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打土豪打到共谍家里了 -- 黄河故人

三青团1938年7月9日才在武昌正式成立，时间上有点对不上，会不会是其他什么亲蒋学生组织？

政协常委夏家骏的从政传奇

阳敏

　　年近七旬、满头白发的夏家骏，被群众称为“夏青天”、“布衣常委”、“民间信访局局长”，当然也获得了“书法家”、“法律史家”的种种美誉。可在记者看来，他更像一个“湖南蛮子”，一个精力过人、记忆力过人的老顽童——有点名士风流，也有点乡土气，有些天地不怕的狠劲，也有湘西人的淳厚。

　　成为文学家，作品流芳百世使“天下谁人不识君”，是夏家骏青年时代的梦想。造化弄人，他高考进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再后来转入法学史专业。1987年之后，他先后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近20年的从政生涯，夏家骏真正做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这本是一名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应尽的职责，可一路走来却异常艰辛。

　　历尽波折的成长

　　与夏家骏的对话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连午饭时都没有歇一会，足见其精力过人。几乎整个上午，他都在眉飞色舞地讲述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而他的口才和神韵，又很具感染力，常令听者忍俊不禁，虽则那快乐的底子是他悲凉的身世。

　　生于桂林的夏家骏，自小丧父。其父夏次叔，青年时代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抗日运动委员会主席，因躲避追捕逃往法国，从香港回国时经朋友介绍认识李宗仁，后来担任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同时也是第五战区长官部机要秘书、第五战区司令部机要秘书。

　　夏家骏出生后还未满月，父亲便跟李宗仁先到南京，并于1937年10月与李宗仁同机飞往徐州。几个月后，家里接到李宗仁发出的通知，告知父亲在台儿庄战役中失踪。实际上，夏家骏母亲心里明白，丈夫估计是因为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暴露而遭暗杀——直到1982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郭影秋在回忆录中写出暗杀真相，事实才得以确认。

　　死讯传来，夏家骏的母亲便疯了，家里靠四舅养活。“舅舅当厨师，后来因为工资太少，养不起，我舅舅只好跟卖大烟的人搅合在一起，通过卖大烟来赚点钱。同时母亲疯了，有时候用点大烟来麻醉她。从我记事开始，母亲就躺在一个圆圆的纱帐里，我很少见她起来走路。”后来，舅舅因贩毒被抓，判了死刑。家里断了粮，当时4岁的夏家骏和9岁的姐姐、5岁的哥哥从此被迫进了桂林两江儿童孤儿院。对于6岁以前的生活，尤其是在孤儿院中的两年，夏家骏不愿多谈，他说“很不快乐，想起来就是孤儿院里的老鸦叫得凄惨”。

　　1943年，战火烧到桂林，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到处是火海和断肢，街上还有耗子叼着人肉到处跑。在这种情况下，老家来人把夏家骏三姐弟及母亲接回湖南省龙山县。

　　龙山县桶车乡小湾村的夏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夏家骏的爷爷曾中过举，考过进士，一幢大宅子光天井就有48个，门口就是“进士及第”4个大字，光绪御题。

　　夏家骏说，回到家乡，母亲神智仍不清楚，成天吐血，吃东西很少，由姐姐来伺候。他和哥哥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读小学，母亲的理由是，一定不要留恋家乡，不要留恋家庭，要自立。

　　9岁时，夏家骏的母亲去世了。亲戚给的供给逐渐减少，到兵荒马乱的时候就断了粮。夏家骏挖过葛根，还帮人家挑过柴火、盐，也卖过烟丝，打过草鞋，烧过炭。3个孩子平日的生活就靠吃麦麸子、南瓜叶子、山上的野果子，或者捞捞虾，抓点黄鳝维持。

　　解放后，夏家骏因为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又是孤儿的缘故，被招进县里的“小学教师培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个头太小，没有分配工作，被推荐到龙山县一中念初中，中考考入吉首民族中学。

　　夏家骏成绩优异，但由于“父亲失踪，下落不明”，没有大学肯录取，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冒险到北京找三姨一家，另谋出路。到北京后，寄住在姨家中的夏家骏无法落户，自己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居然很快得到答复，户口问题在半月之内得到解决。此后，夏家骏顺利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破格直升研究生，师从国学大师郑天挺。但1963年研究生毕业时，再次因为身世原因，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农村当中学老师，其后几经辗转，于1986年调入中国政法学院。

　　夏家骏说，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对他的影响很大，“我觉得没有战不胜的困难，没有迈不过的坎坷。关键是自己要有信心，无论做什么，下定决心目的都能达到。每当我做一件工作的时候，就想起那些善良的把我养大、帮助过我的人们。”

　　砸不烂、累不垮的常委

　　回顾家世，夏家骏时常流露出对于父亲夏次叔的怀念，他说父亲是他的骄傲和楷模，以至于当他刚选上人大常委却遭人报复家中被砸得稀烂时，最令他痛心的不是财产的损失，而是“烈属证”的不翼而飞，因为那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

　　但夏家骏认为，这并没有给他从政带来多大的帮助，因为“父亲生前只是抗日民族管委会的组织部长，默默无闻，是个单线联系的人物，没有战友”。

　　1986年调入中国政法学院时，学校给夏家骏分了一个13平方米的房子，一家4口人挤着住，这样一住六七年。1993年，夏家骏正式当选人大常委，6月，第一次常委会开幕式的当天晚上，一名教师把他家砸了个稀烂，夏家骏说，他知道事情背后有人指使，该人因夏家骏当选人大常委，自己落选而不满。夏家骏后来把事情报告了人大常委会，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知道后说，夏家骏是个砸不烂的常委。

　　夏家骏认为，当选人大常委并不是因为他“烈士遗孤”的身份，主要在于他是少数民族——土家族。1998年，人大常委的任期到了，换届时单位没有上报夏家骏的名字，他没有连任。后来，一位中央领导说，那个叫“包公”的人怎么不是人大代表啊？那就推荐到政协当常委吧。

　　于是，夏家骏以高级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成为全国政协常委，连任至今。从人大常委到政协常委，这让许多对夏家骏不满的人窃喜。“一般来说，人大常委权力比政协常委大。但是，我在人大只呆了5年，办的事情比在政协办的事情要少得多。”夏家骏说，“我是靠我在全国人大打下的底子，中央相信我。我是代表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讲话的，是作为一个维护法律的人来讲话的。”

　　此话不假，2004年春天，夏家骏以其倔强不服输的个性，三次上书总理，为鸡西市农民工讨薪——此事让他名扬全国。而2005年，夏家骏经手的案子也不少，其中一些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

　　夏家骏认为，正是他长期写给中央领导的信件、他的发言，以及当面的谈话，赢得了高层的信任。“有一条，我出于公心，没有私利，所以我讲的全是真话，不讲假话。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有了多年积累的个人信誉保障，夏家骏的信件基本上都可以顺畅地送达每个政治局常委的办公室，有时候接到电话，机要室的人也会上门取信。不过，夏家骏十分清楚各样事情的轻重缓急，属于各省的事情，他就给各省的主要领导写信，属于国务院的事情，才给高层领导写信，不会轻易越级上报。

　　夏一天接待好几拨来访者，最多的一天要接待十五六拨。深夜2时，刚办完事回到家的夏家骏，还会被小区树丛下突然钻出的外地老人跪倒拦住。这种生活一般人如何承受？夏家骏说，很多时候很累很烦，发脾气，家里也很乱，但更深的困扰却是，他监督过的任何重大的案子都会遭遇阻力，而阻力又常常是来自个别的领导干部。

　　“比如说，有些人打着建‘红军公园’的牌子化缘、要捐款，但钱却没有交到红军公园的总账上。交账的数目，有的差了上百万。我向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举报了这帮人，公安局很重视，局长也很重视。但是一办案就有阻力，最后不了了之，撤案了。”

　　成百上千的人找上门来，一年到头东奔西走，累；很多关涉百姓利益的事情，解决不了，累；监督案件不时遇到来自上面的阻力，累……这两年，又添了一件让夏家骏更累的事情——某些人开始打着夏家骏的旗号招摇撞骗，或者吓唬官员要钱，或者跟上访群众要钱，以至于几个月前，有关部门曾拒收夏家骏的信件和材料，直到他在常委会上说明情况，误会才算化解。

　　大事小事都关心

　　夏家骏曾经收到一个四川女孩的信,信中说，女孩的父亲死了，母亲疯了，把户口弄丢了，11岁的弟弟不能上学，跟小偷混在一起，好心人把她送进学校，马上面临高考，却没有户口报不了名。夏家骏马上给有关部门写信，结果半年没有动静。接着他又给四川省委书记写信，户口马上解决了。

　　“政协委员全国也不多，常委就更少了。小到一个户口的事情，都要您来操心的话，岂不是有点浪费？”记者问道。夏家骏说：“我的态度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对人民有利，只要对党有利，就应该做，不要摆自己的架子。不管小事，不管群众切身利益的人，绝对管不好大事。”

　　不过，夏家骏是大事、小事通通关心。在2006年的“两会”上，他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关于“精简机构”的建议，他建议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到人大政协都要精简人员，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要精简——可以扩大人口基数少选人大代表，假使原来是50万人选一个，可以扩大到80万选一个，当然少数民族、侨胞及港、台、澳这些地区可以放宽制度。人口基数越大，选的代表越少，竞争力更强，质量更高。

　　“领导班子也是啊，四套班子多少人啊，地方尤其是这样，没有民主党派的地方也要现发展一个民主党派，也当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中国历史上盛世必裁员，精英不宜多，选出更好的精英，减少人民的负担，减少人浮于事，减少选举矛盾。”夏家骏说，“我在会上也讲了，我这个建议肯定5年之内，或者10年之内都没条件实行，总有一天要走这条路。”

　　这些年，为了农民土地被强制性征用却得不到补偿，或者补偿不到位的事情，夏家骏也跑了不少路。

　　2004年10月，夏家骏约了某省省委负责人见面，结果等了4天，对方派了个副秘书长来谈。“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政府有权提留（补偿款）。我说，国家有权，但国家有令提留要按比例，把农民抓起来判刑，把政治干部抓起来判刑是不对的，造成冤假错案不好。他回答我说，进入法律程序的事情党不能管，党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来管事。我说你这话错了，宪法规定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力量，其次从体制上讲，你那边的党委书记就是人大主任，人大就是专管法律监督的，凭什么不能管？”夏家骏对该秘书长说，你不听我的建议我不在乎，我担心你们还要出大事。果不出所料，不久之后，那里爆发了群体性事件。

　　而夏家骏此行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他收到许多反映当地土地问题的信件和材料。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子，就是当地某县级市修了一条146米宽的大道，后来听说有中央领导要去视察，市委连夜铺上土掩埋，并将该市一名想反映问题的国土局副局长控制起来。

　　后来，在2005年7月6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夏家骏专门就“土地问题”发言，并提出六点建议，该发言稿后来直报中央。夏家骏建议，信访、信息的渠道要真正畅通，并着眼于解决问题, “抓住重点地区、重点问题，由中央派员督办、督察或亲办、亲查，抓出典型，警示一般”，不失为好方法。

　　时下，随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某些地方干部又逐渐转入农村大占土地、大搞政府迁址工程，有些市政府不惜在远离市区的农村开辟新区。夏家骏看到这一点，他说：“此苗头已现，如不控制，必将引发新的占地热潮。”

　　在夏家骏今年提交给“两会”的7个提案中，有两个与土地问题有关。他认为，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土地问题。“如果村容整洁就是要把农村变成城市的话，那么可能要出现新一轮的征地狂潮，结果是农民住在洋楼里挨饿。”夏家骏说，“搞成劳民伤财的事，老百姓又不干了，有问题了又要告状，我充分估计到这一点，所以我比较早把话讲了。”

　　 躲进小楼

　　从小梦想要做文学家的夏家骏，并没有想到自己能由法学史研究进入学界并转而从政。

　　跨进历史学这道门槛之后，夏家骏则将“五千年人物尽收眼底，八百万文字遥指身前”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而自从1993年他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学术专著出版，就像他自己说的，“已经退出学坛十余年”。他说自己并不后悔，个人荣辱放在一边了，为人民做了一些实事，觉得自己活得还有价值。

　　少年时的夏家骏最喜欢到“励志楼”上玩耍，那是婆婆为他父亲夏次叔修的吊脚楼，专供父亲写作会客之用。“励志楼”窗户上的玻璃映出楼下的荷塘，有蜻蜓、荷花，还有高大的漆树和梧桐。下雪的时候，夏家骏下楼来到院子里，站在雪地里看梅花，看纷纷的白雪落在梅花枝桠和粉红色的花蕊上。

　　“我想的是，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全社会都富起来的时候，我就走遍全国，游览一下风景，写点游记，休息够了回来躲进小楼里写一两本专著。这是我最大的理想。”夏家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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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过一本

桂林，广西，大西南，居然都被日本人的战火烧到了

极力模仿封神有效果。

此后就一本不如一本，露了本来的成色了。

吧！总政联络部公开修建了广场，网上已出现很多的回忆性质和总结性质的文章，建国前后在台湾的事情应该是解密了吧。您的文章让我这样的80后见识到了什么是信仰。转一篇凤凰网的。

中共台湾工委为何遭受大破坏

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时，解放台湾成为最后一项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这一年7月曾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时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地下党组织，可惜的是几个月后这一组织便遭受了大破坏──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台湾也有部分革命者建立和发展过共产党组织，不过却因岛内的特殊情况屡遭破坏。在解放军开始筹划渡海攻台而急需内应时，1950年初中共台湾工委却遭到近乎覆灭性的损失，组织基础薄弱、指导思想急躁和领导成员的腐败是其主要原因。

“老台共”失败后中共于1945年建立台湾工委台湾于1895年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岛内的女革命者谢雪红在1925年便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1928年4月，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成立，后被人俗称“老台共”。台共书记为林木顺，蔡前（后改名蔡乾）、谢雪红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

台共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不过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通过“农民组合”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随着日共组织在本土被破坏，1931年日本警方在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如蔡前回福建后进入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抗战时还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这块回归祖国的省份建立组织。当时在延安的蔡前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虽然此前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中共中央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还是任命此人为台湾省工委书记。9月间蔡前由延安出发，12月到达江苏淮安，同在华中局工作的台湾籍干部张志忠等人会合，再分批到沪以返台。1946年4月，工委副书记张志忠先行到达台北，7月间蔡前（后改名蔡乾）抵达，并联络岛上的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组织。由于台湾受日本半个世纪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

国民政府刚上岛接收时，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对重归祖国感到兴奋，随后又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搜刮恶行极度失望，不少人对共产党产生向往并要求入党。不过其中一些人出于赶时髦，革命意志并不坚定，遇到风浪便出现逃避，李登辉便是其中一个典型。

1946年9月，刚从日本回台湾大学农学院就读的23岁的学生李登辉曾申请加入共产党，很快得到批准。1947年2月末发生“二二八”起义时，李登辉参加了一些宣传，随后因国民党军警特展开血腥镇压便躲避起来不参与活动。1948年夏天，毕业后已担任台湾大学助教的李登辉找到中共台湾学工委要求退党，并称自己仍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却不愿过组织生活和受党的纪律约束。当时组织上分析，李登辉是因害怕危险而退党，经挽留无效后便予同意，不过此人还答应保守秘密。

据几十年后退休的台湾特务头子回忆，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后国民党当局也知道了李登辉这段历史，曾将他拘留审查过七天，放出后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定期汇报，外出又遭跟踪。直至1970年代初，蒋经国强调“吹台青”（即提拔台籍新人）时提升了李登辉，才向其说明：“你的有关材料已经被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蒋经国能有此表示并不奇怪，因他自己当年在苏联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喜欢重用共产党的叛徒或脱党分子。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卷起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变，中共台湾省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随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使工委的秘密活动更增加了困难，不过民众不满的滋长也为地下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急躁冒进和负责人叛变招致大破坏

进入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在大陆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更得到加强。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只看到逃台的国民党军人心惶惶，以及众多群众认为解放在即，便采取了一系列急躁冒进的行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逃入台湾，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向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这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此时工委却开始在山区建立武装据点，在台北市内印刷《光明报》散发，并大力发展党员。工委还在《攻台建议书》表示：“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根据这一估计，工委只以几个月的短期打算来准备策应解放军登陆。

1949年7月，撤到台湾的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内发现《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掌握了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乾）的线索。10月间，保密局通过刚混入中共高雄工委组织的一名老牌特务，掌握了其“上线”李汾，这个缺乏觉悟的工运负责人被捕后供出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接头时实施了抓捕。陈泽民被捕后经严刑拷打虽不肯说出“老郑”身份，却暴露了他的住址，特务赶到此往所已空无一人。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位40来岁的男子。此人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他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他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此人突然跑掉。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认定吴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报，经上峰同意将这个重要“卧底”抓捕，几个月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地下工作不允许出现的大错误，蔡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见。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得知他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见此反常目标，特务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是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蔡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把这个16岁的小姑娘送来。

蔡乾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据国民党当局统计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中共台湾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回大陆，因蔡乾供出其行程而在基隆码头被逮捕。工委在山区的一些武装训练营地也被特务掌握了线索。1950年3月间，“竹子坑武装基地”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这段辛酸历史在1990年代的台湾解密后，将幸存者和特务头子的回忆录结合起来看，便能清楚显现出当年地下组织遭破坏的详细过程。

违背秘密工作原则和领导者腐化是致祸之源

中共台湾工委遭受大破坏，有对解放军渡海时间估计过于乐观和岛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观因素，主观指导失当及领导者个人品质又是主要原因。当对台湾工委书记蔡乾和副书记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对此案的总结是──“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历史事实证明，蔡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有日本经营的基础而在经济水平上远高于大陆，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仅14岁的妻妹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1949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似这般张扬迟早会被敌特发现。他的被捕虽出于偶然，然而历史的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蔡乾叛变后改名蔡孝乾，随后到广播电台发表反共讲话并对其他人实施劝降，国民党当局为影响更多的人“政治转变”，宣布委任他为保密局少将参议。其实只作为特务机关搞反共宣传的走卒，活到1982年病死。张志忠经四年多“感化”仍坚贞不屈，尽管蒋经国两次到狱中以现身说法劝其转变政治立场，得到的回答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速死”。1954年张忠志拒绝了捆绑昂然走上刑场，后来国民党特务在回忆中对此气概也不禁表示佩服。

除了负责人的个人品质，中共台湾工委对形势估计错误造成指导方针偏差也是招致大破坏的原因。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提出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周恩来在总结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1942年遭破坏的教训时也强调，地下党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因为二者的指导方针是矛盾的。众多实践都证明，搞武装斗争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势必不可能隐蔽组织和领导者，而当时台湾工委违背地下工作的长期隐蔽方针急于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在工人学生中不经严格审查大力发展党员，恰恰为敌特渗入并找到领导者的线索提供了机会。

在大陆全部解放后的1950年，中共情报部门的领导者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用了几个月时间总结党的隐蔽斗争经验，得出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事实证明，即使是在严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党组织也必须对每个成员加强领导监督，并以政治信念凝聚成员而努力防止信仰缺失。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的过程，恰恰也证明这两条原则不可违反。像蔡乾这样一个经历过组建台共和长征的干部竟堕落到如此程度，曾令许多人震惊，若仔细分析也可看出人的思想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过去有过奋斗光荣并不能确保后来始终如一，尤其是面对腐蚀诱惑而脱离监督制约时更容易出现蜕变。蔡乾主持台湾工委时正是利用孤悬海外上级难以监督，日益走向腐化，人生追求发生扭曲后其政治立场也就不可能坚定。

当时台湾工委一些基层工人党员被捕即叛变，据当时特务审讯后的报告也称他们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理念，只是看到形势会巨变而急忙来投机。在缺乏政治信仰的状态下，这些人自然不可能保持坚贞，此类教训也说明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

一个甲子的时光流逝，台湾海峡两岸局势已发生了巨变，当年岛内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在1990年代以后已能公开凭吊牺牲者，一些就义烈士的遗骨还经有关部门安排迁葬到大陆。今天的人们纪念那些牺牲的前辈时，不仅能进一步激发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意志，同时通过回顾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的过程，从中总结一些带有历史规律性的教训，对如今的干部和党员也会引发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