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未有过这么赤裸裸的和平演变，它来了 -- 侧翼
GCD才能保持革命党的本色。民主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而是宣传、教育、改造、彼此宣传，彼此教育，彼此改造的漫长过程。另外蒋介石和戈尔巴乔夫从来就不是人民选的。
我的观点仅仅在日常消费忽略不计的情况下成立。
另外， 我发现即使基尼系数是0， 也不代表真正的公平，仅仅是一种数学上的平衡。
据我所知，当年的大学生凡是参加某活动的基本失去了政治前途。这部分人，或因自己受到打压一直热血下来；或者已经看透了当年事件的真实面目——如果你我所说的当年是一个意思的话。总之，当年的大学生如果上位，基本是当时与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那部分人。
他们从不曾反省过，这种说法太主观了，不知道有什么根据。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能走新加坡式的世家威权，只能走人民威权的道路，但现在却向着西方的教条普选民主的不归路，直奔而去。
人民威权的根本有两条，一是公有制，二是共产党，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但改开以来，人民逐渐被官僚取代，威权变成了特权资产，基于人民民主集中制的人民威权，蜕变成了官僚特权资产专制。
共产党的重要性，在于与公有制是一体的，没了共产党，公有制也保不住，新加坡也算是公有制，其公有制主要是世家精英维系的，而中国的公有制，则是中共维系的，如果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能够全面取代中共，成为维系公有制的新主体，那么现在腐朽的中共不要也罢，但这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中国的命运，而中共则是维系公有制唯一的选择。
资产保障的统一公有制和配给制，生产服务的多元市场化和开放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必须在人民威权的政治体制下，才可能实现。
政治与经济，是互为因果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先天严重失衡的国家而言，政治是最重要的，背离了人民威权的政治改革方向，经济发展也将陷入泥潭，社会也会动荡不断。
现在的问题是，公有制和共产党带来的好处，大多数被寄生的特权资产阶层鲸吞蚕食了，大多数老百姓，只有间接获益，而这种间接利益，又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因此公有制和共产党，就成了鸡肋一样的东西，对富有的人而言，鸡肋可有可无，甚至纯粹是累赘，但对于贫困的人而言，鸡肋的则是保命的根本，从整个社会的层面考量，鸡肋更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维护鸡肋是首要的课题，怎样将鸡肋变成鸡腿，则是后继的课题。
基于公有制和共产党的人民威权，是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基，三十多年以来，这个根基尽管腐蚀严重，还没有完全崩塌，将这个根基完全摧毁，便是特权资产的寄生阶层的最终目的，这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因为只要这个根基存在，这些特权资产阶层就有可能被清算。
作为人民主体的广大劳动者和爱国者，是极为分散，又缺少目的性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寄生的特权资产阶层，却越来越走向了一起，又利用各区域，各阶层的差异，分化瓦解劳动阶层，让底层的劳动者互斗，寄生阶层则坐收渔翁之利。
广大劳动者和爱国者，要团结起来，要目的明确，必须找到一个核心，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被窃取的情况下，毛泽东变成了人民唯一的希望。
毛主义是人民威权的灵魂，公有制和中共则是人民威权的根本，在根本被腐蚀的情况下，捍卫灵魂，便是人民的首要选择，毛主义主要有两面旗帜，一是主动主义，集中的表现就是民族主义，二是能动主义，集中的表现就是人民（大众）主义，概括起来，就是主动的能动主义，相对于寄生阶层糊弄人的教条普世价值，基于民族和人民的主动能动主义，更具有现实基础，这是作为大国的中国，和作为大多数的劳动者，必然的选择。
两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如果不爱“我大清”，那就是不爱中华；至于革命党人，那都是添乱，在列强环饲的情况下，还要革命，把中华搞乱，那是该杀头的！！！！杀！杀！杀！
爱“我大清”就是爱朝廷，爱朝廷就是爱这个国家，嘴上高呼“爱大清”实际上做国家蛀虫，不是真正的“爱大清”，同样的，口口声声“热爱国家”一谈到朝廷就投来恶毒的目光，这也不是真正的“爱国”！
不爱“我大清”的爱国是虚伪的，是空洞的，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可是“我大清”对外被列强揍的满头包，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甘做帝国主义走狗，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事实证明：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已经无法做出半点有益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的事情了，这样的朝廷和“我大清”不爱也罢！不仅不爱，大家还要起来推翻它！
所以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一个党派能够引领潮流，顺应时势，将其力量深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并坚定的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她会自然而然地获得人民的拥戴和热爱，即便反革命势力庞大，杀得这个党派人头滚滚，诬蔑其为“赤匪”“共匪”“毛匪”，依然抵挡不住人民群众对这个党派的热爱和拥戴，“十送红军”“山丹丹花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些歌颂党，热爱党的歌曲曾经广为传唱，这个时候，党群是一家亲的，爱党和爱国是一致的，即使TG不这么宣传，大家也理所当然地这么认为。
国民党倒是也宣传过爱党爱国，光看“国民”这两个字就比“共产”这两字威武霸气多了，可结果呢？
但“妈妈已经背叛了我们，他们都背叛了我们”他们背叛了无数的为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他们甚至背叛了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而和资本家门欢和，现在留下的只是TG的皮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可是现在，你看“工人阶级”在哪里？“人民民主专政”在哪里？有的只是TG吧！
抛弃了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搞只顾发展生产力“黑猫白猫”论，允许资本家入党的“三个代表”论，模糊和回避阶级斗争的“河蟹”论，这样修正过的TG还值得人民爱吗？在腐败成风，特权横行的时代里，你就是天天让小学生背爱党三百遍，估计也不济事。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现在的TG之所以还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有很大一部分是过去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泽，另一部分原因是，整个世界都是在比烂，相对来说TG还不算太烂，瘸子里面挑将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大家认可现在的TG执政，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已，但要是说让大家真心实意去爱党，那就有点开玩笑了。
所以啊，现在，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还真不是一回事！
那一年，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在共青团中央担任书记，其中李源潮主管宣传，中国青年报就是其直接管辖
对此，原《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时使李源潮政途受阻不是他们的签名事件，而是李源潮与当时中共很多团派人员一起，对当时的学生表示同情，包括当时在团中央任职的刘延东也受到影响。
李大同透露：“李源潮当时分管报社，在戒严以后，他冒着危险跑到报社召集部门主任以上人员的会议，我们以为团中央书记来会发表拥护党中央决定等话，可他非常简单，‘就是提醒大家，生命安全，走到街上听到枪声立即卧倒’。能在这个时刻讲出注意生命安全的话，说明他还是具有正常理性和人性的。”
多说一句，隔壁单位的副总当年就是积极参加了那场运动，回来后只是受到了领导开大会警告而已，并没有妨碍他的进步
当年打的理论基础，现在开花结果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年4月28日
其实我很怀念22年前1989年的那个4月。那时的北京没有现在这么多沙尘暴。清明时分是一年四季最好的时光，春和景明，万物更新，中国的思想界就选择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光进行思想大汇集。
4月5日那天吃了午饭，阳光那么明媚，空气那么清新。我骑了个车子，从宣武门新华社处去丰台京丰宾馆，参加“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一路上春风和煦，清风拂面，晃晃悠悠地一会儿就到了位于丰台路口处的京丰宾馆。当时的丰台很小，偏于北京西南一隅。京丰宾馆当时是丰台最好最大的宾馆。
到会上时，会议已开过半天，几个会场同时进行。我就在各个会场穿插这旁听。从这一天开始，整整四天，400多全国各地来的理论精英汇聚一堂，那些热情的讨论和交流，今天的中国人再也享受不到了。
我之所以怀念这次理论研讨会，是因为像这样团结和谐的会议，从1989年后再也见不到了。中国的理论界和思想界铁板一块的局面被打破，各类学者从此后渐渐拉开了距离，主流、支流、非主流等各派学者各奔东西。
今天中国的思想分歧已经达到顶点。在这个时刻，重温过去的时光，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以知天下，可以知未来。
体制内精英大联欢
我当时对各个分论坛都感兴趣，经济的去听，文化的去听，政治的也去听。记得当时政治会场的热门人物有严家其、温元凯、苏晓康等，经济会场的热门人物有周其仁、石小敏、张学军等，文化会场的热门人物有黎鸣、包遵信等。黎鸣先生的嗓门特别大，别看个头小，但发起言来，声震会场，十分洪亮。
相比较之下，那些当时不那么出风头的人物，现在都步入政坛高层了。譬如李克强、李源潮等。
我现在还保留着人名录。现在看看22年前参会的这些中年精英，今天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进入政界高层的俊秀有：李克强，李源潮，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当时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薄熙来，时任辽宁省大连市宣传部部长，俞正声，当时是山东烟台市市长，王歧山，当时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沪宁，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马凯，国家物价局副局长。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在会上没见到薄熙来和王沪宁。可能他们报了名，没有来，或者来扎一头就走了。
我和当时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的司长宋廷明先生熟悉，他是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当时在会，但晚上就回家了，房间空着，我就住在他的房间，在会上一待就是四天。
和他同屋的是高山，当时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研究员，是高层智囊圈子里的人物。他住了一晚就回家了。高山的年龄比我还小一岁，当时是圈子里的红人，正是平步青云的时刻。不过会议之后不久，这颗政治明星便陨落了。
参加这次理论研讨会的大多是中青年学者，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像李克强，周其仁，林毅夫等，都是三十七八岁，最大的可能就是茅于轼了。他和我一样，是来听会的，不是交了论文的学者。
当时在会上最耀眼的是周其仁和严家其，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圈子里的核心学者。记得会议结束时，几个组进行总结，政治组的总结者是严家其，经济圈的总结者是周其仁。中信公司研究所的朱嘉明做了大会的总结。
现在回顾起来，从1979年到198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是改革思路没有分歧的阶段。自这之后，发生了后来的动乱，中国体制内的精英开始分化，精英圈发生了分裂，改革总体推进和体制内精英大联欢的阶段告一段落。
但是，我很怀念这个会议的氛围，这是一个大家还都能说上话的会议，是一个思想分歧还不大的会议。比起今天壁垒森严的中国思想界，那个时期的天空比今天明朗多了。
到会议快要结束那天，中央领导前来看望大家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等同志来和大家一起照了像。
4月8日下午，为期四天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胜利闭幕。一场空前的思想盛宴宣告结束，四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精英分享了这四天的精神大餐。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回忆这段历史，我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改革的推力不能超出当时社会的承受力，超过社会承受的激进改革者将被排除改革行列。
看看在那个会上，凡是表现最突出的人，往往都是思想观点比较激进的。但后来被历史淘汰的恰恰是这些先进者。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往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角。
这次会议后被边缘化的人物有：黎鸣，当时是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朱嘉明，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包遵信，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刘再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严家其，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陈子明，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吴稼祥，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综合组长。
下海系的人物有：冯仑，当时是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曹思源，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张学军，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王小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王鲁湘，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盛洪，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助研，钟朋荣，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研，仲大军，新华通讯社编辑，梁从诫，《知识分子》杂志社主编。
下海系的人物分两种，一种是经商，如冯仑，温元凯。冯仑最成功，现在成了中国房地产界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冯仑的内涵应当比当今中国房地产界任何一个大老板都丰富，是学者经商的典型人物。
另一种人是办民间研究所，或搞社会咨询服务。曹思源是最早跳出体制的人物。他原来是国家体改委的一个司长级学者，但开此会时，他打着四通公司研究所所长的身份。
钟朋荣当时还是中南财经大学的一个副研，但不久便被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看中，从下边直接选拔到中央，中南海里边。仅仅几年之后，1994年，他便下了海，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咨询公司。
现在留在体制内的学者并成为重要人物的有：迟福林，当时是海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常修泽，当时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杨帆，天津经济开发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曹远征，国家体改委处长，王洛林，厦门大学校长，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刘伟和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刘纪鹏，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研，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室主任，孙立平，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副研，李银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周其仁，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张维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研。
体制系的官商人物有：郭树清，现在是建设银行行长，当时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博士，周小川，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当时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陈锡文，现在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所长。
而现在升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在那个会上没什么表现。
枪打出头鸟。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会，中午吃饭时遇到周其仁，和他谈起当年的经历。他唏嘘不已。此时，他已老成得多了。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中国不能激进。这些学者本来是可以坐到一起，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寻找出路的，不一定非要搞的势不两立，鱼死网破。这些学者的人性修养哪怕平和一点，折中一点，中庸一点，破裂和流血就可以避免。
激进者对中国历史的危害
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教训现在看得已经很清楚了。第一次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改革者硬要采取政变的方法，让老佛爷活不下去。结果自己却被杀了头，逃亡海外，好端端的变法只搞了一百天。
第二次就是1989年，激进派又要以当年戊戌变法的方式进行改革，结果又造成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倒退。从严家其在会上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便看出了日后的苗头。
回想一下，当年改革开放的形势多好啊！四百多体制内精英济济一堂，畅谈国事，但接下来没两个月，大好局面就被一群想入非非的激进分子给破坏了。后来发生的“[**]”事件，激进学者们成了带头羊，就是这些人将历史引入了歧途。
今天，中国各派的激进者仍然在蠢蠢欲动，这些祸国殃民的极端派都将被列入历史罪人的行列。如果要政府反省，学者们首先要反省。
因此，激进者决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历史的罪人。像今天的茅于轼和张宏良一类人物都是在走极端的人。大家要警惕他们可能造成的国家分裂。
放弃极左和极右，改造中国学者的基本人性，恢复中华文化中道中庸的优良传统，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国人民才能有幸过上好日子。
我就以这篇短文告诫大家吧！
真正能给人以教育、宣传意义的只有事实。
开国60多年来，也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吧，党由为人民服务到为人民币服务，让人民群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这种在生活中体验到的事实感觉胜过任何空洞的宣传。
今天要是再有人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我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群众同甘共苦。恐怕没什么人会在乎。
记得史文恭写过一个帖子叫《 走资派的前世今生》，以鲜活的事实告诉人们刚从山沟里出来的、朴素的Tg是如何被物质潜移腐化、蜕变的。
而今天只不过是因为物质更加丰富、信息更易传播而显得更突出罢了。
阎王殿已经堕落了。谁去宣传。党外人士去宣传？被宣传的人会怎么看待。
当具有一定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人或组织出现，那可是会出现现实版的“你也配型赵的”。
黔首在上位者的观念里是要被引导，是不可以自发的、自组织的。
将“爱党爱国”与“爱我大清”等同起来是极其阴险的。
这是因为两者的基础完全不同。
“大清”是满洲统治者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大清，“我大清”的“我”根本就不包含人民，“爱我大清”的最终受益者其实是满人和汉族地主，这样的“我”，这样的“爱”当然与人民无关。
然而今天的中国，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精英和资本家是无所谓祖国的，那里有利益，他们就可以去那里，只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但是资本聚集起来的力量是强大的，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单个人民的力量更是如此，所以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对抗资本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团结人民的力量，只有人民团结起来了，才能真正有力量去爱自己的祖国，将“爱党”与“爱国”割裂开的本质是要割裂人民与国家的联系，将“爱国”虚无化，缺少组织的人民根本没有力量去爱自己的国家，只能任凭资本宰割。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更应该爱党，更应该努力将假爱党，假爱国、真爱己的伪“爱国者”清除出党，而不是把爱党与爱国分裂开，自毁长城！
高唱“爱国不爱党”者，其所爱的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你的爱，最后得益的只能是心中既无民族也无国家的资本势力。
100多年前高呼“爱我大清”的人，其中当然也有真爱黎民百姓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爱我大清”的最终受益人是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事实，同样的我当然知道今日里呼唤“爱党爱国”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党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可是这也同样不能改变“爱党爱国”最终的受益人必然是整个民族和国家。
1，反腐败。（但是不反腐败的ZZY）
2，全盘西化。
3，反对老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