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历史让人哭笑不得 -- 环宇7504

中江兆民，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介绍到日本的人物。这一点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最早接触卢梭思想的是到日本的留学生，他们看的是中江翻译的《民约论》

中江丑吉天生就是个搞学问的料。从东京大学毕业后，1913年来到北京，直到42年去世都在中国，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他终身未娶，也不工作，生活上靠满铁株式会社每月给他一笔补助（200元左右？反正不算少）。思想上他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也帮助过逃亡到中国的日共党员。军方在中国的一些人，比如冈村宁次，因为他鼎鼎大名的父亲，也去拉拢他，但他反应冷淡

曹汝霖在回忆录里说他每月也接济中江丑吉一笔钱，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因为曹汝霖留学日本时与章宗祥都寄宿在中江家，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

中江也算救了章宗祥一命，要不然绝对打死了。高中历史课学到这时我就有点奇怪——这么多爱国学生痛殴一个“卖国贼”，怎么会没打死而只是重伤？

就能看出来。

曹、陆、章卖国无疑，但是他们只是小老鼠级别的，真正的大卖国贼学生们敢打吗？

五四运动其实是高层细心的鼓动和挑拨起来的，很技术性的把斗争矛头指向曹、陆、章这样具体的操作人员，至于卖国所得都被谁吞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吧。其实就连这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都有喝汤的！

那么在宣泄情绪的时候，打人总得打对了才行，这次是幸运，正好打了章宗祥，要是真狠揍了一个日本人，不是反倒给国家惹事！如果象下面的例子，揍了不相干的人，这些学生要不要负刑事责任？

制作相当有水准，值得一看

具体的数目，因为太祖提出还钱的时间是62年，这期间银元对人民币其实一直在升值，据说60年银元才值一元人民币，65年已经值10元了，所以具体是多少，很难考究了。就算两万银元吧

其实很多人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两万银元在当时的购买力至少相当于现在100万元，等于当时最高级别的教授五年的全部工资。如果是自己合法收入能捐出这些钱的人，当时中华民国只有大总统是这个工资级别的

（实际靠总统工资发财的人就一个：黎元洪；不干活－人家也不让他干哪，但工资照发，所以黎元洪很有钱，章士钊在资助毛泽东后不久去西欧旅行，就是黎元洪资助的）

按太祖自己的说法，这些钱甚至有一部分留到秋收起义，也就是说一直由太祖自己全权管理。考虑到后来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饥寒交迫，而太祖不仅和蔡和森等人是至交好友，而且太祖又是广交朋友的人，似乎有点儿不对劲。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钱是另有用途的，否则太祖挪用人家勤工俭学的经费，太说不过去了

三人都是在国外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精英，从清末开始就在中央政府服务

这些人不论哪朝哪代都有存在的必要，革命小将们即使取得了国家，行政层面上也得依靠他们创制的体制来管理，甚至续用他们

这些留日派构成了北洋政府技术官僚的核心，到一个个到了28年以后就靠边站了，因为国民党政权有了留学欧美的取代他们

太祖初到京城活动，当时板仓先生杨昌济就在北大教书，按当时的规矩，后辈学子求见师长，通常都是有人引荐的。太祖拜会蔡元培、胡适等人，依理肯定是杨昌济推荐的；所以按现在看到的记述，这些师长辈的（虽然胡适仅比太祖大两岁）学者对他都挺客气的，他利用任职北大图书馆的机会，经常旁听北大各种课程，并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学术团体。

而这几个团体，蔡元培都是支持者和领导者，哲学研究会，胡适是发起人之一。

据萧三回忆，经杨昌济介绍，他曾随毛同去访问过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毛还和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一同邀请蔡元培、胡适等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求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太祖第二次去北京，杨昌济先生不幸去世，蔡元培与毛泽东等为杨昌济病故发布启事，征集赙金，资助遗孤。（胡适也有份，蔡元培还同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联名另发一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收集到一定数额后，由杨昌济家属带回故乡。这年秋天，为了支援毛泽东在长沙举办文化书社等事业，杨开慧和她的母亲慨然献出这笔赙金，供毛作革命活动的经费。——这一点让人很疑惑，章士钊给太祖的钱哪去了？）

总得来看，胡适当时和杨昌济先生面子上很好，作为一个同事，该帮的能帮到的都做了，太祖应该是承这份情的，当时胡适、李大钊、陈独秀、周氏兄弟、陶孟和都是新青年同人，是青年运动的领袖级人物（新青年当时就是他们轮流办，免费供稿，对于外部投稿，也声明不给稿费的），后来陶孟和在建国后受到排挤，太祖还特地叮嘱有关部门照顾他。

但是，胡适是留美的人中学习美国文化、思路最深的一个，他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反革命分子”，从开始就主张改良，而且常干一些逆潮流的事情，比如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大家都称快，他独反对。他对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也是持保留态度的，而且经常批评“训政”的政策。

太祖和胡适的冲突，是改造社会思路上的根本矛盾，没有调和的余地，到了48－49年站队的时候，胡适又坚决的站在国民党一边，所以太祖一定要斗倒批臭他，其实太祖最遗憾的是，胡适很机敏的跑了，以太祖的脾气，是要批的他心服口服才算胜利，可人家跑了，在美国嘴上也不服

结果大陆一片打倒胡适的吼声、胡适在美国慨叹：“同胞们、你们没有不说的权力”

下面讲小鬼，

太祖初到北京，最让他不堪的是那些眼高于顶的学生领袖、五四精英，罗家伦、傅斯年之流（巧的是这两个人也是拥护国民党的死硬分子），太祖遗憾的说，我很想和这些学生领袖讨论，可他们都很忙，没时间和听一个湖南学生用家乡话讲的事情....

1 罗家伦、傅斯年确实很忙，你想啊，马上要毕业了、又要考虑出国留学的事情（罗是拿穆藕初的钱出国、傅考上了山东的官费留学），又是学生会的头头，有一大堆杂事

2 太祖的口音.......到电视上都改不了

不过据说，太祖最最不堪的是：

他在图书馆干得不太好，具体原因我估计有两个，一是太祖为人不拘小节，这种具体细节的事情他没有兴趣做；二是太祖是个嗜书如命的人，让他管图书馆，他只顾自己看书了,,,,(按太祖自己的说法，他就是这一段转向共产主义的)。后果是：1 当时图书馆高级管理员张申府训斥了他，因为他抄错了书单

2 傅斯年借阅书籍，可能语言交流上的问题，太祖拿错了，两人吵了起来，据说...傅斯年这个火爆脾气，打了太祖一个耳光

还能免费拿讲义，靠的就是曹汝霖卖国的钱，这才是吊诡的地方！

曹自己委屈的是，这钱是徐世昌总统请他去借的，到了学生鼓噪的时候，徐世昌反倒要主持正义、训斥他卖国了！曹锟拿了大笔的开拔费，吴佩孚到了前线也通电骂他卖国了！曹其实才是真正的傻瓜，卖了自己还替人家数钱

这就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狡猾的地方，不过狡猾的人遇到五四时不讲理的愣头青，偷鸡不成蚀把米。有时候还是得不讲理

民国之后，地方税务基本被侵占，中央级别的关、盐税又押给外国人，北洋政府几乎就是靠借钱维持，而且外债也不是随便借的，因为借善后大借款的时候，已经说好以后借款要先四国银行团同意。

日本人借的第一笔钱，是借给交通银行的，帮助交行回收袁世凯称帝前后滥发的交行纸币，维持交行的信誉的，从技术上讲，这笔钱是应该借的，曹汝霖当时是交行的行长。

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政府人员都知道曹先生和日本人好，能借到优惠的贷款，都求着他借，结果一来二去，把对同盟国宣战所能收回的利权都押给了日本人了，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原因

所以1920年之前，借的钱没花完之前，北京政府还能按时发薪，当时鲁迅在教育部，日记上讲过年还能大伙聚餐；再往后呢，靠、根本没人再借钱给北洋这个滥货，公务员、教师、甚至军队都停薪了，最后政府欠了鲁迅超过九千元的薪水！

当然，学生们课也不好上了（教师欠薪过久，罢课了）、讲义也要收钱了

有点像孙悟空看蟠桃园，还好蟠桃吃了就没了，但是书看完了不会没了。何况一样都闹翻了天宫

在一个较好的政权服务，他们就是中流砥柱；在一个恶的政权的话，他们就是为虎作伥

说他们思想上卖国也不尽然，亲日的立场并不等于汪精卫那种叛国的实质罪行，当时留美的官员亲美，留德的亲德，这都是人之常情。只是帝国主义中日本对中国侵略最深，导致人们的意识中，亲日就意味着卖国了

甚至可以说他们也是爱国者，他们希望凭自己的专业所长为国效力。但是限于他们所处的阶级和担负的职责（外交），在中国半殖民地的大背景下，他们做的事有时实质构成卖国

从曹汝霖的回忆录就可看出来，他本质的立场是精英主义，蔑视人民大众的力量，反对一切暴力革命。早在留日阶段，他就与革命派学生分道扬镳，站队到了清政府一方

面对五四运动这种民众觉醒的抗争，曹汝霖之辈只有讥讽、挖苦之辞，认为暴力只能换来更大的报复，要通过文明国制定的规则——外交谈判才能救中国。但实际的谈判中他经常被日本人欺负得满地找牙，自己也是义愤填膺，在回忆录中就有表露。而帝国主义因为中国民众的抗争，有时不得不做些让步，才使他们在外交场上能够挽回一些权益。他们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

说到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这些人的才能。但为中国创造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即有时不得不依靠革命的手段时，这些人往往站在反动的一方，这就是技术官僚的历史局限性

嗯，可以想象。即使现在，大领导往往和气，小领导最是颐指气使。

不过太祖还有被打耳光的事！！！

还看到文章说，太祖当时月薪8个大洋，但只能领半薪，还常常欠薪；胡适等那些学者几十个大洋从不欠薪~

后来涨到280大洋，所以才能大家合力办《新青年》杂志，那全是同人自己出钱、自己写稿，不但没有收益，还要贴很多钱进去的

太祖那八块钱，是勤工俭学的临时工的价钱

1919年，好象拖欠的情况还不厉害，太祖的情况具体的不详。但是八块钱其实不多，冬天太祖和同伴合用一件大衣，只能分别出门，就穷到这个地步。（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5.6银圆/月，再加上住宿的费用，太祖仅仅是勉强维生而已）

到了1923-24年直系掌政时期，大家都欠薪了，胡适也不例外。建国后有人问：吴佩孚是否滥借外债，出卖国家利权（当时批判军阀，都是一个套路），了解当时情况的文史馆员（多半是民国时期的老人，靠这个在建国后混饭吃）言道：1 吴佩孚不曾做国家级领导，不能主持借外债 2 当时北洋政府信用破产，根本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它

结合后面的故事，就是 曹汝霖借钱供学生们批斗他，悲摧.....

出名的炮筒子，不过据说五四时代，大家都一肚子火气，在商量对策的时候，一言不合，也有人打过傅斯年

此外，北大的风气原来非常不正，学生都是拿着官老爷的架子的，是蔡元培努力扭转这一风气，亲自给校工们鞠躬感谢，才好多了

可是很多学生还是改不了臭毛病

我觉得您这几个回复可以糅合起来作为“7，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