，但对三国文化的普及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故事传说、到《三国演义》及其他三国文艺形式，使三国文化更富于民族化、大众化，更具有普及性和广泛的影响。
其三，三国文化有着生动的形象性，从而迸发出真切而又强烈的感染作用。
由于反映三国历史文化的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以及当代影视作品的大量涌现和广泛传播，使三国文化不是停留在故纸堆中，而是活生生地展示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文化与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借助文学艺术的功能而播扬于世，形象、生动、具体，其感染作用就更加真切、更加强烈，这是三国文化的一大独特之处。
自《三国演义》问世后，反映一定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各种演义作品大量出现，但没有哪部演义能同《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影响相比，主要不是因为没有象罗贯中那样的文学高手，而是因为三国历史本身的魅力非同寻常，因为三国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和大众文化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所以它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永放光芒，闪耀千秋。
历史上，无数权倾一时的显达人物，生前声威赫赫朝野敬畏，身后则骂名滚滚令人不齿；也有些如过眼烟云，生前风光八面，身后寂然无闻。一个政治家，最难能的是生前身后都受人尊敬，敌友我各方都对之交口称赞，名垂青史，万古留芳。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历史名人。
诸葛亮不论是在世之时还是身殁之后，蜀中吏民都对他真心相敬，魏晋方面也对他非常敬佩。公元234年春，当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杀出斜谷(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口，发动第五次伐魏，不幸病故五丈原(今陕西郡县西南)之后，噩耗传至蜀中，举国上下无比悲痛。《三国演义》描写“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天。”这不是夸张的笔法。(小说对诸葛亮过于神化，状其多智而近妖，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诸葛亮形象。)史载诸葛亮初亡之时，蜀国百姓纷纷要求为其立庙，朝廷碍于封建礼制不予准许，百姓于是在巷陌、在野外逢节令竞相进行私祭，蜀后主刘禅不得不顺应民心，后下诏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时，魏将钟会率领大军至汉中，特地去诸葛亮祠庙扫祭，并严令士兵不得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诸葛亮墓葬地附近养马砍柴。诸葛亮病殁后，蜀军退走，司马懿仔细察看蜀军留下的营地，赞叹诸葛是“天下奇才”。晋武帝司马炎向蜀国旧臣问起诸葛亮治蜀情况，十分称赞诸葛亮的才能，说是“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三国志》引《汉晋春秋》)。西晋惠帝也曾论及诸葛亮的才能，并由晋臣在隆中诸葛亮故宅立碑，旌表其功德，东晋时还在隆中修建了武侯祠。历代对诸葛亮敬崇有加，有口皆碑。唐、宋诗人咏赞诸葛亮的诗篇近约百首，其中杜甫咏诸葛诗即有七篇。《三国演义》引用佚名诗人赞咏诸葛的诗篇多达19首，这都反映出后人对诸葛的敬仰。
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之所以被人们广为尊崇和敬仰，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军事才能非凡，更在于他立身行事、处世为人的道德品格高尚，体现着中华民族理想人物的人格风范，从而有一股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
献身理想 忠诚事业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徐州琅邪郡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他出生于低级士族之家，幼年父母双亡，十四岁随叔父诸葛玄就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其弟诸葛均也随同前往。诸葛玄到任不久，朝廷改派他人作豫章太守，诸葛亮和其弟及两个姐姐又随叔父至襄阳投靠荆州刺史刘表。公元197年，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就在当时荆州南阳郡邓县的隆中(今属襄樊市)躬耕与读书。其时，诸葛亮十七岁。他在隆中一面种地，读书，一面结交朋友，敬重士林长辈，纵论天下，留心世事，一住十年。到二十七岁那年，即公元207年冬，刘备三顾隆中，诚请其出山辅佐，才结束隐居生涯，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义无反顾，一心辅佐刘备及后主，投入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事业，直至54岁时亡故。
献身于兴复汉室的统一大业，为之矢志不移地为之终生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体现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民族传统美德的人生价值取向，这是诸葛亮在政治思想上千秋万代令人尊敬之处。
刘备三顾隆中诸葛亮为其分析天下形势，那个著名的《隆中对》，既是为刘备提出的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基本方略，也是诸葛亮自身政治抱负的写照。《隆中对》里所设计的兴汉定天下的基本对策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然后根据形势变化，由荆州向南阳、洛阳，由益州出秦川，两翼齐飞发动伐魏之役，一举而定天下。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尽心竭力协助刘备按照这个对策去实施，刘备去世后，他继续辅佐后主殚精竭虑去完成未竟的事业。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如失荆州)和主观上的一些失误(如失街亭)，在实施隆中对策的过程中只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如取得益州后出色的治蜀、对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和抚、对吴蜀联盟的恢复等)，虽五次北伐、两出歧山而最终未能实现统一中国、兴复汉室的理想，但他作了最大的努力，尽了自己的责任。这种矢志不移、自强不息为理想而献身，为事业而尽责的精神，正是人生价值的可贵之处。尽管在他身上有着时代的局限，但就其精神实质来说是不会过时的，只是理想与事业的内涵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基于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忠诚，诸葛亮与刘备之间，形成了一种肝胆相照、同心相印、相互无比信任的君臣关系。一个鞠躬尽力，一个如鱼得水，成为封建时代少见的君臣相得的典范。公元223年，刘备临终托付后事时，明确告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这样说，很可能确实出自内心，出自对诸葛亮的无比信任。诸葛亮流着眼泪表示：愿竭尽全力辅佐太子，献出自己的忠诚与节操，一直到死。其后，他始终实践着自己的这一诺言，一心辅助刘禅，竭尽自己的全部才智。当时，蜀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汉末三国那个乱世年代，你倾我轧，相互吞并，多少人一旦大权在握，就想背主自立，曹氏父子、司马氏父子只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诸葛亮尽管权倾朝野，实际执掌着蜀国政权，但始终恪守自己的职责与臣节，为完成刘备未竟的事业，为实现自己对人生的追求，废寝忘食，昼夜操劳，不遗余力，真正达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地步。这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事业的赤胆忠诚，不能单纯以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尺度来衡量，它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表现，也是反映其思想品德和气节的一个重要方面。
任人唯贤 不存偏见
诸葛亮在主持蜀国军政事务期间，十分注意任用贤才，切实推行了一条任人唯贤的正确路线，不存门阀、名望、个人恩怨等偏见；并强调“治实而不治名”，注重“循名责实”，改变汉末那种名不符实、弄虚作假、表里不一的官场风气，使确有才能的人能够施展其才，名实不符、只求虚华、没有实绩的人失去市场，违反法令贪赃枉法之徒得以惩处，蜀中一时“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汉末政治腐败，突出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官场腐败。朝廷公开卖官鬻爵，三公六卿和侯爵都可以出钱买到。汉灵帝出卖关内侯，公开悬价五百万钱。廷尉崔烈出钱五百万，得以升为司徒，受拜之日灵帝很后悔，对左右说卖亏了，本可卖千万。曹操父亲曹嵩的太尉之职，就花钱十万才买到。那时朝中任人唯亲、溜须拍马之徒官运亨通。这些人当官为的是鱼肉百姓，敛取钱财，一个个贪得无厌。诸葛亮对汉末的这些弊政深为痛恶，下决心革新政治。他在《出师表》中向后主提及两汉的历史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因而他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十六策?举措》)。
按照“务在举贤”的用人路线，他提出“官以能为次序，爵以功为先后”，一批本来地位不高或出身低微而确有才能的人，被破格提拔任用，有的担任了要职。如“出自孤微”的张山疑，“生长戎族，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个”的王平，出身并不富贵、“妻子不免饥寒”的邓芝，都因有实际才能或军功而得到提升，或为太守，或为将军，或为蜀国著名的外交大使。蜀国后期重要将领姜维，原是由魏投蜀的下级军官，因屡建战功而提拔为镇西将军。接任丞相之职的蒋琬，本是荆州不出名的小吏，随刘备入蜀后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当诸葛亮在五丈源病危，后主派使者前去了解诸葛亮对身后人事的意见时，他首先推荐了蒋琬。蒋琬继为丞相，很好地保持了诸葛亮奠定的政治局面。
为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一面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以求“进用贤良，退去贪懦”；一面鼓励朝中下属和地方官推荐有才能的人。广汉太守姚亻由，向诸葛亮推荐了不少有用之才，诸葛亮特地表扬他，称赞他，告诉大家“忠益者莫大于进人，”鼓励大家都能像姚亻由那样多为国家推荐贤能的人才(《三国志?蜀志?杨戏传》)。
诚然，诸葛亮在用人上也有过失误，主要反映在重用马谡上。马谡好论兵法，但他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刘备临终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蜀志?马良传》)。诸葛亮没有很好听取，对马谡十分器重，用为参军，每次跟他谈论，“自昼达夜”。公元225年南征平叛时，就是这个马谡，为诸葛亮进献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对策，据此七擒七纵孟获，赢得了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真心臣服，从此未再发生叛乱。公元227年冬北伐曹魏时，也许诸葛亮看到马谡对平定南中所起的作用，任用他为前锋，不想马谡自命不凡，不听节制，也不听取王平劝谏，死搬书本上“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说法，放弃要道，固执地扎营山上，结果被魏将张合阝切断水源，兵无斗志，导致失街亭、全军落败，断送了本有可能取胜的首次北伐。这是诸葛亮用人失察之处，事后他深为后悔，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依然不失令人敬佩。
赏罚严明 躬身力行
由于汉末法治废弛，特权阶层自恃“法不阿贵”，超然法律之上，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导致朝政日益腐败。有鉴于此，魏、蜀、吴三方从巩固发展自己的势力出发，都十分重视严肃法治。相比而言，诸葛亮治蜀在执法上更为公正严明，从没有像曹操、孙权那样以触犯刑律为名清除异己或出言稍有不慎之士，杀戮无辜，真正做到了“赏罚必信”，“不避恩仇”，不存私见。同时，诸葛亮自己能以身作则，带头依法办事，并注意听取群僚意见，倡导集思广益，于治国理政整肃法治之中映现出其高洁的品格。
公无214年刘备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辅佐刘备治蜀，一开始就从法治入手，强调严刑峻法，功过赏罚坚决依法办事。当时不少人受不了，纷纷抱怨“刑法峻急”，要求“缓刑弛禁”。法正也提出放宽刑律和禁令，建议多施恩惠和安抚。诸葛亮未加采纳，认为法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看到蜀地跟当时其他地方一样，多时失掉刑罚威严，当官的没有约束，导致出现许多弊端。他说：“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即这是很明显的)。”(诸葛亮本传引《蜀书》)。为规范依法办事，诸葛亮治蜀时专门制定了一部法律，名为《蜀科》。
根据法律，对违法失职者无论职位多高，无论跟自己的私人交情多深，一律依法处置；是凡对于国家有贡献者，则给予奖赏，不管他地位的高低如何。挥泪斩马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马谡临终前给诸葛亮的信中说：“明公(诸葛亮)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说明他俩的交情是很深的，但诸葛亮并没有因私交而免其死罪，马谡也深知诸葛亮不会宽宥自己，他在信中表示愿受杀头之罪，“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蒋琬为诛马谡之事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垂泪道：法律是不能乱的，如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如若废法，何以讨贼!
诸葛亮执法严明，在对待彭漾、廖立、李严等人的问题上，同样如此。益州治中彭漾怀有野心，先是被贬为江阳太守，后因企图煽动马超叛乱被马超告发，即被处死。长水校尉廖立，曾被诸葛亮认为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刘备病故后骄傲自大起来，抬高自己，攻击别人，制造分裂，被废为百姓，务农偏远之地。李严是与诸葛亮一起聆受刘备托孤的重臣，曾被诸葛亮所倚重，委以要职。后来在第四次北伐中负责运送军粮，时遇天雨，运送困难，李严怕追究运粮不及时的责任，密派使者假传后主之令让诸葛亮退兵，葬送了这次北伐。退兵后他又故意惊讶地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并向后主进表，说退兵不是真退，而是想诱敌深入。左右逢源，上下其骗。诸葛亮以其前后书信手笔揭穿其骗局，廓清事情的真相，毅然上书后主，李严被革职罢官，发往外地为民。(以上分别见《三国志》彭漾、廖立、李严本传)。
在法律面前，诸葛亮把自己摆在跟大家同等的地位。马谡失街亭导致首次北伐失利后，他上疏后主，承担失败责任，表明问题全在于自己用人不当，请求自贬三等，以惩罚自己的过错。同时，专门写了《劝将士勤攻已阙教》一文，公之于众，以表示引咎自责，鼓励大家从国家利益出发，勤攻他的不足之处。(诸葛亮本传引《汉晋春秋》及《诸葛亮文集》)。
他严格要求自己，平时注意听取大家的意见，手握大权而不独断专行，唯我是从。他倡导“集众思广忠益”，成为“集思广益”这一成语的由来。南郡枝江人董和，为人耿直，办事认真，刘备定蜀后任命他为掌军中郎将，协助诸葛亮处理军机事务。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经常提出不同的看法，跟诸葛亮争辩，甚至为处理一件事务向诸葛亮先后提过十次意见。诸葛亮对董和这种直言不讳的精神非常赞赏，专门教育丞相府官员要向董和学习，并说丞相府里所以要设置一些参署的人员，其目的就在于“集众思广忠益也。”(《三国志?蜀书?董和传》)。如今，枝江董场镇立有董和的塑像，注目其间，不禁使人联想起诸葛亮那海纳百川的胸怀。
诸葛亮治蜀赏罚严明，自己躬身力行，使曾经受罚的人也表现出对他的尊敬佩服。李严、廖立得知诸葛亮亡故的消息，不是感到高兴，而是同样感到悲伤。他们同时觉得从此失去了复出的机会，再没有什么指望了。因为他们知道，诸葛亮有知人之明，诸葛亮在，也许有朝一日仍会想到他们。《三国志》作者陈寿的父亲，因在街亭之役中也负有责任，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剃成光头)，蜀亡陈寿归晋后任著作郎，他在著《三国志》之前，已编篡了诸葛亮文集。《三国志》里对诸葛亮的评价总体上也是公正的，称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可跟管仲、肖何相媲美，赞扬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
一个人的品格是表现在多方面的，是一个人才能和思想品德的综合反映，一个人志向、性格、能力、意志、气质等多种内涵的集中体现。诸葛亮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杰出的智慧和才能。如经济上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给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以有利的条件；发动士兵屯田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注意兴修水利，专门设置“堰官”和维护都江堰的人员；恢复东汉所废弃的盐铁官营，鼓励养蚕织锦，使盐铁和蜀锦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蜀中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的繁荣景象。蜀中百姓所以对诸葛亮怀有很深的感情，关键在于诸葛亮治蜀创造了利国利民的业绩。
诸葛亮生活节俭，一生廉洁奉公，除了俸禄别无生财之为。他生前曾上表后主，表示家中衣食靠桑树、农田聊可自给，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他的妻子黄氏，虽然“黄头黑色”，号为丑女，但很有才志，始终不弃。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敬佩之处。诸葛亮不愧是富有我们民族特点的人格的风范。(说明：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属《三国志》诸葛亮本传)
读过《三国演义》，对赵云都有很深的印象。小说写到赵云的地方不少，重点写他的回目就有“单骑救主”(41回)、“智取桂阳”(52回)、“截江夺阿斗”(61回)、“力斩五将”(92回)四回。其中前三回都与初期的荆州之争相关，并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写他年已七旬时随孔明北伐，在凤鸣山连斩五将，则史无所据，纯属小说家艺术创造。不过，《三国演义》写赵云，总体上是比较真实的，与历史上的赵云基本相符。
历史上的赵云，给人印象最深的主要不在勇力方面，而是他的胆识、人品。作为一员武将，赵云无疑是第一流的，但他不像众多三国战将那样主要以武勇扬名，他表现为有勇有谋，处事缜密，见识不凡，人品高洁，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人物。就他的德才来说，蜀汉其他将领可以说没有哪个能跟他相匹。人们历来对赵云也没有什么争议，一致推崇他的美德，这在三国人物中也是少见的。蜀汉方面包括刘、关、张以及诸葛亮在内，历来的评价并不一致，至少在某些方面有争议；而赵云，则没有这种现象。历史上的赵云确实有不少令人敬佩之处。
择贤而事 恪尽职守
《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载，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之北的真定)人。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赵云由郡人推举，率领一小队地方武装投入公孙瓒麾下。公孙瓒当时为幽州刺史，是北方一大割据势力，初时很有名声，也很强盛。赵云就是在公孙瓒外遇见刘备的。刘备与辽西这个公孙瓒曾一起师事名儒卢植，刘备起事后常常不如意，最初投靠的就是公孙瓒。
赵云与刘备在公孙瓒处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十分相投，从此结下深交。公孙瓒得势后骄傲起来，记过忘善，妒贤忌能。赵云看到公孙瓒是个不能共图大事的人，就借口兄长去世需回去奔丧，归家静观事局变化。后来公孙瓒被袁绍消灭，刘备转辗徐州及曹操处，又往依袁绍。袁绍的大本营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位于今石家庄之南。赵云听说刘备在哪里，就赶到邺城见刘备，从此留在刘备身边，一心追随刘备。其时为公元200年袁、曹官渡之战时。
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是袁绍，河北又是袁绍的根据地。赵云在家乡多年，一直没有去投奔袁绍，也没有去投奔曹操等人，而归随了当时处于最危难之际的刘备(刘备当时一兵一卒没有，关羽、张飞又失散尚未相聚)，足见赵云在识人上是很有眼光的。古时有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说法，赵云归随刘备就很有这样的味道。当时刘备十分高兴，史载“先主与云同床眠卧”，十分亲密。原先刘备只有与关羽、张飞二人“寝则同床”，可见刘备当时与赵云亲近的程度。早期追随刘备的麋竺、简雍、孙乾等都没有这样的记载。
当时军阀混战，不少人朝秦暮楚，哪边势力强就往哪边倒，赵云在择主上是有他的原则的。公孙瓒起初名声较好，赵云投奔他的时候，公孙瓒问赵云：听说河北人都愿意归顺袁绍，你为什么独独要离弃他?赵去说：如今天下大乱，结局难料，而老百姓有倒悬之危，家乡人关注的是从仁政所在，不是为瞧不起袁绍对你怀有别的私心。可见赵云择主是同天下安危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个明主出来平定天下，为老百姓解除苦难。他追随刘备，就因为他感到刘备在这方面合乎自己的理想，不是只想谋个一官半职。事实上，赵云归随刘备后，只是当刘备的“主骑”，类似卫队长一类的角色，不属于朝廷的正式官员。
公元201年，刘备到荆州依附刘表时，赵云随同，仍是负责警卫方面的工作。到公元208年秋曹操南取荆州，刘备在当阳长坂(今荆门市从团林至十里铺一带的长坂岗)被曹操追上，大败溃散，弃妻南走，赵云于乱军之中出生入死，“身抱弱子”，并“保护甘夫人”，即弱子刘禅(时一岁多)之母，“皆得免难”，这是赵云份内的责任。《三国演义》据此写出“赵子龙单骑救主”的精彩篇章，不免夸张，但赵云不顾个人安危力保甘夫人母子安全这种恪尽职守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公元212年的“截江夺阿斗”，也充分表现出赵云恪尽职守的品格。此前，孙权为结好刘备，共同对付曹操，于公元210年把其妹妹嫁给刘备。孙夫人好武骄纵，带来的一批东吴吏兵依仗孙夫人是孙权之妹，骄横不法，连刘备也无可奈何。刘备深知赵云为人持重严瑾，必能整治这帮人，特任命他执掌“内事”，就是管理内部事务，东吴吏兵果然不敢再肆无忌惮。刘备西入益州，又让赵云留下来任留营司马。当孙权派船前来接孙夫人归吴时，孙夫人悄悄将阿斗一起带走，被赵云与张飞勒兵截江，夺了回来。作为赵云来说，这也是他应尽之责。如果不是赵云这样细心谨慎，尽职尽责，很可能阿斗被孙夫人带走了。
处事谨慎 思虑周全
赵云处事谨慎，考虑问题周全，在对待赵范献嫂一事上，面对绝色佳丽而不为所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任务，尤为令人肃然起敬。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周瑜、刘备追击曹操至南郡，合力围攻江陵不下，刘备便乘机南取荆州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当时赵云领兵攻取桂阳(今湖南郴县)，桂阳太守赵范被迫投降，生出一条美人计，硬要把他的寡嫂樊氏嫁给赵云。史载樊氏“有国色”，是个极漂亮的女人。赵云极力推辞，坚决拒绝。当时军中有人劝赵云答应这门亲事，娶下樊氏。赵云说：赵范是被迫投降，“心未可测”，天下女子不少，何必在这个时候去定这种亲事。赵范果然并非真降，献嫂另有图谋。“美人计”落空，便撒腿逃跑了。事实证明赵云的处置是正确的，既保有了桂阳，又免受了牵累。
关于这件事，《三国演义》的描写绘声绘色，并写事后孔明对赵云说：“此亦美事，公何如此?”赵云回答了三条理由：一是娶同姓寡嫂怕“惹人唾骂”；二是“其妇再嫁，使失大节”；三是“赵范初降，其心难测。”这三条理由，只有第三条才是符合历史的，才是赵云辞婚的真正原因。前两条都是作者强加给赵云的。
实际上，在汉末三国时代，社会观念并非如小说作者那样道学，寡妇改嫁是常有的事，娶同姓寡嫂寡媳者大有人在。刘备入蜀后，因孙夫人还吴续娶的吴懿之妹，原是益州旧主刘焉之子刘瑁之妻，刘瑁死后寡居，成了刘备的吴夫人，后为吴皇后。论姓氏，同姓刘，论辈份，刘备与刘瑁是同辈。孙权的徐夫人，原是其父孙坚亲妹的孙女儿，也即孙权的表侄女，起初嫁给同郡的陆尚，陆尚早死，孙权把她娶了过来，不怕别人笑话，只是近亲结婚，按现代科学是不合适的。再有，袁曹官渡之战后，曹丕乘乱纳的甄氏，本是袁绍的媳妇，也是个寡妇。曹操对此也表赞同，称“真吾媳妇也”。三个皇帝带头娶了三个寡妇，赵云娶个寡妇本算不了什么，不存在樊氏失节不失节的问题，关键是赵范不是出于真心。《三国演义》强加给赵云的前两条理由，既不符合赵云的本意，又有损赵云的形象，实在是败笔。
《三国演义》第39回“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写孔明初出茅庐用计大败夏侯忄享和于禁，写张飞杀了夏侯兰，这都是小说家虚构笔法，那时孔明还没有出山，打夏侯忄享是刘备的事，而夏侯兰则是被赵云生擒的。那个夏侯兰与赵云是“总角之交”，从小相识，赵云禀过刘备，免了夏侯兰一死，但没有放在自己手下使用，而是举荐他做了“军正”(军中法官)。因为赵云知道夏侯兰对法律很有研究。赵云这样做，既尽了自幼相识之情，又避免了旁人生疑之嫌，用心很是良苦，亦见其处事谨慎、思虑周祥之处。
大处着眼 秉公直言
赵云在一些问题上既很细心，又很有原则，能从大处着眼，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那怕得罪刘备也不避嫌隙。
公元214年刘备攻取成都得到益州后，不少人建议将成都住宅和城外园地桑田分赐有功将士，独赵云表示反对。他说：从前霍去病因为匈奴未灭，不考虑自己的家，现在国贼曹操尚在，比匈奴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可以贪求起安逸来?须待天下都定，各返桑梓，归耕本土，乃才合适。况且益州人民初罹兵革之难，饱受苦痛，应该把田宅全部归还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然后再向他们征取役赋，这才会使老百姓心悦诚服。赵云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他这种从大处着眼的亮堂心理，跟那些以功臣自居认为老子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享受享受有何不可者，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赵云这个意见无疑对安定益州有利，刘备当即加以采纳。但在伐吴问题上，赵云提出谏阻后非胆没有被采纳，而且受到了冷落。
关羽失荆州后，刘备一即帝位就要大兴倾国之兵东下伐吴，夺回荆州，同时为关羽报仇。史载群臣多谏，但具体讲了哪些话缺乏记载，语焉不详，只有赵云的话完整保留了下来。当时赵云向刘备苦谏道：“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先灭了魏，孙权自然会归服。现在曹操虽死，曹丕则己篡汉自立，这正是顺应人心图取关中的时候，应当占据黄河、渭水上流险要之地以讨凶逆，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义士一定会起来响应，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将魏放在一边而跟东吴交战，如果一交战，不会马上解决，只会对曹魏有利。”赵云这番分析十分中肯、十分深刻，直截了当批评刘备战略目标不当，话是很重的，这要有胆气。从这段话里，可看出赵云也不是反对夺回荆州，只是个时机问题。他说先灭魏，孙权自会归服，就包含有这个意思。但刘备当时只想到荆州对于实现隆中决策的重要性，再加上年岁已高，时不待我，有一种紧迫感，所以执意要伐吴，赵云的话没有起到作用，相反，倒使刘备对赵云生出疑心，有所戒备。伐吴这样重大的战事，刘备竟没让赵云参加，把他留在了江州。其实，赵云对刘备一直耿耿忠诚，他敢于直谏，实际正是忠心为国、期望刘备一统天下的表现。当刘备伐吴失利的消息传来，赵云迅即率兵赶来救援，及到永安，吴兵已退，刘备已安身无恙，赵云才落下心来。
刘备对赵云，一向原是很信任的，十分赏识他的忠心和胆大心细的作为。长坂坡落败时，众人失散，赵云因救护阿斗母子，未及与刘备会聚，有人向刘备报告说：赵云向北投奔曹操去了。刘备不信，坚定地说：“子龙不会弃我走的。”平定汉中时，赵云配合黄忠劫取曹操军粮，陷入敌阵，曹兵大举进攻，而赵云当时只带了数十骑，情况危急，赵云大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疑有优兵，回头退走，赵云营中擂鼓震天，向曹军弓弩齐发，曹军以为伏兵杀来，大为惊骇，自相践踏，掉进汉水中死了不少。次日一早，刘备到赵云营寨四下一察看，不禁称赞道：“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军中于是传为美谈，给赵云起了个虎威将军的绰号。
赵云的才识不凡，按理是可以担当大任的，但刘备没有充分发挥他的作用。起初只是个“主骑”，长坂之战后升为牙门将军，入川时平定郡县有功，也只是个翊军将军。翊是辅助之意，翊军将军并非主将名号。刘备称帝时，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并封为前、后、左、右将军，而赵云未晋升，跟他们不属同列。到刘禅即帝位那年，赵云才被封为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亭侯是侯中地位最小的。陈寿作《三国志》，将赵云写在四人之后，定名为《关张马黄赵传》。《三国演义》可能就是据此把他们五人称为刘备手下的“五虎将”的，并将赵云提到马超之前，这是合乎赵云的实际的。有的论者认为赵云未能与关张马黄同列，是因为他只是马军卫队长出身，是讲究门阀、论资排辈的意识抑屈了人才，这有一定道理。恐怕主要还是个识人不够的问题，与未能让其担当重任有关。比如让赵云与关羽一起守荆州，赵云的作用会更好发挥。如果这样，荆州很可能不会失掉。
在对赵云的使用上，诸葛亮也存在一定问题。公元228年春首次北伐时，诸葛亮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让赵云、邓芝率少数兵马由斜谷(今陕西 县西南)佯攻眉城(今西安以西的眉县)，虚张声势；而自己率大军进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县西北)，用马谡为先锋。本来由斜谷入关中路近，眉城就在西安不远处，曹军在这一带的防守较强，而出祁山去甘肃西境，曹军防守较弱。孔明是想攻下甘肃天水一带再折向关中，来个大迂回，出其不意，由陇西直捣长安。魏国以为蜀兵主力在斜谷，主将曹真亲统大军迎截，敌强我弱，赵云、邓芝无法前进。而祁山一路主力，起初虽然连拔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但由于马谡失街亭，影响全局，导致首次北伐失利。赵云、邓芝虽然无功而返，但部队丝毫未受损失。
赵云于蜀后主建兴七年(公元229年)病故(其生年不详)，蜀后主追谥他为顺平侯。关、张、马、黄等身后也都被追谥，赵云的在天之灵才得以他们同列。后主在追谥赵云的诏书中专门提及他幼小时赵云救护之功，阿斗对这点算是没有糊涂。
陈寿《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的记述很简略，幸赖裴松之的注引录了《(赵)云别传》一书的不少内容，使我们得以对赵云有比较多的了解。从裴松之为《三国志》注引的史料看，魏晋间三国人物单独作传的，除了写曹操的别传《曹瞒传》外，记述较详的恐怕就只有《(赵)云别传》了。这可以看作古人对赵云仰慕的历史佐证。
(说明：本文史实主要依据《三国志》及《云别传》)
翻读三国史书，众多三国人物如走马灯般掠过眼际，细细点阅，那一幅幅色彩特异的人物组合图像会使你掩卷长思：分明是两个人执行着同一任务，置身于同一事件，可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完全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鲜明的对照，内中孰是孰非，本没有什么难断之处，但历史留下的思考却是耐人寻味的。这里估举几例，魏、蜀、吴三方各择其一，其中有两则与荆州之争直接相关。
王平与马谡――实战家与空谈家之比
马谡其人后世议论较多，因他失街亭葬送了诸葛孔明的首次北伐，孔明不得不把他处决了，这么一来反倒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人们对他这个名字可以说普遍知晓；王平这个名字，相对来说则知之不多，一般对他不大了解。其实，王平才是真正经街亭之役而出名的，他的出名与马谡完全不同，结局也不一样。一个是因为失街亭导致全师败绩而落斩，一个是因为谏阻马谡与指挥有方而提升。
在街亭之役中，他们一个是受命统帅前部担任先锋重任的主将，一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副将。论特点，一个是熟读兵书战策、史称“好论军计”但缺乏军事实践的空谈家；一个则是没有读过什么书、史称“所识不过十字”但长期从事戎马生涯的实战家。这两个人的特点如果很好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未尝不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一对。可马谡死搬书本知识固执己见，王平多次规谏也半点不予采纳。
当时，诸葛亮在公元228年北伐魏国，命赵云、邓芝率领少数人马出斜谷道佯攻与长安相近的眉城，作为疑兵，自己亲率大军出祁山突击陇西，以期折回东下，占领今陕西关中地区，作为进一步攻魏的根据地。蜀军主力连拔三郡，前部进驻到今甘肃庄浪县东的街亭，再前进不多远就可进入关中了。其时魏国的文帝曹丕死后由明帝曹睿即位不久，根本没有想到诸葛亮会在此时大举伐魏，一时慌了手脚，仓促应战。曹睿亲自赶到长安坐镇，命大将军曹真率主力迎战赵云、邓芝部队，魏国以为这一路是蜀军的主力所在，街亭方向则由魏国宿将张?ひ?兵抵御。
马谡与张?ち骄?相遇，展开街亭争夺战。马谡违背节度，“舍水上山，举措烦扰”，王平连连规谏，马谡全然不听，结果被张?で卸纤?源，大败蜀军。这些史实在《三国志?蜀书?王平传》及诸葛亮传、马良传中都明载，在《魏书?张?ぁ反?中也有记述：“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ぞ?其汲道，击，大破之。”当张?で卸鲜窬?水源发动进攻时，蜀军慌乱起来，马谡也慌了手脚，从而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而王平则表现得相当镇定，面对敌人进攻、己方部队溃散的危急局面，指挥本部士兵鸣鼓坚守阵地，一点不慌乱。王平传中载：当时马谡部队各营士兵四散逃命，“惟平所领千人，呜鼓自持，魏将张?ひ善浞?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遣进，率将士而还。”王平不但使自己所领人马完好无损，而且缓缓招回诸营残军散卒，使蜀军免受了更大损失。为此，当诸葛亮诛马谡及张休、李盛诸将后，王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当时因街亭之战失利而被处斩和处罚的人员相当多，只有王平不但未受处分而且得到提拔升迁。
马谡所以不听王平规谏，固执己见弃城上山，根子在于熟读兵法而不会联系实际因时因地灵活运用，吃了死读书的亏，吃了教条主义的亏。他见兵法上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以及“凭高视下，势如破竹”的说法，就如法泡制，搬来作为对付张?さ姆ūΓ?结果一败涂地。在被切断水源、军心不稳的异常情况下，他又惊慌失措，不会指挥，说明他完全缺乏实战经验。毛宗岗评点三国，对《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衔亭这一事件的描写作过一段精辟的评论，指出“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这话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马谡其人，刘备在临终时专门作过评价，指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嘱咐诸葛亮对此要明察。诸葛亮不以为然，对马谡十分器重。刘备在世时，马谡以荆州从事随刘备入川，曾做过成都令和越崔凹太守，尽管他“好论军计”，刘备没让他参与军务，更谈不上让他带兵作战。刘备一死，诸葛亮将马谡升为参军，经常在一起谈论军机，俩人的感情相当深厚，马谡临死前称他们俩犹如父子。诸葛亮南征时，马谡曾献过“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对七擒七纵孟获使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真心归服起过作用。到北伐时提拔他作先锋，曾经大为使人感到意外。当时大家都认为先锋应由宿将魏延或吴懿来担任，没想到提拔了马谡。结果诸葛亮内修政理、外平南夷经五六年辛辛苦苦准备的首次北伐，彻底归于失败，已经占领的陇右三郡也全部丢失，从而失去了进据关中的极好机遇。如果当时街亭不丢失，其后北伐的机动性就会大大有利得多。可见用人不察、用人不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纸上谈兵、死守教条所造成的危害也不言而喻。
就王平来说，街亭之役中的表现主要是因为他有多年实战经验。史载王平出身很苦，养于外家，不像马谡出身荆州名门士族，自幼读书。王平没有读书识字的条件，很早就随熟人到洛阳从军，曹操进讨汉中时他从曹营投奔到刘备方面，做了一员裨将，到北伐时也只是这个身份，其地位与马谡有很大悬殊。王平平时寡言少语，当上大将后常终日端坐帐中，也不像马谡那样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史载其“生长戎旅，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因为自己不识字，他就使人读《史记》和《汉书》中诸传给他听，能“知其大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可见王平尽管不识字，但很注意从书本中汲取知识，不是自恃有作战经验而不去向书本知识学习，一无文化修养、头脑简单的莽汉。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在街亭之役中有如此上佳的表现，也不可能在其后的军旅生涯中屡立战功，做到镇北大将军，成为蜀国后期的一员著名将领。
马谡与王平，给人的启示很多。什么叫照搬照抄?什么叫真才实学?怎样去识人用人?怎样去排除用人中的感情色彩?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感悟。
庞德与于禁――不屈者与失节者之比
公元219年农历八月间，关羽北攻襄樊，发动了伐魏之战。这跟诸葛亮的北伐一样(孔明共进行了五次北伐、两出祁山)，都是为实践“隆中对策”而采取的重要军事行动。于禁和庞德，是曹操方面在襄樊之役中抵御关羽的将领，结果被关羽水淹七军，一个投降，一个死难，两人在气节上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也是大家熟悉的三国故事，史有其实。
关羽北攻襄樊时，曹操正引兵西上与刘备争夺汉中，魏方又正跟孙权在淮南对峙，襄樊的防守力量十分薄弱。守将曹仁手下只有数千人，而关羽的北伐军大致有两三万元之多，襄樊形势十分危急。曹操在长安闻报，急令于禁率领七路人马驰救。时值秋雨暴下，汉水上涨，平地起水数丈。关羽乘机决堤淹水，使于禁七军三万人马尽皆淹没水中。“关羽乘大船就攻于等，禁遂降，惟庞德不屈节而死。”事见《三国志?魏书》于禁传和庞德传，《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于禁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早在汉末军阀混战之初即归随曹操。作战勇敢，军纪严明，又有决断，屡立军功，与张辽、乐进、张?ぁ⑿旎尉?为一时名将，属曹操手下五虎将之列。曹操对他十分器重，每逢征讨进发时总让他担当前锋，归兵时又让他担任后拒任务，敌方都对他十分畏惧。救援襄樊前，已由虎威将军升至左将军，授假节，其地位高于张辽、徐晃等。庞德原本是凉州豪强马腾的部下，马腾被杀后归随马超，后又随马超一起投奔汉中张鲁处。曹操进讨张鲁，张鲁降曹，马超奔蜀，庞德则随张鲁投降了曹操，时为建安十几年，即公元214年。就是说，庞德归顺曹操到死难不过四五年时间，而于禁跟随曹操已有三十年之久。所以当曹操得知于禁投降、庞德不屈而死时，叹息良久说：“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
庞德在马腾父子部下时，素以勇冠三军出名，归降曹操后，曹操知道他作战骁勇，封他为立义将军，赐爵亭侯，其地位自然低于于禁。于禁的一个儿子已封列侯，食邑有五百户，庞德则为三百户。当时，庞德不是随于禁一起赴襄樊前线的。他在建安23年即公元219年春与曹仁一起平定宛城(南阳)侯音等人的反叛，遂南屯樊城。关羽进攻时，他与关羽交战，曾一箭射中关羽之额。因常乘白马，关羽军士称他为白马将军，对他都有些畏惧。曹仁令其屯兵樊城以北十里处，当关羽水淹于禁七军时，庞德顽强抵抗，发誓决不投降求生，乘小船欲返曹仁处时翻船落水，为关羽所俘获。庞德被俘后立而不跪，关羽劝他归降，说你的兄长(堂兄庞柔)在汉中我们这边，我欲以你为将，为何不早投降?庞德不降，回说“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关羽于是将其推出斩首。曹操闻之而悲，为之流涕，封其二子为列侯。曹丕即位后，追谥其为壮侯，以表彰其宁死不屈的壮烈举止。
于禁投降后，活得十分狼狈。当时关羽将于禁解送到荆州城，准备得胜回师后起用。关羽失荆州后，于禁等为孙权所得。有次孙权乘马出荆州城，带着于禁同行，吴臣虞翻大声呵斥于禁道：你这个降虏，怎么敢与吾主公并马而行!说着举起鞭子就要向于禁打去，被孙权制止了。曹丕代汉称帝后，孙权向魏称藩，为结好魏国，特将于禁等遣还。史称当时于禁“须发皆白，形容憔悴”，见了曹丕，“泣涕顿首”，十分羞愧。曹丕表面上加以安慰，封他为什么安远将军，说是要让他作为使者赴吴，叫他先到邺城去拜谒曹操高陵墓地，实际上是要把于禁羞辱一番，事先命画师在陵屋画上关羽攻樊、庞德愤怒、于禁投降之状。于禁一见，惭忿万分，发病而死。后人认为于禁固然有错，但曹丕的做法也太缺德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这样评说道：“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即此乃太不讲作为君主的赏庆刑威了)。”
朱然与潘璋――良将与贪将之比
朱然和潘璋，都是东吴的将领。公元219年冬，吕蒙袭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向临沮(今远安)逃亡时，他们俩都受命到临沮阻击关羽；公元221年吴蜀展开夷陵之战时，他们都在陆逊统领下参与战事。两个人都有武勇，但潘璋极为贪功贪利，是个不守法令、品行不端、贪得无厌之徒；朱然则表现为有勇有谋，胆识操守俱佳，是三国时代良将之一。
《三国志?吴书?潘璋传》说他年青时放荡嗜酒，因家贪常赊酒来喝，债主上门来讨债，他说等我以后富贵发了财再还，很有点无赖的味道。后孙权用他来讨伐惩治恶民和盗贼，很是见效，逐渐成为一员凶猛的将领。史称他既为人凶猛，好立功业，又极为贪财和贪图享受，生性挥霍无度，是个贪功贪财贪图享受的人。他生出法子生财，征战中部队驻扎下来，他便在军中设立市场，其他部队所没有的东西，都可以在他的军市上买到。吏兵中富有一点的，被他杀死夺走财物，屡次不遵守法令。监察官员对其违法行为多次举报上奏，孙权念他的功劳总是原谅他不予追究。潘璋就是这样一员贪将。当他和朱然到临沮阻击关羽时，关羽父子正好被他的部下马忠擒获，关羽父子落到潘璋手里，其结局可想而知。史籍中虽然没有明载关羽是被潘璋所斩，但东吴方面擒获关羽后即斩之是史实，极有可能潘璋生怕朱然争功，先把关羽首级拿到自己手上，以铁定他的功劳，旁人就无法跟他争功了。按潘璋的性格，是决然容不得别人来争功的，因为这要影响到他的封赏。当时如果关羽落到朱然手上，也许不会马上被斩。
朱然曾与孙权同窗学习，两人情谊深厚。孙权成为江东之主，让朱然作了余姚县长，其时才19岁。后数建军功逐步由偏将军升任为昭武将军、镇北将军等职，是吕蒙袭取荆州后第一任镇守江陵的吴将。到孙权后期，进而升为大司马、右军师，总领诸将的大都督。《三国志?吴书?朱然传》称朱然对人对事态度都很鲜明，品行纯洁，他的才华只用在军事上，其他方面显得很质朴。吴国功臣名将自陆逊等逝世之后，虽然只有他还活着，再没有人能跟他的地位相比，但他始终保持着质朴的本色。他行兵作战也很有胆智和见识，当初孙权取得荆州吕蒙病危时，孙权问吕蒙身后谁可代替他，吕蒙说朱然的胆识、操守都绰绰有余，可以担当此任。吴蜀夷陵之战时，刘备惨败退到白帝城，潘璋等争相向孙权上书，要求继续向刘备进攻，称说刘备必可擒获。孙权向陆逊征求意见，陆逊与朱然、骆统都认为曹丕正在大举兴师，表面上说是帮助我们征讨刘备，内中实际包藏险恶用心，应当郑重决断，把部队立即撤回。不多久，魏国果然从三个方向对吴发动全面进攻，而荆州又是三路进攻的重点。魏将曹真、夏侯尚、张?さ热?力进攻江陵，曹丕亲自坐镇宛城，为曹真等添威助势。曹军连营结寨团团包围了江陵，朱然里外援助都被隔断，形势十分危急。但他镇定自若，毫不畏惧，冒着敌人矢雨激励官兵坚守城池。曹军经六个月围城多方进攻仍不能取胜，最后只好退兵，朱然从此威名远扬。
纵观朱然、潘璋所为，两相对照，足见潘璋的面貌何等猥琐。历史上的潘璋，到晚年更是品行不端，贪图享受，穿的用的都与位高者攀比，真是三国时代贪将的典型。按照贪财与贪色相连的古今通律，潘璋大概在美色方面也是很贪的，只是史籍中未见这方面的记载，留下了一丝历史的遗憾。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三国历史文化的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三虚七实的描写也迷惑了不少读者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三国荆州之争中小说对周瑜的描写，就与史实有很大的出入。这是小说在人物刻画上与历史真实性大相径庭最突出的例子。
《三国演义》把周瑜描绘成心胸狭窄、妒贤忌能的典型，当他一发现诸葛亮的才智超过自己，便想方设法谋害，必欲除掉孔明而后快，结果他的计谋被诸葛亮一一识破，自己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气得吐血身亡，临到绝命之时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小说对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战前后一连串的斗智、斗法写得丝丝入扣，极为生动，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讲是相当成功的，但从历史的真实性讲，则全属子虚乌有，纯粹是小说家的文艺创造。
历史上的周瑜，当然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也根本不存在“三气周瑜”的任何蛛丝马迹。若从周瑜与孔明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俩在赤壁之战前后的政治地位、历史作用看，真正的赢家倒是周瑜而不是孔明。才华横溢、精明老到的周瑜，实际上远远盖过了初出茅芦的孔明。
周瑜助孙吴创业江东之时
孔明尚在流寓、隐居之中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县(今安徽舒城)人。他长得高大健壮，容貌俊秀，一表人才。他出生于公元175年，比诸葛亮要年长六岁，他步入政治生涯的时间也比诸葛亮早得多。诸葛亮26岁才出山，周瑜20岁刚出头就踏入戎马行列了。
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借故脱离表术归取江东之时，周瑜即由丹杨(今安徽宣城)其叔父处率兵迎策，帮助孙策渡江东下，击败当时的杨州刺史刘繇，为孙策平定江东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周瑜年方21岁。周瑜跟孙策同年，早先孙策父亲孙坚起兵讨董卓迁家至舒县时，周瑜曾空出自家的一所大宅院让给孙策居住，两人交情十分深厚。所以当孙策归取江东时周瑜前往相助，孙策对此非常高兴，对周瑜说能得到你的帮助，事业一定能成功了。
孙策击败刘繇后已有数万人马，认为平定吴郡、会稽郡已不成问题，让周瑜回去与叔父共同镇守丹杨，不久袁术派他的堂弟来代替周瑜叔父做丹杨太守，周瑜便和他叔父来到了寿春(今安徽寿县)。寿春是当时盘踞江淮的大军阀袁术的老巢，袁术看中了周瑜，想要任命周瑜为部将。周瑜认为袁术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借故离开寿春，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回到吴郡孙策身边。孙策亲自前去迎接，并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官职。当时孙策本身也只是个将军身份，这个中郎将是孙策私自署置的，其地位次于将军。当时周瑜为24岁。
年纪轻轻的周瑜，一到东吴便被封为中郎将，吴郡的人都称呼他为周郎。孙策因为周瑜是庐江郡人，在那里很有威望，于是派他到庐江郡驻守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牛渚(位于今安徽当涂县北，又名采石)，后又兼任春谷(今安徽繁昌县西南)县长。不久，孙策想夺取荆州，任命周瑜为中护军(与中领军同为重要军事长官)，兼江夏太守(实际上此时的江夏郡为刘表所有，孙策任命周瑜此职意在进讨江夏取荆州)。周瑜随孙策取荆州攻克皖县(今安徽潜山县)，得到汉末大臣桥公(桥玄，官至太尉)两个女儿。桥公二女皆天姿国色，有倾城之貌。孙策自己娶了大桥，周瑜娶了小桥。接着又攻下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并进讨江夏郡，但未能得手。在回兵之时向南平定了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孙策从豫章郡中分出，治所在今江西吉安西南)两郡，周瑜留下来镇守庐陵郡的巴丘(今吉安市北的峡江县)。
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到建安五年(200年)孙策被刺身亡之前，周瑜在汉末军阀割据混战之初即崭露头角，成为帮助孙策奠定江东基业的第一功臣。孙策其时已据有丹阳、吴、会稽、庐江、豫章、庐陵六郡，其中只有征取吴郡、会稽郡时周瑜未参与，但也有他的功劳，因为若不是他协助孙策渡江，打败扬州刺史刘繇，吴郡、会稽就不可能为孙策所得。
当周瑜名震江东成为孙氏政权开国元勋之时，诸葛亮还远远没有出道。孔明14岁那年(公元194年)，离家随其叔父去豫章任太守，逢变故又随叔父到荆州投靠刘表。17岁时(公元197年)叔父病故，孔明转到襄阳以西20里的隆中(当时隆中属荆州南阳郡)定居，开始过起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涯。所以当周瑜协助孙策开创江东(长江以南苏、浙、皖一带)基业之时，诸葛亮正在流寓和躬耕吟读之中。此时的瑜、亮自然无法相比，也不好去比。瑜、亮的真正相比要从公元207年冬诸葛亮出山之后才能谈起。
赤壁之战唱主角的是周瑜
孔明只是参与战事的配角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遇刺后不治身亡，孙权承父兄之业继为江东之主。周瑜由巴丘率兵赴吴奔丧，遂留吴(今江苏苏州)，以中护军的身份与长史张昭一同执掌军政大事。其时，孙权才19岁，周瑜尽心辅佐，为树立孙权威望和巩固六郡作出了很大贡献，并击败了刘表江夏太守黄祖对柴桑(今江西九江)的进攻。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孙权再次讨伐黄祖，周瑜为前部大督(先队部队的统帅)，率诸将取得了击刺黄祖的重大胜利。征讨黄祖后，周瑜受命镇守鄱阳(今江西波阳县，鄱阳湖东侧)。
其年农历七月，曹操南取荆州，曹、刘、孙三方围绕荆州归属展开全面争夺，随后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在赤壁之战过程中，诸葛亮方与周瑜各展才能，但唱主角的是周瑜，孔明只是个配角，所起作用无法跟周瑜相比。
在促成孙、刘结成联盟共同抵抗曹操方面，诸葛亮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属于赤壁之战前的外交斡旋，而且就是在外交斡旋上，东吴鲁肃所起的作用比孔明要更大一些。是鲁肃促成了刘备东下联吴抗曹之后，才有孔明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事。诸葛亮在曹操大军东下的紧要关头，赴吴劝说尚在犹豫之中的孙权联刘抗曹，首次实地展示了他的智慧才能，这是历史所充分肯定的。但此时的诸葛亮毕竟刚出山，年纪又轻，名声不大，加之当时刘备方面力量薄弱，需要依靠东吴的帮助，孙、刘联合抗曹的主导方面是东吴，刘备集团处于从属地位，孔明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周瑜则不然，从决策到军事行动都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当时，曹操取得荆州后由江陵沿江东下，水陆并进，声势浩大。曹操致信孙权，扬言“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是玩的外交辞令，意思是劝孙权早早归顺。孙权得书让郡臣传阅，东吴群臣莫不震惊失色，张昭等都主张迎降，独鲁肃悄悄跟孙权说，主张迎降的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该听从，建议孙权迅即召回周瑜。周瑜从鄱阳归还后，严辞驳斥投降派，力主抗曹，并向孙权分析曹军实际兵力和弊端，促使孙权最后作出了联刘抗曹的决定。这就是说，在促成孙、刘联合抗曹方面，鲁肃、诸葛亮、周瑜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而促使孙权下决心抗曹起关键作用的是周瑜。也只有周瑜出来鲜明表态，才压得住以张昭为首的投降派。周瑜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他的政治头脑非一般人所比。
在军事行动方面，周瑜既是吴军都督，又是联军统帅，是赤壁之战的指挥者，而诸葛亮只是参与者。孙刘联军所以能取胜，固然有多种原因，功劳不是哪一个人能独享的，但作为主帅的周瑜，无疑是赤壁破曹的第一功臣。要说第二功臣，应是黄盖。因为诈降、火攻是他提出的，并在周瑜指挥下，由他具体实施的。诸葛亮在这次战役中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史无所载。诸葛亮本传只是记述他与吴军一起出发，到刘备处后与东吴方面“并力拒曹公”。《演义》里，孔明在赤壁之战中非常活跃，神计妙算莫出其右，又是用奇谋草船借箭(其实是孙权后来在合肥与曹军对抗时所为)，又是七星坛祭天借东风，连用火攻也有了他的份，好象成了破曹的关键人物，只是所有这些描述仅是文学创造而已。
周瑜当时肩负统帅重任，治军严整，令刘备也肃然起敬。当刘备从樊口往见周瑜，得知周瑜只率领了三万人马时，提出叫鲁肃等前来一起商议。周瑜说他接受了军令，不得随意委托人代理，如果你要见鲁肃，改日可以去拜访。一番话说得刘备既惭愧又高兴，高兴者就因为看到周瑜治军的整肃。曹操兵败后，曾致信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江表传》)。这是曹操要面子的说法，也反衬出周瑜是赤壁之战的主要功臣。
在《演义》通行之前，文人学士们对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表现评价是很高的。唐人胡曾《赤壁》诗中说：“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盛赞“三国周郎”：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唐宋诗人墨客赞美周瑜，把赤壁破曹主要功劳归之于周瑜，是合情合理合乎史实的。
贬瑜出于拥刘的创作意图
荆州之争是其中重要因素
雄姿英发、功勋卓著的周瑜，为什么在《三国演义》里成了器量狭窄、专与诸葛亮作对最后被诸葛亮气死的窝囊人物?原因很复杂，既有文艺创作上人物塑造的需要，更有政治倾向上拥刘贬吴的因素。
从文艺创作上讲，贬瑜是为了褒亮，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才能。按照史实，诸葛亮出山前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表露出他的不凡智慧，出山后只是在智激孙权这件事上亮了一下相，充分展示其才能要到刘备去世之后治蜀、南征及北伐之时。而整个《三国演义》的创作脉络是以刘备集团为主线的，诸葛亮又是小说着力塑造的重点人物，诸葛亮出山之后就逢到赤壁之战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如果不突出显露他的才能，就不符合小说的创作意图。而要显示他的才能又史无所据，于是就大加虚构，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创造力，把周瑜作为对立面，作为表现诸葛亮智慧才能的陪衬。因为只有把周瑜压下去，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的形象才能树起来。
任何文学创作都不是信手拈来随便拉扯的，都有一个创作意图，而这个创作意图，是跟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及社会思潮分不开的。唐、宋(主要是南宋)之后的三国故事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拥刘反曹贬吴，这在宋、元三国平话中已反映得十分明显，罗贯中在此基础上创作《三国演义》，加上他本人的拥刘倾向，周瑜成为他笔下的牺牲品，成为孔明的陪衬，也就不足为怪了。问题是为什么把周瑜写得那么狼狈，成为《演义》中与史实差距最大的一个人物?这恐怕跟吴、蜀荆州之争有很大关系。因为周瑜是坚决反对借荆州的东吴鹰派人物的代表。
赤壁之战后，周瑜与刘备追击曹操至南郡，合力攻取江陵。在隔江相持之时，刘备南取荆州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江陵则到209年冬才被周瑜攻下，周瑜并在攻城中肩部中箭受伤。同年冬，孙权见刘备取得江南四郡，实力有了发展，遂将其妹嫁给刘备，以巩固双方的联盟。周瑜攻下江陵后将长江南岸地让给刘备，刘备得以在公安立营，但认为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排部下，于是在210年去见孙权，提出借荆州(主要是南郡)的要求。周瑜问讯，上书孙权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滥之意)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周瑜传》。周瑜不仅坚决反对借荆州，而且提出扣留刘备、分割关、张，其目的显然是要消灭刘备集团。孙权出于当时形势考虑，未予采纳，也没答应刘备要求。周瑜随即又进见孙权，建议攻取西蜀，当他回返江陵作西上准备时，中途病故于巴丘(巴丘为山名，在今湖南岳阳境)，时年36岁。
正因为周瑜反对借荆州，主张采取扣留刘备、分割关、张以逐个攻击的办法消灭刘备集团(当时周瑜还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只认为关、张是刘备的主要帮手)，拥刘者自然对他耿耿于怀，要在三国故事中给他点难堪，把他塑造成心胸特别狭窄的人物。
历史上的周瑜，其本传专门讲到他“性度恢廊，大率为得人”，心胸一点不狭窄，人缘也挺好。老将程普自恃年长，原先常欺侮周瑜，周瑜总不计较，后来程普终于从内心佩服，对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美酒)，不觉自醉。”曹操使蒋干游说周瑜(《资治通鉴》写在209年周瑜攻下江陵之后，也有认为应在赤壁之战前)，蒋干见周瑜心坚志高，无法开口，回去也说周瑜“雅量高致”，甘拜下风。作为东吴开国元勋，且周瑜与孙策情同手足，又是连襟，吴老夫人并嘱咐孙权“以兄奉之”，在东吴的声望很高，但他始终以辅吴事业为重，虚怀若谷，不摆架子，带头执行臣节，敬重孙权。他精通音乐，吴人有“曲有误，周郎顾”的赞语，说明他日常作风也是平易近人的。
无论从政治抱负还是从才能看，周瑜是三国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孙权曾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裴引《江表传》)。他评论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远之意)焉难继”(见《吕蒙传》)。陈寿认为：“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这些评论都是确切的，只可惜周瑜英年早逝，不然的话，刘备难以在荆州立足，诸葛亮日后可能也不会那样出名了。
汉末三国时代，魏、蜀、吴围绕荆州归属展开激烈争夺，兵交不断。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219年的襄樊之战、222年的夷陵之战，是对三分形势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三次战事。赤壁之战曹操取荆州得而复失，同时也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最好机遇，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形势；襄樊之战带来了东吴袭取荆州、关羽失荆州，使三分格局基本定型化；夷陵之战以刘备急欲夺回荆州的图谋彻底破灭而告终，未能改变三分天下的基本势力格局。这三次战事对三国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变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反映出荆州的得失在三国争夺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着眼，剖析一下这三次战事所反映的三国争斗的一些基本轨迹和特点，以冀有助于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历史的教益与启迪。
联合与斗争
三国争斗错综复杂，三方从各自的政治利益出发，制定自己的争斗方略。从总的格局看，不外乎联合与斗争两大方面。一方为了重点对付另一方，寻找盟友，或明或暗地联合第三方，形成二对一的斗争态势，这是三国争斗的一个基本特点。在联盟内部，同样也存在矛盾。当矛盾尖锐的时候，斗争上升为主导方面，反映出联合与斗争的复杂性，这在三国争斗之初表现得又为明显。
三国时代总的斗争格局是吴、蜀联合对付曹魏。因为吴、蜀相对较弱，曹魏力量强于他们，是当时虎视耽耽的“霸权主义者”。在吴、蜀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既有联合又有斗争，而且一度斗争十分尖锐，其症结是荆州的归属问题。刘备身故后，吴、蜀之间的联合才比较稳定地巩固下来。曹魏方面，跟东吴也曾有过联合，同刘备集团则从未有过。刘备集团始终以曹魏为主要斗争目标，所谓“汉贼”不两立，从没有跟曹魏联合的想法。在联合与斗争方面变化最多的是东吴。孙权在对外方略上经常是联合与斗争两手并用，特别在三国形成之初尤其如此。上述三次大的战事，就充分反映出三国形成之初联合与斗争的复杂性。
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合抗曹的重大战事。当时曹操在基本统一北方的情况下，南取荆州，击败刘备，危及孙权在江东的统治，迫使孙、刘结成联盟共同抗御强曹，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在赤壁之战前，孙权方面已有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的设想。这个设想是鲁肃向孙权提出的。当刘表于公元208年农历八月病死时，东吴方面还不知道曹操已于这年农历七月悄悄挥师南下取荆州。鲁肃考虑到荆州与东吴邻接，其地位十分重要，是“帝王之资”，建议孙权即时派他去荆州吊丧，察看刘表死后荆州的动静，重点是游说刘备跟刘表部下搞好关系，“与结盟好，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如果刘备与刘表部下团结不起来，则“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见《三国志》鲁肃传)。这里的所谓“别图之，以济大事”，就是建议孙权赶快夺取荆州，“据而有之”。鲁肃出使途中才得知曹兵已南下，于是赶到当阳(今荆门掇刀石西南阴界城故址)劝说刘备东下江夏与孙权联合抗曹。此前，诸葛亮在公元207年刘备三顾隆中时分析天下形势，已提出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联吴方略。鲁肃的主张与孔明的见解不谋而合。赤壁之战前夜孔明赴吴智激孙权联刘抗曹，本是他的一贯想法，并非只是受鲁肃的启发而为。鲁肃、诸葛亮的外交斡旋，对促成孙、刘联合抗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赤壁之战的胜利，固然有多种因素，从对外方略的角度讲，也是正确的外交斡旋与决策的胜利。没有这个联合抗曹的外交斡旋与孙、刘的正确决策，也许孙、刘集团已不复存在，曹操已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可见正确的对外方略关系到一个国家安危存亡的全局大业。
孙、刘联合抗曹取得了各自立足发展的重大胜利。孙权方面为巩固抗曹联盟，向利备又是“进妹固好”，又是借荆州，但由于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吴、蜀之间围绕荆州的归属问题矛盾日益加深，明争暗斗不断，最后导致东吴乘关羽北攻襄樊之时袭取了荆州。东吴袭取荆州，固然是为了取得自己的立国的屏幛，同时也为了防止关羽势力的增强对东吴的威胁。所以当关羽水淹于禁七军、“威震华夏”之时，孙权悄悄致书曹操，请求讨伐关羽以表示对曹操的报效。因公元217年春曹操大举进攻孙权时，孙权遣使请降，曹操表示同意，退师北还。所谓报效，当然是外交辞令，目的是为了夺回荆州，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曹操方面在关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下，早先司己懿、蒋济等已向曹操提出遣人说孙权从关羽后方出兵的建议，条件是许割江南之地封赏孙权。曹操表示赞同，因为这样可以解除关羽对樊城之围和继续北进的威胁。曹魏、东吴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悄悄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关羽，而刘备集团对此一无察觉，这不能不说是刘备集团一个重大的失误。刘备、诸葛亮当时忙于跟曹操争夺汉中，取得汉中后又忙于庆贺胜利，称王封爵，回师成都，没有对关羽北攻襄樊给予有力的支援，更没有认真分析当时东吴对关羽北攻襄樊的反映，只想到与东吴联合的一面(当时实际已不复存在)，没重视斗争的一面。这一严重失误不仅失去了荆州，而且使兴复汉室的事业化为泡影。把联合与斗争凝固化，不去因时因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制定相应的对策，就会被动挨打，乃至影响全局的利益，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吴、蜀夷陵之战，表面上看交战双方是孙权与刘备集团，实际曹魏也不是真正的旁观者。曹丕代汉称帝后，孙权继续向魏称臣，又是上表献殷勤，又是派人送贡品，曹丕要什么就进贡什么，极力讨好魏国，主要是耽心刘备伐吴。孙权知道夺取荆州、擒斩关羽的后果，刘备决不会善罢甘休。当刘备大兴倾国之兵伐吴时，孙权急请魏国出兵帮助。曹丕表面上同意出兵，装出聚合部队的样子，实际不发一兵一卒，坐山观虎斗，另有图谋。当陆逊大败刘备，东吴渡过危难之时，曹丕随即出动三路人马进攻东吴。此前，魏、吴之间已存在矛盾。曹丕要孙权送太子孙登入朝，作为人质，以检验孙权是否真心臣服。孙权一直借故推辞，不送孙登入朝，曹丕对孙权的不诚心早有意见，更不希望看到孙权击败刘备后强大起来，于是借口孙权不送其子入朝而发动伐吴之役。孙权方面对曹丕也有所提防，陆逊等看到曹丕大兴将士而按兵不动，料算必有他谋。所以当刘备败退白帝城一些将领请求继续进攻刘备时，孙权采纳陆逊等人意见立即全线撤兵，不去追击刘备。当初吕蒙袭取荆州，关羽撤兵回救时，曹操也曾驰书急告众将不去追击关羽。这都是在联合与斗争方面勾心斗角留一手的表现。
夷陵之战后东吴面对曹丕的大举进攻，迫使孙权遣使去白帝城见刘备，请求吴、蜀和解，以免背腹受敌。刘备接受了东吴的求和。他明知荆州已夺不回来，向孙权回敬了一个未乘胜追击他的人情。此后，吴、蜀之间逐渐又建立起了共同对付曹魏的联盟。诸葛亮主政后双方使者来往不断。
三国形成之初的联合与斗争，孙权注意及时调整对外方略，成为荆州之争三次重大战事最大的赢家。孙权在调整对外方略的过程中，尽管失去了一些面子，如向曹魏屈膝称臣与暗算关羽都不大光彩，但换回的是自身的发展。三国政治家们在联合与斗争方面所作的精彩表演，所展现出的斗争艺术，为我们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留下了不少耐人寻味的思考。
强弱与胜负
两兵相交，强者胜。这是个普遍规律，但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候，强者由主动变为被动，反而成为失败者；弱者则由被动变主动，成为胜利者。三国荆州之争的三次重大战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三次战事都是以强者的失败、弱者的胜利而告终。
赤壁之战，无论从当时的总体实力还是从交战双方的兵力看，曹操都处于绝对优势。当时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又占领了荆州，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已连成一片，离统一全国只差一步了。孙、刘方面只有孙权的江东六郡，还有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在沿江的一部分地盘(另一部分为曹操新任命的刘表旧部江夏太守文聘所有，主要是江夏郡北部今安陆至天门、京山一带)，刘备本身无地盘，栖身刘琦之地今鄂州。从兵刀上讲，曹操扬言有八十万大军是吓唬人的，在古代八十万大军远征，粮草问题绝对解决不了，但实际兵力也远远超过孙、刘联军。按照周瑜的分析，曹操实有人马大约为二十三四万(其中北兵十五六万、荆州归降部队七八万)，而孙、刘联军一共才五万(其中吴兵三万、刘琦兵一万、刘备聚合离散部队一万)，双方兵力的对比大致是五比一。孙、刘方面虽然处于劣势，但最终却打败了曹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关羽北攻襄樊时，无论从兵势上讲、斗争形势上讲也处于优势地位。关羽北伐所统人马，大约有三万以上，不会少于禁七军人马。关羽水淹于禁七军时，史载于禁部队三万人马，大都成了降卒，这是引起缺粮而擅取孙权湘关大米的一个重要因素。曹操襄樊守将曹仁兵马只数千，而且困守樊城内，被动挨打。从当时斗争形势看，对关羽也很有利。在三分荆州势力中，关羽力量最强，气势最盛。出兵之初，又得到南阳一带武装势力的纷纷响应，南阳乃至许都(许昌)的局势很不稳定，关羽的先遣部队已深入到许都附近地区。但关羽最终还是失败了，这里面固然有东吴偷袭荆州的因素，就当时襄樊形势看，徐晃援军到后，关羽一方已由主动转为被运，关羽初战徐晃即失利。
夷陵之战，刘备大兴倾国之兵伐吴，最初的优势也在刘备方面。孙权面对刘备的大举伐吴，先是急忙由公安迁都到鄂(后称武昌，今鄂州市)，接着又向刘备遣使求和，对夺取荆州、擒斩关羽的行为表示歉意。孙权的荆州守将诸葛瑾也致书刘备，劝说刘备不要伐吴。刘备一概不答应，孙权才不得不起用陆逊，率师抵抗。刘备部队从巫山一路直下，连克东吴的秭归等地，已到达今宜昌市区和宜都一带。陆逊部队一时只好采取守势，坚守阵地，拒不交战。就兵力讲，刘备部队也大大多于陆逊部队。《三国演义》说刘备伐吴人马有七十五万，跟表绍与曹操展开官渡之战时的兵力一样，当然是不可信的。官渡之战时表绍人马也并非七十五万，大致只十来万(曹操先后坑杀降卒数为七万)。当时刘备伐吴人马大致也在十万左右，而陆逊兵力只五万。结果是处于劣势的陆逊大败刘备，也取得了以弱胜强的战果。
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事不乏其例，但象三国荆州之争三次重大战事都以以弱克强告终是很罕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历史现象?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弱势一方为什么反而战胜了强者?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分析、探究。
人谋与天时
我国古代向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说法。这里的“天”，我们应理解为天时、地利等客观因素与客观机遇。古人常常将这些视为“天命”，是历史的局限所致。人谋与天时，实际是个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力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方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往往事与愿违，得不到理想的结果。这在荆州之争三次以弱胜强的重大战事中，也得到充分的显示。
战事方面的人谋，主要体现为决策是否正确、指挥是否得当。荆州之争三次重大战事从双方决策上讲都不存在明显问题。曹操南取荆州、进击孙刘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符合当时形势发展的实际，不存在决策不当的问题。对关羽的北攻襄樊、刘备的伐吴，历来有些不同的看法。从刘备集团的战略目标与当时形势看，其实也不存在什么冒失问题。关羽北伐是实践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决策”的一次军事行动，符合刘备集团的政治目标，所选择的时机也是有利的，不是军事冒险行为。刘备不听群下劝谏坚决伐吴，是为了夺回荆州。只有夺回荆州，才能改变蜀国偏居一偶的被动局面，实现从荆、益两路以向宛(南阳)、洛(洛阳)最终兴复汉室的既定方略；也只有夺回荆州，才能为关羽报仇。他不能容忍在蜀汉势力迅速上升之际遭受失荆州的重大挫折，他极力要把不利的形势扭转过来，显示自己决不满足于在西蜀称帝。伐吴充分表现出了刘备的雄心和政治品格，也反映出荆州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他以举国之力伐吴，士气高涨，长驱东下，直抵荆州之境，形势对他也是有利的，本来荆州不是没有可能夺回来，主要问题是出在指挥上。
指挥失当，既是导致刘备伐吴失败的重要主观原因，也是导致曹操赤壁之战失利及关羽久攻樊城不下的一大因素。
刘备依阻山陵安营结扎，形成数百里的狭长战线，兵力施展不开，容易被动挨打；当陆逊拒不出战、两军相持长达半年之久士兵锐气开始消失之时，又未及时调整军事部署，最终被陆逊抓住机遇打败。曹操取得荆州后，急于进攻孙权，部队未作休整，时又逢严冬，而出兵之初是农历七月。冬天马无粮草，不习惯水战的北兵也难以显示实战能力，而且容易生病。这是指挥上一个很大的失误。如果曹操取得荆州后休整一段，巩固一下胜利成果后选择时机再东下，就可以避免隆冬水战的不利局面，也可以更好地与荆州归降部队相融合，在荆州站稳脚跟。以荆州之大，经济、军事实力之强，如果能巩固好，日后孙、刘再怎么联合也无济无事。当时益州刘璋已向曹操表示归顺，接连两次派出使者慰劳曹军，南方就只刘备、孙权势力，如果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孙、刘光是对付荆州也很困难。当初孙权三次进兵荆州也只是在江夏郡取得了一些局部成果，未能动摇刘表的统治。问题是曹操太急了，一心想毕其功于一役，结果适得其反。关羽北伐襄樊，取得了水淹于禁七军的胜利后，围攻樊城所以久攻不下，在指挥上也有问题。主要也是有些急于成功，将一部分兵力深入到南阳至许昌一带，分散了围城力量。当时樊城已岌岌可危，如果关羽集中全部兵力围攻，曹仁的几千人马再坚守也是守不住的。
导致曹操、刘备、关羽失败还有一些客观上的因素。赤壁之战，曹操根据北兵不习惯水战的实际，将战船用铁索连结起来，这不完全是个指挥失误。曹操也不是不知道如果对方用火攻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可能只考虑到南方冬天一般刮西北风，很少刮东南风。如果对方用火攻，西北风只会烧及对方船只。可没想到当时偏偏刮起了东南风，结果黄盖诈降、实施火攻就有了可能。赤壁之战时一场东南风，烧尽曹操战船，火势并延烧到北岸乌林的曹军营寨，使曹操遭受了重大失利。主观与客观，通常情况下起主导作用的是主观因素，在特定情况下客观原因也能起主导作用。赤壁之战曹操败北，在诸多客观因素中，东南风就起了决定性作用。
刘备在夷陵之战中，也是被对方用火攻打败的。所不同的一个是冬天，一个是酷热的夏天，一个是烧船，一个是烧营。夏天易燃，刮东南风更是常事。吴、蜀两军从正月相持到六月，蜀军在狭长的山地驻扎闷热难当，疲乏困倦，失去警觉，对方火烧连营势如破竹，使刘备遭受了彻底失败。关羽北攻襄樊时，连降暴雨、秋水猛涨，为水淹于禁七军提供了绝好的客观条件，水攻取得了重大战果。但随着樊城久攻不下，交战双方客观条件也起了变化。关羽兵力有些分散，对方的各路援军却陆续赶到了。曹魏援军统帅徐晃，不仅扫清了深入中原的关羽部队，而且采取步步为营的方式紧逼关羽围城营寨。此时，军事力量的对比已对魏方有利，关羽已处于被动地位。即使东吴不出兵袭取荆州，关羽北攻襄樊也不可能再攻下去。
在这三次重大战事中起初处于被动的一方，从决策、指挥到利用客观条件都表现出了主、客观紧密结合的良好军事才能。特别是赤壁之战中的周瑜，夷陵之战中的陆逊，面对强敌不畏惧，沉着坚定，计谋胆略超凡，抓住机遇实施火攻，变被动为主动，树立了历史上以弱克强的军事范例。
三国荆州之争包含着丰富的哲理。三大战事是荆州之争的重点所在，寓意尤为深刻，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本文只是从辩证的角度作了些分析，浅尝辄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