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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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王其富等六位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王其富等6名烈士是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旅战士，在1989年6月4日参加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英勇顽强，不惧艰险，惨遭暴徒焚烧，壮烈牺牲。班长王其富，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n月入伍，下士军衔;战士李强，陕西省西安市人，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战士杜怀庆，河北省清河县人，1985年11月入伍，‘下士军衔;副班长李栋国，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H月入伍，下士军衔;战士王小兵，陕西省西安市人，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班长徐如军，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n月入伍，下士军衔。牺牲后均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9时，正当部队准备入城平息反革命暴乱时，上级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员去领运防暴器材。王其富等6名同志抢先报名，坚决要求执行这一艰巨任务。他们与其他同志一起，克服重重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仓库装好车，立即回返。在他们所乘车辆行至定慧寺东边路口时，被一伙暴徒围住，石块、汽水瓶、钢筋棍雨点般打来。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用身体紧紧护住车上的器材。当车子绕过层层障碍，冲出包围圈返回时，战士们的身上已多处负伤。领导准备把他们留下，换一批人去送往天安门广场。但他们不顾领导劝阻，表示决不留下，坚持带伤将防暴器材继续前送。6月四日凌晨1时许，他们乘坐的车辆途经翠微路口时，再次遇到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为不撞伤群众，他们冒着危险减慢了车速，一伙暴徒乘机向车上扔石块、燃烧瓶和火把。由于车的左后轮被暴徒设置的三角钉扎破，在向右转弯时车身严重倾斜，向左翻倒。穷凶极恶的暴徒蜂拥而上，更加疯狂地向车上投掷燃烧物。整个汽车被烈火吞没，油箱爆炸，被挤压在车内的王其富等6名同志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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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 我瞅了一下表, 还差5分钟零点。 车就要从路口向右拐弯了。

我觉得车在向左倾斜, 并且斜得很急。 是不是离心力太大? 但车速又不快。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车已经向左翻倒了。与车翻倒的同时, 我看到象蓝球一样大的火球从我的对面 8、9米处飞了过来, 直冲车厢的下侧。 顿时, 火球引燃了车厢尾部。

6月4日1时05分, “轰” 地一声巨响, 油箱爆炸。我彻底崩溃了, 顿时觉天在旋转,地在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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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38军这6名军人死得很蹊跷。

军方的证词，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1.车速很慢，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因为车的左后轮被三角钉扎破，向左翻倒。

我一直以为新闻里，向“右”转弯是一个笔误。但是看证人的证言，提到了离心力，明显不是笔误。

在车辆右转的时候，由于重心的位置和离心力的原因，车辆是不会向左翻到的。

2. 证人同时说，差5分零点，就是6月3日23点55分的时候，车辆向右转弯是，向左侧翻。

翻车的同时，有一个火球飞了过来，点燃了车厢。

6月4日1时05分，“轰” 地一声巨响, 油箱爆炸。

从6月3日23点55分到6月4日1时05分，用时1小时10分钟，军车爆炸。

3. 根据6.3杀人夜，多名目击者的回忆，长安街翠微路口（靠近公主坟），在6月3日10点多的时候，就已经被清场了。军队已经控制了长安街，路上的行人都已经被驱离。

看地图，长安街翠微路口西边是五棵松路口。

根据天安Gate母亲网站的死亡地图，五棵松路口301医院北门有3名遇难者。均死于6月3日10点多。

115 李振英 89.6.3.晚，去301醫院給孩子取藥，約10點多，有人見到李站在301醫院北門門衛旁邊，此時戒嚴部隊從西邊掃射過來，忽然門衛向前傾倒（有人說中彈倒下），李正欲去扶，自己前胸中彈，子彈從右後胸穿出，傷及心臟，送301醫院搶救無效，於一小時後死亡。

长安街翠微路口东边是公主坟路口。

根据天安Gate母亲网站的死亡地图，公主坟路口有一名死者。轧爱国

89年6月3日晚22时中弹，脑干贯通伤。

对照天安Gate母亲收集的证词，长安街翠微路口，从五棵松到公主坟一代，6.3日晚上10点多已经开枪，示威者被从街道上驱离。

这段长安街在6月3日10点多的时候，已经被军方控制。

然后到了6月4日凌晨0点差5分到1点零5分，军车向右转弯的时候，因为诡异的离心力向左倾倒，同时着火。

在1小时10分钟的时间里，38军的士兵们，在长安街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任由6名士兵在车厢里被活活烧死而不救援。

我认为军方编造的这种证词，完全不可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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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后，中央曾发布多份文件批评胡耀邦。美国汉学家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港版未删节中文版）引述当年中央3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等 6条罪状。该书说，在1989年胡耀邦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编者注： 2012年第6期《炎黄春秋》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一文则说：“ 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

19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年5月29日，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承认一些学生得出这种结论不足为怪，因为在1978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一些失误。他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方励之是一名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不管他在哪里发表激进言论都会听众如云。例如，1986年11月18日他在上海同济大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

他又说，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他向听众讲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如何冲破教义传统的束缚，并嘲笑毛泽东称赞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富有智慧。他斥责了胡乔木，说如果他懂天体物理学，那么科学家会欢迎他讲话，不然的话他还是少说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安徽省前省委书记、最开明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万里想限制一下方励之，说他已经给了方励之足够多的民主。方励之则回答说，万里当副总理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无权决定允许多少民主。

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杨尚昆被召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

他们说，形势十分严峻。在邓小平等一些老干部看来胡耀邦有严重缺点，而他控制学生运动的无能成了导火线。邓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过去他没等到党的十二大就让华国锋靠边站，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让胡耀邦下台。

邓小平知道让胡耀邦下台会带来麻烦，因为胡耀邦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把胡耀邦撤职也会让人们怀疑邓小平当初选择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泽东和林彪翻脸使人怀疑毛泽东当初对林彪的判断是否明智一样。邓小平也知道，在献身改革、争取知识分子和地方干部的热情支持上，没有哪个人比得上胡耀邦。邓小平在1986年5月曾问过邓力群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看法，至少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替换胡耀邦的问题。但邓没能预见到对胡耀邦的撤职会在仅仅两年后胡去世时引发那么大的骚乱。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叫来，宣布必须结束对学生运动的宽容态度。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到了。

邓小平接着批评方励之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要开除。……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的当权者，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1987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使群众对随后胡耀邦在这两个问题上受到批评有了心理准备。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邓小平同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和胡启立几个高层干部作了沟通，他们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然后邓小平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作为筹备十三大的领导班子，并告诉他们在对胡耀邦进行公开批评前，马上在1月8日组织一次“党内生活会”（实际上是关门斗争会）胡耀邦的支持者后来说，利用“生活会”批评胡耀邦，违反了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正常程序，因为把如此高职位的人解职首先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后要有中央全会的批准，最后要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邓小平则选择在把胡耀邦的问题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就用“生活会”给他定了案。

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1987年1月6日发给全党的1号文件的内容却是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态度坚定。

对拒不接受“教育”的人要作出严肃处理。没过几天示威就停了下来，没有任何有关示威者死亡的报道。邓小平在1月6日也见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开批评他的“党内生活会”。在组织这些会议期间，邓小平指示党内干部要“软处理”。他说，不要搞成路线斗争，也不要提“团派”（共青团）开会不是为了打击报复。但是，胡耀邦在上层的自由派干部、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毕竟有众多追随者，邓小平认为，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响，有必要对他的问题作出详细而全面的说明。批判胡耀邦最坚决的人是邓力群，他被请来起草这个批胡的文件。同时赵紫阳也与胡耀邦见了面，通知胡说，允许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职，但他要对次日召开的批评会作好精神准备。赵紫阳还劝说他，如果再发生学生示威，一定要坚定公开地表明反对立场。1月10日至15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有二三十名高层干部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和陈云两人地位太高不宜到会参与批评，不赞成把胡耀邦撤职的李先念借故留在上海，也没有参加。有人说，如果叶帅没有死（他于1986年10月22日去世）他会保护胡耀邦，绝对不会允许开这种批评会。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自1986年11月以来，小平同志曾就这次十年来最大的学潮给我作过三次指示。”

此外，他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些具体问题上受到批评，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严肃的交代，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也试图作出辩解：

关于他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确实讲过一些话，也抓过一些事，但没有严格把握这些基本原则”。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觉得只要干好工作，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关于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讲过之后，我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制止一些错误言行”。

关于培养干部接班人问题：“党中央，特别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养好接班人，大胆提拔德才兼备又有经验的同志。对此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干部上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总是集体开会讨论。我没有提拔过有私人关系的人或支持过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关于外事活动：“一定要特别慎重。负责接待外宾的部门请我见陆铿，我没有拒绝，这是个错误。我在同他谈话时……没有断然否定他的一些说法”。

关于“思想”：“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后，我在思想斗争中总想维护安定，担心出乱子。我把精力主要用于防左，没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长期任职之后，我变得过于兴奋急躁……不能冷静听取别人的意见”。

关于答应下面的事太多：“我从来没有批准过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

胡耀邦对随后受到的猛烈批评完全没有准备。他后来说，如果他知道“党内生活会”是那个样子，他就不会交辞职信，也不会作这种全面检讨。邓力群对胡耀邦的详细批评占去了1月12日整个上午和次日的半个上午，总计五个多小时。邓力群一一列举了胡耀邦的“错误”。他说，胡耀邦最大的失误是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斗争关注不够。他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他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充分征求老领导的意见。赵紫阳在1月15日也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后来，1989年赵紫阳被软禁后，他在跟别人的交谈和录音中痛心地表示，虽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对胡的批评并不过分，他和胡耀邦对改革有着一致的看法，并曾合作共事。他说自己“没有对胡耀邦落井下石”。当时，在1月15日的生活会上，赵紫阳批评胡耀邦说，他虽然大公无私，但是也有弱点。“他喜欢标新立异，搞些噱头。他不服从纪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权力，问题就会更大……为什么他对刘宾雁、王若水这种放肆的人那么宽容？他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

赵紫阳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时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或过去怎么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

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

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15日上午的“党内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也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了更加正规的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中顾委的17名老干部，没有参加“党内生活会”的陈云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他在1980年完全支持提拔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决定。但是1980年至1981年这段时期他观察到胡耀邦领导的书记处并没有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此外，他到下面乱跑，一个星期就能跑22个县，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他也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而即使是为了搞好党内民主，也应当定期开会。陈云又说，他在1983年3月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选拔干部应该选来自五湖四海的能人，胡耀邦却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选拔干部要考虑“德才兼备”，但“德”（对党的忠诚）是第一位的。不过陈云强调说，解除胡耀邦的职务要遵守党内程序，这一点十分重要。未经正式程序胡耀邦就被解除了总书记一职。赵紫阳仍然担任总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总书记。赵紫阳说，他不想当总书记，他更适合担任总理。但是一些知情的观察者认为，在邓小平的人中间并没有既适合这个职位、同时又能得到其他领导人赞成的其他人选。与会者确实普遍认为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表现出众，因此没有太大争议就通过了让他担任代总书记的决定。这些决定后来得到了中央全会和十三大的正式批准。胡耀邦仍保留着党员和中央委员的身分，而且名义上暂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事实上他完全靠边站了。

1月19日中央印发3号文件，列举了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原因：（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3号文件还附有胡耀邦本人的检讨摘要。他在检讨中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曾数次邀请胡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后，他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邓小平问胡耀邦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在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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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跟胡乱邦，完全不是一伙人。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1/4206784.html

有北京消息来源称，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女婿、原海军政委刘晓江也捲入周永康案，这并非指刘跟周永康关係密切，而是他的儿媳妇王源源，与周家有生意和利益往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加上他身体健康欠佳，只好无奈退休。

有媒体披露，王源源及其父亲王乐天，在周永康控制的中国石油系统腐败桉中扮演一定角色，周永康子周滨透过大学同学米晓东进行商业操作，而米晓东主要合作伙伴中，就包括王源源父女。

王源源父亲王乐天有「东北石油大亨」之称，为华海能源创始人，东北能源大鳄、隐形富豪，号称中国私人油田第一人。

知情人士称，王乐天、王源源、米晓东、周滨等人，通过错综複杂的股份交换，漂白不正当的交易，涉及金融非常巨大。

王源源是胡耀邦外孙儿媳，外传就是此事让胡耀邦家族蒙羞，也令习近平十分为难。刘晓江曾任海军政委，上将军衔，明镜1引述军中人士指出，18大前刘晓江曾有希望晋升军委委员，但最后却是晋级无望，又体弱多病，只好选择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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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出任何问题，都跟周永康有关。

看红朝灭门狗斗，某些豪门世家，一步步走向没落，真是大快人心。

当时下面对上层斗争也不清楚，知道邓把胡免了，胡病故，可能胡家属肯定对邓不满意，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但是没看到异常，都是按照流程走。如果拒绝握手，我应该映象很深的。这些文章靠不靠谱阿。

相关内容，最初出处应该是来自《胡耀邦治丧手记》。

根据《治丧手记》的记录，邓小平最初不愿意出席胡耀邦的葬礼，在夫人卓林的再三劝告下，才出席的葬礼。

在葬礼上，邓小平不肯向胡乱邦的尸体鞠躬，北大当然贴出大字报，为此而谩骂邓小平。（我见过这方面的文章）

胡蟹帝上台后，胡家可嘚瑟了。《胡耀邦治丧手记》， 胡耀邦葬礼上遗孀拒与邓小平握手等文章，就挂在胡耀邦纪念网上，矛头直指邓小平一家。

今天，胡家的后台要倒了，邓家用胡家自己拉出来的屎，拿来恶心胡家。真是不亦乐乎。

因为当时就预感到可能邓在握手时会出点问题，所以对追悼会的新闻特别留意，但最终比较平静，我记得应该是握手了，李的目光是往下的。邓鞠躬是肯定鞠躬的。整体很平静，流程没有缺，也没有出现风波，否则我映象会很深。胡是开会时心脏病发作，据说江CORE还参与抢救，给了自己的救心丸，应该怪不得邓，胡也是难堪大任，当初胡上台后我最大映象就是新闻中很多当时叫不出名字的非洲国家来访的比较多，胡对外援助没有计划和节制，这些国家听说后都来要援助，此人做事的确不得要领。

第一论点就这么荒唐。真没法向下看

离心力，向心力，摩擦力，摩擦系数啥的可能都还给老师了

向右转弯向右侧翻车，向心力大于离心力，马路右侧一定有黑洞……他的文章根基还就在翻车方向上……

现在西西河净是虾扯蛋的文章，我只能挖挖河泥，蹲坑时和别人打打嘴仗发贴玩了……

奶奶的，你敢翻我老邓家的黑历史小本本，你嫌命长了吗？

文革最后的评价，得等这些当事人及为老不尊者见孔方兄后才行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832701.html

文革中邓榕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最早发表于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报，邓榕文章的题目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期。后被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转载公开发表。

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XX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19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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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神马节奏？

我想起了唐朝则天女皇清洗先皇重臣旧事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在遗作《我的前一百年》中回忆

　　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

　　1973年12月21日下午6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到毛主席书房受到主席接见。

　　在各位司令员、政治委员没有到位之前，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朱德、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韦国清、陈锡联、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苏振华、赛福鼎，文则孜、倪志福、田维新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已在座。

　　当外地来的司令员、政治委员们进入主席书房时，先前赶到的政治局委员对我们说：“中央决定，把你们这些司令员们互相对调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听到这个决定，先是一愣，然后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拥护中央的决定。”

　　―会儿，主席来到了书房。大家起立问主席好，主席说：“大家请坐，我昨晚上没有睡好觉，想看看同志们。”只见主席一边说一边拿起开会人员的名单。

　　主席说：“陈锡联，你在沈阳也10多年了，你同李德生对调。”当讲到李德生时，主席说：“你到沈阳当司令，家就放在北京，就像阿庆嫂唱的‘司令常来又常往’嘛。

　　主席接着说：“杨得志你在济南17年了吧？曾思玉你在武汉也7年了吧，你们两人对调；许世友同志你在南京时间最长了，19年了，你同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在福州也是17年了，你同兰州皮定均同志对调；秦基伟在成都才1年，王必成去昆明才2年，

这两大军区就不动了。”

　　主席接着说：“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下好，人在一个地方待长了，油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调一下，有好处，到处都是干革命。在调动工作上要做好工作，打招呼，调动要欢迎，不要冷冷清清，冷冷清清不好。要同军长、军政委，师长、师政委见面，包括司政后机关，一二百人见见面，不认识不好。如东北陈锡联，可以带李德生到

沈阳军区熟悉熟悉，李德生也可以带陈锡联到北京军区熟悉熟悉。”

　　主席停了一下，看到大家都在认真地听，接着说道：“我们请回一个参谋长邓小平同志，他办事比较果断。不是我请的，是政治局请的。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过去要三七开，功占七分，过占三分。我送他两句话：‘柔中寓钢，绵里藏针。’他外表看起来和气，里面却是钢铁公司。”大家都被主席的幽默风趣逗得直笑。

　　邓小平同志当着大家的面说：“我这个人有许多缺点，但对党是忠心耿耿的。”

　　主席说：“互相对调，是河南人发明的，东调西调，调远一点，这个军分区调到那个军分区，都欢迎。杨得志带一个旅到了延安，我才认识他的，那时候有逃兵，我说不要抓，人家不愿在这里，要逃让他逃，请他吃一顿肉回去算了，捆绑不能做夫妻，捆绑不能做朋友，捆绑不能革命。”

　　主席说：“对贴大字报的问题，世界上就有这样一些人，爱造谣惑众，搬弄是非。国民党的报纸、广播天天骂，也没有把我们骂倒，我们还是共产党，我们还是先进的。贴两张大字报不要紧，过去，他们说，‘出了朱、毛，杀人放火样样干，嘿呀嘿！’无非是想误导人民，消灭我们，事情是两面的，有的人不听话，不听调动，养着也是常事。有一个能办事的人就好了，你们要交好班，有困难，人生地不熟，有些人批你们，有些人保，大多数人舍不得你们走。”

　　主席说：“我不是给你（指韩先楚同志）讲过嘛，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些，心要宽，胆要大。心宽一些，胆大一些，无非是做官，革命，一个不降，一个不撤，一个不批。你们自己想想，总有缺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缺点。这个会差不多了吧？明天就‘聋子放炮竹’（意思是散会）吧。”

　　主席说：“许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

　　许世友回答：“看了1遍。主席说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

　　主席说：“把甄士隐、贾雨村引出来，这两个人，一名甄士隐，一名贾雨村，假语村言。真的不能作假，是政治斗争，吊膀子是掩盖。要读第五回（第五回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你要读5遍。”

　　许世友说：“坚决看5遍。”

　　主席说：“《水浒传》不反皇帝，单反贪官，最后还是招安了。”主席叫总理坐在身边，“总理你75岁了？”

　　总理答：“76岁了。”

　　主席说：“还是年轻力壮，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你（指许世友）也应该读一点。汉朝有个周勃，没有读什么书；刘邦，也没有读什么书。如果中国出了修主主义，要注意咧。”

　　许世友说：“把它消灭掉！”

　　主席说：“你去读读杜甫的文章。”

　　许世友说：“坚决照办，坚决去学。”

　　主席说：“到一个地方，很多困难咧，党政军民学，都不熟悉。东西南北中，你不熟悉怎么办啊？”

　　许世友说：“不怕，依靠党和群众。”

　　主席说：“慢慢就会顺当。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这是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你（指许世友）能读得出来吗？你这个人也搞点文嘛！文武结合！你这个人只讲武，爱打仗，还要搞点文才行。汉朝有个《陆贾传》，你可以看看嘛！”

　　毛主席又说：“你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要坚持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讲一讲嘛！”

　　叶帅说：“明天还要开一下会。”

　　主席说：“明天开个大会就算了。”

　　总理说：“起草了一个命令，很简短。”

　　主席说：“你们带一个头，还有总部、军区、军、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问题还很多，人也很多，不要紧，事情总是两面的，有廉洁必有贪污，有贪污必有廉洁，只廉洁，没有贪污不正常！（主席用两只手比划）这只手廉洁，那只手贪污，对立的统一（主席把两只手合在一起）。怕什么？我睡不着觉，把各位同志请来。”

　　主席说：“80来岁的钓渭滨（指姜子牙），我是80岁把你们调来中南海，你们不吭声啊？我是‘一言堂’了，你们不吭声，我不讲了。”陈锡联说：“我们想多听听主席的指示，到新地方好工作。”

　　主席说：“曾思玉和杨得志对调，丁盛和许世友对调，韩先楚和皮定均对调，这几位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李德生、曾思玉、丁盛不那么久。你们带一个头，就会牵动全国，对今后军分区、人武部的调动，带个好风气。你们把我调一下吧！我实在不愿意当主席。”（大家哈哈大笑）

　　主席说：“《三国志》上有3个人，刘、张、赵，都是小商小贩出身。刘备，是卖草鞋的；张飞是卖猪肉的；赵子龙，是卖年糕的。我老了，应该去‘卖年糕’（即，老迈年髙），到福州去卖，好不好啊？南京、武汉不去，太热了。”（大家再一次被主席风趣的比喻引发大笑）

　　主席说：“对同志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评人家，不批评自己。一批评自己，就好像挖了他家三代祖坟，说人家是‘革反分子’、‘五一六分子’。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不要杀（除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要杀），要保存活证据，犯点错误，改正就好。”

　　主席说：“要准备打仗，我能吃能睡，我还可以打几仗。要打就打，谁打我都欢迎，几个氢弹，能把北京消灭得了？北京有各国大使馆，要打氢弹，他们也消灭了。我看导弹、氢弹可能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就选择广岛、长崎，不打东京，大阪。”

　　主席说：“小张（张玉凤）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了第一段后，主席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搞什么大小舰队，就不能得胜利，据说，在江西一个省选了300多妃子，这是共产党干的事吗？”

　　主席说：“过去战争年代，干部经常调来调去，我们党政军民有这样的传统，八届十中全会决定，要交流干部嘛，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一切行动听指挥。调动一下有好处，也是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山头主义，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一环。军队要统一，要整顿，要加强。各大军区司令员不再兼省委书记，集中精力搞好军队工作，议政议军，抓好部队建设，

准备打仗。”

　　主席说：“你们在座的，有几位懂得英文？（插话：毛远新、姚文元）沙发是外国名词。沈阳，外国人不叫，叫孟克得。山东赵庄，看来几百年前是个镇子，你们不讲，那我就闭口了！你们一点勇气都没有？开点玩笑吧！”

　　总理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条，李志民同志领唱。”（唱毕）

　　总理说：“差不多了吧，散会吧。”

　　主席说：“才谈了半个多钟头嘛！”

　　总理说：“已经一个多钟头了。”

　　主席面对朱德同志问：“你是红司令，还是黑司令？我说你是红司令，就是红司令。现在还有人骂你吗？”

　　朱德说：“没有。”

　　主席又问：“我们两个几十年了？”

　　朱德说：“我跟主席40年了。”

　　主席说：“你跟我，我跟你，40年了。”

　　主席说：“邓小平同志，从现在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军委委员。我喜欢他，有些人有点怕他。此人还是个好人，姓邓，名小平。”

　　主席说：“还是唱歌吧！唐文生、王海容、小张同志领唱，我指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条是说话要和气；第五条是不是不要打人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是不是这样？我记错了没有？”

　　大家齐答：“都对！”

　　主席说：“散会！”

　　1974年1月2目，《人民日报》以《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续贯彻十大精神，夺取更大的胜利——全国各地隆重举行军民联欢会》为题，将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消息公布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