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喀什， 我的南疆 -- 故乡在喀什
使赵国一跃成为七国之雄是什么意思？
边防军没有改警察。改了的是边检改警察。边检以前就是武警，改成了警察反倒是正规化了。欧美的边检基本是和海关全体的，依法行政，效率执法都是我觉得值得学习的。
贸易，就是交换。这是有了人类就开始了的。人类的历史看似浩浩荡荡，波澜壮阔，但其实有许多地方都是稀里糊涂，不求甚解的，比如：贸易。在欧洲为主导的地理大发现前，对贸易的忽视甚至蔑视是可以的，毕竟，那时候对国家来讲，能养得活自己土地上的国民就已经是非常能得的盛世了。但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贸易就成一门学问。因为许多国家的口口声声说的现代商人其实就是披着贸易之皮的强盗。在没有这群“现代商人”的世界里，这人世界上中国和印度等文明是主流，是高峰。在有这群“现代商人”的世界里，霸权成了主流，成了高峰。所以，贸易不可不察！
中国把贸易当成一项事业是1949之后的事。中国人开始在贸易上走到了快车道则是要拜改开之福。改开给中国的贸易之路最大的福祉就是让中国人找到了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找到了积累，提升和进化的方向。如果说，以前中国对外面的世界多是仰止和羡慕，那么今天中国对外面的世界则是更多了一些理解和扬弃。1979 到今天，40多年来，最能反映中国这种变化的就是对美元的态度了。1998年之前，美元经常出现在“出口创汇”等热点表达中。那时候，美元本身（即：美钞）就是高大上的代表。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元成了问题。中国进入了一个叫斯蒂格利茨怪圈的状态：“当今世界有个奇特的怪圈，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给发达国家打工，好不容易收入了美元，又将这些美元低利息地、上万亿地借给发达国家，买了发达国家的国债，而发达国家又将这些低息外汇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赚取10%以上的高额回报”。美元这种尾大不掉的现象，让中国尝受到了“木匠做枷”的别扭。同时，这种别扭也让中国在与美元的关系上有了保持距离的想法与尝试：一带一路。
离了美元，中国还可以进行贸易吗？离了美元，中国的经济还可以发展吗?
答案是肯定的。
2005年，美国在网络上开始了一种叫“别针换别墅”的游戏。26岁的美国外卖员凯尔·麦克唐纳有一枚特大号的红色曲别针（本身其实是一件艺术品），首先与两名妇女换了一支鱼形钢笔，然后的交换就变成了绘有笑脸的陶瓷门把手，陶瓷门把手又变成了烤炉。烤炉换了一个发电机。发电机换了一个具有多年历史的百威啤酒桶。古典酒桶换了一辆旧的雪地汽车。
几经交换，雪地车变成了敞篷车。在敞篷车给一位音乐家后，外卖员得到了工作室录制唱片的一份合同。他把这个机会给了一名落魄的歌手。歌手给了他一栋双层别墅一年居住权！
看着美国9重交换后，加拿大人也进行了尝试。但是，一个加拿大小镇打破了尝试的复杂性。这个小镇主动和加拿大的发起人联系，说要房子来小镇就可以了。空的房子多的很，随便挑，不给别针也没有关系。
中国据说也有类似的节目，但后来以桥段太过雷同而无疾而终了。这也是实情。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那房价都把别墅变成了什么价格了。即使99重交换，估计也难以实现吧。
不过，在现实的中国贸易中，这种以物换物的方式其实古已有之。
最有名的就是茶马互市。在中国的边关，“互市”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贸易方式。宋朝前，中原是可用铜币来买马的，后来因为铜币流失造成了中原货币短缺，同时，游牧民族将铜币溶化制造武器又给中原带来威胁，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茶就起到了货物与货币为一身的功能。更为高大上的丝绸也是如此。这各贸易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比如，中国西部的佛教洞窟中，有许多色彩斑斓的壁画。这些壁画的颜料很多都不是中国产的，如：青晶石。它们都是通过易货贸易来到中国的。有的时候，易货是连人一起的，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就有一些来自中东的画师。
这种原始的贸易方式在今天的中国边疆依然存在。高原地区一些草药和皮革就是通过供销社和私人之手直接转化为生活必需品了。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与周边国家也有这种贸易。苏联解体前，与苏东国家的记账贸易也是这样的方式。1996年之前，波罗乃兹(波兰)， 达其亚(罗马尼亚)，依卡露斯(匈牙利)，伏尔加(苏联)，都是通过记帐贸易来到中国的。这种记帐贸易是通过易货的概念来设计的。只是这种贸易非常粗糙，简单，贸易方都是在通过贸易满足基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离致富和强国都有着非常大的距离。易货贸易做的最成功的是草创时期的英国。英国是在全世界找原材料，然后通过加工或转手赚取大量的超额利润。如，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1865年曾这样描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是我们的银矿，南非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金矿，印度和中国是我们的茶叶种植园，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甘蔗、咖啡、香料种植园，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反观今日的中国，杰文斯的地理描述大致也符合今日中国的贸易格局。但中国和日不落的英国的差异就在这里，英国通过几重易手和加工，走上了霸主的位置，而中国则是在徘徊，徘徊。。。
中国在和苏东进行记帐贸易时就走入了这个怪圈。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经互会成员）起初都是用卢布作为记价单位的，但是后来都改成了相对中立和稳定的瑞士法郎。
货币是问题之一，但不是中国和苏东记账贸易不致富的症结。记账贸易不致富的原因在于交换的重级。
以英国的棉纺为例，英国曾经是从全世界进口棉花，同时打击所有的棉纺织业，然后向全世界销售英国的棉布。在臭骂昭著的非洲黑奴-美洲棉花-英国棉布的三角贸易中，英国人就是拿棉布来换黑奴的。只是这些棉布刚开始是从印度运来的，到了英国棉纺织业发展起来后，英国棉布才代替了印度布的。
与英国的易货贸易相比，中苏东的记账贸易就太过简单了。都是缺乏什么就进口什么，进口之后也都是在国内就消费了。在重级上算起来，基本是就是2重。这种简单的贸易形式怎么可能和财富有缘？
不过，苏联解体后，中国的牟其中把易货贸易做出了水准。他把中国过剩的轻工业品拿到独联体换成了中国急需的重工业品。这种交易，从出口和进口两方面都解决了国家的难题。还成为中国有些知名企业的助推器，如：川航。今天的川航是全空客机队，没有波音的市场。但是在起步阶段牟其中换来的图154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与川航相比，新疆航空公司湿租来的图154就在成本上相形见绌了很多。这种成本核算在省级航空公司发展的历程上其实就是一道分水岭。
随着改开深入，易货贸易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种淡出是因为中国找到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和欧美市场的契合点。总结中国的贸易发展模式就是一般贸易加上三来一补（注一）。这种模式在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发展的时候非常有效，但以中国的体量和抱负，这种模式显然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终点。同时，在作为市场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看来，中国的财富积累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别的国家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许多财富是消费掉的，如：全民医保，战争，发住房等等。中国的财富不仅没有消费掉，还在为下一步发展打基础。这种以基建和美元国债等形式储蓄起来的财富，其实是在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上加了一重。但是，随着中美之间长期贸易战的格局下，狡兔三窟，熔断和另辟蹊径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一带一路”就是这些选择之一。
选择之一之外，其实还可以是贸易手段上的选择。比如：易货贸易。毕竟，这种贸易的土壤要比人们想象的深厚许多，尤其在新疆。
谈新疆的易货贸易要从1992年讲起。1992年前，易货贸易基本上都是由国家专门的部门和公司进行操作的。独联体于1991年底成立后，新疆与周边各斯坦的贸易就成了苏联和俄罗斯卢布大崩溃背景下的救命稻草。中国和原苏联的贸易是以卢布和瑞士法郎计的，卢布垮了，瑞士法郎鞭长莫及，人民币就成了唯一靠得住的货币。为什么不是美元？因为美元短缺（尤其是美元现钞），在中国如此，在独联体更是如此。
当时的易货贸易有两种套路。从喀什出发，中国企业组织货物在独联体销售。然后，把货款和组织到的苏联生产的货物发回喀什。喀什只有218公里的距离，但彼此熟悉又陌生。熟悉是语言、体系相近。所谓的吉尔吉斯语就是克州的克尔克孜语。大家见面后，发现经营体系也非常相近，尤其是供销社体系。陌生是相隔已久，二来经济水平相差太大。以前宣传的苏联军事威胁是真实的。但苏联边疆的经济在纳伦州，除了电力外，基本上没啥工业。苏联留下的能搬的，能砸的，基本上都到了喀什的废品市场。在吉尔吉斯其他地方也大多如此。因为食品的恐慌是无法抗拒的。苏联和各斯坦是让饥荒给折腾怕了。所以，喀什人捡了很多便宜。最先在喀什热起来的是小汽车。苏联的，东欧的，德国的，美国的。哪里的都有。还有就是羊毛和牛皮等畜牧产品。不过，后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美元的进入。喀什的易货贸易就陷入了困境。
国家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在许可证制度上。1996后开始，中国的商检和动植物检疫开始推行。废旧金属的许可证在环保总局办理。畜牧类的许可证在动植检总局。没有这些许可证也可以做易货贸易，只是在喀什本地办理或者借用的许可证可是含金量非一般人可想象。一单50吨的羊毛许可证或罚款就要2万元。一单生意才能挣多少钱？
美元的进入是非常黑色幽默的。吉尔吉斯直到2000年左右才有了自己的边防。2000年前，吉尔吉斯的边防是俄罗斯代管的。有边防就有检查站，有检查站就要收费。与中国境内的检查站不同。俄罗斯军人的检查站是要收美元的。所以，在1996年，随着中国废旧金属市场走低，吉尔吉斯商人被逐出易货贸易市场。因为，中国人的铜铝收购价降了三分之一，而俄罗斯边防军的检查费则不降反升。随着吉尔吉斯边防军的组建，传承着苏联红军基因的检查站如雨后的蘑菇一样出现了。与吉尔吉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这边的检查站倒是越来越少了。造化弄人没有商量啊！
重新审视新疆的易货贸易，在重级上来说，从中国出境的有些货物是走到了俄罗斯或者其它斯坦的，但是因为没有把操盘的主动权控制 手中，这种贸易其实走的还是“一手钱，一手货”模式。这与英国人的“三角贸易”或者当今的“别针换别墅”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如果在政策和操作中把一些短板补上，中国的“无美元”贸易是可以走出一片新天地的。
注一： 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来料加工指外商提供原材料，委托我方工厂加工成为成品。产品归外商所有，我方按合同收取工缴费。确定工缴费时，需要考虑国内的收费标准、自身的成本、国际上的价格水平、委托银行收款的手续费，以及是否支付运费和保险费。来料加工应规定制成率，用料定额包干。如果外商同时提供了生产设备，其价款从工缴费中扣除; 来料装配指外商提供零部件和元器件，并提供必须的机器设备、仪器、工具和有关技术，由我方工厂组装为成品。
这两天的消息
他们原来打算在边防干上几年就可以转业回家乡了，可是现在就得扎根一辈子。
不高兴是没有用的
放狗没搜到
‘1949 解放银川’ 搜到的。
谈判中，人民解放军代表首先提出五项协议草案，请宁夏当局代表们商讨。
这五项协议的内容是：（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管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准杀害，应全数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准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卢忠良等人看了五项协议草案后，喜出望外，感激万分，他们没想到解放军如此宽宏大量，给他们这么高的待遇，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坚决遵守以上协议的内容。
9月23日下午2时，解放军方面代表杨得志、李志民，宁夏方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双方先后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协议书上正式签字。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喜庆场面被摄人电影摄影机镜头，出现在后来《红旗漫卷西风》的影片中。
可是，中宁签字还不到两小时，就接到各方报告：驻大坝、小坝的贺兰军和驻银川的11军已经失去控制，自行溃散，游兵散勇四处抢劫，乱打枪炮，闹得不可收拾。
原来，自从宁夏军队通电起义以后，得到了广大官兵的支持和拥护。但也有少数反动顽固分子，不甘心马家王朝的覆灭，四处活动，惑乱人心，企图从中破坏宁夏问题的和平解决。他们利用绝大多数官兵是本地人，最怕离乡背井的特点，到处造谣说：“宁夏军队起义后，要全部被解放军收编，然后开拔去打四川。”
又说：“共产党一贯先甜后苦，以后还要追究军官们的罪责，凡是带‘马’姓的回族军官，一律按马匪处置。”
一时间，马军内部谣言四起，人人自危。军心浮动。士兵们先是三个五个地逃，后来成排整连地跑，最后终于全军溃散。驻大、小坝的贺兰军溃散以后，士兵们像脱了礓绳的野马，跑得到处都是。副军长王伯祥看到已实在无法控制，只好随散兵一起跑回了银川城。
此时银川城内枪声不绝，人喊犬吠，更是一片混乱。在混乱之中，一些散兵趁火打劫。
在银川城内滋事惑众，活动最猖狂的是马鸿逵的三个特务营和传令队。他们思想反动顽固，武器装备精良，多数成员是马鸿逵从老家甘肃河州招来的亲信，是一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忠于马鸿逵的反革命别动队。三个特务营和传令队的反动军官们，坚决反对宁夏军队通电起义。主张与共产党顽抗到底。他们对带头通电起义的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等高级将领，极端仇视，于9月21日夜里开会密谋，决定杀掉马全良等人，把部队拉到河州继续和解放军作战。幸好特务营一个副营长，因内部矛盾等原因，立即将消息透露给马全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马全良和王伯祥才决定夜奔吴忠堡，把情况赶紧向解放军报告，请求尽快派部队开进银川城，平定骚乱，解除危机，拯救城内百姓，保护国家财产。
此时，迫于银川城内社会治安越来越糟，马鸿宾不得不给彭总发出急电：“宁夏部队已形成崩溃现象，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情事，请即令杨司令员速派兵进驻宁夏，以安定人心。”
经彭总和杨司令员的批准，第64军决定先派一个师于23日开进银川，承担维持治安，安抚民众，接管地方军队的任务。
《西游记》里的铁扇公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输家。儿子让观音给提前结束了青春，改造成了善财童子，铁扇被白用了，扑灭了吐鲁番的火，老公入了佛门。除了玉面狐狸被清理，这铁扇公主眼里实在是生无可恋的。把她折腾到如此田地的，就是悟空。泼猴能钻进公主的肚子里，扯着她的心肝肺是一个能耐，但更重要的是孙悟空可以调用天兵天将，请来菩萨和李天王才是神通。能耐和神通比起来，不是神通更管用，要不然一个假扇子不就把孙悟空打发了？
1990年代初期，中国和独联体的经济互粉是在一种近乎完全契合的状态正开始的。前苏联制造的汽车，飞机，钢铁，铜铝，换中国的副食品，服装，家电，是有一阵子蜜月般的日子的。但后来就搞不下去了。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贸易结构的升级出现了问题。贸易可以是1=1，但不会总是1=1。因为个人的需要是全面的，企业的目标是多样的，国家的着眼点是综合的。简单的物物交换是无法满足个人，企业和国家的需求的。能满足，调合，成全这种需求的就是：货币。俄罗斯（其实是苏联）卢布垮了，带着独联体进入了近似于二战时期的窘境。但往里深挖一点就可以发现俄罗斯其实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彻底否定苏联的一切。不管解释的“休克疗法”的理论如何拗口，其实翻译出来都是一句话：“欲练神功,引刀自宫”。叶利钦做得到了。这个时候，其实中国是有机会升级与独联体的贸易的。因为中国经济是自带两种BGM的（BGM，background music，即：背景音乐）。其中一种就是国家计划的至高无上性。这其实是师承苏联的。
其次是心理因素。货币出现了问题，流通就凝滞了。凝滞其实不是问题，因为苏联时期就留下了战时经济的配给模式。但配给模式也被放弃了。配给模式被放弃也不是问题，因为苏联老百姓的自给能力其实也是可以释放的。但是，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散布恐慌，这种恐慌其实比希特勒入侵还让苏联人的血液发凉。因为苏联的基因里就有一种饥荒的痛苦纠结：饥荒十年就要来一次。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著作汗牛充栋。但讨论苏联饥荒恐惧的文章很少。这种饥荒恐惧症带给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1958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火焰山那么大的火，铁扇公主的扇子挥动了四十九下就解决了。地球这么大，苏联的核武器其实一半就足以毁灭了。但是苏联就是自宫了。这不是幽默，这是荒唐，这也是真实的一幕。和独联体的朋友聊天，这种荒唐让人落泪。这是我和独联体的朋友聊着天得出的结论。当时叶利钦把整个国家机器都融入了一种混沌的状态。但回头看时，有些独联体的人民发现，除了国家机器本身，粮食等物资其实并没有短缺。短缺的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中国人这么多年把这种态度和方法概况为：实事求是。解决或者缓解这种心理恐慌的也可以是中国。因为新中国经济的第二种BGM就是：工业与农业的捆绑关系。人民币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货币，这种货币就是从饥荒年代杀出来的猛士。把人民币脱胎于小米的故事再重现一遍，其实就可以给苏联续气的。
历史是没有倒带的。从经济的角度，对苏联解体的反思是一种非常冷门的角度。这需要环境和耐心。在没有环境和耐心的情况下，剧情只有按照俗套来进行。
让独联体摇摇欲坠而未崩溃的东西是：美元。这不是因为美元的强大，而是因为美元可以换来：粮食。叶利钦就是这么身体力行的。叶利钦们后来向各种援助机构申请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要买粮食。但是，直接的粮食援助也不行。必须是直接的美元援助。心存善念的学者和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这种怪现状写出来了。这样的学者之一就是：约瑟夫·斯蒂各利茨（Joseph Stiglitz），一个美国人。
独联体个人，企业和国家都对美元有了一种依赖瘂。这种依赖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无知和绝望。独联体最苦的日子就是美元依赖症最严重的时期。结束这种状态的牛人后来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普京。
普京不是完人。但他绝对称得上是俄罗斯的拯救者。普京在经济上其实就是两板斧：第一板就是收拾寡头。寡头就是贼娃子（新疆土话：贼）。不让老鼠偷了，仓库里的粮食自然就多了。第二板斧是：治理腐败。寡头是外贼，腐败是内贼。其实都不是好剃的头。不过两板斧下去。美元依赖症减轻了好多。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那么牛的孙悟空！变成美元也不是！
不过，造化弄人下应该垮台的中国和独联体易货贸易倒没有象剧情安排的那样彻底退出舞台。不过，坚持了快30年的易货贸易远未到而立的地步。在独联体国家，易货贸易其实是一种“灰商”。一方面，他们不是一种国家贸易行为，没有进入用美元记账的正规贸易体系，所以不是“红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一种法律和官僚体系可以说禁就禁的违法行为，所以又不是“黑商”。在这些“灰商”似铜豌豆一般“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的存在着。企业的毛病这些“灰商”都有。但是，他们以极低的成本给中国和独联体解决了供给，就业，沟通和便利的功能又是无以替代的。而且，他们实现了无美元贸易的模式，其实更应该让天天呱噪“美国人不高兴了”，“天要塌了”的经济学人们认真研究解析的。因为这些“灰商”其实才是真正的孙悟空。如果说市场是天，货物是地，那他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启示作用。
“万丈高楼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齐”这首信天游非常给力。不过，仔细一琢磨就容易发现问题。因为高楼不是平地起的，高楼是从地下开始的，地址的选择，基岩的判断，地基的牢固程度，这些平地上看不到的东西才是决定大楼高度的最基本要素。等高楼出了地平线，很多看不见，看不懂的工作其实早已经做完了。建筑如此，经济也是如此。
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就是让白花花的银子晃花了眼，忽视了荷兰和英国人在海洋上开拓这种费工劳神的意义，在后来的一系列战争中赔了殖民地折了兵，从一蹶不振的。
第二个日不落帝国英国也是让东印度公司的开拓迷了眼，以为帝国的治理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两次打败德国才发现，德国不是印度。只是悔之晚矣。
苏联登上霸权其实也不是易事，打了那么多战争后，丢失了苏联和沙俄开疆辟土的灵魂：熊瞎子战法，即：认准方向，百折不挠。到苏联解体了，也没有搞明白一农业和商业究竟该怎么搞。
今天的美国也处于忘本的状态中。抱住金融资本的大腿不放手，哪里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腿外还有腿的道理。
望着这么多倒下的和摇摇欲坠的巴别塔。中国也到了反思时刻：中国的发展到底应该何处去？
在土共的历史上，曾经是有一段类似的时期的。1929年12月，21岁的高管林彪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 “井冈山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毛泽东以一篇雄文《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回答了“娃娃”林彪的问题。后来，此文以观点为题，更名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文是世界游击战争的扛鼎之作，出现在各种武装的必读书目中。
土共的发展史中星火燎原其实就是发展壮大模式的数学表现。今天土共面临的贸易战其实就是美元，美军和美国三位一体的围追堵截。只是，今日的土共远非井冈山时期的“流寇毛贼”了。除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有人民币和美元的盘根错节，更有太平洋对岸企业界和知识界的附和与互动。但是，中国的发展不能让美元晃花了眼，更要明白中国的发展不是以能和美国比肩，甚至略微超越为目标的。毕竟，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人民币不可能成为美元，中国人更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人！中国人能从“一穷二白”中起步，就不能因为花旗而止步。所以，在这个时期讨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特别具有意义。
今天讨论星火燎原，不是说要如何众志成城，而是要讨论如何看待灰商的问题。目前，在国内“从投资总量占比看，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候达到65.4%；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目前民间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八成，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投资的主力军。从经济的贡献看，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了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撑起了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同时，民营经济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注1）。但是在国门之外，中国的民营经济依然法律定位不明，领事，民事和金融服务缺失，规范化，品牌化任重道远。
人民币国际化谈起来热血沸腾，但具体到经济行业上就惜字如金。因为中国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实现美元之外人民币与别国货币直接兑换的模式。有的货币，即使实现了互兑，其实也是通过美元来实现的。所以，即使在远离莫斯科的灰商市场，美元依然起着货币的作用。当前，“一带一路”也是这个状态。中国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了，但是中国人，中国制造与人民币之间就是油和水一样的不交融。人民币如此不接地气，这怎么走向国际化？
在灰商的生意圈里，人民币不接地气的原因细究起来有两个。第一，是信心的问题。中国的金融机构到底对人民币有没有信心？这个问题看起来非常大，其实特别实际。中国的金融机构用美元这根拐杖已经有40年了。但是，美元金融系统许多所以然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美元的通用性不是构筑在黄金和石油上的，美元的通用性是构筑在信心之上的。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没有一套脱离美元系统独自担当的“备胎计划”，那么人民币离巨婴的距离就和中国足球离失利一样近了。毕竟，美元就是从英镑的灰烬中走出来的，英镑是从白银的一地烂泥里爬出来的。“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概莫能外！
第二，创新的问题。邮局不努力，成就了顺丰；银行不努力，成就了支付宝；通讯不努力，成就了微信；商场不努力，成就了淘宝。说银行不努力，其实银行也冤枉。毕竟，中国几大行努力建成的银联已经成为了万事达和维萨之外也成了中国人的不三选择。但是，在大额的交易方面，中国的银行一直处于“君子远庖厨”的状态中。“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始终只是挂在口头上而已。看着孜孜不倦，小蚂蚁一般揽储的银行业务员，再看看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流水，中国的银行究竟是不会吃鱼呢？还是不会打鱼呢？
灰商没有违法，行走在制度的夹缝中。灰商如同蒲公英一样，飘在世界各个有人的角落。今天给他们一点点的光和热，明天他们就都是星星之火。只是，星星之火有时是需要呵护的，一点点的呵护都是燎原的前奏。向下发展，接到地气，给使用人民我币的客户一些，这才是人民币突出美元围追堵截的战法。只是，这种接地气的呵护就是没有人伸手去做。为什么会这样？这才是人民币需要思考的地方。
要知道，人民币是从小米起步的。这才是人民币的根！
注1： http://finance.ce.cn/xwjr/gd/201809/07/t20180907_30233384.shtml
2019年6月25日，加拿大的庞巴迪以7.5亿美元的价格把CRJ飞机项目卖给了日本的三菱。对于三菱来讲，CRJ首先给日本的航空制造进入飞机整机制造提供了一个台阶。日本对于借波音进入航空制造的谋划是非常虔诚的。如目前，波音787的机体有35%是由日本制造的。但是日本航空制造长期处于为波音做嫁衣的状态，没有一款日本制造的飞机在航空市场上代言日本。以后，CRJ飞机的维修，支援，翻新（MRO，Maintenance, repair, overhaul）和销售就由三菱接手了。换言之，日本终于通过CRJ进入了航空制造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同时，CRJ也成为日本支线客机项目的备胎。日本是于2003年开始MRJ（三菱支线客机）项目的，到目前为止，除了各种延误外，波音居高临下的凌驾之势已经让MRJ何时正式定型成了一个遥远的未知。MRJ是由波音公司来试飞的，机场就是在华盛顿州的麋鹿湖（Moose Lake, WA)。但是看着波音近期对加拿大的庞巴迪和巴西的安博威（Embraer）痛下杀手，三菱怎能没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惺惺相惜。巴西，加拿大，日本此时的一致心声应该是：都在一口锅里吃饭，相煎何太急啊！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起步较晚。但是，中国的速度和步伐是领先的。目前，中国的ARJ21已经正式进入商业运营，C919已经进入试飞，C929也开始布局。不过，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也面临着其他支线客机的问题：波音半渡而击。
半流而击是军事术语。讲的是两军隔水对垒，敌方主动进攻，我方在敌军渡过一半时发动攻击，这种战术称为“半渡而击”。《孙子·行军篇》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
加拿大卖给了空客的C系列和安博威的E195的载客量和航程都接近波音737，同时，美国对C 系列的打击都是在飞机即将投入市场而未正式投入市场的时间点上开始的。中国的ARJ21 所有的适航审查都是在美国FAA的影子审核下进行的，C919在立项的时候就直截了当的表明了取代波音737的想法。
当前的中国其实比加拿大，巴西和日本还有另外一个隐患：毛衣战。美国对中兴和华为打击无所不用其极。中兴的保全和华为的逆袭看似千差万别，其实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备胎。与华为相比，ARJ21和C919无论是体量和抗击打能力上都相差甚远。但是，ARJ21 和C919对于明日中国的意义绝对不在华为之下 。
为了中国制造的明天，我们需要给中国的大飞机找一件避弹衣。这种避弹衣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
草原和森林着火了，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因为远离城市后，取水非常困难。同时，草原和森林的地形和地势也非常复杂。另外，草原和山火的面积一般都比较大。所以，消防员有时会用火攻的办法。即：在山火蔓延的必经之路上，提前放火，把山火蔓延的燃料提前烧掉。这样，没有了燃料的山火就会容易控制了。
找中国大飞机的避弹衣也是这样一个逻辑。波音的半渡而击，美国的毛衣战都是在737上大做文章，那么造出一款高于737的飞机就成了火攻的方向。这样的火攻不仅能带动中国航空制造主动化解危机，同时，可以带领中国制造进入一个新的境界，颇有四两拨千斤和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体的意义，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一切设想和理论都离不开现实和历史。要做好“大飞机”这篇文章，就离不开对中国航空制造之路的回顾与反思。所以，下一贴就是：运十再回首。
2019年6月25日，加拿大的庞巴迪以7.5亿美元的价格把CRJ飞机项目卖给了日本的三菱。对于三菱来讲，CRJ首先给日本的航空制造进入飞机整机制造提供了一个台阶。日本对于借波音进入航空制造的谋划是非常虔诚的。如目前，波音787的机体有35%是由日本制造的。但是日本航空制造长期处于为波音做嫁衣的状态，没有一款日本制造的飞机在航空市场上代言日本。以后，CRJ飞机的维修，支援，翻新（MRO，Maintenance, repair, overhaul）和销售就由三菱接手了。换言之，日本终于通过CRJ进入了航空制造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同时，CRJ也成为日本支线客机项目的备胎。日本是于2003年开始MRJ（三菱支线客机）项目的，到目前为止，除了各种延误外，波音居高临下的凌驾之势已经让MRJ何时正式定型成了一个遥远的未知。MRJ是由波音公司来试飞的，机场就是在华盛顿州的麋鹿湖（Moose Lake, WA)。但是看着波音近期对加拿大的庞巴迪和巴西的安博威（Embraer）痛下杀手，三菱怎能没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惺惺相惜。巴西，加拿大，日本此时的一致心声应该是：都在一口锅里吃饭，相煎何太急啊！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起步较晚。但是，中国的速度和步伐是领先的。目前，中国的ARJ21已经正式进入商业运营，C919已经进入试飞，C929也开始布局。不过，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也面临着其他支线客机的问题：波音半渡而击。
半流而击是军事术语。讲的是两军隔水对垒，敌方主动进攻，我方在敌军渡过一半时发动攻击，这种战术称为“半渡而击”。《孙子·行军篇》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
加拿大卖给了空客的C系列和安博威的E195的载客量和航程都接近波音737，同时，美国对C 系列的打击都是在飞机即将投入市场而未正式投入市场的时间点上开始的。中国的ARJ21 所有的适航审查都是在美国FAA的影子审核下进行的，C919在立项的时候就直截了当的表明了取代波音737的想法。
当前的中国其实比加拿大，巴西和日本还有另外一个隐患：毛衣战。美国对中兴和华为打击无所不用其极。中兴的保全和华为的逆袭看似千差万别，其实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备胎。与华为相比，ARJ21和C919无论是体量和抗击打能力上都相差甚远。但是，ARJ21 和C919对于明日中国的意义绝对不在华为之下 。
为了中国制造的明天，我们需要给中国的大飞机找一件避弹衣。这种避弹衣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
草原和森林着火了，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因为远离城市后，取水非常困难。同时，草原和森林的地形和地势也非常复杂。另外，草原和山火的面积一般都比较大。所以，消防员有时会用火攻的办法。即：在山火蔓延的必经之路上，提前放火，把山火蔓延的燃料提前烧掉。这样，没有了燃料的山火就会容易控制了。
找中国大飞机的避弹衣也是这样一个逻辑。波音的半渡而击，美国的毛衣战都是在737上大做文章，那么造出一款高于737的飞机就成了火攻的方向。这样的火攻不仅能带动中国航空制造主动化解危机，同时，可以带领中国制造进入一个新的境界，颇有四两拨千斤和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体的意义，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一切设想和理论都离不开现实和历史。要做好“大飞机”这篇文章，就离不开对中国航空制造之路的回顾与反思。所以，下一贴就是：运十再回首。
如果把政坛当舞台，近代的北美航空制造工业绝对是一个好题材。有的情节甚至可以打出警示：如有雷同，绝非偶然。
故事要从1980年代说起，加拿大航空公司计划买一批新的飞机，欧洲的空中客车和美国的波音都志在必得。为了显示诚意，波音甚至收购了加拿大德·哈维兰公司（de Havilland Canada）。后来，空中客车赢得了合同。波音把加拿大德·哈维兰公司恶狠狠地如弃弊履地扔了。把加拿大德·哈维兰公司捡回来的是庞巴迪，一家加拿大魁北克本土发展起来的公司。能和庞巴迪的发展历程相似的是中国的吉利汽车。只不过庞巴迪最早是造雪地汽车的，后来造飞机和火箭了。吉利以前是造冰箱压缩机的，后来造了汽车。
后来，有人把1980年代空中客车现金行贿的事情捅了出来。对时任执政党自由党的调查从1995持续到了2009年。2015年，加拿大自由党又上台了，曾经的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e Trudeau)的儿子又当上了总理。回到视野的还有空中客车。把空中客车扯到了台前的是波音。波音指控空中客车意图收购庞巴迪。不过后来加拿大把类似于空中客车的收购规模的谈判和波音也进行过了一次，波音和空中客车都没有折腾出什么名堂。2015年12月庞巴迪的C系列飞机（功能大约与中国的ARJ21同）开始交付使用，麻烦又开始了。2017年６月，波音向美国政府控告庞巴迪公司倾销。美国商务部两次判决加税292％。加拿大把波音也告到了美国贸易委员会。尽管加拿大在2018年１月赢了官司，但加拿大还是在同年7月决定以１美元的价格把C系列的50.1％的股权卖给了空中客车。空中客车计划把已经改名为空中客车A220的C系列以到敌人后方去的态势将生产部分转移到美国阿拉巴马的莫比尔市。就是《阿甘正传》里阿甘的故乡所在的州。对于C系列，加拿大实在是焦头烂额了。因为除了波音外，巴西的安博威（Embraer）也把C 系列告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也许是觉得长痛不如短痛，2019年6月25日，加拿大的庞巴迪以7.5亿美元的价格把CRJ飞机项目卖给了日本的三菱。对于加拿大的航空制造来讲，这是一种解脱。
对于三菱来讲，CRJ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平台。这种收购首先给日本的航空制造进入飞机整机制造提供了一个台阶。日本对于借波音进入航空制造的谋划是非常虔诚的。如目前，波音787的机体有35%是由日本制造的。但是日本航空制造长期处于为波音做嫁衣的状态，没有一款日本制造的飞机在航空市场上代言日本。以后，CRJ飞机的维修，支援，翻新（MRO，Maintenance, repair, overhaul）和销售就由三菱接手了。换言之，日本终于通过CRJ进入了航空制造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同时，CRJ也成为日本支线客机项目的备胎。日本是于2003年开始MRJ（三菱支线客机）项目的，到目前为止，除了各种延误外，波音居高临下的凌驾之势已经让MRJ何时正式定型成了一个遥远的未知。MRJ是由波音公司来试飞的，机场就是在华盛顿州的麋鹿湖（Moose Lake, WA)。但是看着波音近期对加拿大的庞巴迪和巴西的安博威（Embraer）痛下杀手，三菱怎能没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惺惺相惜。在航空制造上靠着美国吃饭，温饱不难，但是吃好不易。如日本的军用飞机一直想在发展整机上有所突破，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日本从2009年开始研制紧盯F22的X2心神。但2016年4月试飞的样机则充满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笑话。2018年３月，日本彻底放弃了心神。在研制的全部过程中，美国对日本希望购买一架F22的愿望一直老师虚与委蛇。现在，F35成了日本唯一的选择了。也许从2009年，美国就应该告诉日本吧。
面对着强大的美国，嗜血的波音，巴西，加拿大，日本此时的一致心声应该是：都在一口锅里吃饭，相煎何太急吧！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起步较晚。但是，中国的速度和步伐是领先的。目前，中国的ARJ21已经正式进入商业运营，C919已经进入试飞，C929也开始布局。不过，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也面临着其他支线客机的问题：半渡而击。
半渡而击是军事术语。讲的是两军隔水对垒，敌方主动进攻，我方在敌军渡过一半时发动攻击，这种战术称为“半渡而击”。《孙子·行军篇》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
加拿大卖给了空客的C系列和波音并购了的安博威E195的载客量和航程都接近波音737，同时，美国对C 系列的打击都是在飞机即将投入市场而未正式投入市场的时间点上开始的。中国的ARJ21 所有的适航审查都是在美国FAA的影子审核下进行的，C919在立项的时候就直截了当的表明了取代波音737的想法。如果没有意外，波音对中国大飞机项目的半渡而击只是时间问题。抬头向天看,波音放过谁! 任何心存侥幸的想法都可能是致命的!
当前的中国其实比加拿大，巴西和日本还有另外一个隐患：毛衣战。美国对中兴和华为打击无所不用其极。中兴的保全和华为的逆袭看似千差万别，其实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备胎。与华为相比，ARJ21和C919无论是体量和抗击打能力上都相差甚远。但是，ARJ21 和C919对于明日中国的意义绝对不在华为之下 。
为了中国制造的明天，我们需要给中国的大飞机找一件避弹衣。这种避弹衣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
草原和森林着火了，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因为远离城市后，取水非常困难。同时，草原和森林的地形和地势也非常复杂。另外，草原和山火的面积一般都比较大。所以，消防员有时会用火攻的办法。即：在山火蔓延的必经之路上，提前放火，把山火蔓延的燃料提前烧掉。这样，没有了燃料的山火就会容易控制了。
找中国大飞机的避弹衣也是这样一个逻辑。波音的半渡而击，美国的毛衣战都是在737上大做文章，那么造出一款高于737的飞机就成了火攻的方向。这样的火攻不仅能带动中国航空制造主动化解危机，同时，可以带领中国制造进入一个新的境界，颇有四两拨千斤和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体的意义，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一切设想和理论都离不开现实和历史。要做好“大飞机”这篇文章，就离不开对中国航空制造之路的回顾与反思。所以，下一贴就是：运十再回首。
运十再回首
1955年，钱学森回到祖国。当时国内正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本来，国家计划优先发展飞机，征询钱学森意见时，他提出了不同意见。出身航空专业的钱学森认为：“航空飞机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得靠经验积累。飞机的材料至关重要，要能经受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考验，而导弹的材料却是一次性的。所以，导弹没有尖锐的材料问题，导弹的难点在于看得清，打得准。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要容易”。
如果说钱学森因为中国航空在积累上远远不足，开展跃进式的发展应当避免。那么中国在航空制造上的发展，恰恰就应证了这个论断，尤其是运十。
回首运十，首先要从马凤山笔记说起。中国航空制造史上的轰6是个奇迹。其源于苏联的图16。1950年代末，中国开始仿制图16。但因各种原因飞机的气动性能资料，外载荷、结构强度计算报告、静力试验大纲和静力试验任务书等资料欠缺。苏联人的估计，仿制的夭折不可避免。但是，马凤山在苏联的笔记记录了所有的相关数据。这个笔记就是中国航空史上赫赫有名的“马凤山笔记”。有了这个笔记，中国的轰6省去了许多试验工作，使轰6 走上了一条“终南捷径”。马凤山后来成为运十总设计师，也和他在轰6项目上的贡献有着直接关系。但是，1971年12月19日，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在新疆失事。这架飞机的残骸使运十的设计师们改变了主意。在他们眼中，这架波音707成了第二个“马凤山笔记”，成了第二条“终南捷径”。运十起飞了，但终南捷径的后遗症也出现了。测绘得来的许多设计使中国的设计师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航空制造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是最科学的路径。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客机是英国的慧星式，第二架就是图16基础上改型的图104（1955-1981）。对于图16胎中带来的噪声大、效率低等毛病，图别列夫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是图别列夫并没有认为这些缺陷只是小节而已。随后的图110（1957）和图124（1960-1965）就是在有针对性的克服这些缺陷。到了运十下马的1986年，与ARJ21接近的图134（1963 - ）和与波音727接近的图154 （1968 - ）是风头正劲。1960年代定型的轰6 ，厚积薄发成了轰6甲、乙、丙、丁、I、F、H、M、G、K系列型号，今天仍然是中国空军的主力轰炸机型。如果马凤山在世，看着仅存的1架的运10和与台湾玉山同框的轰6会有如何感想。
回首运十，还要从机制上看。航空工业发达的国家，航空制造企业后面都有“垫背”机制。搞航空的，没有不聪明的。但是，依然有很多不可控因素。比如，在推销英法共同研制的协和式飞机时，英国政府给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调拨价就低到1英镑每架。换言之，政府把企业的财政负担减到了最低。厂家和航空公司都有政府搭把手。美国的波音也有利用国家拨款完成研发的案例，如747就是由美国空军大型运输机项目提供的资金完成的预研。英国的劳斯莱斯在研究211型发动机时破产了（1971）。但是劳斯莱斯因为政府接手而撑过来了。等到危机过后，英国政府又恢复了劳斯莱斯自由身（1981)。反观运十，与其说最后卡在了2000万的油料费上，不如说是缺乏体制支持。如果说因技术原因运十投入客运有顾虑，那么起码可以投入货运，持续观察。就体量来说，运十非常适合作为加油机和电子预警机的平台。但是，中国的体制下，运十硬是没有找到下一个东家。这种中国特色的机制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的上海麦道项目。当时上海是和两家公司同时谈判的：麦道和波音。当麦道82项目谈成后，波音提出在上海的龙华同时生产。被拒。其同时提出的机型是波音737。现在，波音在中国最大的项目是在舟山。是完成中心。即波音737的装修车间。这与当年提出的737组装厂相比，不知降格多少。40年过去了，中国飞机制造在政府合作与服务上还有许多地方依然啊。运十再回首，这恐怕是最让人纠结的。
回首运十，最具争议的是：人。有一次国家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后来国家总理开了很多会也没有找出答案。
培养人才是一个方面，使用人才是另一个方面。运十计划要用国产发动机，但涡扇8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到运十下马前也没有搞出来。运十下马后，涡扇8倒似乎成功定型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中国造运十时不适用。当时有造发动机的人才。钱学森回国后的没有多久，就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在这部纲领性的文件中，钱学森提议由吴仲华领导发动机的研究（当时文件中的用词是：推进机）。吴仲华和钱学森前后脚回国，因他在1958年有些言论而被打入另册。1975年前，吴仲华干了许多与发动机无关的工作，比如：养猪。与此同时，外国的涡扇发动机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他所提出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在业界被广泛使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吴氏方程”也被广泛引用。最可惜的是国家后来花大价钱从英国引进了斯贝发动机，允许吴仲华接触的相当于废物利用的斯贝的核心机转化。中国其实当时有许多大家都是学习航空专业的，如：孙家栋，郭永怀，钱学森。。。相对“容易”的“两弹一星”成就了他们，而航空制造又埋没了多少钱学森呢？没有人知道。一个运十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航空制造是国家的耐力的比拼。运十实在不是一句话能讲清的，但愿钱学森之问可以有一个答案。那时，运十也许就不是一个无奈和叹息的话题了。
另一方面。运十的历程恰恰还有一批真正的实干者，这是钱学森们没有看见的。运十作为一个项目，是有着传承的基因的。在庙堂从来不乏为运十发声的人，听着这些声音，有领导人说：“本届政府不考虑大飞机”时，政府一换届马上就有建议书上呈。在江湖，为运十歌、泣，为运十鼓、呼的人，最著名的就是程不时。这么多年来，著书立言，黑发成了白发，半年成了老者，大飞机之梦不圆，誓不罢休。ARJ 21 投入运营，C919马上紧锣密鼓，C929也是呼之欲出，程不时们功不可没。“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注一）”讲的就是中国的大飞机。中国民用航空飞机上最难的“积累”问题，其实最有价值的也是在人的积累上。人的积累没有断档，别的都可以弥补。这是回首运十最令人鼓舞的发现。看着一批批新老“大飞机人”承前启后，奋斗不止，大飞机不成功，天理不容！这才是今天我们回首运十的意义所在！
注一：《韩非子·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