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之井冈风云之朱军长的三个故事 -- 史文恭

在展开林总和东哥早期情事里最重要的一段故事－－－红四军的七大之前，让我们把故事里最重要的男配角，朱德朱军长的三则逸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来折射故事背后深刻的具体背景。

一，朱德的扁担

这则逸事几乎是朱老总最重要的一个标识，在井冈山，由于山区产粮有限，红军的粮食需要从山下挑粮，这是一条漫长的来回一百里的山路，空手走一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任务，何况还挑着几十斤，乃至上百斤的粮食呢？但那时四十二岁的朱德身先士卒，坚持和将士一起挑粮，战士们心疼军长吃力，藏起了他挑粮的扁担，朱德却另外又做了一根扁担，还是和大家同甘共苦，并在扁担上刻上了他的名字。 ----顺便说一下，当时东哥才36岁，也是挑粮一百多里上山队伍的一员。

“朱德的扁担 ”很好地说明了朱老总在井冈山深得人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他时刻和将士们在一起。而随着红军内部管理的民主化的推广，“深得人心”这个特质，意味这朱军长的领导基础愈发巩固了。同时，这个逸事还有一个简明但重要的推论，即此时42岁的朱德身体非常健壮。

二，王耀南差点被朱老总砍头

这则逸事不常见，但真实度很高，因为来自差点被砍头的王耀南。

1928年6月，也就是朱毛会师后不到两个月左右，王良连长奉命带着两个班和五个挑夫去吉安取回当地党组织给红四军筹措的一千多斤食盐，回来到了井冈山茅坪附近，遭遇地主民团截击，王良指挥一个班抵抗，被优势敌人包抄，于是另一个班的班长，负责运盐的王耀南命令扔掉盐去救援，但敌人越来越多，红军抵挡不住，挑夫也跑了，于是，王良连长和王耀南班长撤回了根据地。向军值班首长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汇报情况，袁文才一听说他们丢了盐，还死伤了弟兄，就喝道：“把王连长绑了！”王耀南很讲义气，马上说：“报告团长，盐是我丢的，要罚就罚我。”袁文才又喝道：“绑了！”把二王绑起拖到了朱德军长那儿。

朱老总问明了情况，说：“王连长，你奉命取盐，丢了盐，还死伤了任，你有什么说的？－－－

你没有把主要任务放在第一位；

其二你没有强调命令的重要性，命令一班长（王耀南）挑盐，但没有检查他执行命令的情况；

其三你发现一班长丢了盐，你没有考虑补救措施。三令五申，为将之道，你犯了大忌，处罚你，你有什么说的？”

王良说：“没有。”

朱老总判决：“打王连长三十大板。”－－－警卫冲上来把王良摁到在地，扒去裤子，用竹板打了起来，执行完毕，朱德回头冲王耀南喝道：

“一班长，你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我看到三班受到敌人的威胁，就去支援。“

”你去三班，有没有命令？“

“没有。”

“没有命令，为什么擅自行动？”－－“不执行命令该当何罪？”

在场的王佐等应道：“当斩！”

朱老总喝道：“把王耀南就地正法！”

警卫冲上来，把王耀南往外拖。

眼看后来的解放军工兵王就要成烈士了，王良不顾三十大板的伤痛，跪下给朱德求情，三班长和朱老总的警卫员（开国中将）萧新槐也给跪下求情，说“一班长是为了掩护三班才丢了盐。”－－－这时候，袁文才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军长，王耀南是毛委员的人，杀王耀南是不是给毛委员说一声。”－－－朱军长卖了面子，说：“有请毛委员。”－－－萧新槐马上地上爬起，跑步去请东哥了。

－－－这里说明一下，食盐在当时的井冈山是及其重要的战略物资，山区本身不产盐，而盐对维持红军将士的体力和战斗力又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朱老总这次的执行军法，完全是必要的。

但危机时刻，要被正法的王耀南想到之前可以将土盐炼成食盐的法子，禀告了朱军长，恰好毛委员也来了，给了他必要的工具实验一番，获得了成功，于是解决了井冈山红军吃盐的问题，王耀南也逃过了一劫。

这个故事，俺特地抄了很多细节，是要勾勒出上井冈山不久的朱军长的军威和行事的条理，－－如上所见，确实是名将风范。

三，朱军长的新婚

围剿之下，朱毛红军井冈山下山后，被追兵追的相当悽惨，在1929年的2月2日，敌军攻进了红四军军部，东哥，朱老总，陈老总都仓促突围，而朱老总的夫人伍若兰不幸被俘，惨遭杀害，2月12日斩首后挂着赣州城头。

2月11日，终于大柏地一战，红四军设伏歼灭追兵两个团，扭转了局面，3月14日，打下汀州，缴获大量物资，大体安定了。然后。。丧偶一个月后，朱军长就到红四军的妇女组，和她们谈话了，再然后，。。。妇女组长曾志就找年仅17岁的康桂秀谈话了，问她对朱军长的看法如何，再过了几天，四十三岁的朱军长就单刀直入，向前童养媳康桂秀求婚了，年轻的康桂秀犹豫了半天，还是含羞答应了。再后来，几天后，他们俩就把事儿办了。

这事儿，在后来改名为康克清的朱帅夫人的回忆录里，就是这么叙述的，而在媒人曾志的回忆录里，她压根就没提自己给朱老总和康大姐做煤的事儿，因为那时，曾志，伍若兰，康桂秀都是编在红四军的妇女组里的，曾志是组长。在曾志的书里，她记述了伍若兰悲壮的牺牲，然后加了一句，从此朱老总独爱兰花，“据说是为了纪念伍若兰同志”。

但这话要是和朱老总一个多月后就又新婚的事实连在一起，恐怕就不那么协调了。

而这一点，当事人并非没有感觉，在康克清的回忆录里，她说到，在婚宴上，原来和她一起的妇女组小伙伴们都没去，问原因是“怪不好意思的”，其实，仔细想想就能猜到，妇女组的伍若兰牺牲了不到一个多月，妇女组的康桂秀就和朱军长结婚了，同是妇女组的同事们，会怎么想呢？

因此，康克清的回忆录特地用了一番笔墨隐讳地解释，这是”战争环境下军人婚姻的特点吧“ （原话是：我同朱老总在结婚前，没有谈情说爱，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贴和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当然，对于此时17岁的康克清，后来的读者对于她在这个快速的婚事里所扮演的角色是同情而理解的，但对于朱老总来说，恐怕，会另有一番感触吧。

而写这个故事，并非因为八卦，特地把朱老总在一个月后又做新郎的故事写在这里，是为了说明，在东哥，朱老总，林总走向他们命运的一个重要节点－－－红四军的七大前，－－－此时的朱老总并非如印象中的温和，忠厚，可以冒充伙夫的总司令，而是一个极富活力的朱军长，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红四军七大这个著名事件里，官方论述中很多语焉不详的记录，也就理解了东哥在这个事件中所遭受的困难，并进而让我们理解了，在这个时刻，林总对东哥的支持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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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朱德打不过川军的刘瞎子（刘伯承），这也是扯淡，因为根本就没有对打过。

朱德离开滇军的时候少将，刘伯承搞泸州起义的时候，上校身份的旅长，也是少将。

南昌起义的 时候，朱德和刘伯承都可以成为中将了。一个是滇军名将，一个是川军名将。

42岁，正事年富力强的时候，虽然体力可能不比二十多，三十多，但是也不会差的。只是现在人42岁感觉病歪歪的，朱德从小就干农活，体力应该不会差吧，而且当了军官，也没有啥吃喝嫖赌抽的花边新闻，体格保持的好。

他自己和美国女人说自己出国前面好不容易才戒了大烟。

在那个年代，42岁挑担不算什么。我爷爷70岁的时候还能挑上百斤担，他年轻的时候从广东挑盐到湖南。

当然，考虑到军长的位置，挑粮食确实让人敬佩

就是滇军被彻底赶出四川的那一战，滇军和刘帅所在的熊克武部交手过，朱德那个旅被打的只剩一个团，在此之前的一战朱德的弟弟还战死了，也是在那以后前途迷惘愧见二老的朱老总吸上了大烟，一直到他出滇寻求真理前夕才戒掉。这些朱老总在和史沫特莱交谈时都没隐瞒。

那是精神的

荷尔蒙的分泌是物质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更是他人格上伟大的地方。

“组织路线”

何笃才是红一军团干部，因其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不受重用，被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

他曾对我（黄）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黄）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黄）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黄）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黄克诚自述）

何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明知只有毛泽东会成功，却依然支持“宽厚坦诚”的朱德，似乎是自觉地赋予革命斗争以一丝伦理的光辉。当然，毛泽东不会认为他的“组织路线”有什么问题，不但最终的成功证明他能有效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而且即使在当时，“打AB团”也没有直接影响反“反围剿”的胜利。情形或许如李志民上将所说：“在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还提出‘肃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胜仗。’实际上，因为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时，大家怕别人讲自己不勇敢，是‘AB团’；而打仗牺牲了，总比当作‘AB团’被枪毙好。”（李志民，1993：141）

朱德的宽厚，世人共称。这既是生性使然，也是在党内民主欠缺环境下无奈的表现。但朱老总也有他的清晰和严厉。

1929年红四军内部就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争论，“朱毛”分为两派，朱派认为前委书记（毛）不应过多干涉军事（朱是军长），毛派则坚持党（即毛）的领导。毛派一度失利，相关人员都离开红四军做地方工作。陶铸夫人曾志记得：“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了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曾志，1999：94）任何方针、路线都是有人来代表的，观点之争与权力之争息息相关。党领导军队的争论，说到底是朱德军长领导红四军还是毛泽东前委书记领导红四军的争论。朱毛以下各级干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站队要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妥协。曾志表达了与毛相同的观点，朱德理所当然判断她属于毛派。但在掌握划线标准比朱德更严的毛泽东看来，如果不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毛，那就还不是坚定的毛派，所以尽管朱德认为曾是毛派，毛却认为曾志当时的丈夫蔡协民（当然也包括曾志）是中间派，不予信任。（曾志，1999：131）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的支持者，谁是我的反对者，是斗争的首要问题。毛对此有最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他聚集了这么一批人，后来才能重掌红四军的最高权柄。

1938年7月，黄克诚与徐海东率344旅在太行山区的町店伏击日军，没有打好。整训期间，“朱总司令亲自到端氏检查344旅的工作，对徐海东旅长批评比较严厉。徐海东本来就身体不好，这时更支撑不住了，便请求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黄克诚，2004：182）徐不是等闲人物，如此紧张，可见朱德的严厉。徐走后，黄和朱德曾考虑由资格较老的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一职，但延安总部没有同意朱的报告。当不上旅长的田团长有点不高兴，朱就要求黄开会对他进行帮助。会议开始之后，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讲话。黄是政委和党委书记，只好带头发言，考虑到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他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

我发言之后，朱老总就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我们说：“你们这是什么鸟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朱总司令就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黄克诚，2005：183）

1929年古田会议后，朱总司令的权力一直受到约束，但他始终在毛的身边保持了这一荣誉极高的职务，也非常人所能为。“朱毛”并称，朱老总有他厉害的一面。不过“厉害”与否取决于权力。批评徐海东等人时，朱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有掌握部队的实权。自从1940年5月被召回延安后，朱就不再直接掌握部队；49年以后更是不负实际责任，总司令长期没有自己的司令部，以至于他的老部下林彪也不把他当回事。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朱德讲到根据中央指示学习30本马列着作的情况时，林彪蛮横地高声叫喊：‘你就是不读毛主席的书。’康生则以侮辱性讽刺口气说：‘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些书你能看得懂吗？’”（穆欣：1994：288）

“网易博客

何新博客管理员 2012-03-19 08:45

忠于毛的黄克诚在回忆录中也评论毛说：“何笃才曾说过...“

外链出处

但要说朱德真有多宽厚，我看也未必。朱德和陈毅放了老毛鸽子出击湘南，吃了大败仗以后就把说怪话的同志咔嚓了。朱德年纪大城府要深的多，老毛要到长征的时候才把这一套学全了。

部队休息时，林彪没有认真布哨

遇到袭击时，林彪没有设立对军部的防卫，使红四军军部处在了包围圈当中

伍若兰引开国民党军队包围主力离开朱德，不幸被俘，可以说伍若兰是为了救朱德而牺牲

特别是129师，在刘伯承指挥下，打出了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村急袭战等经典战役

朱德回延安后，由彭德怀接手，5月朱德回延安，8月，彭德怀就发动百团大战，结果在关家垴和刘伯承在指挥上发生冲突，付出较大伤亡后，歼灭敌大部后，撤出关家垴

百团大战结束后，八路军进入了最为黑暗困难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