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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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叶剑英之女叶向 真带领两车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彭真住地的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本文摘自2013年第3期《同舟共进》，作者周海滨，原题为《“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

文革”大潮中，叶向真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 首脑，也是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此时的叶剑英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贼三年不打自招。1966年5月15日以后，叶负责北京的治安（见吴德回忆录)。在叶的负责下，北京公安局8名局长副局长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全部被关进监狱。

叶安排谢富治负责北京的治安，谢富治喊出了“打倒公检法”的口号。

叶负责北京的治安，于是1966年8月，卞仲耘先被打死，然后在8月份，北京有1700多人被打死（参见“炎黄（掩谎）春秋”恐怖的红八月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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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北京大兴惨案，400多无辜的地主富农家庭的成员，被活活虐杀。

叶剑英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他能没有责任吗？

炎黄春秋，可以给你很详细的打死人的细节，但是，绝对不会告诉你，当惨案发生的时候，谁劫持了北京市的治安，是谁在控制北京的公安系统，是谁“砸烂了公检法”？。

恐怖的“红八月”王友琴

2010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5174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被迫害致死。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还有一摊血迹，是校长熊易华的。她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其他干部及老师抬她的尸体。一位老师说，她和姚淑嬉被强迫各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当时她真觉得怕极了。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女）跳楼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女），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她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日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抄家和“遣返”即驱逐出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遭到毒打后，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里，夜里在楼外小树林中上吊身亡。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被逼“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

　　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在那里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66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后“自杀”身亡。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戕，幸而没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北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命令发出后，人们到房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50万间私人房子全部被没收。

　　8月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时已经没有铺子，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当时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31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

　　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

　　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死亡。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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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红二代们，比如任志强什么的，改开后又都抖起来了。

反正，一切的罪恶都是老毛干的，西纠，团派，南方系，叶剑英胡乱邦吴德李锐们，等等等等，都是追求民主、自由、进步的民主派人士。跟乌克兰对警察和游行人群同时开枪的民主斗士们，一模一样的进步人士。

花帅的确有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因为他无法干预大长老。

而当时的大长老，是连太祖的秘书都敢收买的。在此前一年，护肤和太宗已经和太祖公开翻脸。

因此，把这些惨案的责任统统推到花帅头上是不对的。

而且，花帅只不过是主管治安和大都督府日常工作，他并不能管团委。另外，卞氏出事的学校是由太宗主管的。

还有，捧真人属于护肤和太宗一系，他是在12月失势，但是一系列大规模流血事件是发生在12月之前。

所以，捧真人的失势并不能证明太宗的无辜。刚好相反，这证明了太宗和那些流血事件的确有关。

至于花帅之女的言论，嘿嘿，这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后来花帅十年间都可以在台上的原因：因为在那时，他根本就没有投向太宗一派，他选择了站在太祖一边。

说白了，花帅是一个政治上很能见机行事、转换立场的人。那么大的帽子他戴不起来的。

此次会议之后：

但是另外一个人：

也就是说，在护肤、太宗等人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中，叶剑英的地位是在不断上升的。

用常理推断一下，一个地位正在不断稳步上升的人（在1966年初这种迹象就很明显了），有什么必要去做那些血案呢？

相反，还是用常理推断一下，到底是谁才更有可能去做那些疯狂的血案呢？是地位稳步上升的人，还是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甚至是朝不保夕的人？

果然，把柄全被美国人拿在手里了。可笑某些人还在做“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白日梦。

这248万美元就成了大客户？法国巴黎国民银行一年利润将近100亿美元，注意这是利润，不是存款，汇丰银行估计也不会差太多。这样的“大客户”，好笑不好笑？最多对银行某个小职员的业务提升有点帮助。显然这样的新闻还是不要相信的好。

手上敲着电脑，人脑还留在大清朝，毛要改变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一直说，胡蟹帝跟胡乱邦，都是某家推出的马甲。马甲见马甲，惺惺相惜。

多说无益，网上找了点东西，摆在一起自己看吧。

港媒:胡锦涛访胡耀邦故居向其铜像鞠躬(图)

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40414/18445342.html?pluginnewspush

大公网4月14日讯 据本港媒体新报报道，在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5周年前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上周五早上前往湖南浏阳中和镇胡耀邦故居，逗留一小时，期间向胡耀邦铜像鞠躬致敬。

胡锦涛只逗留胡耀邦故居一小时，由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及当地一把手陪同。另据了解， 1993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和2005年已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曾两次至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墓悼念。

胡耀邦之子:未冷笑温总理纪念文,没带胡锦涛见父亲

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20528/17222494_1.html

后来，耀邦同志退休后，锦涛同志也来，现在每年过年就会来。就是来这里。

殷友成：胡锦涛和胡耀邦两位总书记间佳话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10/04/18048795_0.shtml

胡耀邦的陵墓建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富华山，坐西朝东，面对鄱阳湖，苍松翠柏环绕的墓地上，矗立着一座用3块0.8米厚的白花岗岩拼成直角三角形的巨碑， 顶端高4.5米，底长10米。碑石右上方雕刻着胡耀邦侧面头像，左面依次刻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共产党党徽，表明胡耀邦曾 经是党、团、少先队的领导人。主碑前立着用6块墨晶玉花岗岩拼成的长方形铭文碑，上面镌刻着由中共中央撰写的“胡耀邦生平”。两条墓道弯绕，均铺有73级 石阶，象征墓主人73年人生的曲折道路。

（王侯级大墓啊。这个墓如果是给老毛修的，南方系+野鸡网，指不定怎么诅咒呢！）

核心提示：他们非常感动，当时前往耀邦陵园吊唁的地方，中央党政干部，都没有也不敢再称胡耀邦为“总书记”，而胡锦涛同志称胡耀邦总书记，大家都非常吃惊。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虽离开团的岗位也有多年，但我的心和你们是连在一起的。1984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再临共青、特意邀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同行。

199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来到江西共青城视察，明确指示：要把共青城建设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开发区。至今共青城 人清楚地记得当时胡锦涛同志来到胡耀邦陵园，在墓前肃立良久的情景，他们非常感动，当时前往耀邦陵园吊唁的地方，中央党政干部，都没有也不敢再称胡耀邦为 “总书记”，而胡锦涛同志称胡耀邦总书记，大家都非常吃惊。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虽离开团的岗位也有多年，但我的心和你们是连在一起的。共青城人感觉得胡锦 涛对胡耀邦总书记怀有深深的感情和尊敬。

中日青年友好交流的佳话。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倡导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在天安门广场3000名日本青年兴高采 烈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大庆，参观了名胜古迹。当时具体承办迎接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负责人，正是今天的胡锦涛总书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写进党史的佳话。在一个大型文献纪录电视片中，没有谈到这一讨论的作者，过程，更没有提到胡耀邦。1998年5 月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座谈会，胡锦涛同志作报告，提到此文的发表是“经胡耀邦同志审定”，非常引人注目，反映和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目。

胡锦涛同志坚持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构建和谐社会。以政治家的胆识一改纪念中共元老百年诞辰的惯例，隆重纪念胡耀邦总书记诞辰九十周年。当年春节，胡锦涛一大早跨过中南海直通胡耀邦家的边门，向胡夫人李昭拜年。党中央高度评价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卓越领导人，无私无畏的改革家。

[**]出走美国前新华分社长想回国 胡锦涛说没意见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26/4060982.html

1989年「[**]」后出走美国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许家屯，近日盛赞上台后反贪腐不遗余力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其已故父亲习仲勋。为了重新回国，许家屯一度希望曾经受恩于他的江苏华西村书记吴仁宝，在中共十八大后，透过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向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请求，但当时胡锦涛表示，他个人对此没有意见。不过，随着吴仁宝于2013年3月18日去世，事情不了了之，许家屯对此感到遗憾。

（胡蟹帝，总能跟这种垃圾沾上关系。最可笑的是西西河的左派们，一边骂胡乱邦，一边替胡蟹帝歌功颂德，让我看了，总是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智商上的优越感。）

胡耀邦哪次挨整严重到叶剑英亲带两上将来解救

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41224/19139232_all.html

1965年1月，担任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果断地纠正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他的纠错力度比较大，结果和传统思想轨道中的西北局主要领导产生了矛盾，彼此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胡耀邦才产生了首先要把生产搞上去的强烈愿望，这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将注意力集中于“四清”，集中“反对修正主义”产生了分歧。（胡乱邦反对刘少奇“四清”，胡乱邦及其后台，跟刘少奇是政治上老对手。今天，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搞掉谷俊山徐才厚，剑指何人？无非是历史的延续罢了。）

1965年5月19日，根据授意，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通知胡耀邦，准备很快召开陕西省委工作会议，总结工作，而且要胡耀邦在会上作出全面检查。

6月上旬，根据西北局主要领导的指示，陕西省委召开了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批判，气氛相当紧张。

1965年6月初，叶剑英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一 起搭乘军用飞机前来西安。他们是在兰州参加军事会议后前来西安的，明里是来“检查军事工作”，实际上却是为了解救胡耀邦赶来的。原来，贺龙听说胡耀邦在陕 西因为大力纠“左”正在挨整，遂告诉了叶剑英。叶剑英对胡耀邦非常关心，听说了陕西的事情，即有意到西北一行，还约请两位上将同行。

宴会结束时，叶剑英单独留下胡耀邦，问他：“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呢。”胡耀邦说：“您不说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不能过 关。”叶剑英问是什么问题，胡耀邦即向叶剑英介绍了情况。叶剑英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 胡耀邦说：“我检查多次了，还没有通过，走不脱呀。”叶剑英当即说：“这里通不过，到北京去通过，你要跟我走，我带你走。”谈完话后，叶剑英离去。走到门 口时，他对秘书王守江说：“咱们走时，你注意，耀邦同志要和我们一块儿回北京。”

也许是因为了解自己的叶剑英来陕西增添了胡耀邦的勇气，或者是胡耀邦本人已将许多话郁积在胸不得不发，他在6月11日举行的省委第116次 常委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针对批判，列举八个大问题进行了申辩。胡耀邦长篇发言之后，陕西省委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问题暂时不作结论的会议纪 要。这可能与叶剑英来到西安为胡耀邦说了话有关系。叶剑英是胡耀邦的老首长，在其力劝之下，胡耀邦被说服了，决定跟随叶剑英回北京。6月18日省委工作会 议一结束，胡耀邦即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主要领导知道叶剑英要带走胡耀邦，碍于情面，无法阻拦。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剑英的军用飞机回北 京，身边只带了秘书毛生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7b79d0100yzq6.html

《往事》编者的话：本文是胡耀邦外放陕西主政时的一篇讲话。时值社教中期，毛刘关于运动性 质之争在“二十三条”里已经表面化，毛以“两条路线斗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否定了刘“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的判断，并开始 纠刘之“偏”。而陕西，恰是刘少奇掌控之西北局辖地，胡耀邦的履新其实就是履险。

自“桃园经验”以后，面向基层的四清运动日益严酷，西北局更是变本加厉，左风劲吹，百业萧条，人人自危。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9/28/17984757_0.shtml?_from_ralated

“文革”开始后，团中央负责人“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因为派工作组进驻首都中学，受到批判。此前蒯大富因为与校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有王光美参与，幕后有刘少奇支持，曾蒙受极大压力。

（胡乱邦跟刘少奇，有极大的矛盾。刘少奇主张派工作组进入学校，胡乱邦借力打力，劫持工作组，疯狂殴打包括卞仲耘在内的学校老师。彻底抹黑工作组，最终黑掉刘少奇。）

（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喜欢大而化之，一有问题，就动不动归结为路线不对。重庆打黑的时候，有一个村官任建宇，因为在网上发帖讽刺打黑，结果被劳教两年。南方系野鸡网，开始教导我们，重庆打黑的路线有问题。

但是真相呢？如果任建宇是被薄熙来的对手，为了栽赃薄熙来，而故意劳教的。你能说重庆打黑的路线不对吗？）

http://news.sohu.com/20150228/n409213442.shtml

这年头，当狗也不容易，分分钟就可能被主人杀了，用来栽赃，在俄罗斯制造动乱。

想起重庆的某个大学生村（蠢）官任建宇，因为发帖子讽刺薄某人的打黑，于是被不明不白的劳教了。

http://news.163.com/12/1121/02/8GQ6NCDN00014AED.html

2011年9月23日，重庆市劳教委认为任建宇通过互联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对其作出劳动教养二年的决定。

任建宇还透露，在重庆劳教所中唱红歌可以减刑，但他从不唱。

那个时候，薄熙来王立军，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到了2012年2月初的时候，王立军不得不跑到美领馆保命。2011年9月底的时候，只怕有更多的把柄落在对方的手上，哪有心思劳教任建宇。

从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以及俄罗斯前副总理涅姆佐夫的悲惨遭遇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这个天下大乱的动荡时刻，当一个有骨气的人，比当狗更安全。公蜘母蜘们，当引以为戒，跳得越高，死得越快。

看点：总后当时调查的许多证据已显示，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深度涉案。

总后廖锡龙和刘源在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习近平的支持下，径直向军委主席胡锦涛汇报案情。

但徐、郭他们以干部管辖权限为由，将谷案交给完全为他们把持和操控的总政治部和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

红朝疑案：让两个涉案人员，负责谷俊山案件的调查工作。谁做的这种混账安排？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msg/unlimitedsearch/4m_RvfR1pJQ/nyvtcCd-eTkJ

甄情达报道：全国闻名的总后原副部长谷俊山巨大贪腐案曝光两年一直无法深入、据证结案的根源，在于深涉谷案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顽强抵制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近两年时间内，习近平先后指示和批示十二次，要求严厉查处谷案给全党全军一个交代。但徐、郭就是顶着不办。目前围绕谷案党内军内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中，谷案在由徐、郭依然操控的总政治部和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主导下正步入歧途，作为新上任的军委主席习近平可能不得不接受第一个滑铁卢的命运。

谷俊山巨大贪腐案败露于2012年初，由总后勤部党委负责查处。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廖锡龙和政委刘源率领总后勤部纪委，查证查清谷俊山案涉及金额几百亿人民币，谷个人贪占六个多亿，是我军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案件。总后当时调查的许多证据已显示，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深度涉案。总后廖锡龙和刘源在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习近平的支持下，径直向军委主席胡锦涛汇报案情。徐、郭顶不住胡的一再批示和敦促，只好勉强同意查办谷案，但徐、郭他们以干部管辖权限为由，将谷案交给完全为他们把持和操控的总政治部和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从此，在徐、郭的具体操纵指挥下，童世平、杜金才两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军纪委书记，轮流走向前台，假查真保，开始了针对总后党委和纪委的举世罕见的“谷案马拉松”。

按常理来说，谷俊山原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军纪委查处谷案应和总后党委密切联系，沟通协同。但事实恰恰相反，一直为徐、郭操控的总政和军纪委接手谷案后，所有情况和进展均对总后封锁。有证据显示，军纪委有人甚至执法犯法，内外串通，上下齐手，为谷俊山通风报信，销赃灭迹。比如，原经总后查实的有个房地产商，名叫陈子君，在北京西郊机场拿了一百多亩地，在上海江湾机场也拿了不少地，谷俊山一次就向他索要了7500多万，还有一次陈送给谷两个多亿。查谷的案子时，某军委领导托人给陈通气，陈子君跑到了加拿大。习近平主席要求发通缉令，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抓到。军纪委查办谷案的所有的情况迄今为止都对总后等四总部机关首长封锁。

习主席对谷俊山巨大贪腐案高度重视，先后指示和批示达十二次之多，但是军委始终没有动静，勉强发了三次通报，三次的说法都不一样，而且是把谷的事放在与其他人的事夹在一起说，故意轻描淡写不单独突出，充分显示了他们的立场好恶。

谷俊山巨大贪腐案的基本案情，初始都是由总后查实的。这些铁证在徐才厚、郭伯雄的竭力遮掩下一直未能公布于众，初来乍到的习近平主席面对盘根错节沉疴缠身的军委班子也颇有孤掌难鸣之感。因此本人特以这封“致全军指战员公开信”的形式，将谷案的主要案情公布于世，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参与进来，全力支持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指派中纪委接替军纪委，迅速、彻底查处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巨大贪腐案。

1、在谷俊山河南老家搜出了几千万的现金和一千八百多箱茅台年份酒，十一张老虎皮，是谷本人交代后起挖出来的。谷俊山老家的群众很振奋，除谷俊山已交代的赃物外，人民群众还带着总后工作组另挖了几处，搜出了大量金银财宝，就像当年贫雇农带着红军挖地主的浮财一样。

2、谷俊山受贿案首先败露于总参某工程，谷俊山在这个工程项目中索贿四百万，总参将此案情通报给总后。谷辩称是为一个港商谋利。军纪委竟然同意谷的说法，并督促总后拿出书面意见，给谷解脱。总后不同意军纪委这个意见，派人去广东复核，那位港商一见面就表示，此事与他无关，是谷俊山让他把这件事承担下来的，谷还答应将来给他好处。总后的人问港商：为什么你对军纪委承认谷是为你谋利的呢？港商说：是谷俊山和军纪委串通好了，让他这样说的。总后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军委领导，军纪委只好通知，过两个月再复查一次看看。就是在这两个月期间，谷俊山又让妹夫一手拿着军纪委的账号和办案人员的电话号码，另一手提着四百万现金找港商，指定分两次把钱汇给军纪委，做全了谷俊山没有贪污的证据链。这时，军纪委又同总后讲：这件事不算事了，结束了吧？总后不同意，只得又去见港商，港商痛快地交出了军纪委给他的笔录、账号条、汇款单等实证。总后的人把谷的笔录复印件交给军纪委领导说：这个件只有你们军纪委才有，怎么会到了谷俊山的手里呢？军纪委领导也吃惊地问：我们的笔录怎么到了你们的手里？总后的人员回答：这是那个港商给我们的，你们执法犯法，何颜以对广大官兵啊？军纪委的领导无言以对。总后把这些证据摆到军委郭伯雄、徐才厚面前说：军纪委已经直接参与到案中来了，他们和谷俊山、港商一起参与造假、串供、销赃，证据确凿。郭、徐愣了半天，知道他们的阴谋败露，也无言以对。总后领导问：这个情况要不要报习主席？两人只好同意对谷俊山“双规”。

3、谷俊山现由总政的人负责看管，他们给谷俊山“充分自由”，谷在被查处状态下还能给自己觉得不够可靠的人“退款”。退到后来，仍有1450万退不出去，谷向纪委报告，要坦白上交，军纪委办案的人居然不接受，让他继续放到家里。总后领导拿这件事质问军纪委领导：这算什么性质的问题？军纪委领导无言以对。

4、谷俊山私自霸占一处房产，古代、现代混合建筑院落，在北京紫竹院公园附近，按市价值好几个亿。谷俊山在里面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总后领导提出：先封存，待结案时处理。军纪委领导满口答应，可就是没有任何行动，以致后来谷俊山又在里面干了不少坏事。

5、谷俊山的档案更为典型，有五处造假：一是年龄造假。他的出生日期先后由1952年改为1954年，再由1954年改为1956年，先后改了三次。二是立功受奖造假。1993年他的任免表格上填的是1992年立了第一次三等功，而1995年又填的是88、89、90、91、92连续五次荣立三等功。三是学历造假。他没多大文化，却填为空军第二技校毕业，后来又填成河南濮阳教育学院毕业，再后来又改为中专、大专、在读研究生、直到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一连串的头衔都有，但都是假的。四是子女造假。他档案里只有一个女儿，可是总政干部部电脑上，能查到他还有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按规定超生是要“双开”的。全军每年都处分造假的人，怎么到谷这里就没人管了？特别是他职务升高以后，要改档案，必须经过相应的领导和干部部门，如果没有领导发话、干部部门操作，他能改得成吗？对这些问题，军纪委不断地进行敷衍，在通报上只发了一个他是1954年出生，一带而过。五是家庭出身造假。谷俊山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有次他在南京雨花台烈士名单上，看到有个烈士的名字与他父亲相近，就让濮阳民政局给他发烈属证，说他父亲是烈士。雨花台上的烈士，都是1949年前牺牲的，谷俊山是1952年出生的，何况后来又改为1954年、1956年，他父亲去世多少年才有他？世上有这样的逻辑吗？但是有军委领导撑腰，他就可以瞪着眼睛说瞎话。

6、谷俊山从濮阳军分区调到济南军区，又调到总后，五年之内升了三级，每次都是郭、徐发话。他当总后营房部长时，廖锡龙和总后其他所有领导都不同意，郭、徐就分头给总后政委和几位副部长打电话。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只好改口，党委会上都表示同意。廖锡龙问：前两天你们都不同意，今天为什么同意了？他们说：没办法，军委领导发话了，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不同意也没好果子吃，只得同意。最后他提总后副部长，是徐给总政干部部交待的，郭给总后领导打电话做工作，在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硬提起来的。

7、谷俊山给郭和徐送了重礼，人人清楚，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郭和徐虽然已经退休还在幕后遥控指挥现在的军委、总部领导，今天安排这个人，明天安排那个人，“东北虎”和“西北狼”在军中各霸占半壁江山的宗派山头局面并没有改变。现在四总部的领导，跟着郭、徐学，一上任就从自己的小圈子中选干部、调干部，谁做了多少，全军都清楚。可是，就是没有人管。总后今年有几千亿的经费不往下发，这让部队怎么过？十八大之后，军队在用人问题上依然延续郭、徐时期的好多宗派主义行为，都是习主席亲自出面干预才纠正过来的，他们还在下面搞“变通”。这样的状态正常吗？对此全军指战员意见非常大，都说：这届军委班子就是郭、徐配的，他们一上来就这样搞，将来会比郭、徐还要坏。

8、谷俊山这样的坏人，给谁送了重礼？是谁提起来的？全军指战员心知肚明。可是，郭、徐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死党，没有受到任何查处，还在逍遥风光地指挥部队；而那些被逼迫给谷俊山送礼的人，却都一个个抓了起来，挖地三尺地调查，搞得全军人人气愤地说：谷俊山扣着营房费不往下发，只有送了礼才能拨下来，为了部队有住的地方，下面的人只好去送礼，现在不查那些把这种坏人提上去的领导，而查下面被迫送礼的人，简直是颠倒黑白、本末倒置。大家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官大的就不查，官小的乱查。

9、谷俊山给军委领导送的现金、银行卡传闻很多，他做了三尊金佛，每尊重达几十公斤，有两尊送给了军委领导，地方很多人都在说这件事。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公布于众？有人说，郭、徐在悄悄的往回退赃，到现在才退为时已晚，作为受贿的赃物在法律上的定性是变不了的。

徐才厚、郭伯雄贪赃枉法为非作歹贻害军内外，绝非提拔包庇受贿于谷俊山这一个仅有的个案，大量的令人发指的贪腐行为，只要中纪委介入调查，很快便会喷发。据可靠消息来源，在徐才厚的大本营总政治部直管的解放军报社，不久前又暴出一起贪腐大案，徐才厚的嫡系、解放军报社社长、全国政协委员黄国柱等人涉嫌诈骗、贪污、挪用六亿元人民币。此案迄今为止徐还授意总政不予上报，瞒着习近平主席。他们企图只轻描淡写地处理黄国柱的“马仔”丁某（解放军报广告部主管），总政将已劫拿归案的丁某涉案金额由六亿元降为五、六千万元，妄图大事化小，避免案情再次指向黄国柱背后的徐才厚。

全军指战员兄弟们，由谷俊山巨大贪腐案引发的针对徐才厚、郭伯雄贪腐集团的查处，必将成为全党全军一场极其重要的斗争！人民军队永远属于人民，人民军队一定听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挥。军队不能乱，军队也绝不会乱。清除了徐才厚、郭伯雄及其死党，人民军队将会更加健康兴旺。

全军指战员兄弟们，用你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行动起来吧! 来源：博讯

两种查法全看上意，一种是抓灰盖屎，另一种是着实用心查，具体怎么查全在你懂的。

https://www.ccthere.com/article/2955803

团中央为什麽要改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各学校的革命要求来决定的。团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过去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有做好事情，挑动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学生，更恶毒的迫害了学生。

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犯错误主要由于这三条，同志们可以揭发批判，但不外是这三条，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甚至走了相反的道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压制群众，不少工作组甚至陷害群众，所以团中央要改组。因为不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所以我向同志们郑重宣布：胡耀邦同志、胡克实同志、王伟同志、胡启立同志停职反省。为什麽要停职反省呢？因为撤不撤职，要由团中央全会来决定。除这些同志外，其他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可以继续揭发，批判，如果犯了严重错误，还可以停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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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计短，二人计长。胡乱邦的真面目，扒的人越多，大家就越清楚是什么货色。

五胡乱华啊，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胡蟹帝，胡春花。

用屁股有屎的官查案,不知道是胡皇上的意思，还是习皇上的意思。

胡习二上，必有一忠一奸。就不知道是谁了。

不过可惜，立场搞得太明显了。

这段话真是意味深长啊。

re: 飞鸣镝: 这证明两人倒霉是因为早就与当今天子结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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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一下子打了30只老虎，这习近平也太容易跟别人结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