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屌丝院士和傻女人 -- 混天球

瞿而冷于2013-1-20

1、局座的开房记录里能聊出一堆政要加学界老中青的名字，骨头如此之轻，不倒才怪。常博后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写出了1998年扩张型财政政策后的项目制下学术界与官场交媾以及学术界内部生态迅速腐败变质的惨烈情状，为后人研究这段社会转型期提供了一部精彩而难以逾越的官场现形记、十日谈、活标本。

2、我此前在两三篇日志中都点到项目制对中国各个领域的深刻影响。此事确实不可小觑。但是有人会说，这其实也正常啊，全世界不都在搞项目管理吗？你到哪个地方做什么事情不是像做program那么做呢？说得对，项目制首先是一种正规化的努力。用黄仁宇的概念，就是数目字管理，就是要一改前现代那种无预算状态下的粗放式拨款，而是必须确保我的每一笔钱从上到下，在这个管道中运行的每个环节，怎么分流、怎么使用，都要清清楚楚。而不再是一揽子拨给你让你自己去数钱数到手抽筋。这个变化是不是好事，算不算进步呢？当然是。

3、所以1994年分税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首次实施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1998年教委和科委分别升格为教育部和科技部、1998年教育部开始陆续接收其他部委所属的高校（最后扩张到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1998年江朱合力推科教兴国加大科教投入、1999年预算改革。这些事件都是一连串事件，直接导致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财力的集中，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要进行转移支付方面的制度安排，如何安排，必须师出有名、用之有度、管控有力。因之，央地关系大调整，这是条条和块块的关系；部门结构也要大调整，这是条线关系。重视教育，既能博得美名；教育产业化，又能拯救危机。江、朱、李（岚清）三人联手，何乐而不为？

4、所以1998年后，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科技部各种基金到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种基金，以及从长江学者到黑龙江学者、黄浦江学者（开玩笑），从跨世纪领军人才计划到千人计划、百人计划，还有曙光、晨光、星光、阳光等等，名目越来越多。做什么用呢？就是要有一个由头，分钱、要钱、花钱的由头。1998年成为一个分水岭，自那以后，高校的评价标准明显开始以项目作为轴心，撬动其他一切事务的运作。

5、高校内部开始进行“校—院”二级管理后，学院搞项目的积极性大增。项目给一个学院带来了真金白银，进而带来了在校长办公会上讨价还价的财大气粗，还会极大缓和一班穷酸姿势分子党同伐异、文人相轻的劲头儿——钞票统战一切、民生压倒一切、和谐就是一切。当然，这类带来大钱的项目往往是学院自己出去“跑”来的。往哪跑？往地方政府跑，往企事业单位跑，往有钱没处花的老板家里跑。求求他们给点钱，我们有的是学者给你们“论证”，你们想听什么结论，我们就能“论证”出什么结论。比如你拉一班秀才，搞个什么指标评价体系，然后今天到这个区、明天到那个县、后天到某个市，给他们论证。舌尖上的中国说明饭局重要，打印机上的中国说明堆砌材料重要，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地方政府也乐得花钱外包，请人弄这些“文字形象工程”对付领导，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6、上面说的那叫横向课题。横向课题多是讨饭、化缘来的，钱来得也大，出现的也早，学界与市场的互动，至晚在1992年后的下海潮时就启动了。但学界与官场的长时间、大面积交媾，要到九八新政之后。这时候纵向课题开始给力了。以往高校的知名学者、教授或叫兽们，最多也就是在简历里摆上一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以彰显地位，因为那时候实在没那么多名目、那么多项目。九八之后，“XX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这种临时性的称呼（项目本来就意味着临时性，总有终结的一天，首席专家也总有卸甲归田的一天），也可以被堂而皇之地放到名片上、媒体采访的文案上作为一种身份标识了。

7、对于刚入校门的“青椒”（青年教师）来说，报项目成为一项基本功。因为：第一，它给你带来一种补充性收入，甚至可能是你正常年收入的1-3倍。第二，它成为你职务晋升和职称评定的条件预设之一，一票否决。第三，它是你面对年度工作量考核时的一项大杀器。前两点都容易理解，第三点略解释一下。易中天说高校是养鸡场，教师就是老母鸡，每天都要被人数着到底下了几个蛋，说的就是这个事。但是如果认真地来数鸡蛋，也算得上某种程度上的“公平”，怕就怕连基本的规矩都不遵守，鸡蛋变得可以换算、可以替代、可以货币化的，老母鸡都不干下蛋的本职工作了，都跑去忽悠公鸡下蛋了，那就完蛋了。比如，很多高校科研工作量的统计，是可以把项目经费、论文、著作、译作等等通约、换算成同质化的业绩点的。所以你在任何高校都可以看到这样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一篇文章写不出来、一点学术底蕴看不出来，但是年年考核能够通过，工作量还惊人。怎么来的呢？项目资金兑换出来的。有人会问，没有文章、没有学术底蕴，为什么还能得到项目支持？这只能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有黄盖有周瑜，愿打愿挨。这里绝不是强调发文章做研究就是怎么高人一等的事，很多述而不作的老前辈和珍爱羽毛不愿发一言着一墨的高手们当然都值得我们敬重，但是那种钻在钱眼里、不学无术、单凭如簧巧舌讲故事忽悠项目（当然一般情况下只能是横向项目）然后再当“二地主”发包给别人、自己抽成的人留在高校里实在是“屈才”了，他们真应该统统下海。中国高校上空的“雾霾”实在太多，为改善生态、减少些“毒气”排放，至少也应该“单双号”限行，让干净的学术气息重新浓厚起来。

8、何止是青年教师，天下哪里还有不在项目制下运作的地方？很多地方从高中生就开始有项目申报的经验，大学的学生处也阳光普照、撒胡椒面地给学生们发点钱，以什么名义呢，让他们申报各种“创新项目”，然后再从中遴选一些“重点项目”、“培育项目”，“培育”他们去争取“国家级”的项目（挑战杯之类）。诚可谓生老病死，项目治国。

9、绕了一大圈子，还没有回到开头。好，现在我们说说这次的局座事件。故事是否属实，不能判断。但至少其中提到的政学各界如雷贯耳的大佬们，当然还有提到很多青年学者（清华研究波德里亚的那个夏莹等），这些人际网络的描述，至少说明写作者对这个圈子以及其内部结构关系相当熟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重点往项目制上来说。作者常博后详细描述了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幕后运作过程，是否可信呢？应该是可信的。可以说人文社科领域的所谓“省部级以上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是相对来说幕后运作空间比较大的一个。由于国家社科规划办每年受理的申报量越来越大，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是从3万份中立项2000份这样一个比例了，所以开始搞限额申报。于是就层层限额，中央分配给各省指标，各省再继续下发给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然后各高校内部再厮杀一番。最后审批的时候，要经历校内、省、中央初审、中央复审、中央终审五个环节。很多人过五关斩六将到最后能够被“上会”——即拿到专家会上讨论，但还是要在一些交易中被牺牲出局。国家社科基金到最后就是学术界各大山头之间的较量，“这是我的学生，您给照顾照顾”、“要我照顾可以，我那个学生你老兄到时也要抬抬手放行哦”，礼尚往来、如是者三。

很多“有远见”的人特别是多多少少拥有点“教育行政资源”的院长、系主任们，早早地就做好各种工作，提前一年、半年邀约各种专家（当然要是可能的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来自己的学校讲座、座谈、作报告、开会，请他们住总统套房，请他们游山玩水，至于是否如常博后这样献身，可能也会有极少数乐于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学者频繁地在各个地方、各个高校走穴，今天到这里讲一讲，明天到哪里讲一讲，讲的内容都是老生常谈，陈芝麻烂谷子讲到海枯石烂。其实，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讲过了，就要收讲座费，收了钱，就要办事。

10、项目指挥棒指引着全中国的教授、博导们根据国家社科规划办“集思广益”制定的“课题指南”来设定自己未来三年左右的研究方向。然后他们根据这些研究方向，再限于自己早已耽于吃喝玩乐而脑子不够用的现状，把这种完成项目的压力层层下卸，最终卸载到所带的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摊派到本科生头上，让他们的学位论文选题与自己的课题高度一致，扼杀他们根据自己兴趣自由探索的空间。两三年后，博士硕士们毕业，交出论文，导师们就在利用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中堆砌完成了“国家使命”，可以顺利结项、交差，然后再去申报下一个项目。而犯贱的学生们（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还如同小品《卖拐》里犯贱的范厨师一样对导师说“谢谢啊”，谢什么呢，感谢导师高抬贵手放自己毕业，感谢导师不嫌弃、不放弃地在自己的成果上勉为其难地联合署名（往往还是第一作者）才使得作品有公开发表的机会，尼玛这种学生是自我作践和阉割到何种程度？

11、现下学术界大概有三种合作类型。宗法型占主流——老师与学生合作，建立严密的师承关系，互相吹捧，互相引用，像看门狗一样拱卫学术山头，像疯狗一样围攻学术对手；雇佣型也不少——用钱收买，大老板包下一个项目，然后层层分包，出钱办事；合作社型最少——真正自愿联合进行学术产品的分工、合作、生产、销售。

12、重贴一篇09年的旧文：《当下中国学术界更需要“分田单干”》

最近的浙大剽窃事件引起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更多的评论往往又聚焦在个人身上。我们往往特别重视学术失范事件中的个人行为，对于一些明显带有“集体犯罪”性质的学术不端案件，多半睁只眼闭只眼，法不责众。仔细回想一下这许多年来中国学术界里的剽窃事件，有这样一种特别却并不鲜见的情形，就是某教授主编的书，被人指认大范围剽窃。不久，某教授出来澄清，说那不是我写的，是我带的研究生干的啊。你看看书的前言、后记的任务分工非常明了啊，某章、某章的责任人分明都是我的研究生啊。或者即便有某教授与研究生共同署名，此时的剽窃责任也统统推到研究生一端。

为什么这类事情层出不穷，成了一个死循环？这是因为，书籍的出版是人为策划的结果，而这种策划不是根据市场需求的策划，而是一种计划命令式的策划，不需做成本收益分析，因为出版基金有固定来源——政府、高校，甚至为迎合特定需要作应景式的垃圾炮制。教授对策划的议题组织学生进行章节摊派，所分配的议题与研究生的学术兴趣相去甚远，于是，研究生经过理性计算和成本收益分析，认为极大地耽误了个人的时间，机会成本巨大。在此情况下，研究生采取剽窃手段堆积文字，作为一种弱者的反抗武器。东窗事发后，教授作为主编，可以认为与自己并不直接相关。研究生作为直接剽窃人，则有两种判断：如果研究生本身学术研究能力还可以，有独立的研究兴趣或者可以证明这一点，则他认为在一个与自身研究旨趣毫不相干的领域为应付无聊的任务和老师的压力而进行剽窃是正当合理的，并且这部分剽窃不足以反证研究生的不合格。如果研究生本身学术研究能力就很一般甚至无能，在其自身领域就乏善可陈，那么他也就不打算在未来致力于研究，故而也无惧于背上一个剽窃的罪名。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似乎真的是一个体制问题，体制不变，这种现象永无改变之可能。症结在于产权，在于怎样最大限度地排除搭便车的可能性存在。我们不妨问一问：

如果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如果他自己写其感兴趣的学术论文，他会不会剽窃？如果他单独署名公开发表一篇论文，他会不会倍加珍惜自己的学术声誉和学术界舆论监督的力量？如果一个教授自己发表论文，他会不会有所顾忌？我想是会的，这是真正的文责自负。

如果一个教授可以随意地盘剥自己的学生，坐享其成就能共同占据甚至独占几千字几万字的血汗思考和劳动，那么按照博弈的思维倒推回去，他的学生当然可以料到这一步，那么他的学生会不会全身投入？如果恰巧布置的任务又是极其无聊垃圾、令人提不起精神的任务，那么后果怎样？当然最后的选择一定是剽窃。

教授有条件利用学生，那么学生有没有条件利用教授呢？是有的，但比起教授对学生的利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生对教授的利用是远远微不足道的。比如，按照大多数国内高校的发论文的规定，以及国内学术出版界普遍存在的某些潜规则，学生独立在所谓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几率要比教授带着学生发表的几率低很多。这就给了学生自愿让渡知识产权给教授任其搭便车的理由。但是，仍然不能排除，依靠自身努力，学生独立发表的平台也可能会逐渐升高，逐渐会发现这也并不是一件难事。那么在此情况下，教授的搭便车就成为一种有弊无益的、不可容忍的盘剥。

为什么我们翻阅国外的研究论文，经常能够看到许多高质量的合作团队？而国内的合作团队往往很少，即便有也是为了短期利益临时拼凑起来的？国外的合作团队稳定性强，是强强联合，自愿联合，是建立在常规性学术“塞米娜”主题研讨和共同学术旨趣基础之上衍生的自发秩序。然而国内大部分的组合式一次性的，是一锤子买卖，为了一次偶然的利益走到了一起，搭便车的成分就更多。

在这种现状下，笔者更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而不要贸贸然地鼓动学术研究的“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个人能够得到最大的激励、有最大的动力去投身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是很忌讳闭门造车、固步自封的，虽然合作的规模效应是有限度的（因为组织的规模与其监督效果是负相关的），但是适度的合作尤其是跨学科合作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是没办法，在中国现有的搭便车成风的情况下，组建一个志同道合的默契互补的学术团队相当困难！那就只有在漫漫长夜中单干、单闯，青年学子们能够承蒙老天保佑，不被教授们不时闯进来打家劫舍一番就谢天谢地了。

去年还是前年的事，那会上海搞科研教育大跃进

于是他们申请的时候，就是堆项目，不管自己行不行。——还好最后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