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 冉重光
冉重光（作者ID）
第一编 盛世危言：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崛起”
第一章 从马克思谈起（代序）
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表现，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值得骄傲。但有些方面，问题却很突出。有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是很愤怒。
2011年9月，我和一个老朋友坐在一起聊天。他说：“有一个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朋友，现在北京一家报社做编辑。找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但是买不起房子，女方的家里死活不同意。他为此很懊恼。”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他又说：“现在这个社会，让很多很优秀而又踏实肯干的年轻人，对未来失去希望。这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却搞不清楚为什么，因而把责任归结到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他们为自己不能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感到自责。这是在伤害一个民族的元气！”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很气愤。
我这位朋友很早就在北京安了家，几年前还给父母在北京买了一套，并不为自己买不起房而愤怒。他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刚大学毕业就应该买房。关键是：这一代年轻人，正在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已经感到：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正在变窄，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这些年，房价上涨，消停一会儿，物价又开始上涨；物价放缓了，房价又开始上涨，一轮接着一轮，让人看不到尽头。埋头苦干的人，收入赶不上物价，更赶不上房价。相反，却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几乎不怎么努力，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已被颠覆。
这种情况的成因，后文会细说。但这种现象是明白无误的：
中国经济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整个社会却普遍积累了巨大的怨气，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年轻一代逐渐对未来失去希望。勤劳致富、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正在被淹没；投机取巧、追求一夜暴富的心态正在逐步占据主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分配不公。
反对分配不公，主张分配公平，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说：
在个人天赋、学历、经验差不多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付出与别人相等的智力或体力上的辛苦，就应该获得差不多的回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
如果社会现实和这条原则偏差太大，就叫分配不公。
这条原则，反应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比一般的法学原理或经济理论更高一级的社会基本原则，属于“自然法”。只能用它来检验理论和社会制度，而不能相反：用一种理论和制度来检验它。除非这个理论直接反应了比“分配公平”更高一级的道德法则，比如人类生命、尊严的平等，以及一些家庭伦理等等。
就像不能因为一个地方政府的立法而推翻某条宪法条文一样。一个专家学者不能说：市场机制或者别的什么制度，已经被论证为最完美最公平的制度了，所以，只要是从这个机制里面出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普通人无权质疑。
对于这套说辞，我们可以回应说：“无论何种所谓‘完美’的制度，只要在实践中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它就必须加以改革。”
在经济理论上追根溯源，谈到经济增长，大家会想到亚当?斯密；而谈到分配公平，则往往会想到卡尔?马克思。
对马克思，小的时候我很崇拜。因为平时宣传的、课堂上讲的、书上写的，都是他的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非常系统深刻，不服不行。所以对他用辩证唯物主义推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很相信。
长大以后，到了大学里面，突然发现老师们说的、书上写的全部换了一套新的说辞，都在说马克思的错。仔细想一下，里面确实问题很多。
比如劳动价值论。商品里面融入了多少人类劳动就应该值多少钱么？这个跟现实差距太大。一块木板，如果一个人费劲力气把它锯成锯末，它的价值、使用价值、市场价格必然同步下降。
所以，还是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更好一些：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一件商品值多少钱，主要还是它能为消费者提供多少效用，生产成本只是一个技术制约。
价值论敌不过效用论，这是经济学发展几百年后得到的一个共识。
徐友渔在一篇文章里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怎样保证政府领导人不会腐化变质、搞独裁专制，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初衷？第二，把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消灭以后，不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分配，怎样保证大家还有动力努力工作而不是偷懒？
他说，人类20世纪的实践证明，这两个问题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运动。
这个批评，是很深刻的。
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很快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变得厌恶起来。
但是，有一天，我去上一位研究世界经济史的老师的课，她也跟我们谈起了马克思主义。
她说：
“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农民的生活确实很悲惨。耕种了多少代人的土地，地主说把你赶走就赶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赶走以后进入城市流浪，还要遭到酷刑。在工厂里面工作，条件确实很恶劣。很多童工啊，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大量的染上重病，很年轻就死掉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很恶劣，没有任何劳动保障，连饭都吃不饱，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卫生消防措施都很差。中国现在什么血汗工厂，跟那个时候简直没法比。当时的那种状况，真的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看马克思，要是专门看他的观点，确实不理解。不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嘛，工资低一点，你好好说嘛，干嘛非要喊打喊杀的？还要搞暴力革命，血流成河，才能建立理想社会。真是太极端了。
——但你要看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实际状况。工人阶级、底层人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工人搞暴动，并不是受了马克思的鼓动。英国纺织工人的‘卢德运动’，就是砸机器。这并没有什么理论指导。工人看到一采用新机器，自己就要失去工作，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老婆孩子都要饿死。他们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就是觉得太不公平了，所以怪罪到机器身上。”
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从此以后，我才开始认真的读《资本论》。
《资本论》这个书很厚，其中有可能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引用各种调查报告，说工人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悲惨，从圈地运动开始直到马克思生活年代的各种调查报告。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可信度很高。
后来的研究者很不重视这个部分。有些学校出版《资本论选读》，就把这些事实材料系统的删掉，光剩下理论分析。可能是有些编辑觉得：这些材料都过时了。而且，马克思引用得也太多了，看起来有点啰嗦。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学习他的理论框架嘛，这才是精华。然后用这个理论来分析现在的问题，就可以了。
但看完《资本论》以后，我觉得这样做，就是把马克思思想中最精华、最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给删掉了。而保留下来的，却是一些有很大缺陷的、过时的抽象理论。这是在舍本逐末。
马克思自己说过两句话，一句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费尔巴哈哲学提纲》）” ；另一句是 “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
这两句话反应了马克思为人做事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是理论家，却坚决反对空谈、提倡实干。他做理论研究——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所看到的现实世界，而不是让自己的理论永垂不朽。
“这个社会太不公平。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人民，一年到头辛苦工作、不得休息，却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眼睁睁看着爱人、孩子、父母和他们自己死于贫困、饥饿和因工作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而导致的疾病。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产不出足够的物质财富来分给大家。有极少部分人，不需要怎么辛苦就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不肯多分一点点给贫苦人民。这种社会，必须要加以改变。既然和平的改变没有希望，底层人民就有权利用暴力的方式来改变。”
——我想，这才代表了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深层次想法。
他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世界。如果世界的真实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的理论就需要修改，一些具体的结论就会过时，或者说看起来是错误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资本论》里面反映现实的内容删掉，只留下理论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变得很空洞，脱离实际，有些地方甚至很荒谬。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这是歌德的话，马克思也曾引用过。
那么，用这句话来检验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他会表示赞成吗？
我想是的。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和经济学又发展了一百多年。要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一些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地方，并不难。
这些理论，是灰色的。
但生命之树常青。
现存于世上的人们，依然在生活，要为自己家人的幸福而辛苦奔波。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应该得到公正的回报。如果这种公正得不到实现，有良知的人们，就会感到愤怒，就会为此而奔走呼告，要求改变。
所以，我终于还是理解了、赞同了马克思。
就像那位讲世界经济史的老师所说的：
“如果你生活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看到那种悲惨的现实，很可能你也会跟他一样，呼吁底层人民拿起武器，跟资本家对着干。”
郎咸平教授最近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讨论马克思思想的书。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拜读，无法评价。但在为此书做宣传的演讲中，郎教授说，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早就在马克思的预言范围之内。所以马克思很伟大。
我想，马克思恐怕很难同意用“预言是否准确”来衡量自己理论对错与否。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的要求是“改变世界”，而不是做空谈家和预言家。
实事求是的讲，马克思的很多预言落空了，没有变成现实。对此，马克?斯考森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一书里面，一条一条的做了梳理，说马克思的哪些预测没有实现。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就是很多。
但是，马克思的这些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预言成真的前提条件已经被他改变了。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很快走向崩溃。
这个预言失效了。
因为他所极力反对的那种低级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消亡了。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其基础上做出了巨大改变：
针对富人的高额累计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普遍开征；工人的劳动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劳动条件改善了；童工被禁止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也建立了起来。今天世界各国的劳动者，获得了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可想象的权利保护。
这种改变的原因很多。但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他所反对的制度和那种制度下的当权者，因为害怕他的预言变成现实，被迫做出了改变。
所以，马克思的预言失效了。
但他的理论却是成功的，因为它已经改变了世界。
简单做一下总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伟大之处，体现在两个地方。
第一，它是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它建立在对社会现实非常深刻而具体的了解的基础上，包括历史的和现在的事实。其核心关注点始终是：事实是什么？应该怎么改进现实社会？而不是脱离现实去空谈理论。
第二，它是一种“有良心”的经济学。
它为那个时代的底层人民呼吁，要求实现社会公正。它将人类的基本道德法则置于经济理论之上，而不是相反。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难以真正驳倒的。他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在分析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剩余价值的时候，或有漏洞，有过时的地方。但这些缺陷难以动摇其根本：
一个人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公平的回报。
如果现实是大部分人付出了劳动，却得不到公平的回报。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改变这个现实，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制度。
——这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一切经济现实的基本出发点。
公平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
人的利己属性在推动社会的发展比利他属性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
“一个人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公平的回报。”什么是公平的回报？我也跟刚毕业的人聊过，很多刚刚在帝都毕业的大学因为好像永远不可能在东城西城和海淀买到房子而感到绝望。我的那些当公务员的朋友也认为认认真真的干一辈子也不可能当上司局级以上的干部而绝望。所以认为这是制度有问题，有什么样的制度能够让所有认认真真工作的人都可以买到东城西城和海淀的房子，认认真真工作的公务员都能当上司局级以上的干部？
用小沈阳的话，这个真没有。因为这个不是制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人风险收益的问题。同样是木头加热很有可能变成了价值更高的木炭，同样可能变成了灰。想得到木炭和最终得到木炭中间除去所要付出的辛苦以外，还有就是操作过程成功的几率（制造风险），木炭价格的变化（市场风险）等风险包含其中，最终有了从木头到木炭的升华。
而这些风险是许多投机商（投资商——资本家）所要考虑的，而并不是什么剩余价值——对于他们来讲由于有资本的背书，剩余价值的获取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考虑的最重要的就是风险。所以当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西方的底层人民的待遇提高的是最快的，而当苏联解体以后，底层人民的退休时间延迟了，收入增长停滞了；对富人的征税的结果是富人移民了，而没有办法走的人被迫负担了起来；环境和劳动保障严格了，结果就是整个产业链转移了；罢工很多但是收效很少。为何，因为资本家已经不需要考虑底层人民给他们带来的风险了。
有些风险是可以控制的，有些本来就是不可控制的——如我们认认真真的去买彩票，即使彩票的运作是绝对公正的，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人都中奖。
所以我们要认识风险，控制风险，并且接受风险。而这就是马克思所没有讲到的东西，而不看到他只是在里面他的东西里面打转很容易给自己绕晕的。
马克思不是一直在讨论风险在何种情况下会增大到不可控制吗？
换个说法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
马克思从来没提出过共产党国家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型，如何让大家不偷懒也不用考虑。
他的理论，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国家，民族，政府，货币，贵贱，物质已经丰富到大家衣食无忧的程度，所以没有官员可以贪污腐化，因为根本没有官员这种东西，谁想偷懒随便，一般来说没人会变态到一辈子睡懒觉，他总要做点什么，那种社会里烧杀抢掠坑蒙拐骗显然也没意义，只能搞点发明创造什么的，这就算劳动，就是对人类进步有益的。美好而遥遥无期。
现在的社运理论是在铁血基础上的先有既成事实在凑上去的理论，和马克思就象中世纪教会教义和耶和华的关系，两码事。
第二章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分配不公，是因为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里面。他讲的很详细，但主要是借古讽今，说的是古代的事儿。我举身边的例子来说明。
你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拿到2000块钱工资。这是你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
你付出了劳动，创造了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用生产函数来说，就是y=f（L，K，G）。这里的y是产品，L是劳动力，K是资本，G是土地。f代表L和K和G的组合方式。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劳动力，跟公司的资本结合起来，占用了一块土地，生产出来了一些产品。
这些产品被你的公司卖出去了，赚到了钱，所以要按照你的贡献分一点给你。你拿的是L的部分，公司拿的是K的部分，房东或地主拿的是G的部分。
这叫“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你拿着这2000块钱回家，路上遇到一个拦路抢劫的，把刀放在你脖子上，问你：“要钱还是要命？”
你肯定还是要命，把钱给他了。
这叫“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这个强盗掌握的不是L、K、G的生产要素，他也不负责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而是掌握了破坏力：身强力壮、持刀、胆子大……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可以伤害你的生命。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你得给他钱。于是他就参与分配了。
按照你生产出来的有用的产品来分配，贡献多少得多少，就是分配公平；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破坏力最强的分得最多，这就是分配不公。
这几年治安环境还不错，你兜里的2000块钱被抢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你回到家里，发现小孩生病了，感冒发烧。赶紧送医院。
医生给你一看，开了一副退烧药，10块钱。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提供了服务，这个服务可以改善你孩子的健康状况，这个服务是有正面效用的。然后他从中获得收益，这是分配公正。
但如果医生一看，给你开了一大堆药，你也不认识，反正告诉你不吃这些药孩子就好不了。而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但他要了你200块钱。
200-10=190。这19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强盗抢钱拿的是刀，医生抢钱拿的是什么？手术刀？
不是，他不会把手术刀架在你脖子上。
强盗凭的是体力，医生凭的是智力。简单来说就是医学知识。他知道你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但你不知道。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叫医生和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
有了这个信息不对称，医生就可以把简单的病说的很严重，把只需要10块钱就能治好的病，给你开200块钱的药。
如果你真的得的是重病，需要开刀。这个时候就真跟强盗把刀放在你脖子上一样，医生的手术刀就伸到你身上了。你是死是活，就掌握在这把刀上。
医生凭借高超的技术，手术成功，救了你一名。你付了2000块钱。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现实情况是，有个别地方，动手术需要额外给医生塞红包。比如手术本来该给2000块钱的，你还得再给2000块钱。这200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因为医生动手术的时候，如果手术不成功，你就挂掉了。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医生可以说：“这是正常现象，这个病确实没办法。”或者故意在你体内留点内伤，让你这辈子不得安生（注：这是极端情况）。患者家属不服，你能拿出证据来吗？
很难，很难。
用吴思先生的话来说，这叫“低成本伤害权”。
如果一个人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你就该给他一笔钱，以避免这种伤害。
医生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可以很低的成本，给患者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在分配中就可以居于有利地位，除了自己医疗服务应该拿的钱以外，还可以额外再要一笔钱。
这额外再要的这笔钱，就跟强盗抢钱的性质一样，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所以，有人说：“医院在抢钱。”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有的医院就是在抢钱。
不过医院抢钱的方式，跟强盗抢钱比，要复杂一些。因为强盗抢钱，是100%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谁都看得出来。所以要严厉打击。但是医院赚的钱，有一部分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收费，是公平的；只有一部分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由于有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这件外衣，医院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就很难被清楚的区分。
我不是故意要攻击医生，只是举个例子。现实生活中的分配不公平，绝大多数都是有一部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然后再附带一部分“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造成的。二者糅合在一起，很难区分。
所以，大家经常从直觉出发，觉得有些人赚了不该赚的钱，但是说不清楚。而赚了不该赚的钱的人，也振振有词的说：“这是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我赚的是我自己努力拿到的。你们这是仇富！”
实际情况是，一般这种人，他确实是干了事儿的，赚了一些该赚的钱，不是赤裸裸的拿刀抢劫。但也会附带一些“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吴思先生算过一笔账，明朝的崇祯皇帝一年的开始大约相当于1个亿，俄国的普京总统第一家庭的收入大约是100万。普京的100万，（假设）是他作为国家元首向俄国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正常收入，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那么崇祯多出来的9900万，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掌握了军队和专制权力，可以给人民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不必自己付出什么成本，所以，人民必须多拿钱给他。不然他真拿刀砍你。
房地产商确实努力修了房子，不仅不能让人家亏本销售，还应该让他赚钱。但有很多开发商利用囤积居奇、虚假广告、一房多卖、哄抬房价，在房屋质量等上面做文章。最后本来值5000一平米的，卖了1万。这多出来的500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房地产的问题很复杂，后面再说。总之，要实现分配公平。首先，就是要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把生产性要素与破坏性要素区分开来。
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大家就努力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大家就努力破坏，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我们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也就从这里开始。
把生产函数规定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函数，认为这些因素是参与分配的依据，并把干扰这种分配的其他一些因素视作破坏性因素，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L,K,G都是非破坏性因素，并且是参与分配的依据。按照这样一些要素进行分配，似乎在作者看来就是“公平”的；而按照所谓“破坏性要素”进行分配就是不公。不过在我看来，作者所提的“公平分配”与“破坏性要素”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试从两个大的角度聊一聊。
首先，第一个角度就从马克思学说和边际分析的理论价值入手。既然作者上一来提到了马克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复习一下马克思的核心概念——劳动。似乎作者并没有深刻理解“劳动”问题在马克思那里的基础性地位——即便“边际分析全面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如果我们说劳动价值论有不靠谱的地方，那么边际分析实际上不靠谱的地方一点也不比劳动价值论少。
第一，边际分析是一个经验规律，至于到底是哪些具体的条件导致了在边际分析中大量出现的经济学变量的边际变化到了一定的阈值之后会递减（或递增），这其中的细致机理并没有得到完整地说明，而只是把这个经验规律当作分析时的一个有效工具来进行使用，并且把这个规律当作微观经济学的教条让学生接受下来。
第二，边际分析实际上为自己赢得声誉是在于，边际变化值本质上是差分，在假定相应的经济学变量相关曲线是连续可微的时候，可是使用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引入定量分析。而目前让许多人认识到的是，数学工具的使用仅仅是在给定假设的情况下，获得一个经过定量分析后的输出结果，但对这个结果和现实的符合情况，却不负有任何责任。由于自伽利略以降，西方思想认为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写成的，但如果认为使用了数学的，就是严格科学了的话，往往会被现实无情地嘲笑。
第三，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效用utility概念继承自功利主义伦理学，而帕累托最优多少也受到了边沁最大幸福原则的影响——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伦理学首先是把善好归于一种主观感受——所谓的快乐；并且把社会福利当作是个人福利的简单相加。如果说我们引用希腊神话中安提哥涅的例子会发现，城邦的利益往往与个人的幸福有着内在的持久冲突。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是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个体，在维护城邦整体利益的同时，必然会有个体的幸福受损。而实际在这样一种多重因素制约下的“理性人”所作出的实际选择往往不是那种个人福利意义“最大效用”。而当代在微观经济学中使用的基数效用以及通过显示偏好来表现主观偏好，使得“偏好”和“效用”概念即便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也变成了可以被奥卡姆剃刀剔除的无效概念了。
事实上，我们经过一个简单的解说可以发现，边际分析并不会因为成为当下的一门显学所倚重的一种核心方法，就变得更为“科学”和“靠谱”了。照我看来，这更多是学术政治中的一种势利眼在始终发挥着作用。学术研究中充满了倾向强势学科和强势学派（掌握话语权）的趋炎附势。因为“公认”，便向着学术圈中的流行时尚极尽谄媚之能事。
如果我们要谈马克思，要谈劳动价值论，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中间表现出来的阶级性。既然我们已经把边际分析头上的那一层光环去除了，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边际分析并不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更“科学”，同情理解马克思的关键——决不是仅仅认识到了当时无产阶级的状况有多么悲惨——而是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仍然有着诊断当下时代状况的积极理论价值。剩余价值学说的分析意义不会因为现在的无产阶级能够吃饱饭就丧失其价值了，这个规律本身没有因为时代的转换发生根本的变化。决定着马克思学说和以边际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微观经济学，二者根本区别的实际上是这两套理论体系中隐含的价值判断和阶级取向。在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斯密、李嘉图的价值论虽然在一个传统的谱系上，但其理论品位有着根本差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着重探讨了“劳动力”这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劳动力的价值是用于劳动力自我保持和更新的必要消费资料以及其他服务，但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使得产品的价值增殖，同时也是资本增殖的最终源泉。而地租和利息则又是从工商业和农业资本经营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其源泉仍然是其中所占有的是剩余价值——全工作日的劳动减去必要劳动的差值。如果我们认可“人命无贵贱”，那么凭什么在楼主所列生产函数中的K,G就理所应当作为分配的依据；如果我们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那么也就可以把K,G同样视作破坏性要素。因为实际上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生性矛盾也表现了资本增殖这样一种引导资本主义的内在力量却可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危机的这样一种悖谬。
第二个角度，这样一种分析模型天然地以为除了市场因素，生产过程似乎无需再预付其他成本。这种想法天真地设想了一个资本的天堂，有资本无限扩张的自由，却没有要求资本为环境、为政治生活、为公共服务等等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支付成本的要求。
这里提出一个论点，但不准备加以进一步说明——黑社会收保护费实际上起到的是政府的职能，或者说在政府基层治理涣散的地方，黑社会组织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填补了基层治理的真空，换言之，即便这种治理由政府来做，也会以相应的方式（以税收替代保护非），由资本支付相应的成本；另外实际上由于黑社会与政府在其权力的根本基础（暴力）及其发挥的基本功能（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有着本质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把政府看作扩充机能了的黑社会，并把黑社会视作缩小了机能的政府。
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楼主所言的“破坏性要素”往往在社会生活中恰恰是生产得以正常进行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并且往往这样的要素实际上是生产得以实行的必要条件。
第一，社会生活不是一个被经济学者所抽象出来的一种理论纯粹。实际的社会生活总是与其他的非直接性的生产因素交织在一起，在这种交织中形成各种各样的法权关系——即关于一系列对权利与义务进行分配和行使的社会机制和风俗习惯——有的具有强制力，有的具有非强制性。这种法权关系的网络是任何社会生活得以开展的前提。
第二，种种腐败寻租或者黑社会现象，往往是违反成文法的，但在一些社会部门却又形成了一定习惯或曰“潜规则”，我这里暂时称之“非法状态”。这些非法状态同样也是现实的法权关系，虽然处于国家成文法的黑色或者灰色状态，但同样也在现实地实现着社会治理的功能，并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非法状态”往往并非是凭空而生，而是由真实的利益关系所衍生。在国家机器失范的情况下，这种真空一定会被填补，因为由这种利益关系所衍生的法权关系并不是可有可无，这样一种关系无论如何都会受到某种“处置”。因此，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可能规避这些环节，反而是必须以这些环节作为前提。
小结：这部分回复主要针对的重点在于，楼主在已经对“社会公平”做出了决断，表达了隐性的立场的同时，对自己预制的靶子进行射击。如果我们不对自己论述中所隐含的价值判断进行分析和比较，很容易出现一些不具备任何建设性的论述——在一种已经预设立场的关于价值、公证等问题的讨论中，只会导致的将是同一反复。所以这里提示了两个要点——在马克思那里，按要素分配也是“不公”，特别是按照资本和土地这类要素来进行分配；指出了作者预设了一个有关资本经营的乌托邦，却没有认识到所谓的“破坏性要素”恰恰是现实中的生产经营所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这里从两个方面抽解了楼主立论的两个要点，以此说明楼主的“公正”与“有良心”实际上很可疑。
补充：似乎楼主是想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来试图解答一些关于社会公正的问题。关于这点我在别处已经与人有过一定的论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制度经济学在基本价值预设上与边际分析仍然是同样是画地为牢。从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当中可以引出制度经济学的阶级性，由于资本和土地总是相对于劳动力处于一种更为稀缺和集中的地位，因此按要素分配总是最终演化成按产权分配，劳动者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上。
一些非常好的文章有个特点：用简单直白的文字把道理说的很清楚，即使对经济理论不太熟悉也能看懂，一边看一边拍大腿“真的是这样的哦”。
一些不好的文章也有些特点：
-引用很多大师们的理论，并且逐字分析
-使用很多一般人不熟悉的术语，往往很简单的道理要用一个让人想一会儿才明白的术语表达。
-说话像GRE试题绕来绕去，看上去每一个字都认识，放到一起就是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不排除有些搞学术的精于理论拙于表达。但是据我所见，但凡这么说话的人，大多是公知、专家那些屁股歪掉的。
非常好，就是公式太多了。
霍金曾说过,每添加一个数学公式就会使我的书销量减半。
楼主的开篇讲理解马克思，第二篇就马上默认合理了所谓生产函数，这个太自相矛盾了。须知马克思理论的根本就是反对私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风险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问题，是竞争所带来。
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高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无计划造成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这是从整个社会的规模来说。你谈到的所谓风险只是微观角度，实际上可以被涵盖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判断里。
“，城邦的利益往往与个人的幸福有着内在的持久冲突。”可否用后代的幸福作为一种补偿。或者说后代的幸福只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基因，在西方，并不作为一个可考虑的因素。或者就因为很多这些以人的行为为前提的因素影响，使很多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移植到中国以后造成了一定的失真，甚至完全变了个样。
就是供应劳动力的主体"无产阶级"本身并不知道自己的劳动力到底有多少价值. 只有通过和资本的讨价还价才获得一个"公平"的工资. 而无产阶级能坐到谈判桌前的议价权,其实是劳动创造价值论自我实现的预言. 就像某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手里的石头是稀世的宝玉, 所有想买这块石头的人就得准备收购宝玉的价钱. 不想花这笔钱的收购者, 很可能觉得花另一笔钱收买别人来说服石头主人这石头根本不值钱, 或索性组织打手去抢更合算. 谈判的强势方总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而石头主人并不可能走外门邪道来强卖石头,无论他多么相信石头值很多钱, 最多不卖. 同样劳动力是无法强卖的, 无产阶级本身又处在必须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谈判弱势, 所谓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弱势群体基本上是会被不断压缩生存空间的. 当然人类社会是不可能无限压缩, 压缩的极限就是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天之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现代版本就是给弱势群体一个争取议价权的信仰. 这个信仰是上帝爱世人也好, 民主也好,造反有理也好, 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也好, 多了议价权, 反政府, 反富人, 反社会行为得到正义化. 在谈判桌前吵架总是比在街头拔刀互砍要好.
劳动创造价值论其实是混合了理论和信仰的政治哲学. 和市场经济理性人的理论信仰差不多. 互相比谁的信仰比谁好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 很容易证明就是无产阶级对劳动力回报精算到小数点后十位数, 掌握绝对议价优势的社会也不是什么天堂.
首先我觉得你的分析很有深度。有几个问题请指教。
我能理解你说的破坏性要素是现实存在，对于市场中的agent 来说没什么可说的，这就是要素。但对于social planner来说，我觉得并不代表它不可抑制。就像非法治国家并不一定不可以向法治国家变化一样。你觉得呢？
第一，土地和资本代表生产必不可少的稀缺资源，但是楼主所说的低成本伤害则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土地，没有资本代表的资源，生产无法进行。但如果没有低成本伤害，生产甚至可以更有效率，因为可以省下dead weight loss。所以单从生产效率上看，一增一减，这是低成本伤害权和土地资本两者的本质区别。我的意思是所谓破坏性要素，并不是“要素”。请问你的看法？
第二，虽然黑社会会补充政府管理真空。但并不意味着低成本伤害权进行了有效的分配。土地和资本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上公开交易，相对比较有效的分配。然而很多时候低成本伤害权由于其隐秘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无法进行最有效的使用。比如vendor A的产品好于vendor B，但政府关于权力寻租采购选择vendor B，只是因为权力寻租上不得台面，相关权力寻租的官员为保护自己刻意隐瞒与B的交易，使A无法竞价，最后产生了非最优选择。这是土地资本与低成本伤害权的另外一个区别，你觉得呢？
第三，请问你为什么说制度经济学在基本价值预设上与边际分析仍然是同样是画地为牢？能再具体说说吗？新制度经济学是对左派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反击，你的意思是它的预设已经有所偏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