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左倾还是右倾有那么重要吗？ -- 给我打钱87405

但是归根结底实际上就是归于一个判断：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没有资格生存下去？

鲁迅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人看来，中华民族病入膏肓，不全面西化恐怕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中国的历史既然是吃人的历史，中国的未来估计是吃人的未来。不加大改造是不值得生存的。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代人则相反，在灾难深重时也看到光明，也能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国家，对人民，甚至对农民的力量充满信心。中国农民固然有阿Q，但是中国农民整体当得起勤劳善良智慧这样的评价。实际上这是和鲁迅完全相反的看法。在毛主席看来，中华民族不仅现在有力量，未来还会更有力量，更有资格生存下去。

如果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西方历史则是“大规模”吃人，变着法屠杀的历史。看看鸦片战争，贩卖黑奴，灭绝印第安人，屠灭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两次世界大战。如果用鲁迅的观点来看西方历史，每叶上都写着“屠杀”！仁义道德的影子都没有！

儒家和孔子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作为延绵五千年的历史，其生生不息的存在已经证明了其力量。取其精华，融合现代因素，扭转逆向民族主义的影响，正当其时。

• 过犹不及

儒家的真义和毛反孔的真义你都没有理解， 再谈论左右就有点超前了。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礼和仁， 礼者，理也，是秩序，就是下级服从上级，仁是从二从人，意即正确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引喻上级要宽宏地对待下级，下级要默默地承受上级的压力。

神马格物致知，就在大学里面露了一下小脸，以后根本就没有再现过，本身也不是孔子孟子讲的，一直到朱熹， 才得到重视，但是还是没有讲清楚， 这才有后来的守仁格竹， 阳明心学。之所以格物致知为什么这么热门，就是后世的人需要解决理从何来，实则是解决秩序的源头，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王守仁说，天理即人欲， 实际上已经推翻了儒学， 不过隐晦地套了一个儒家的马甲。

孔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实际上是观察范围太小的原因。一个婴儿，看周围的人，大家都围着他转，世界充满爱。等到他大了，就会知道社会充满陷阱。

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的自私性，人的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社会活动，又决定了人的社会性，和利他性。毛泽东精通唯物主义辩证法，怎么会落入人之初性本x的陷阱？

现在一般的年轻人都不了解毛反孔的时代背景。看看日本的论资排辈， 看看韩国人看到供应商或客户的90度鞠躬，你就知道当年的儒家的源头中国是何等的等级森严，年轻人和妇女根本就没有说话空间。

毛用一场文化革命彻底地重塑了中国的国民性， 让中国这个民族年轻了2000岁。 今天的中国国民性和只有300年历史的美国相比一点都不老。各种创业，折腾，风起云涌， 远不是日韩台港可以比拟。

左倾右倾本来是平常调整， 大惊小叫不过庸人自扰之。骑自行车， 一分钟要在左右摇摆几十次，不摇摆的人都倒下了。如果一个国家发展60年， 民众财富两极分化超过欧洲400年资本主义， 这个国家再不左转就要翻车了。

编辑一次，订正错别字。

儒家思想与自由民主科学等西方近现代思想相比，的确是腐朽落后的，但必须要强调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与西方传统文化，伊斯兰传统文化，印度文化相比较，才合理。

用别人最好的现代东西，对比中国传统的东西，要么是中了西方的毒而不自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所有对儒家文化持否定态度的人，应该去读读欧洲思想启蒙时期，那些大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西方只有在捣鼓出来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并完成宗教改革之后，才瞧不起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比世界上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文明的多，这绝不什么民族主义，而是绝对的事实，这方面西方也是承认的。

西方有上等马，中等马，下等马，中国却只有下等马，这才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大问题，因此，中国不是要将这匹比不上西方中等马，上等马的下等马宰掉，而应该孕育出自己中等马，和上等马。

儒家的根本是人本主义，只不过是被动的人本主义，以家庭伦理为核心，构建社会秩序，因此属于阶级调和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也是人本主义，却是主动的人本主义，有主动，就会有被动，强调阶级对立，但马克思也认为二元社会是难以长期存在的，因此，又强调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在全球范围内，人类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全体人类都成为主动，而被动则有机器承担。

毛主义的根本还是人本主义，却是能动的人本主义，核心就是以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每隔几年就循环一次，这个道理与以斗争求团结，以战争消灭战争是一脉相承的。

西方文化的下马，是传统的基督教文化。

中国文化的下马，是传统的儒家文化。

西方文化的中马，是没有普选的自由民主，这种自由民主竟然与奴隶制同时存在，当时西方那么惧怕共产主义，就是因为西方没有真正的平等。

中国文化的中马，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就了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也解放了很多亚非拉国家。

西方文化的上马，是普选后的自由民主，但现在却危机重重。

中国文化的上马，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毛主义，文革就是标准，但还不是很完善。

被动的人本主义，主动的人本主义，能动的人本主义，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统一的，用系统哲学来解释，就是客体人本主义，主体人本主义，载体人本主义，核心分别为秩序，主动，能动，三者实现统一，实现循环互动，就是系统的健全。

西西河的人，很多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其实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信徒，这种弱肉强食的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毛主义都是根本对立的，崇拜毛不过是崇拜强者而已，连民族主义都算不上。

既自大，又自卑，是很多国人的特点，这方面在西西河也很明显，说些现在中国的不足，有些人就轮大棒，说中国传统文化比其他传统文化最先进，有些人就挥斧头。

这种话题，俺其实并不热心，因为俺也是这样过来的，曾经否定毛，否定儒家，几经否定之否定，终于认识到毛的伟大，儒家文化的伟大，因此，俺的论述主要是整理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与人辩论。

可喜的是，俺的转变并不是孤立的，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作为著名学者的刘小枫等很多人都开始转变，俺真想希望西西河能够成为这方面的先行者。

前几天，看了自由主义学者邓晓芒对刘小枫的批判，真是大摇其头，竟然强调西方先进，我们就要跟着走，但现在西方已近黄昏，还说这种话，真是不可救药了。

儒家的没落，不是中国的先辈无能，而是近现代的中国人无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腐朽的是我们，而不是祖先。

不是先辈对不起我们，而是我们对不起先辈。

算是自说自话，不想与人争论。

如果一定要谈哲学思想的话。

尤其是理学中出现的格物致知，也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科学，那是个很不彻底的唯物。理学中的致知，包含有一部分自然的内容，但是这个知也包含了社会秩序，也就是儒家所讲的那些君臣纲常等内容。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儒学的格物致知，并不是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理论来源于实践，而更多的倾向于理论知识的指导应用作用，而忽略其来源，就像下面有人讲的，儒对于秩序的来源是不清楚的。

也就是说在社会演变这个领域内，儒学并不了解儒学自身理论的来源，而单纯的只强调该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儒学对于实践（物质）和理论（意识）之间的关系，儒学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这是典型的唯心观点。实际看相关的文献资料的话，儒学里面的善恶等都是给定的，没有来源的，这个传到西方之后，就出现了康德的先验思想。

毛的观点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和环境的互动之中，人具有其主动性，能影响环境，同时又免不了受到环境的影响。个体的具体表现，要看他与环境的具体关系。因此看一个人既要看其所处的环境，也要看这个人本身如何。你对毛理解是错的。

简单的谈一下左右，还是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来讲，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先说左，也就是承认实践的第一性，也就是说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中出现冲突的时候，要解决这一冲突，就要从实践入手，形成新的理论。比如目前社会出现很多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严格的左派做法就是深入一线，亲身参与，通过这样目标明确的行为，形成新的理论，并根据该理论对下一步的行为进行指导。

再说右，也即承认理论的第一性，强调实践必须有理论的指导，即任何实践行为，必须要在既定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当现实中出现新的情况的时候，要解决这一问题，要先找一个理论，至于这个理论哪里来的是不关心的，比如现在为了要解决社会矛盾，就把孔子重新抬出来，要大家讲道德。

左派强调实践的第一性，在现实的社会运行中就承认劳动者的主导作用，因为他们是实践的承担者（严格讲，他们是生产实践的承担者，而社会生产时社会存在的基础），右派强调理论的第一性，在社会运行中自然就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他们是理论的承担者。哲学党性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中的不同人群的看法不同，并进而产生对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同方案。

最后补充一点，右派在强调理论的指导性的时候，这个理论也包括马列毛等左派的著作，即不去了解客观的情况，自己背靠理论而发布命令，这被称作行左实右。

民族最可骄傲的封建时代是秦，汉，唐。三者的成就都是儒家影响相对薄弱的时候。二干年间的治乱循环，儒家倒真的功不可没。每个社会形态的进步，都有赖于人的解放。人的束缚少了，创造力自然就出来了。儒家那套僵化复古的等级制度，却真的与“人本主义”毫不搭界，是扼杀创新和突破的优质思想笼牢。——这个不是个人看法，而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前赴后继对落后根源苦苦追索的先辈前行者们用生命和鲜血得出的结论。——正由于他们坚贞不懈的努力，中华文明得以摆脱儒家，走进现代化。否则，中国亳无疑问会印度化或伊斯兰化。

历史是厚重并且可以解析的。

你的并不孤立和习的转变，实在是逆势而动。

西方的黄昏也好，中国的朝阳也好。人民过得安落平等自由，才会引领新文化，才会赢得世界尊重，毕竟，德先生赛先生的确是如假包换的普世价值。

格物致知，用现在的话讲叫做认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共轭。格物对应认识体系，致知对应价值体系。也正是因为致知对应的价值体系，才自然延续到了之后的“正心诚意”。

显然是不专业的，让各位见笑了。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能千方百计（我其实不知道千方百计和不择手段有什么不同）的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好比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一篇文章的艺术性在于作者能否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完整的表述出来，同时又让尽可能多的读者愿意看且能看懂而不至于产生歧义。至于这文章的思想则是另一回事，和艺术并不相干。

这也就是说，我在引述“什么民族主义，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什么梦”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些都是政治语言，并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

我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那就是如何才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我的观点也很鲜明，管教结合，双管齐下。所谓管就是法制，就是约束，这约束并非是经由血淋淋的碰撞得来的教训，而是由有智慧的人（或者说具备相关专业技能的人）所制订的以保护多数人权益为目标的规则，同时，为了保证这制度的最大公正性，全体社会成员又有义务成为监督员，既监督这些制度在拟定过程中是否遵从“保护多数人权益为目标”这一最高原则，又监督执法过程是否遵从公正原则，还要在系统出现漏洞时（永远也不能排除有人会故意留下后门）督促制订者及时“释放补丁”。所谓教，就是教育，教育人终生学习，因为只有当多数人终生学习时，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制度的制订者故意或无意所犯下的错误而带来的灾难，全体社会成员才有能力成为合格的监督员。

我想再一次申明，我反对脸谱化、公式化的讨论问题，因为那样会生出无穷无尽的误解和偏见。难道不是这样吗？

任何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仔细想想“会做人”三个字，都会发现这三个字是多么的踏实、多么符合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

你只要生活在社会中，首先就要做人，知道自己能对别人贡献什么，知道别人能为自己回报什么，知道自己身为一个社会人的价值。做事不是不重要，但那是手段而已，目的是把事做成之后别人愿意接受，任何一行都是如此。光想做事不想做人，活在社会中干嘛？一个人去深山老林里爱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呗，保证没人妨碍你。

如果你觉得社会不好，是因为你自己无能，没能力把它引向好的方向，自己撞墙去吧。社会是老百姓建立的，建的不好，老百姓要知道自己应该对此负责，该想想自己应该怎么办，而不是只会抱怨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如果单评你最后一段话，我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你口中的老百姓都是懒汉，只愿意做闷头干活这种轻松的事情，不愿意用脑子想想自己应该怎么才能对社会做更多贡献并索取更多回报。如果老百姓都这个熊样，没有凭一己之力拉起旗帜让社会改变万分之一的野心，那么结局无非是重复一遍清末被人踩100年的命运罢了。公民与百姓的区别，也就这么一点。

好在马云这种公民越来越多了。喜欢混吃等死自称为“老百姓”的，好自为之。

为什么会这样呢，估计还是大环境造成的；看看舆论导向，看看电视上抛头露面的，看看这委员，看看那代表就明白了。社会变了，变得一般小民不敢认真看，但还得面对！

万万不能复活古代的腐儒了，前不久还有个什么女德班，陈规陋习，胡说八道，简直把人气个半死。

但我很担心，如果现在能够拿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开放又进步的意识形态，恐怕也用不着复兴什么儒学了。除非像文艺复兴一样，只是借用儒学的包装。

一是思维方面缺乏对体系的执着，二是主观能动性方面缺乏对精神愉悦的追求，二者又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西方的体系思维，和精神追求，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基督教传统，基督教的体系性相当完备，而基于基督教而产生的经院哲学，体系更加完备，摆脱宗教束缚之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等，都是体系哲学，而宗教信仰，主要就是精神追求。二是古希腊的文化的影响，西方的科学体系，主要从亚里斯多德的体系发展而来，古希腊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追求，也被西方人继承，这主要是古希腊和西方都有大量的中间阶层，但中国在秦统一天下之后，这个中间阶层就消失了。

因此，却文化思想的传承，缺少社会组织的支撑，是中国在体系思维和精神追求方面不如西方的两大原因。

自由民主，就是源自中间接，主要的特点就是物质的相对独立，和精神的相对独立，中国缺少这样的阶层，和传统，中国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条主义者，何曾有一点精神独立的特征。即使在西方，中产阶级也在减少，M型社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自由民主，实质就是基于物质和精神相对独立的“理性人”，利用武力和科技的先发优势的扩张，但现在地球是有限的，因此，当扩张不能继续时，必然造成两极分化的塌陷。

彻底西化，移植西方的基督教和自由民主，既缺少文化思想传统，又缺少社会组织基础，难道中国能比西方做的更好么？

难道就不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构建思想体系，实现更多的精神追求么？

应该是可以的，那便是儒家，马克思，毛泽东三种人本主义的统一，也就是系统健全，实现系统更大的能动性，主动性，秩序性。

中国现在思想精神的荒芜，主要是现代人的责任，要么西化，要么复古，竟然没有一点创造性。

为什么缺少创造力呢？

还是因为缺少体系思维，和精神愉悦，因此，这个问题极为难办，掉进了鸡与蛋的逻辑困境。俺的主张，就是将代表主动的能动主义，即毛主义，体系化，宗教化，以毛主义为核心，实现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

既然我在贴中提到了儒家和法家，我想我还是应该专门谈一下我的个人见解。

儒家关注的核心是自我实现，而不是服务于社会。反儒主要是反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阅一下毛泽东对刘少奇致续范亭的一封信的批语。另外还要反等级制度，不过等级制度也是在“个人目标大于社会目标”这一指导思想下派生出来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儒家缺乏公民意识，学习还没有成为公民的义务。

法家刚好相反，重视社会整体性，把个体当零件使，藐视个人价值，韩非也好，马克斯韦伯也罢，基本出发点都是很接近的。法家的问题在哪呢？僵化、教条、死板自不必说了，缺乏外部监督机制也是众所周知的，最重要的是人活在其中找不到做人的乐趣，最后的结果就是整台机器越转越慢。

法儒并非不可调和，实际情况是，二者总是相依相存，东方也罢，西方也好，都差不多，只不过说法不一样而已，貌离神合。

既然我是这么认识的，那么我提出来的当然就是基于此的改良方案，而不是推倒重来。

在当时的条件下，儒家思想主要是回答农耕社区的秩序和治理问题，以及西周的封建制条件下的政治治理问题；但到战国之后，儒家的思想已经无法回答如何在农耕社区基础上建立大国的问题了，父慈子孝，兄恭弟悌和男女有别，这些原则都针对了农耕社区的问题，以及以家族为制度模本的西周封建体制；即便有所拓展，如在家孝子，在国忠臣，这也完全不够。而法家的思想为秦汉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国体制提供了制度想象和实践可能，由此奠定了历史中国的各方面的制度基础，包括经济、政治、军事、行政、文化（书同文和雅言、官话）。因此毛才称“百代皆行秦政制”，“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这不是道德层面的评价，而是基于中国历史做出的政治性评价。事实上，孔子自己运用的几乎也是这种观点，将伦理评价与政治评价分离开了。如孔子赞扬管仲，最早的法家政治家之一，就因为管仲“尊王攘夷”（中央集权，会合各国诸侯共同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并称，如果没有管仲，他（孔子）本人穿的衣服也会和夷人一样了；因此管仲虽然在孔子看来根本不懂礼，在孔子却又认为管仲所为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大仁”。

孔子对管仲的这一分析和评价，与毛对秦汉政治以及孔子的评价，在方法论和切入视角上，是完全一致的，即从政治视角切入，根据一个人的思想和实践对于中华民族和历史中国创建和形成的贡献来评判。毛和孔都不是在讨论自己喜欢哪个人，尊重哪个人，哪个学派？不是说谁善良或品德高尚。后一种眼光常常是普通人的眼光，今天许多学者也不知不觉陷入这种视角；而前一种眼光是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对社会和民众有强烈使命感的人，的评判视角。

若仅仅从文化上看，甚至可以说毛并不反孔。毛早就说过，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总结继承；只是这是在文化层面，而不是国家制度层面。而且时代变了，也没法在国家制度层面继承。事实上，孙中山在政治上是完全失败的，直到他在中共指导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之后，才算略有起色，并主要是通过蒋介石的国民党完成了北伐和中国当时的粗略统一。而如今许多民众，甚至许多学人，都将文化和政治制度搞混了。其实即便今天，我们讲孔子，只是将之作为一种文化，即便是修身养性，即便讲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也只是“讲”而已；我们不可能没有现代的国家机器，官僚（公务员），不可能没有行政组织，不可能没有政党和政党纪律，我们不可能用孔子的制度设计。事实上，历史上真采用了孔子的制度的，如王莽的新朝，很快就完蛋了。这也表明儒家思想或孔子思想不是用来治国理政的。道德教诲与治国理政会有些许关联，但基本是两回事。半本论语治天下，基本就是古代公知的一个说法，和今天只要民主就会发达，就会富强，就会幸福的论调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