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走资派的前世今生 （之四）近卫军和外来者 -- 史文恭

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一样, 我国以前的宣传也都从”通俗易懂”的目的出发,把很多极为复杂的概念扁平化。比如对于建国后的TG的队伍，虽然似乎可以用“共产党员”一个称号概括之，但实际上，这支庞大的队伍里，是由很多不同的群体所构成的。而这些复杂的构成本身，因为TG成为了大中国的执政党，带来了许多深远的影响，迄今犹存。

关于这一点，首先我们需要认清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三年解放战争的进程是一段前面很平，后面却很陡的曲线，在1948年大决战三大战役开始之前，东哥他们的规划是从1947年开始，这场内战要打五年，-----而真实进程是从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的最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覆灭于辽沈，十八军，第五军加上重建后的第七十四军全歼于淮海，平津之战，曾经在华北纵横驰骋的傅作义集团俯首称臣。所以，就算蒋介石的所谓的和谈以及李宗仁的上台让整个局面稍稍缓和了一下，但等到雄狮百万跨过长江之后，国民党在大陆完全可以说一败涂地，落花流水。------4月23日，踏平长江天堑，此时TG才占据了东北，华北，华中和西北的一部分，但到了这年年底，整个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都插上了红旗。-----无论从管理的人口还是管理的地域，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期间，TG的工作量增加了好多倍，---而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人员缺口，也因此伴随着TG队伍的急剧扩充。

另一方面，之前的东哥可以用世界上最小的参谋部打赢了最大的战役，---那是因为在进城之前的TG，他们的工作任务相对要简单的多，一切就是为了战争的胜利，---相比复杂的城市，农村的管理要简单的多了。而一旦接管下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后，TG马上就面临一个全新而且复杂巨大的任务，同时他们又极端地缺少这方面必须的人才。

所以，在这个阶段，既是TG急剧扩张的阶段，又是TG那支经历长期战争磨练的杰出队伍被稀释的阶段，更是那支艰苦奋斗的TG队伍开始进城接触荣华富贵的阶段。----曾经在赣南的山区奔驰的，在南中国的崇山峻岭“流窜”的，在草地和雪山跋涉和攀登的，在陕北的黄土间开荒的TG们，从没有想到要接管一个四亿人口的大国，从没体验过如何管理如此大规模的国家，从没接触过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那些大城市里面老爷和洋鬼子们留下的香车美酒，华衣丰食。-----而这个碰撞却忽然迎面而来，伴随着巨大的胜利和温暖的和平。

由于这个宏大的背景，在建国之初TG的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方面是老近卫军进入最核心的中枢部门，除了军事这个天然的核心领域外，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代的开国部长里面，外交部长是周公，财政部长是“未平”大叔（话说，这位开国户部尚书可曾料到后来的子孙会有如此结果？），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TG六届中委的老资格），铁道部长滕代远，（第三军团的老政委），。。。。。当然，同学们也可以举例章伯钧的交通部长和傅作义的水利部长来反驳俺，----呵呵，这两位已经算是非TG部长里面较有实权的两个了。不过到底有多实权，我们就不好说了。

同时，像俺之前提到过的，TG 还派了一大批的高级将领去做大使，干外交，如耿飚这样的，要不是干外交，至少是一员上将啊。---但作为一个国家，外交是一个非常根本和重要的政府工作，所以TG舍得把这些久经锻炼的战将放到这个领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放心啊。

虽说在初期的学习阶段，（或者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战阶段），TG 还委命了不少民主党派的领袖做部长，但后来的历史进程会告诉我们，这个措施从本质上说，只能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的措施。（别的不说，后来有些贵为部长的民主党派领袖都抱怨，说所管辖的部，里面开党委会都没叫他，等到开部里工作会时，才知道党委已经做决定了。。。。）

不过，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TG的江山是付出几十年的流血斗争，数百万烈士的人命换取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不可能和他人共享的。

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个小例子，说说TG狭义上的“近卫军”，在进城之前，TG的安保工作做得非常好，很多便衣的警卫在大城市的主要控制点（如十字路口啊），都开了很多小铺，结果好多小铺的生意太好，给部门带来了意外的创收。----像东哥最喜欢去的杭州，警卫队伍和接待队伍是合在一起的，好多风景区里的小摊都是公安厅长王芳的队伍。所以，如果我们轻率地以为TG看到进城时群众们欢天喜地扭秧歌的情景就以为天下太平的话，就太看轻了这支几十年血雨腥风里斗争过来的队伍了。

相对于中枢机关，在地方的TG政权建立过程里，由于时间是那么的紧，人员又是那么的紧张，所以这些地方机关的建立过程往往是仓促和不完备的。举个例子来说，TG进攻上海之前就做了详尽的准备，在丹阳培训了几千人，---但到接管上海的时候发现，干部还是不够。（话说，要那时候有“国考”，估计录取率大概110%吧。），----而对于上海这种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而言，TG的准备已经是非常努力，但还是不够了。----那么，对于那些地区性的城市来说，TG的接管队伍就更加地紧张。-----举个例子，在刘邓跃进大别山后，为了建立中原根据地，就专门从华北调了4700多名干部，这算远的，---近一点的例子，湖南的邵阳，（也就是以前的宝庆府），这个地区的第一届地委是1949年3月在河南巩县成立的，随后，以山东二百四十人、 河南一百七十人为基础补充冀东402人、冀南180余人完成邵阳地区建制。该地区的地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县长等等都是在河南任命好后去湖南接管的。这种成建制的，有组织的接管就是新中国很多地区地方政权建立的最初源泉。而这些来自冀东的干部们到了湘西后，他们的分布是这样的：“在冀东南下干部1273名中进入零陵专区机关的340人，刘慎之为地委书记，胡继宗、李越之为地委副书记；零陵县143人，张克为县委书记、章新为县委副书记；东安县111人，杨国庆为县委书记、高绪洲为县委副书记；祁阳县166人，杨光为县委书记、朱平华为县委副书记；宁远县104人，柳博祯为县委书 记、王昆为县委副书记；道县137人，杨金广为县委书记、张学年（李守忠）为县委副书记；江华县109人，许祥为县委书记；永明县70人，宋英林为县委书记；新田县95人，白国华为县委书记。”那么，看了这个分配，猜想这个“源泉后”来的奔涌如何，就令人遐思了。

基本上，可以说，这种成建制的“外来户”在接管后会和两种力量发生关系，一种是当地的地下党。顺便提一下，由于现在很多谍片的流行，使得地下党的作用变得过于夸大了，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地下党对于所在地区的解放所起的作用都是次要的。但在刚解放的时候，他们有地利的优势，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外来的接管队伍的扩大一般都会和本地地下党的空间发生挤压的。---这股潜流是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地方政权机关内斗的一个主因。另一种是留用的原国民党行政人员，---当时为了社会的稳定，TG采取了把这些没有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基层干部“包下来”的政策。不过随着后来历次革命运动和出身论的蔓延，这些原国民党基层干部大多被清算和打击了。总之，作为观察者，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建国之初，一片空白的TG地方政权建设过程里，按照其成分的不同，可以看清几股不同的力量。而这些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活的生物体，它们会繁衍和发展的。而伴随着权力这个恐怖的催化剂，这些力量的发展很快地，会到了相互之间的空间发生碰撞的地步。

对于本帖而言，俺所做的，就是把建国时的TG队伍，（或者说，幼年期的“走资派”们）做一个粗略的划分，这个划分非常朴素，但对以后的叙述会很有帮助。

被以前你文章里大段的推测搞怕啦

多点证据，少些感受

妹妹你会成长为很有力量的钢铁男人的

1.毛主席在45-47年间发表的文章上看，中共认为夺取全国的胜利还要5-15年。5年时间是最优化的结果。最差的结果是打15年获得胜利。谁知道“天”随人愿，48-49年中共摧枯拉朽之势搞出了辽沈，淮海，平津，渡江四大战役。使反动势力措手不及，无法有效应对。大大的加快解放全中国的速度。

2.中共从农村走向全国，从兄台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中共是积极应对，不等不靠，做好准备，是要拿出浑身解数进京赶考去的。

从49-53年这段中国恢复经济时间，短期绩效考核中共是完美的。经济得到大幅好转的同时，对于国际共运的重大事件--抗美援朝做出主导性的作用，彻底登上国际舞台（苏联提供经援，军援，中国东北边境的防空任务）

同时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共，针对中共内部日益滋生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三中共现象；针对中国仍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5种现象。

与51年10月-52年10月先发动三反，接着发动五反运动。

补一个反腐花絮，毛主席在第5次反围剿中，军权架空之后。1934年3月20日同项英发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前任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碧，包庇贪污，私用公款做生意谋利。处理结果是：批准人民委员会将其撤职，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交由最高法院撤职。（出自毛泽东年谱 上 461页）

南京4月23日解放，上海5月27日解放，苏南大约就在4、5月间解放的。这几个离休干部，家在无锡苏州一带，就是在4、5月以及后续的几个月陆陆续续加入到共产党的地方政府工作中来。当时，维持地方的运转，需要人手，也没有什么公务员考试，来了就干。

有几个老人和家父比较熟，都是老乡。他们自己都认为是比较沾光的。从没有担惊受怕，也没有吃苦受罪，更没有枪林弹雨，做的都是最基层最普通的工作，按俺爹的说法就是抄抄写写打打杂。后来国家调整，这几位就和家父到了一个单位。在单位几十年，从来都是老干部待遇，房子都是分大的，工资都是高的。到老了，因为是10月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还弄个离休待遇。

我父亲单位的几个这样的老干部（大约31到35年左右出生），没有文化，所以职务都不高，干事什么的。不过文化不高也不是什么坏事，不强出头，平安一辈子，晚年都很不错。

当然，家父单位也有大领导，参加过129，参加过延安整风，审干（审查别人），参加过7大。还有个大领导在129时候就是动乱头目，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关监狱的。象这样的高干文革中就免不了受冲击了。

不过史兄，我说，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谁知道今后国家的方向是这样的呢？那些比我父亲大不了10岁的老干部，在49年也不过就是找个事情做做的小年轻而已。

从人性的角度，人都有自利的倾向，都想把自己、自己的小圈子、自己的一派搞得大大的，将其他各方搞得小小的。

建国后，TG在政府层面逐渐排挤民主党派，TG内部的白区党与红区党之争，TG系统里的各个山头之争，具体到一个地方的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之争，除了政治路线之外，很多时候都和人性中的自利性有关。

史老兄之前有个写庐山会议的帖子，我不大赞成，就是没有从历史渊源和人性的特点讲起，而过于着重猜测主席讲话的含义。须知，没有历史渊源和矛盾发展过程的分析，仅仅就事论事，是很容易把意思搞错的。举个例子，假定一句话可以有3种解读，如果没有历史逻辑的分析，怎么会知道究竟哪个解读代表其本意呢？

其实，就我的粗浅看法，从历史的角度看，庐山会议起码反映了两种由来已久的矛盾。其一是白区党与红区党之争，这个争论再放大一点实际上就是打江山的能不能自己坐江山，是否治国就要依赖知识分子、专业人士？这个争论的高潮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失败，但高饶的失败并不代表持这种想法的人就认输了，实际上庐山会议上的彭总，过去就和高岗走得很近，而为了团结，主席在处理高饶时有意不涉及彭总而已，证据就是庐山会议上的旧事重提：究竟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所以，庐山之争的背后，起码有一个侧面是白区党和红区党之争的继续；其二是历史上的个人恩怨，彭总是否想利用这个时机打击他的政治对手呢？不无可能。因为会议原本就是纠左会，除了没想处理人，并没有对困难和错误藏着掖着，彭总为什么对会议不满呢？无非就是火药味不浓，没有追究责任。我感觉彭总的信是有些要追究责任的意思的，那他想追究谁的责任呢？追究主席？这个可能性太小了，也不会有人支持。追究一线的刘周，很有可能，而且他们历史上关系就不好。联系到后来刘关于不能给彭总平反的说法，彭刘是政治上的敌人的可能性相当大。

一开始以为“未平”是“不厚”，没想到还真是。

补充听说的几个低层来源，从优秀连排长里抽一些人培训，从青年支持分子中培训，南下工作团之类，另丹阳不少人就是逃离的地下党。

写得不短。

开始几句说得好像不错，可中间一大段没信息量，到最后几句大不以为然。非要往死里整彭的是毛，不是刘周。

和“又起”大叔是什么关系啊？

毛要整彭也不是不可以，名正言顺的重提高绕事件就可以了，哪里用得着炸平地球的庐山会议。而毛非要以彭反党集团的名义、非要否定彭写的万言书，为后世子孙徒增笑料罢了。

建议你先读一读党史，借史老兄的话：多读不同角度的描述，才可以大致接近真相。

As a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