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薄案没有审到的 -- 益者三友
他们对苏联警惕性不够高,或者独立性不够,这都可能是有的。真正有问题的还是高岗和林彪。高岗比较明显,他本人就亲苏,而且主政东北那段时间苏联还在控制着旅大港和中长路。而林彪的亲苏立场更俱隐蔽性,至少官方的宣传上从没强调过。以前总是不理解林彪为何要往苏联跑,当时中苏可是敌人,他这是赤裸裸的叛国啊,神仙也救不了他。留在国内也许也有杀身之祸,但是起码还能保留翻身的机会。但是仔细看看林彪的经历,确实和苏联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第一代领导集体里,林彪是除留苏派之外和苏联渊源最深、受苏联恩惠最大的人。就人事联系来说,前有堂兄林育英(多次受斯大林接见),后有高岗(支持高岗挑战刘少奇)。就打仗来说,林彪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吹捧,更在辽沈战役时得到过苏联方面的直接帮助。就他个人来说,林彪多次赴苏联治病疗养。因此苏联对林彪有恩,林彪对苏联有很深的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泽东却一直是苏联和斯大林不喜欢的人;而且苏联在中共建政之初一直试图控制中国,强迫中国做苏联的头号卫星国。这是生性倔强视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国家独立如生命的毛泽东所绝不能容忍的。毛对苏联的抗争是中苏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所以,建国后,林彪在党内的活跃度和地位是跟中苏关系的亲密度成反比的。1958年后中苏裂痕逐步加大,直至1969年兵戎相向;在此期间,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扶摇直上,直至党的九大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成为九千岁。造成这种好玩的现象的原因,我想,一是由于毛泽东是知道林彪的亲苏情节的,所以只有在中苏对抗的情况下,他才能比较放心林彪党内地位的提升;二是林彪本人也知道,中苏分裂的情况下,别人才不会轻易把他的地位的提升与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力联系起来。但是林彪的亲苏情结最终没能打开。林彪是一百万个不同意老毛的联美抗苏主张。终至于毛林翻脸,林彪仓惶逃往他倾注了很多感情的苏联。所以,文革结束后,多少老干部都平反了,就他和高岗没法平反。要给林彪平反,他跟苏联的关系是绕不过去的。
你这里面的内容,我真的懒得再反驳了,到处是错,错误的论据反复重复你不觉得累,我觉得累.
我举个例子罢
"如果相信纽约时报对温家宝的揭底,那也得相信西方媒体对海伍德英国间谍身份的报道"
你这里的逻辑混乱真是让人无语.后面那半句是不能用西方媒体来代替纽约时报的.
简单的说,中国近代百年积弱,到今天要经过三个阶段:战争时期,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和平时期,毛主席的时代是前两个,邓小平到今天是第三个。
由于百年积弱,因此第一个战争时期异常艰苦卓绝,因此那时中国的政治舞台其实是战争舞台,而在以弱打强的战争中又特别需要精神力量和牺牲精神,所以,战争时期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大部分是信仰比较强的,比较注重精神的,也就是不太务实的人,因为务实的人一般说来会比较怕死,其实呢,说穿了就是比较“左”的人。
相对应的,和平时期需要的就是比较务实的人,比较物质的人,说穿了就是比较“右”的人。
必须说一下和平概念,和平概念有两部分,一个是内部和平,一个是外部和平,内部和平就是没有内战,外部和平就是国家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的危险,或者是国家有能力对付来自外国的侵略,总之就是国家有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
还是由于百年积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像古代中国的一个朝代的建立,那时建立一个朝代就是逐鹿中原,一旦逐鹿中原胜利就证明了实力,差不多就等于内部和平和外部和平都有了,因此也就同时不必担心外部,其实也没有来自国外的足够强有力的可以推翻自己的对手,所以,古代的所谓“得天下”就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特别是新朝代建立和新皇帝登基以后,所以就有所谓“马上得天下”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说法,因为“得天下”和“治天下”几乎就是今天和明天一样没有什么过渡时期。
因此,中国人看今天的中国依然只是看中国,以为中国的事情的好坏只要看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就足够了,完全不看中国的生存环境,也就是不看世界影响,还是闭关自守的思维和眼光。
可是,这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近代的中国跟古代中国的生存环境极大的不同了,不仅百年积弱,不仅中国落后,而是可以挑战中国甚至推翻中国政府的力量都有好几个,至少美苏都有这样的力量,他们用不用是另外的问题,这一点的根本标志就是这两个国家已经是成熟的工业化国家了,而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经历一个从建立政权到巩固政权的过程,而巩固政权不只是指国民党不能反攻大陆,还是指美苏不能威胁中国,只有这样,或差不多这样,中国才可以说是进入了和平时期,也就是说,近代的中国在战争结束以后还不是和平,还必须经过一个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其标志或指标就是差不多美苏不能威胁中国了,或者说中国有一个根据地了,就像当年中共有延安差不多。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是一个农业国在工业化时代的世界环境中生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穿越”,对于农业国中国来说是一下子向前“穿越”几百年,所以,完全可以说中国的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就是中国的工业化时期,毛主席的时代是前两个,第一战争时期,第二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邓小平到今天是第三个时期:和平时期。
第一个战争时期就不用说了,毛主席用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表达的非常准确,这是毛主席说的他一生做的两件事里的头一个,毛主席也很清楚,对于这件事是赞成的多,反对的少,这个只是内战胜利,只是逐鹿中原胜利,只是解决了和平的一半内部和平,外部和平还没有解决,要解决外部和平问题还需要工业化。
我们绝大多数人看工业化只是看到科学和技术部分,一般不太注意文化部分,尤其是一般国家没有千年的比较成熟的文化历史,他们的工业化也许不会给他们的传统带来特别巨大的冲击,中国就不同了,由于中国有着两千年成熟的农业文化的历史,中国的农业文化传统不仅不是工业化的文化,不仅不适合工业化,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的农业文化不仅对工业化没有帮助,还是对工业化不利的。
对文化的判断,我实在是只能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各种各样的“丑陋”和“酱缸”还有“劣根性”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明摆着的,我们还知道的就是满清时派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实在不可以想象他们到美国时的“culture shock”!
因此,中国要进入工业化世界,适应世界的工业化的生存环境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和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他一生做的两件事里的第二个:文革!
对于文革,毛主席也很清楚,对于这件事是赞成的少,反对的多。
顺便提一下,我虽然实在不可以想象满清时派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时的“culture shock”,但是我记得我刚刚到美国时确实是有美国朋友问我是不是有“culture shock”,反正他们认为我应该有,可是说实话,我真的没感觉到什么“culture shock”,或者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culture shock”,由此,是不是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的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呢?
显然的,日本和台湾等等是接受了西方和美国文化的,他们去美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culture shock”,可是,中国是没有接受西方和美国文化的,至少不像日本和台湾对美国文化那样的崇拜,是不是中国大陆的文化已经不是所谓台湾保护下来了的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了呢?
文革,是千年农业国的千年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过渡,还是由于百年积弱,这个过渡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完成,跟科学和技术上赶上工业化一样,中国的文化也必须跟上中国的科学和技术适应(也就是赶上)工业化环境的步伐。
这是我对文革的最高层次的认识,当然了,文革的影响或效果或结果是方方面面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影响或效果或结果涉及方方面面。
还是因为战争,中国这个千年农业国的千年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这个过渡不得不包括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我前面提到了,而由于百年积弱,中国的第一个战争时期异常艰苦卓绝,因此那时中国的政治舞台其实是比较“左”的人的舞台,所以,中国的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也是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是比较“左”的人的舞台到是比较“右”的人的舞台的过渡,因为和平时期不仅不怕死不是那么的重要了,甚至是完全不重要了,结果就是一些人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下来了,而另一些人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下上去了。
这里只说文革中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下来了又上去了的一个人:邓小平!
邓小平是文革定的第二号走资派,第一号走资派是刘少奇,第三号走资派是陶铸。
今天,他们三个都去世了,只是第一号和第三号都是文革中被整死的,而第二号邓小平活了90多岁。
如果,只是第一号在文革中被整死了,第三号没被整死,那第二号活了90多岁还可以理解,问题是排在第二号邓小平前面的和后面的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邓小平还活着就是个问题了,特别是全世界对文革还有一个“失控”的共识。
因此,我们可以说邓小平在文革中没有受到与他的第二号走资派的名相符合的待遇,否则他即便是不死也应该受到一些皮肉之苦,反正不应该能活90多岁,也就是说,邓小平在文革中的第二号走资派是徒有其名。
当然了,邓小平在文革中去的还是江西,1965年(文革前一年)毛主席还去了一趟江西,去了井冈山,还写了“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嘿嘿。
以至于今天都有很多人拿毛主席解放后没回过延安说事儿,因此也可见当年毛主席回井冈山不是一个简单的怀念的感情一类的事情。
当然了,邓小平的党籍也是一直保留着的。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往往都是接班人和继承人应该做的是继续他的上一任的一切,即便不是一切也应该是主要的事情或最后的事情。
我以为这是不对的,这对于西方的选举文化和民主思维也许是对的,或者是符合逻辑的,可是中国人的思维是辩证的,也就是变化的,不是绝对的不变的,天时地利人和嘛,情况变化了,任务和方法都必须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以为接班人和继承人应该做的是他的上一任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当然了,他的上一任没有完成的事情自然要继续。
今天,我们回头看建国以后的邓小平,他做的基本上就是他后来当上中共领袖以后做的,包括毛主席还活着的时候让他最后一次出来,他做的就是毛主席期望他做的,只不过还不是时候。
至于文革中的几起几落嘛,不用他才是为了以后用他,而且几起几落还可以帮助他考验人和认识人,最后一次给邓小平的是党政军差不多都是主持工作的位置,具体职位我就在这里不抄了,还让邓小平去了一趟联合国呢。
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现象,兵不厌诈嘛,既要迷惑敌人就不可能不迷惑自己,孙子兵法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美国是“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所以,中国做的应该跟美国恰恰相反,而不是模仿美国,美国是老大,中国不模仿美国就对了,因为中国不是老大,就好比我们不可以模仿鼻儿盖祠和八非特一样,我们模仿他们不来。
总之,永远都是知己知彼,所以,还是百年积弱的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说1949年的中国落后西方109年还是说少了呢,就算1840年的满清跟西方并驾齐驱一点也不落后,就算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还发展了,比如说民国的黄金十年,人家西方也发展了呢,而且比满清和民国快得多的多,我都不提战争的破坏和掠夺了。
所以,百年积弱的千年农业国中国在工业化的世界里有今天,中国不仅不可以犯任何错误,甚至如果中国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举两得都不够,中国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举百都可能不够,因为你起点极低,还因为别人也在发展嘛。
特别是这个别人是美国,是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的懂科学和懂理性还特逻辑的智慧的化身,我这样说并不是我的文学修辞,因为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找不出这些年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有什么不科学或不理性的胡闹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现在差不多毛主席时代30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30年,别忘了美国人也发展,而且是特科学特理性的发展,如果邓小平和毛主席不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亿分之亿的完全彻底地配合默契,中国可能有今天吗?
如果建国前30年是胡闹的话,年近代中国就不只是百年积弱而至少也是百30年积弱了,30年改革开放就能让千年的农业国做到今天这样?
如果是农业的非洲或农业的南美洲,30年做到中国今天这样还可能,至少比中国30年做到中国今天这样还更可能,因为非洲和南美洲没有成熟的千年根深蒂固的农业文化的束缚,别跟我说孔孟之道对发展工业化特有好处,也别给我举台湾和日本等等亚洲小国的例子,反正因为他们用的时间比30年长,他们还没有毛主席给他们胡闹哪!
今天看印度,印度没有的就是革命、大跃进和文革,至少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和理性的思维看是这样的,因为从学习西方科学和理性角度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恐怕还不敢说他们比印度的知识分子们强多少呢,而且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不起中国农民也跟印度残留的种姓制度有些神似,革命、大跃进和文革就是要让泥腿子参与战争,参与工业化,参与政治,即便是会有很多笑话。
当然了,可能有网友会说我没提苏联的帮助,其实呢,提与不提都是一样,苏联帮助中国也不是因为苏联是善男信女,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也不是白给的,也是中国挣来的,别忘了,我还没说美国和西方的破坏呢,比如说抗美援朝。
哦,对了,中国的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差不多整整是毛主席的时代,因为越南战争一直持续到尼克松访华,超级大国在中国的门口打仗就是中国面临战争威胁了,至少不比甲午战争日本侵入朝鲜差多少,因为毕竟日本最多也就是一个第二世界国家嘛。
网上跟网友们讨论了这么多年,我都能猜到一些可能的问题了,补充一段:
如果有人指出甲午战争有甲午海战,日本海军大败北洋水师,当年没有美国海军大败解放军海军,因此美军在南韩和南越甚至台湾驻军都不说明中国面临战争威胁了,日本海军虽然大败北洋水师也是一个第二世界国家的海军大败北洋水师,虽然当年没有美国海军大败解放军海军,美国海军也是一个第一世界超级大国的海军,都别说当年了,即便是今天,美国海军与解放军海军交战也不好说不败,因此,虽然当年没有美国海军大败解放军海军也跟有差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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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高都是年级轻轻,主动参加危险极高的革命,动因应该都是看不下去中国人受的苦难和欺压,以匹夫之勇起身报国。一代tg多数人应该都是如此。
一个民族能存活下来,能从深渊里爬出来,一个民族还有种,还有魂,靠的就是民族中还有一批在绝境中奋起反击,以命相博的人。这些人绝对是民族主义者。这在世界上历史上应该是根本的普适的,或借公知的词,这是普世的。
后来位置高了,利益大了,考虑的问题就不一样了。人的看法、思想和感情都难免随着经历和境遇不断变化。汪精卫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真诚而激进的革命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想来也是血气男子。
从邓上台后的反毛宣传和邓式改开的路数就可以看出。
邓的政治厚黑手段绝对一流,失意时龟缩求全,得志时跋扈猖狂。
邓真正治国并不行,工业化中国是很多人的想法,毛时代不用说,即使是华也曾被批洋跃进。倒是邓喜欢造不如买。
对外开放也是毛开创和打下的基础。邓一句“要被开除球籍”直至河觞这种极端自虐的贱文出台,让对外开放变成崇洋媚外。
就从你提到的对外开放也是毛主席开创和打下的基础,这个对外开放是对西方,要实现对西方开放的效果就需要西方的某种合作,而得到西方的某种合作,这些文章是必须要做的,相当于毛主席当年对苏联的一边倒。
汪更是难得一见的极品特例。
你前贴中关于林的臆测太多了。
毛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毛绝不会说‘我们要被开除球籍了’,更不会让‘河觞’出台。
你要考虑到文革后,右派势力和反毛势力是很大的。1981年通过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不是邓小平拦着,毛泽东早就被写成恶魔了。这个决议连续修改了6次,邓都不满意,因为把毛写的太坏了,那帮文革后复出的老干部都快恨死老毛了。邓对评价毛定的调子,是考虑到历史和政治现实之后做出的。既要保证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也要适当安抚右派,这个平衡只有邓能把握好。从这一点来说,邓小平并没有辜负毛泽东,实际上是不负所托。毛生前就说过,他死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邓小平要搞的这一套全在毛的预料之中。
你对邓小平搞诛心之论就不好了。现在说起革命时代和毛时代的成就,人们都说是集体创造的;说起毛时代的问题,却又都归结到毛一个人头上,这对毛泽东是不公平的。同样的,如果把改革开放的问题都归结于邓小平,而把成就都归功于集体,也对邓小平很不公平。事实上,无论毛还是邓,无论权威有多大,都没办法决定所有的事情,他们也得妥协。邓小平不得不跟右派妥协,跟保守派如陈云李先念他们妥协。不妥协就得干仗,党和国家就分裂了,什么建设工业化都完蛋了。毛也是一样的,他也得跟各个派系山头妥协,得跟地方干部群体妥协,跟广大人民群众妥协,跟苏联和美国妥协,并不是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他才说他只能管北京周围一点地方,不全是随便说说的。因此,除非不得已,高明的政治家并不是不遗余力的试图吃掉对手,而是在各派势力间寻求平衡,在平衡的局面下推动事情的解决,推动局势的发展。其中可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能简单的归结到决策人头上,就像你不能把生病的原因归结为你被生出来一样。有病就治,要治就先查病因,然后对症下药。做事情也一样,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骂祖宗,积极查找原因解决问题才是正确的做法。因此,改开出了很多问题,贫富差距加大,有些人利益受损,有些集团被迫让渡利益,心生怨气,都是正常的。改革嘛,就是利益再分配。问题是要积极寻找利益再平衡的方案。而政治人物要做的是把握好大方向,并尽可能的从制度方面入手,才能见效长远。
纵观新中国的历史,毛泽东解决的是中国的生存和初步工业化问题,邓小平解决的是国家强大和完成低层次工业化的问题。现在改开也过了30多年了,邓小平的最初目标已经基本达成了。现在中国要解决的是让老百姓普遍富起来和实现高端工业化的问题。中国接下来需要培育一个人口占比达到50%以上的中产阶层,其实就是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这是习近平李克强他们这新一代政治人物的历史责任。前面毛泽东和邓小平胡锦涛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为习李准备好了一个继续改革的基础,接下来能否做到就拭目以待嘛。今人做不好事情就埋怨老祖宗是没出息的。老祖宗去埋怨谁啊?
从他的经历才好理解他对苏联的感情,才好理解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为什么要往苏联逃跑。林彪和苏联纠葛太深,除王明外高层政治人物里少见,他这个历史问题至今没有说清楚过。
也读了你新回的关于林与苏联的贴,依然觉的你前贴臆测太多。
不过我打字极慢,造句极慢,也有点乏了,就暂不多说了。见谅。
中国需要的是美苏相争
毛主席对苏联一边倒是需要苏联抗美,同时从苏联得到一些帮助。
邓小平对美国一边倒是需要美国抗苏,同时从美国得到一些帮助。
别的都是次要的,包括,同时从美苏得到一些帮助都是次要的,虽然也是越多越好,但是也是次要的,你形容毛主席是平视不是仰视,邓小平64也见了血杀了人坚持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