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386的几个段子 想想不容易 -- 太极学者
停了二十几年,也就是说,我国的核潜艇项目是在2008年以后才重启的,这个结论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的认知的。
作为军迷,谁的kc没红过?
1986年,一院、二院和四院联合论证固体远程战略导弹总体方案,提出:先陆后海、陆海兼顾、技术通用、“大直径、基本型、系列化”;
1994年,二代核潜艇工程上马;
1999年8月2日,DF-31首飞;
1999年底,JL-2正式立项。
该贴仅代表【老老狐狸】个人观点。
说起来时满眼泪!
新黑鱼是2012年批复立项的,不是2008年!
“这句话,让我热血沸腾!”1日,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后起之秀、某新型号副总设计师及动力系统总师刘春林表示,圆核潜艇老一代科学家之梦,圆国人海洋强国之梦,青年科研工作者重任在肩。
核潜艇是我国的“撒手锏”武器,对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安全、尊严至关重要。而核动力装置对核潜艇来说,如同人体的心脏。
1998年,刘春林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学业成绩优异的他,拒绝了多份具有吸引力的工作邀请,毅然选择了条件更加艰苦的719研究所,“那时候,我心中就有着海洋强国的梦,希望能在核潜艇研究方面尽绵薄之力。”
来到研究所后,刘春林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他所学专业、他最热衷钻研的技术,正是核潜艇这个水下“科技城堡”体内最重要的动力装置所急需。研究核潜艇的“心脏”,对刘春林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压力。他抓住一切学习进步的机会,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装备联调和型号建造现场学习、锻炼。
“挑灯夜读,重复性实验,到全国各地驻场,我从没有过节假日。”刘春林说,最苦的时候,他连续7天7夜没休息,任务完成后,脑部神经系统出现带状疱疹,“像针扎一样,几秒钟一次,痛得没办法了,才去医院检查。”
“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和时间竞走,细化到分秒。”刘春林说,赶时间已成为他生活的常态,“平日吃饭,我吃了两碗,其他人最多吃半碗。”
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极高的悟性和拼命的钻研劲,2005年,工作仅7年的刘春林被任命为某型号系统副主任设计师。2012年,某新型号批复立项研制,刘春林被国防科工局任命为该型号的副总设计师,同时兼任该型号动力系统总师。
那一年,刘春林37岁,成为中国新一代核潜艇最年轻的型号副总设计师。
因为历史原因,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曾经中断20年。刘春林知道,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创新迫在眉睫。从入所的那一天起,他就将全部身心扑在推动型号核动力技术进步上。
来源:2014年05月04日 湖北日报
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
当然我也是始终不认可1978到1994的成就的.这16年实际上就是拉美化的16年,如果继续下去,比拉美好不了多少.
中国的大发展我一向认为是1994年.源于税制改革和汇率贬值到位.
面对谬论,摆出自己的资料和分析就行了。任何试图说服这位风华的努力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他是忙总所害怕的一类人物。
一样能看穿一个ID的本质。
入世提供的市场为此前一直未能全部发挥、差点被自我阉割折腾掉的工业化潜力释放出来了!
税制改革改善了中央政府执政能力,但对经济发展本身谈不上起了多大多直接的作用。
看历年的增长曲线、出口曲线、外汇储备增长曲线,陡然上翘是在入世后。
面的政策不等于现实的操作。
虽然粉毛主席,但对他坚持的理想以及理想的可行性,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也作为一个只有20亩薄田的“地主”的孙子,我是不敢苟同的。
我所看到的社会现象,那不过是中国传统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盗版。毛主席时代,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美好。过来人的记忆里,痛苦多余欢乐,贫穷多余富裕,个人没有自由,生活没有希望,还要应付没完没了的各种政治运动。我身边的农民兄弟,没有一个会跟随的毛主席回到过去那种社会管理模式中,我们宁愿做新时代的奴隶,也不会去做旧时代的主人公。因为新时代的农民,有了人身自由,有了生活的奔头,有了富裕的生活。他们认为生活在如此盛世里,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国家还向泥腿子发钱,人都不想死了,还想跟着TG多过几年好日子。
现在眼睛盯着27亿的,盯着千亿百亿的,有多少是农民兄弟了,这些离他们太遥远,与他们天高皇帝远的生活有关系吗?说句不严谨的话,大声疾呼的,眼睛盯着这些的,多是城市里文青和生活富足之人,活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甚至还有部分只是觉得私分只是没自己的份,羡慕嫉妒恨而已。
时代是在进步的,如今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是毛主席自己都无法想象的,虽然现在的问题也很多。
这就是后人总比前人强的道理。
为了在城市买房,把父辈的老底都掏空了。周边的普通同事大都是这样的。农村父母一般不怎么花钱,吃饭穿衣都是凑合来,人情礼节是大头。在城市的我们也不敢太消费,还了每个月贷款剩不了太多钱,还得攒钱装修。娃呢,为了不堕入赤贫阶层,暂时还不敢要。
不过是公知的伎俩而已。他们宣称了几十年,一些老百姓受愚弄, 当然会现在好。
凭什么断言毛不会把人民带向富裕?中国人民能吃饱肚子就是因为大庆胜利油田的发现和合成氨技术的开发,化肥得到了普及。但是石油和合成氨等石化技术都是毛时代就开发的。
毛时代的计划经济确实有缺陷,但不代表后人就不会改善, 改革, 我相信只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心,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什么制度都能想出来。
我们没有必要在房奴加血汗工厂和毛时代的贫穷中选一个。这两个我们都不要, 我们也完全有能力两个都不要。
空军之翼网站
很简单,当时歼10要是死掉了,宋总和杨总的队伍散了摊子,也就不会有今天足以跟各种三代机终极改型对抗的歼10B,大概也就不会有歼20——未来20年唯一可能与F-22对抗的主力战斗机。
很多人研究历史,都掉进了细节的陷阱里,魔鬼在细节之中,同样,神灵也在细节之中,但只有鲜活的细节才有价值,历史是死去的现实,死掉的细节,已经霉变,只能将人引向歧途。因此,研究历史,关键在于将过去,现在,将来贯通起来,这便是历史的脉络,也就是有些历史学家所称的“大历史观”,而研究现实,更要从细节入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通过专注入微,才能发现与发明。
谁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但我们都活在现在,因此对历史的研究,关键在于脉络,就如一根根绳子,通过现在和未来,将历史贯通起来,因此,一个人不了解现实,是不可能理解历史的,而对现实的了解,就必须从细节着手,通过亲身调查,认真分析,几番否定之否定,才能逐渐认识这个复杂的现实。
中国的大多学者,无视现实,只是在霉变的故纸堆里找细节,其实,只是在玩自欺和欺人的把戏。
“20亩薄田”——请问你们村子,人均多少地,俺们村子,刚分地的时候,人均一亩二分地,前几年重新分地,人均一亩五分左右,还是分为山地,丘陵地,平地三种,现在,好地块,好年头,能收八百斤就算不错了,每年两季,最多也不到两千斤,可以说,现在农村的土地,也主要是保障资料,而算不上生产资料。
解放前的具体亩产量不清楚,据俺母亲说,六十年代,亩产二百来斤就算不错了,因此,农村主要的食物是地瓜,相信解放以前不会比这更好。农村的土地,可以说是生存的基本保障,中国大多数地主,其实也是贫穷的,而没有失去土地的农民,则连基本的人格,生命也难以保全,俺爷爷的家庭情况,俺始终也不清楚,活下来的,只有兄弟俩个,听说还有个姐姐,进了窑子,后来下落不知,至于有没有其他亲人,从没有人说起,因为太惨,俺奶奶很小就到爷爷家了,比爷爷小十三岁,因为怕爷爷娶不上媳妇,而俺爷爷个头接近一米八,是个特别英俊的人,而俺奶奶各方面都是村子里最差的那一层次,因此,子孙无论个头相貌,都比爷爷差远了。
解放后,中共的确准备实行新民主主义,允许私有资本发展,在农村分地。
在城市,尽管朝鲜战场热战正酣,但国内的私有资本一样囤积居奇,生产假冒伪劣,连战场上用的纱布都以次充好,因为中国几乎各种资源都缺,因此,市场也极为混乱,在什么都缺的时代,投资生产不如投机倒把,客观方面,是啥都缺,主观方面,中国大多私有资本,除了囤积居奇的精明,啥也也没有,总的来说,客观主观,都决定了中国当时的情况,私有制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既不利于生存保障,也不利于生产发展。
在农村,分得土地的农民,很多根本就不会种地,也懒于种地,因此,土地又在集中。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四人,除了俺姥姥能干以外,其余三人既不会干,也不肯干,因为以前没有地,根本就会种地,也没有养成勤劳的习惯。就如现在扶贫,发给种兔,山羊,很多人都会宰了吃了,不改变懒惰习惯,不学技能,分地,扶贫都没有用。
工业方面,苏联援助了一百多个项目,拖拉机生产出来了,而且都是苏联那种大家伙,结果却没人买,人均一两亩地,即使现在也不需要,更加买不起,因此,工业再加上农村的情况,只能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以乡镇为基础,成立人民公社,这样,工业品有销路了,农民也组织起来了,成立农业工人。
公社的成立,实行统购统销,私有资本生产的日用品很大的市场,都被国家和集体垄断,加上上述的原因,因此,私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成了必然。
很多民主党派,指责中共言而无信,说好的允许私有资本发展,农民均分土地,都变了卦,其实这是多种因素倒逼的结果,是形势比人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领导就成问题,当时主要有三方势力,一是知识分子和原来的民族资本,二是白区的共产党,三是打天下的红区共产党。
朝鲜战争结束了,在苏联的援助下,全国各地建设纷纷上马,知识分子首先站了出来,要求领导权,建国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待遇,远低于国民党时期,待遇低了当然有怨气,那么至少要给权力吧,因此,罢工,罢课都出来了,共产党打天下行,治天下可不行,中共的态度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一通反右,就给压下去了。
但共产党内部,也有红区党和白区党,红区党都是革命功勋,战斗英雄,在军队都是说一不二的,到了地方到底听谁的,白区党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对生产都很熟悉,必然会与红区党产生矛盾,也存在内行与外行的问题,共产党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因此,不懂生产的红区党,在反右的过程中,将很多白区党也打成了右派,在红区党的革命做风下,知识分子和很多白区党,都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这是以后一系列悲剧的首要因素。
以打仗的方式,搞建设,因此各地的建设项目同时上马,别的先不说,只是建设用的钢铁就没有,很多项目只建设了一小部分,因为缺少钢铁,就停在了那里,这比不建还糟糕,怎么办呢?只能像战争时期一样发动农民,捐出家里的锅碗瓢盆,到河里淘铁,用小高炉,大炼钢铁。
农业生产怎么办呢?只能虚报,因此,互相比着吹牛皮,浮夸风的根源,就是要将半拉子的建设搞下去,向上级要项目,要钢铁和各种资源。
倒逼,一步步地倒逼,各种因素的倒逼,终于酿成了祸害。长辈们说,五八年是个好年头,大丰收,但因为大炼钢铁,农作物没有及时收,不巧那一年大雪来的早,别的还好一点,但地瓜一冻伤,就不好存储了,在加上大锅饭,吃空了各种余粮,都以为别的地方还有的是粮食。
毛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用打仗的方法,发展经济,是红区党的典型代表。
五九年,毛已经发现了问题,但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庐山会议上,毛原本想逐渐地降温,但彭德怀的跳了出来,原本的主要是经济的问题的反左,变成了政治问题的反右。因此,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最担心的就是枪杆子和苏联影响,恰好彭德怀在这两个方面都是靠不住的,倘若苏联,军队,白区党联合起来,毛就会被真正架空,因此,毛改变了议题,将彭打倒。
国际方面,因为金门炮战,中印边界,联合舰队等问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僵,中苏的蜜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赫鲁晓夫权位不稳,需要中国的支持,毛认为我帮了你,你就要有所回报,并不瞧得的上赫鲁晓夫,因此,赫鲁晓夫个人方面觉得受到了侮辱,国家实力方面,中苏差距巨大,苏联人的强硬作风,不可能长期容忍中国的特立独行,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必然的,只是这个时候是最糟糕的。
庐山会议议题的改变,使得最后的挽救希望也破灭了,邓小平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用一贯的强硬作风,对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大量征粮,这些地方的灾荒也最严重。
各种情况的倒逼,各种问题的纠结,最后集中在一起,终于酿成了新中国最大的悲剧,也是毛一生最大的错误。
在新中国,是最大的悲剧,但与解放前比起来,只能是正常情况,因为解放前,即使没有大灾害,一年也平均饿死三百来万,卖儿卖女更是普遍现象,而新中国的最大饥荒,三年平均也是饿死三百来万,三年总计饿死一千万左右,这三年总的死亡人数,也是三千多万,但不能都算是饿死的。
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开始反扑,那种认为刘是三年灾害的祸首,是错误的,不要说刘是祸首,只要是主要责任者之一,就不会跳出来,比较一下主要责任者邓小平的言行,就能分辨出来。
毛承担了责任,但仍坚持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只是部分,这主要不是为个人考虑,因为,他自己已经做了深刻的检讨,并决定真正退居二线,毛的作为,主要是为了红区党着想,否则,犯了大错的红区党,将会被白区党取代。
七千人大会后,刘意气风发,但主要的策略就是对内妥协的三自一包,和对外妥协的三和一少,这其实就是改开后的基本政策,改开后是基本成功的,但当时却是自寻死路。
当时中国首要的问题,就是摆脱完全孤立的国际环境,进入联合国,而对外妥协,其实只能是向苏联妥协,绝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但即使如此,中国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也派出了高级的访苏团队,但苏联更加强硬,甚至一个领导人竟然借着酒劲向贺龙说,要搞掉毛泽东。
要实现外交突破,就要花钱,重返联合国,绝不是毛所说的,非洲兄弟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是花钱买来的,花钱闹腾出来的,无论是广交交朋友,还是输出革命,都需要大量财富,对于贫困的中国而言,只能更加勒紧裤腰带,这绝不是毛个人好大喜功,要做世界的革命领袖,因此,对内妥协是绝不可能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大量出生的大量人口,就要从学校毕业,但却没有工作机会,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干部的孩子,要么做干部,最差也要做工人,工人的孩子,也都要做工人,几个人干一份工作,还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社会阶层僵化,身份种姓化,城市里的居民,成了特权阶层,广大农民则没有上升的机会,三年灾害,饿死的基本是产粮的农村,就说明这种特权。
社会阶层分化,僵化,特权化,必然导致新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山头众多,因此,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明显,刘少奇搞四清,桃园经验,贺龙和罗瑞卿搞军事大比武,林彪鼓吹政治化,周恩来搞东方红。
稳定与发展,是任何社会的根本主题,而权力斗争不可能稳定,社会分化与僵化,就可能发展,可以说,国内国际环境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文革就是就是必然的选择,从结果来看,文革是成功的,各个问题都基本解决,符合毛所言的三七开。
倘若没有文革,派系林立的中共,在毛之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邓根本就排不上号,在各个派系消解之后,剩下的邓小平和陈云也有很多矛盾,后一辈的胡赵,也差点掀翻了元老派。
鲁迅说,在中国即使搬张桌子,挪张凳子,都需要流血,即使流了血也搬不成。根本的原因,就是每张桌子,每个凳子背后都有既得利益者,甚至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缓解了社会僵化,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改开的推动者,主要是知青和文革被打倒的那些人,倘若没有文革,这些城里的权贵,就是既得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不但不可能引领改开,还会阻碍改革开放,最终维持不下去了,中国的公有财富,只能被这些人瓜分。
社会的发展是有趋势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能做的只是找恪守底线,树立权威,找对方向,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法,术,势,其根本就是客体的秩序,主体的主动,载体的能动,任何人都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
毛首先是个现实主义者,然后才是理想主义者,总的来讲,毛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不能不立足现实,也不能没有理想,邓抛弃了理想,坚持实用治国,没了理想的支撑,到了江时代,蜕变为贪腐治国,也就是必然的了。
忽然有感而发,写的长了些,算是自言自语吧。
有理想的叫团队
没理想的叫团伙
什么表情。
要特别提醒的是,农民虽然大字不识,但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不是任人欺骗洗脑的傻子,他们精明着了。谁要把他们当傻子忽悠,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250的大傻子!毛主席还知道要让农民起来造反,必须先给甜头,以利益为导向。
我实在看不出大字不识的农民是如何被“公知”洗脑的。他们就是一个纵向的对比。根据我们聊天的内容总结如下:
1.生活好了,改善了。田下户后,吃好吃坏自己负责,多劳多得,积极性起来了。楼上楼下,点灯电话,喊了多少口号,也还停留在口号,现在了,都实现了。
2.人自由了,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种田养猪栽秧,我乐意干什么,自己说了算。我发牢骚不用担惊受怕,别说把印有老毛的报纸当擦屁纸,就是还骂两句,也没人管是不是反革命。八卦一句,很多农村在那个时代,是没纸清洁的,都是木棍解决。曾有人用报纸,被批反革命。
3.没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也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形式主义。大家是真的聚精会神谋致富。
4.义务劳动,大会战没有了。现在官是官,民是民,各行其道。
另外,就解放前后生活水平,我很小时问过从解放前过来的老人(成份是贫下中农),他们说,和解放后没什么区别,也能吃饱饭,反而是解放后吃饭问题有些紧张。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两个襁褓的儿子饿死。并且解放后极不自由,种田不由己。
你让这样的农民怎么被公知洗脑?怎么不支持现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