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原先搜索“首都工作组”,百度百科有详细介绍。
(我有时候挺自豪的,百度百科,难道居然因为我而改变?)
现在再搜索“首都工作组”,所以文章,都变成了【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把责任都推给周恩来。
好在我们还有吴德回忆录。这个吴德,后来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过《恐怖的“红八月”》一文。有机会的话,跟吴德回忆录对照起来看,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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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周恩来年谱》,周5月15日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遵照毛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
------------吴德回忆录摘录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who?)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
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参加了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会议上的情况他没有给我传达,在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担负起北京市的工作的。北京市委5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新市委的名单于1966年6月4日公布。3日,周总理告诉我说名单要在报纸上刊载。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1月18日,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江青及四人帮的中央文革小组,跟叶某人的北京市委掐起来了,大家居然认为他们是一拨的,真真可笑)。市委被夺权后,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14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我们,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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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40224101098.html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派驻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组名为“公安部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联合工作组”,1966年5月12日到达北京市公安局,这就名正言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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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工作组,组长为叶剑英,副组长包括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从这个角度,砸烂北京市公检法,也可以算是是首都工作组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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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1966年6月7日,“市公安局召开干警大会,宣布改组市局领导班子,撤销公安局原负责人冯基平、邢相生等人职务,隔离审查”。而据《冯基平传》,这次五千多名干警参加的大会召开时间是在6月5日,由新上任的吴德本人在大会上宣布李钊等人的到任和对冯基平等人的“隔离审查(实为逮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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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0_05/31/1567065_4.shtml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文革”刚一开始,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及其他领导成员隔离审查、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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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工作组,叶剑英,吴德,谢富治,都是一体的。炎黄春秋依靠吴德的回忆录编写文革伪史,更证明炎黄春秋跟他们也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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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968d4c6901017oqc.html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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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百度百科和叶剑英传,叶1966年5月15日负责成立“首都工作组”。毛主席离开北京,到1966年7月底才回到北京。在这段时间里:
首都工作组
1. 改组北京卫戍区,调军队2个主力师进京
2. 改组北京市委,迫害原北京市委的领导人
3. 改组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北京市公安局的10名正副局长,北京所有区县公安局的正副局长共110多名。以“坏分子”的名义迫害1000多名公安干警
4. 叶剑英为首都工作组组长,谢富治为副组长,他们相互勾结,彻底颠覆了北京市的市委和北京市的公安系统。
谢富治公然指示(被他劫持后的)大兴县公安局,制造了66年8月底北京的大兴惨案。
谢富治与大兴惨案的责任关系,中央决议有明确公告,不容否认。
读红朝史,要有一个基本功,就是辨别真伪的能力。
红朝史有一个最基本的障眼法,就是在说事实之前,先把屎盆子扣在毛主席、四人帮头上。最近又开始,往周恩来头上扣屎盆子。
先给你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然后在后面贩卖私货。
叶当上“首都工作组”组长,后面的政治博弈,我们并不清楚。毛主席如何批准的,细节如何,都是国家机密,我们也不清楚。
毛主席是否知道北京公安局的变动,是否知道首都工作组对北京市公安局的打击,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历史记录。
我查了很多很多的资料,一直查不到,毛主席要整北京市公安局的确凿证据。
我们有清晰的历史记录,毛主席回北京后,对首都工作组非常的不满。
我们把各种洗脑的东西放在一边,仅仅以真实的事实为依据:
叶剑英带领军队,在1976年主席死后,抓捕了主席的妻子。
这里面有两种可能:
叶剑英背着主席,一直搞阴谋,手上血债累累,然后在1976年主席死后,抓捕了主席的妻子。
或者叶剑英是主席的打手,手上血债累累,然后摇身一变,在1976年主席死后,抓捕了主席的妻子。
然后,这样一小人,在后30年里作为国家领导人,培植了自己的门阀势力,呼风唤雨,直至获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你看今天的红朝,当皇上的,上台就要抓军权。
这不是,中央警卫局(禁卫军)刚刚换头换人。
北京这个地方,没有军队弹压,哪能搞得定北京的市委,北京的公安局?
叶剑英可以指定北京市委的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有回忆录为证。
你不会说,首都工作组副组长谢富治胡作非为,首都工作组正组长叶剑英什么都不知道。
跟咱们的胡总一个德行,中央军委常委徐才厚贪赃枉法,贪污军费;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结党营私,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胡总就跟一个傻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1976年10月的怀仁堂事变,核心人物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三个人中,叶剑英的作用只能排在第三位。事件的主动发起者是华和汪,早在毛主席去世的第二天,华、汪二人谈话,华提出江青的跋扈,他根本无法工作,汪就提议可以直接把江抓起来。华、汪二人已经决定除掉四人帮后,才派李先念居中联络,争取叶剑英的支持。叶剑英是作为军队和老干部的代表参与到华、汪的密谋中的。华汪二人缺少任何一人,怀仁堂事变都不可能发生,华代表中央的合法性,汪则掌握着发动政变的可靠武力。但是没有叶剑英的支持,四人帮照样会被粉粹。事实上,参与密谋的圈子不限于华、汪、叶三人,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吴忠、李鑫等人都积极参与其中,没有参与密谋的政治局成员,也并不站在四人帮一边,据参与密谋的人估计,会站在四人帮一边的,除了他们自己和毛远新,政治局中只有候补委员吴桂贤,其他人都是反对者和中立者。怀仁堂事变后连夜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有吴桂贤没有被通知到会。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叶剑英的作用并不像后来吹嘘的那么重要
十大元帅中,只有叶剑英一个人没有直接统帅过军队,指挥过战役行动,一直在最高统帅部担任参谋工作,所以他就没有众多老部下可以形成一个山头,也没有赫赫战功带来的巨大威望。1951年广东反地方主义,叶也是批判对象之一,被调回北京,一直担任一些闲职,直到文革前夕。
毛要发动文革,首先要切实掌握军队,而当时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和秘书长罗瑞卿被怀疑和刘邓走的太近,已经不可信任。所以就要换马,才有了1965年11月底的上海会议打倒罗瑞卿,和1966年5月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叶剑英被选中取代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取代罗担任总参谋长,走到前台,为毛、林掌握军队。当时,叶也是文革的积极支持者,直到1966年底,随着动乱发展到军队,军内造反派杀到北京,到处揪人,冲击军队统帅机关,叶才成了文革的反对派。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叶被批判,失去了权力,靠边站了,只是还没有被彻底打倒。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班底,所谓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出身的干部被大清洗,军队师以上干部被处理了两千多人。叶剑英因为超然的地位,被再次选中主持军队日常工作。顺便说一句,九一三事件后的大清洗,让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成为了军队的主流,而他们都曾经是邓小平的老部下,直接奠定了邓在毛之后的权力基础。
1976年粉粹四人帮之后,叶以托孤老臣自命,忠心扶保少主华国锋。叶劝说华让邓复出,以为邓已经七十多了,不会再有当一把手的雄心,和他一样会支持华。邓复出之后,很快就成为了党内老干部共同拥护的对象,在军队内,也获得了大多数将领的支持,叶棋差一着,1980年邓正式出任军委主席,叶也就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
建国后,叶真正在军队内拥有权力的时间,也就是1966-1967年(上面还有毛和林),1971-1976年(上面有毛,军委内还有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等人分他的权),1976-1980年(1978年以后,邓在军内的权力就超过了叶,1980年以后则完全掌握了军权)。
叶选择主动让出权力。邓也投桃报李,把广东封给了叶家。叶真正掌握军权的时间有限,又没有众多老部下形成的班底,除了广东一省,他对全国的影响力有限
大的决策都是毛周定,具体细节由谢这些人实施,叶只能负他该负的责任。
实际上,徐、令等人具体有什么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从以往大案来看,一个存在污名化倾向,难道董事长也能包养?二是真正贪到手的不多,有时候听起来吓人而已,例如把刘铁男儿子收入作为其受贿一部分就有些过了,虽然这种事情确实是错的,但不能胡乱硬套某个罪名。更关键的,之前罗昌平举报的东西呢?似乎没人再提了!
叶剑英真有这么强的智谋,早就跑到前台当核心了,怎么会甘心躲在幕后捣捣小乱?
本朝最高权力的掌控者是很清楚的,毛-邓-江-胡-习。纵观历史上那些垂帘听政的,就算表面上有个“光绪”,但实际上“慈禧”说了算,天下人都是很清楚明白的。就算老百姓不明白,那些大臣们还不明白该向谁效忠,向谁请示、汇报么?
鲁迅: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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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白说的都是红朝正史。我这篇文章类似鲁迅的狂人日记。从红朝的正史中,挖掘出不一样的红朝异史。
红朝的正史中,从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挖掘出背后的谎言,是一个非常费功夫的事情,需要不停的考据。
举例来说,你文中写道:1951年广东反地方主义,叶也是批判对象之一。
难道叶真的是因为地方主义而被老毛批评吗?
网上有一篇文章,1951年广东镇反实录,当然是黑老毛的文章。关键时刻恶毒洗脑,文章只注明月份,貌似真是客观,却不注明年份,把老毛不同时期的话剪辑在一起,以洗脑,让你认为老毛是一切罪恶的黑手。
类似的:1966年北京“红八月”红二代们大肆杀人的时候,红二代们高喊革命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其出处: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一段话。文革洗脑文章,用这句话,暗示老毛是1966年的滥杀无辜幕后支持者。
同样: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也变成了文革,毛泽东支持文革造反的罪证。
《1951年广东镇反实录》我有一篇解读(解毒):
https://www.ccthere.com/article/4102356
http://yeshuming.blog.21ccom.net/?p=23
叶剑英仍然坚持镇反必须"稳、准、狠",
4月份的时候,叶剑英在广州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说:"纠正过去镇压反革命的'宽大无边'的偏向,人民都拍手称快。""不要怕杀得太多或是太少,而要看该不该杀来决定。如果该杀,杀一千也不多,不该杀,杀一个也是错的。"
这时,在广东杀掉的反革命,已经不是一千多,而是一万多。
还给镇反定杀人指标,城市0.5‰,农村1‰,并且将杀人的权限,从省级下放到县级,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当然,定这个指标的是谁,坚持将杀人权下放到县级的是谁,这些洗脑的文章,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文章会暗示,让你以为,这些杀人指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根据老毛的要求。
但是,历史在细节之中。
----这是叶剑英的态度
中央对于镇压反革命的明确指示: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
广东执行,实际上株连过广。
-------红朝暴君老毛和万恶的邓小平的态度
5月,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严重。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中央和毛泽东。而毛泽东则把报告转发到中南、西北华北各局,并请叶剑英等人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市委领导。
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领导决定收缩,下面继续杀人。毛泽东在这里批了一句:"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当报告写道,这种现象,经过西南局几次指示,特别是毛主席的几次指示,4月底都已停止下来时,毛泽东批示:"请中南华东各省坚决一律都停止下来,方能控制。"在谈到杀人批准权的问题时,毛泽东批示:"必须无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
5月10日至14日,罗瑞卿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毛泽东在修改会议决议时,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广东人民青天大救星叶某的态度
"广东虽然杀了2.3万多,"叶剑英在镇反会议上强调,"但杀得不够准。即不是说已杀得差不多了,而是要杀得准。镇反中央看得清楚,要收缩,把大张旗鼓宣传搞起来,如中山纪念堂控诉恶霸大会,只杀了一个女恶霸,但效果很大。
(据会议记录)传达中有一点必须强调:收缩不是停止,同时过去偏差并不是严重,这是为了运动更健康的发展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
全国的镇反运动,在经过一轮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后,开始转入收缩期。
但广东与北方的情况不同,广东才刚刚扭转"宽大无边",刚刚学会"放手放胆",群众的情绪才刚刚鼓动起来,马上又要收缩,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都觉得无所适从。5月12日,华南分局召开第34次常委会,研究镇反问题。叶剑英、方方、古大存、易秀湘出席了会议;赵紫阳、安平生、萧向荣、林平、田星云、李凡夫、李明、区梦觉等人列席了会议。
5月19日,华南分局继续召开第35次常委会。叶剑英在会上说:"镇反上有几条必须注意:一、掌握运动规律,就像撒网一样,1、抓紧网纲,2、坚决展开,3、适时收缩。我们也是:依靠群众(反神秘,大张旗鼓),展开捕杀,适时收缩。没有开就没有收,有些地方已达到1‰,该收了;个别未达到的,细致进行,没有开的,当然不会收
(叶剑英继续说)三、照顾特殊情况。农村一般是1‰,有特殊的,要经中央批准。我们刚开始,全国就收,是特殊,可以请示报告。镇反要收缩,八字要展开,大批不行,小批还可以,但要搞精细一点,有些城市还不够的,拿数字来批。四、坚决执行决议,1、确实控制比例(1‰)。2、立即收回大权(任何地方不许改变此项决议)。3、遵守判罪原则(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
广州地区的镇反运动,在1951年底,告一段落,但各地结合土改进行的镇反,仍然方兴未艾。1952年1月华南分局常委会确定,"还有一万个人头(即镇反控制数),拿4000来归地委掌握,搞土改时杀"。1953年又进行了大规模"水上镇反",追捕逃亡反革命分子。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中,全省共逮捕了12.4万人,处决了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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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资料和推理,罗瑞卿与叶剑英,在1951年广东镇反的时候,双方即有矛盾。罗瑞卿反对广东镇反的滥杀无辜,打小报告参了叶剑英。造成叶被调离广东。改开后,把调离叶的原因,变成老毛反叶的地方主义。
罗瑞卿与刘邓交往密切。打倒刘少奇,罗瑞卿,叶是主要的大手。罗瑞卿被打倒后试图跳楼自杀,叶写诗讽刺:将军一跳身名裂。双方矛盾非常激烈。
1976年粉粹四人帮之后,叶劝说华让邓复出(红朝正史),红朝异史是,叶极力阻挠邓的复出。
没有工作组、没有学校领导层就是无政府状态了?你这个定义可不对啊。
没有政府才是无政府状态,而工作组和学校领导并不是政府,更不是大长老会。
至于学校老师的看法,呵呵,文革之后连法院都不敢管这件事。那些劫后余生的老师敢说什么?
十七八岁的人杀人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当然,如果那些十七八岁的小丫头是非常有来头的人,比方是公主之类,法律也可以打折的。实际上,卞仲耘的丈夫告状不就碰壁了吗?
另外,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杀了人就是杀人犯。故意不看杀人情节而单单去强调这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这是典型的博取同情的办法,和“警察枪杀三少女”一个性质。
最后,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时的太宗大人可还是货真价实的大长老,可还是管事的,所以,说无政府状态最起码在太宗这里是不成立的。用“十七八岁的少女”来替老谋深算的某些人洗脱责任是说不通道理的。
所以说,你的说法的最大问题就是完全不顾最基本的政治制度。
像北直隶巡抚这种高官必须要经过长老会通过才可能。花帅哪有这种本事啊?
至于那些回忆录,不是你自己看错了,就是那些回忆录根本靠不住。
换句话说,花帅对北京的控制是有死角的。
另外提醒你一下,那两位和太祖敌对的大长老中有一位在军中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影响力。所以,拜托不要再借花帅的军衔来夸大他对军队的影响力了。
否则的话,难道要让惠帝、太宗来承担责任吗?那不是掘了改开的根吗?
威胁当然也大得多。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件事的责任转移出去。
非常同意!其实细心点看看蔡小心的文字,会发现问题很多,有部分人的派系都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