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周文化是中国历史重要的一环 -- 桥上

南昌起义之后，各种打击，各种混乱，很多人跑掉了。

1、“父母妻子同一辕”应该不是连坐，而是结果了。辕，本来是车子前面的直木，用这个木头来把这些人串在一起（大约相当于后世的连枷）。这句话是对“执而梏之”的补充。

2、“鍼庄子为坐”，这里的坐也不作定罪讲，而是“申述”、“对质”，也就是那句“罪人对理曰坐”的意思，下面的“坐狱于王庭”和“晋人使与邾大夫坐”也应该同此解。

3、坐在门外的石头上是一种惩罚的说法我觉得可疑。在有椅子、胡床之前，坐都是跟现在的“跪”差不多，而且还有前后趋的差别来表明庄重的程度，不会象现在这样“坐”石头的。 坐后来作为“定罪”、“由……而获罪”也许是因为“止”或者“留”而引申过来的。

我列出父母妻子同一辕是觉得这是一种示众方式，可能与坐有联系，当然只是一种猜想，未必和人家讲的是一回事。其他几个例子里的坐赞成您的解读。第三点坐姿我赞成，但也许西周时候语境不同，当然这是我胡说八道了。坐后来的演变，乐见您的推论成立。再次谢谢，如有冲撞勿怪。

郭沫若 大陆给他的头衔 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其实更重要还没提，革命家，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政治家。那个时代的人，包括郭本人，可能更看重革命家的身份。鲁迅就是这么评价章太炎的“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但是，革命家、政治家的身份和学者的身份，其实是有冲突的，郭老的一些出于革命家政治家身份的言论，对于他的学术水平而言，实在是错得有点低级，这个他自己应该也知道....（比如对什么“坎曼尔诗抄”的考订之类的...还上过课本，无语）

简单说，邹先生有三大成就：第一，定下了夏商周燕晋史的源头，而且历经二十年论战证明是对的。这可是承前启后了不起的学术成就，非此夏商周工程就是无本之木。第二，考古学术方法上有大成就。（若论中国考古类型学，李济、苏秉琦、邹衡最突出，苏秉琦奠基，邹衡集大成，李的影响反而最小。所以可知张光直有多武断。）第三，在北大考古系教书五十年，育人无数。单说邹衡先生生平志业，这事好办，他执教五十周年和逝世五周年都有大部头论文集出版，资料很丰富。但要说的清楚点儿，得从李济开头说，说到前年的二里头，这事儿对业余发烧友就是难度挺大了，得容我好好琢磨一下。

正好这两天看了介绍苏先生的文章如下：

http://www.wenwu.gov.cn/bbs/dispbbs.asp?boardID=5&ID=100765&page=1

当然不好听的话，可说是屈身政治，但与骨头软硬无关，或者说有些更能说明是骨头硬。

　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相对于专业的研究者对于他的极度推崇，一般的社会民众中间也存在对于郭沫若因为不了解，对他性格和心理的误读以及对这位天才型人物的苛求而产生的轻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等一些严肃的研究学者将这种“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

李济无论如何是个学院派，郭几斤几两他是清楚的，说老郭没骨头那是属于“文人相轻”。可是远没有陈寅恪损老郭那么高明，陈说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都在给王国维的碑文里，““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术。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了，不会湮没。”

这才是文化人骂人不带脏字的，他实在是用苏轼的诗在骂：“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但对周边地区的统治更多的是采取武力征服，文化并没有滲透进去，甲骨文的发现那么晚这也是一个原因，占卜祭祀的龟甲几乎完全集中在河南一带，以至于司马迁必须得借助周的有关记载来获取商的历史。相比较而言从周开始，一面把中原的文字传入周边，另一面通过诗经这些著作收集了周边地区的传统文化，这种互动让周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武力强大的殷商。

陈寅恪固然是大师，但与郭不在一个领域里，似乎也未必就一定能压倒郭。要一定比较谁更接近韩愈，倒很可能是郭。当然陈绝非段，也许接近柳。以上胡说，一笑。另外专业人士在阅读之中，时时会遇到郭的贡献，自然不会轻视。

裴度指挥李愬雪夜入蔡州，消灭吴元济；宪宗皇帝命 韩愈（韩愈本身就做为裴度参谋参与了平淮西战役）写碑文纪念，韩愈把大部分功劳归到裴度名下，提到李愬的活动甚至少于韩弘及其子韩公武（韩弘在此战中出工不出力）,因此韩愈得到韩弘相赠绢五百匹作为润笔。

而李愬则十分不满，李愬的妻子是宗室，入宫诉苦；皇帝遂命令磨去韩愈的碑文，改由 翰林学士 段文昌（《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的父亲，也是当时著名文人）撰写碑文，这段公案十分有名。本来说不上谁对谁错，但宋以后韩愈成为一代文宗，没理也有理了。陈寅恪有讽刺郭沫若总是按 “皇帝”意思写文章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 韩愈 不讲理，难道就不许皇帝纠正么，所以陈寅恪这个比方对他自己也是个讽刺（民国文人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毛病很厉害的，我并不怎么喜欢陈寅恪，但是文人吗，斗嘴皮子也得高雅点，动辄说别人没骨头实在降低自己的身份）

至于说按 上头的 意思写文章，如果选择了革命道路，那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一点上鲁迅 说得最清楚：“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至少在当年是有道理的。鲁迅先生是真参加过革命的，所以对此认识得很清楚。而一遵命，难免有各种弊端，包括各种冤枉。准备遵命的人很多其实是准备自己受到这种冤枉而也真受到了的。

今天偶然看到一位我很喜欢的复旦中国法制史方面的教授在电视上说到起自西周的嘉石之刑，说是使受刑人站在特定的石头上，或者也可能坐在上面，其根据是《周易》和《周礼》：

司救掌万民之袤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袤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周易古经今注》 高亨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卷三·困第四十七》 ( p 258 )）

看来我还是读书太马虎了。

今天偶然看到一位我很喜欢的复旦中国法制史方面的教授在电视上说到起自西周的嘉石之刑，说是使受刑人站在特定的石头上，或者也可能坐在上面，其根据是《周易》和《周礼》：

司救掌万民之袤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袤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周易古经今注》 高亨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卷三·困第四十七》 ( p 258 )）

看来我还是读书太马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