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过去的一些事儿 -- 温雅颂
任何新生政权，在刚开始掌握政权的时候都是人才奇缺，因为推翻旧政权的力量基本都是以军事力量为主，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但随着旧政权的逐步垮台，新政权接管的地域不断扩大，就必然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来主持接管新地区的日常运作，所以必然要大开门庭广招天下贤人。但随着新生政权逐步走入正轨，各类人才也必然趋之若鹜，希望能得到重用，这时掌权者就必然要提高门槛，甚至堵塞通道了。古代文人们期望的所谓“野无遗贤”，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可能的。
这不仅对一个政权如此，对企业也同样。当一个公司处于初创阶段，公司老板招人的时候都特礼贤下士，尤其招到能力很强的人时更是言听计从，视为股肱。但等公司壮大以后，再招人就会摆谱甚至刁难应聘者。刘备请卧龙可以三顾茅庐，等后来事业稍有规模，对待凤雏可就天差地远了。
所以，如果下决心不进入体制，就必须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
我听我二伯说的，我祖爷爷老早就过世了~`~我猜有可能是的
因着高树勋起义，刘邓大军的邯郸战役顺利结束，部队就地休整。我爷爷作为当地头面人物，自然就要带着一帮乡亲们，敲锣打鼓、箪食壶浆地去劳军了。那真是：“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解放军”。
到了司令部，我爷爷自然是期待着驻军首长，大名鼎鼎的独眼刘司令能出来接见。可刘军神下部队了没在家，出来接见的是邓政委。
除了劳军的一些场面话之外，我爷爷很自然地向邓小平提起了我姥爷说动高树勋起义，和当年帮王维纲越狱的事，邓小平就当场表了前文所说的那个态度。接见期间，邓小平也自然问起了我爷爷的家庭情况，听说我父亲已经参加了革命，人正在太行山里，自然又说了一些鼓励和赞扬的话。
我爷爷人很精明，知道TG是个穷人党，和当年在江西湖南领着泥腿子打土豪的事迹，眼看着TG成事了，想着自己的成分，也怕将来会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所以就借着刚谈过前面那些话题的气氛，向邓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从邓小平这里讨到一个“免死金牌”。从送独子参加革命，亲家两次为党出大力上看，我爷爷这样的要求在邓看来显然也不过分，就当场写了一封给地方基层领导的信，说我爷爷是拥护我党的开明民主人士，是我党的朋友。信很短，内容大致如此。
我爷爷回家后时间不长就去世了。他的死很突然，其实当时只是昏迷，但乡下人不懂，没采取抢救措施，因此故去了。我奶奶就托人把这封信捎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一直保存了很久。我哥哥小时候还亲眼见过，但我没见过，估计可能是文革初期被我父亲毁掉了。
我大舅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是正规部队的战士，负过伤，左耳后有一块酒盅大小的伤疤。可能跟这次受伤有关，他的听力受到了损伤，以后人们都喜欢叫他“聋子”。我小的时候他常到我家串门儿，常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他应该是中国空军组建时就从陆军转成空军的。50年中国抗美援朝时，他就在东北某机场负责机场安全保卫工作。只要一聊起他过去的经历，他必然要提到王海张积慧击落美军飞机的战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兴奋得手舞足蹈、眼光四射、高声大嗓、吐沫横飞。
他后来转业到了地方的一个兵工厂担任厂长，地方在北京与河北交界的大山里。那个厂应该是五机部下属的一个轻武器生产厂，生产步枪子弹一类的东西。记得文革期间有一次他来我家，说起他厂里的一位技术人员，跟几个同事一块出去打猎，因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厂里当时掌权的是“革委会”，认为他的死有问题，怀疑他可能有特务背景，是畏罪自杀。反复调查了许久，折腾得鸡犬不宁。据那几个同事讲，其实经过很简单，他当时就是站在那里休息，把枪支在地上当拐棍，枪口朝上。因为累了，他就把自己的下巴放在枪口上休息。就在这时，枪突然走火，半个脑袋被轰没，人当场就死了。
55年他被授空军少校军衔。逝世后骨灰停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遗像用的还是他刚授衔时的军装照。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人的遗像都是55年授衔时的军装照，显然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们都认为那才是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在授衔之后退伍转业到了地方。以后的日子相对比较平淡，没有更能反映其风貌的照片。当年神采奕奕的军装照，几乎就表现了这些人一生的光辉顶点。
多少可能扫楼主兄弟的兴，但是历史这东西，别说老人们的口述，就算老大们白纸黑字的回忆录，都得小心点看。关于回忆录和高，我以前刚好有一个跟贴涉及到过。
参考：
《纵横龙潭虎穴间》-靖任秋回忆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刘伯承回忆录》，第一集，P269，“高树勋将军起义前后”--王定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根据靖任秋和王定南的回忆文章，高的起义是直接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领导下进行的，二人分别或一同做了大量工作，反复在火线上冒险往来，在后期高有所表态时刘邓甚至派了李达穿越火线同高直接谈判（李达有西北军老人和二野最高领导层双重身份）。
根据靖的文章，高在起义前要求的条件有：职位同刘邓并列，放其余两军（30军，40军）走..... 但是刘邓随后攻击并歼灭了这两军，并生俘马法五等人。当然了，放在刘邓，这理由也很好找，比如马部逃跑时还包围攻击我某县大队，烧了某村的房子什么的。这就是著名的邯郸战役前后。
高起义后，部队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但是，那是1945年，局势还完全不明朗，高部随后发生大量逃跑，溃散，反水事件，TG派去的干部很多被裹挟甚至杀害。局面维持到1947年，常老爷子的队伍局面上颇显优势（谁能想到一年后就反过来了），刘邓外有强敌，内有不稳，又有郝鹏举的例子在先，事情最终演变成民主建国军被包围缴械，但是高本人还是给了政策。所以高司令以及部下有些怨念也很正常。换个位置，如果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只怕刘邓连抱怨的机会都没有。 
经了这一场，TG毕竟是极其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的一支队伍，后来在处理傅长官起义的事情上手法就几乎可称炉火纯青了，该打的打你个彻底不翻身，比如陈司令长官，只好在功德林里冲着篱笆外边的老大哥翻白眼儿。当然了，陈长官抱怨老大哥也没有道理，根据贾亦斌回忆录，抗战结束陆大同学讨论国家未来的出路方向，喊打最凶的就是长捷同学（您看这名字起的）。该放的呢，家眷小三儿，金银财产，房子您要搬得动估计也行，包机送走，比如常老爷子那些哭天抢地，抹脖子上吊的门生，你们走干净了省得在部队里捣乱。该说服的呢，傅长官您也别充好汉子，道理讲清楚；孙司令您也别装病，方向看明白，今儿不行明儿再聊，不过呢，啊，呵呵......
我不否认党在高树勋起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是从邓给我姥爷开出的条件看，他肯定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我猜他可能是第一个跟高树勋谈起了关于起义的可能性，使高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逐步采取行动同党拉上了关系，在条件谈妥后最终达成了起义的行动。
我觉得，高树勋不太可能一开始就有起义的想法，而党也不太可能主动去劝降，这中间需要一个催化剂，而我姥爷大概就是这个催化剂。
的确如果是要作为论据，艺术作品不足当此重任。但我相信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或者故事都有生活中的原型，不然即使作家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写不出那么多动人的故事。人性确实不能简单以好坏来区分，可能是我的思维还是有受党教育多年的影响。那应该用什么来区分呢？善恶？
大舅因为很小就投了八路，受过伤，历史清白。加上他为人亲和爽快，跟谁都是见面熟，所以没什么敌人。到了文革，他既然是厂长，自然就是“当权派”。而“当权派”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全国都是凤毛麟角，所以他也自然要受到冲击，挨批斗等等。但是对于造反派来说，批这些“走资派”的根本目的在于夺权，只要把权力夺过来了，造反派们自己内部忙于权力分配和内斗，也就顾不上再批走资派了，所以大舅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受什么大罪。
而我的二舅命运就惨多了。他没有大舅的光荣历史，解放后只是在一所中学当老师。他这人性子直，心里有啥嘴上就说啥，结果“反右”的时候倒了大霉，被打成了右派。
现在大家都知道反右扩大化，绝大多数所谓的“右派”只不过是给本单位领导提了点意见而已。但我二舅的右派，可以说比所有的右派都冤。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赫鲁晓夫批斯大林，他认为不妥，说了“苏联这么干不合适”一类的话，结果因为反对“苏联老大哥”而成了右派。虽说几年后中苏开始论战以致决裂，他还戴这个帽子就太荒谬了，所以正式被摘了右派的帽子。可摘了右派帽子的人，也是“摘帽右派”，政治上依然被打入另册，一直抬不起头来。
文革后全国的右派得到平反，我二舅才真正恢复了普通人的身份地位。那时国内有一部挺火的电影，叫《牧马人》，主演朱时茂和丛珊。看那个电影时我就会自然而然想起我的二舅，下意识地把两人融合在了一起。电影里那个右派对党毫无怨言，说“母亲打错了儿子，可母亲毕竟是母亲”。一年暑假期间，二舅来我家，我就问起他被平反后的感想。我以为也能听到类似电影里的那种回答，可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说了一句：我一生中最好的二十年被彻底毁了。
听到这句话时我内心受到的震撼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被打成右派时三十出头，平反时已经年逾五十。我当时只有二十出头，体会还不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我现在也年逾五十了，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出他当年的那种怨愤。一个人只有一辈子，三十到五十这个年龄段正是人一生事业最波澜壮阔的阶段。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回忆往事，最值得回忆的也往往是这个阶段。可一个人因为一件莫须有的事情，无端被打入另册，变成社会的弃儿，在本该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不得不在惶恐无奈中度日如年。本以为此生只能如蝼蚁一般苟延残喘，对人生再无任何奢望的时候，却没想到在晚年又突然恢复了做人的尊严。那种精神上的大起大落和大喜大悲，我实在没能力用文字来描述。
父亲是个“小女婿”！
我爷爷是个独子，有妹妹但无兄弟。到了我父亲这辈，则连个姐妹都没有。连着两代单传，让我爷爷感到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压力。为了早日解决这个后顾之忧，所以早早地就给父亲娶了亲。结婚的时候，我父亲只有14岁，而我母亲18岁。
我小时候常听父母和老家的亲戚们说起我的一个姑姑。我很奇怪，既然父亲是独子，怎么还会有个姑姑？每次问起来，父亲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显得有些不自在。母亲也从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告诉我，这个姑姑是爷爷收养的一个义女。
父亲28年出生，结婚的那年正是1942年，是中原地区发生大规模饥荒的那一年。有一天，一个逃荒要饭的妇女带着几个孩子来敲大门。一问才知就是附近几十里外某个村庄的，外出逃荒正在回家的路上，因为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打算把女儿卖掉，换点粮食。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惨，再吃不上粮食，一家人就很可能饿死在路上，尽管离家已经很近了。
爷爷家虽然比较富裕，但在饥荒年，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家里的口粮其实也不多。但无论如何不能看着乡亲饿死在路边不管呐，所以还是给了他们一点粮食，不多，也只够他们坚持到家而已。而那个女儿，我爷爷开始坚决不肯收，说接济乡亲一点粮食救命是应该的，怎忍心拆散人家的骨肉呢？但那家人说什么也要把孩子留下，其实也是听说我爷爷仗义，希望给孩子找个活路，并且减轻自己的负担。爷爷只好慨然应允，并当场表示收她为义女，这样我就有了这样一个姑姑。
母亲还记得，收下她的那天，因为看她衣衫破旧，特意拿了自己的一件花布衫送给了她。没想到父亲却说：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怎么还送她衣裳？母亲不解，经父亲解释才知，原来我爷爷怕我母亲不能生育，收这个义女其实是给父亲准备的一个二房。
好在母亲比较争气，婚后很快就怀孕，而且生了个男孩。爷爷放了心，也就没提让这个姑姑嫁给我父亲作二房的事。
饥荒过后，那家人曾托人来找过爷爷，希望还把孩子接回去。我爷爷不反对，但我姑姑坚决不肯回去。说：你们当初嫌我是个累赘，不管死活把我丢给了一个陌生人。要不是我命好遇上了一个好人家，恐怕早就死了。现在你们过好了又想让我回去，趁早死了这个心，就当我已经死了吧！
后来，我父亲母亲都离家参加了革命，姑姑长大后也嫁人成了家。爷爷去世后，奶奶在土改时被划成地主成分，姑姑顶着地主子女的帽子，一直照顾我的奶奶并给她送了终。要知道，一直到改开前，特别是在农村，阶级成分都是世袭的，即使是解放后出生的人，也还要继承父母土改时定的成分。姑姑她的生身父母家里很穷，土改后肯定是贫农成分，要是她土改后回她原来的家，也就不必受这三十年的政治歧视了，但她没有。单从这一点，我就打心底敬重她。
可惜，父亲和她大概都知道爷爷当初收她作义女的“小算盘”，所以两人后来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而疏远，完全不像一般的兄妹关系。我父亲离家后只是奶奶去世时回去过一次处理后事，而姑姑这么多年从未来过我们在北京的家一次，我至今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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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