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跨越啊,中国脊梁-读“高铁魅影“有感 -- 范进中举
现在已经不愿意争了,太累了。自己补充知识吧。
所以当年有人说跨越犯了不能犯的忌讳,小强做事情操切
生活在自己一个狭小的利益圈子内
视其他沉默者为空气
没办法,脑袋总是由屁股决定的
补充知识?还是先补充点现实生活常识吧,那样东西不在涨价?!
对铁路来说是全部,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是局部
怎么算帐,要看层次了
美国的不知道,法国、日本的国铁都是亏损的,最后私有化、局部私有化或者营运私有化了
社会垄断,权利纷争,外部环境,是分析社会问题的三大根本,用俺经常用的词来表达,就是能动性,主动性,规律性。
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不同,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南辕北辙,说俺的的论述前后分裂,关键是没有明白俺的这套理论基础。
人类的社会垄断,主要有权利垄断,资产垄断两种,权利垄断主要是人身依附,资产垄断主要是财产依附,大多研究历史的人,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社会垄断。
马克思,毛主席强调的阶级问题,就是社会垄断的产物,如果你否认阶级和社会垄断的存在,那么,咱们就是在不同的轴线上探讨,只能各说各话。
张居正的改革,看起来很好,但用银子征税,就如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甚至不只是老鼠屎,而是是毒药。而且,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也人亡政息了,而这粒毒药,因为对征税的官僚地主都有利,却保留了下来。
将劳役,实物的税费负担,全部转换为银子,对于没有银子的农民来说,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更多的实物,如果了解金本位时期,西方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就会明白这种货币垄断有多么的可怕。
本来,土地垄断的逐步严峻,农民的生存已经很艰难了,张居正的看起来很好的改革,因为用银子征税,而银子比土地垄断更容易,更厉害,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以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而言,完全是灾难性的。
农民没有造反?
呵呵,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农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造反的。况且,农民造反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活不下去,二是聚集起来,三是有组织。
在中国历史上,活不下去是经常性的,但因为小农社会,导致贫民的分布极为分散,因此,集中起来是很难的,又因为农民没有知识,因此,组织起来就更难,而组织领导主要来自原来的政府或宗教,而李自成,李岩等人都是源自政府。
张居正的改革,即使一万条是好的,只要用银子统一征税,就全完了,没有明白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明白阶级和社会垄断,怎样强调那一万条也是白搭。
张居正的双重人格,言行分裂,对于道德伦理和官僚操守的影响,对于万历皇帝的影响,则很难用理论分析,也很难量化。
但严嵩,徐阶,为嘉靖写青辞,还是言行基本一致的,但张居正在万历面前,就如一个圣人,在万历背后,虽然贪腐没有特别严重,但却比严徐两人张狂的多,影响也坏的多。对百官百姓而言,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万历皇帝而言,是对官,对人,基本失去了信任。
研究犯罪学的人都知道,在大庭广众之下,明目张胆地抢劫强奸,与月黑风高的僻静之处抢劫强奸,完全是两种性质的。
严嵩徐阶,主要是背地里的,而张居正却是明目张胆的,另一个也算是明目张胆的人,就是严世蕃,但也远没有张居正厉害。
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用银子来征税,而是更多地用劳役,实物,或中国可以产的铜钱来征税,另一方面,如果张居正的言行基本一致,不要在皇帝前后完全完全两极化,即使也很贪腐,即使人亡政息,改革失败,俺也绝对佩服张居正,认定张居正是政治家,改革家。
因为,上述两条原因,张居正就主要不是政治家,改革家,而是权谋家,即使有政治家,改革家的属性,也是在权谋之后,他的第一目的,就是在玩弄权术,玩皇帝,玩百官。对金钱,对生前死后的名声,对改革的成败,国家的兴旺,并不是怎样看重。
分析历史,分析现实,展望未来,根本只有三条,社会垄断,权利纷争,自然社会的大趋势大环境。
当前,中国形成了有房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房的农民工阶层,平均一个家庭差两套房,就是一百万,到一千万元的财富差距,这绝对是农民工无法承担的,这种社会垄断,阶级的分化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根本就是房产和建设用地被城里人,官僚,资本的利益共同体垄断,这与大明王朝,土地,银子被地主,官僚,富人垄断是一样的。
张居正没有缓解社会垄断,反而加剧了社会垄断,因此是祸国殃民,而胡温政府,放任土地财政,滥发货币,也是加剧了社会垄断,因此,也是祸国殃民。
社会垄断的破解,是必须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中国历史上的权利垄断,主要是被少数民族入侵打破的,后来隋唐的科举制度,宋朝的抑武崇文,中央集权,才基本破解,但在人身依附之后,中国在宋明清三朝,形成了以土地为根本的资产性社会垄断,张居正的改革,在土地垄断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银子这更严重的垄断。
毛主席打破了土地的社会垄断,但建国后,又形成了苏联性质的身份特权垄断,毛利用文革,基本缓解了身份特权垄断,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到了现在,城市房产和建设用地的垄断再次形成,中国进城的打工者,只能在城乡之间做候鸟式的迁移,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都会面临严峻考验。
以武力,宗教,身份为根本的特权垄断,以土地,银两,黄金,资本,房产,建设用地为根本的资产垄断,是人类的两种主要社会垄断,也是阶级的根源。
缓解社会垄断,缓解权力纷争,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大趋势大环境,才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作为,毛主席全做到了,而且还做了好几次,但张居正做到了那一条?
俺经常强调公有制,强调中央集权,就是因为公有制是缓解社会垄断的良药,中央集权是减少权力纷争的主要方法,遗憾的是中国的公有制,中央集权,因为没有了精神,只能是在勉强维持,但即使如此,也胜过滑向私有制,自由民主的西方泥潭。
以毛主义为根本的人民民主,才是破解社会垄断,遏制权利纷争的出路,但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却应该是广大觉醒的国人,真正努力的方向。
维持现行的政策制度,是不得已的办法,现在的官僚就是一群混蛋,但一群混蛋,总胜过一片混乱吧,况且,尽管社会垄断,权利纷争越来越严峻,但世界的大趋势大环境,还特别有利于中国的。
私有制,西方的教条自由民主,是一个烂泥潭,但中国却越来越滑向这个烂泥潭,那么,就是越晚越好。
hullo兄。
明朝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有一条是十分切中要害的,那就是明朝末期社会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不足——或者说货币供应不足,导致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而朝廷为了应付内部农民起义和外部满清威胁又不得不加大征税力度,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形成恶性循环,最终葬送了朱家江山。
明朝通货紧缩局面的形成与明朝的银本位制脱不开关系。朱元璋时期尝试过发行纸币,最后不了了之,这是农业手工业社会和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必然。而中国本身的白银产量很少,铜产量倒是很丰富。如果按照历史的正常发展逻辑,中国应该是以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但是明朝中期,恰逢开海禁,中国得以从美洲和日本大量输入白银,白银由于自身的优越性,在市场竞争中战胜了铜钱,成为主要货币。
一条鞭法规定以银纳税,事实上是国家为白银的货币属性做了一次背书,铜钱的地位遭到了进一步的打击,而基于中国缺银的事实,白银和铜钱的“汇率”会越拉越大,银贵铜贱成为一种市场常态。大明底层百姓的财富一般以铜计价,而上层商人和官僚的财富则是以银计价,银贵铜贱事实上成为了上层掠夺底层财富的一种变相剥削手段,类似于现在的房地产贵而人民币贱,因此我才会支持hullo兄以铜钱交税的改革建议。
既然今天的富豪们热衷于囤积房地产,那么不难想象,明朝的富商和官僚们,肯定是千方百计囤积白银的。以下是引用外链出处:
明王朝从中后期涌现了一大批巨贪,这些巨贪又囤积了大量白银,那么具体被贪官囤藏起来的银子有多少呢?据说明朝被闯王推翻后,占领北京的大顺军从官员府中搜出来的白银总数,高达六七千万两。
这仅仅京官囤藏的财富,如果加上地方官以及民间土豪的窖藏,总数应该在二亿两以上。明末的观察者说,“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结果便导致“银力已竭”。
……
据后人估算,整个明王朝,从海外流入的白银大约有三亿两,但到明末时,被贪官和土豪囤藏起来的白银却有二亿两之多,这不发生通货紧缩才怪!
国家法定货币是白银,而白银又被民间大量截留,朝廷无银可收也无银可用,那么必然无力赈灾,也无力镇压关内农民起义和关外满清进逼。明朝这个泥足巨人,终于活活饿死在一座银山上!
要能做实事!武要百战不败,至少也要维持局面;文要治国安民,庙堂深算。光有气节有什么用,还不是大好河山沦于异族之手。所以说,做实事的人最可贵。
俺信奉能动主义,能动主要有三种,一是主观能动,二是主体性能动,三是客体性能动,三种能动的统一,就是毛所言的“贯通大本源”,“奋斗,其乐无穷”,因此,在俺看来,毛主义就是能动主义,或称之为——唯能共同。
社会缺少能动性,就是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阶级,而社会垄断就是阶级产生的根本,很多人都知道市场垄断,却忽视更为可怕的社会垄断,要么是屁股决定脑袋,要么是讳病忌医。
能动,阶级,社会垄断,三者是密切相连,互为因果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毛主义的根本。
马克思明白破解社会垄断的艰难性,因此强调,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二是人类共同实现,这与他强调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一体的,生产力高度发达,实现自由,人类共同实现,体现全面。
总的来讲,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乌托邦,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几乎不可能。
人类的希望在哪里?只在于能动性!
西方的自由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能动主义,但这种能动主义,只是小众的能动主义,人类的希望,决不能寄托于小众,因为,西方现在的没落,已经说明,小众的能动主义,难以挽救人类社会。
人类的希望,在于能动主义,更在于大众能动主义,马克思本质上是能动的主动主义,而毛主义的根本才是能动主义,因此,毛主义的才是人类的希望。
以阶级,以社会垄断为根本,才能抓住社会的根本矛盾,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阶级,社会垄断,是马克思与毛主席的思想更根本,基于这个根本,马克思更强调主动性,人的完全主动,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类整体实现共产主义。就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人必须吃饭才能活着,而毛主席则更强调能动性,贯通主观能动性与载体能动性,实现主观能动性与载体能动性的统一,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就会获得幸福。
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还是与宗教和乌托邦一样,强调彼岸,真理与幸福是二元的。
毛主席的“贯通大本源”,“奋斗,其乐无穷”,则是强调此地,奋斗,真理,幸福,是三位一体的。
俺一直很困惑,能动,阶级,社会垄断,真的就那么理解么?
《明朝那些事》是以权力斗争为主线的,却忽略了阶级和社会垄断,因此,特别推崇张居正,张的确是权谋的高手,但用社会垄断衡量,就绝对是不合格政治家。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文革大起底》等很多书,也都是以权力斗争为主线,因此,都是只见表象,不见实质。
社会垄断,就是稀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社会两极分化,阶级不可调和,人类社会难以稳定,更难以发展,社会垄断形成的剥削寄生,是人类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相对而言,秦国,明朝是社会垄断最不严重的时代,但张居正用银子征税,却将大明的这种最大优势给毁掉了,因此,张居正绝对是大明灭亡的第一祸首,当然,这也许他的无心之过,但一个政治家,竟然看不到这个根本问题,那么他的一切治国安邦之策,都是在耍小聪明,在玩权术。
俺一直都很困惑,西西河的网友,大多都推崇毛,怎么却总是丢掉毛的根本?
贪污的钱尽管已经全部没收,但有必要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捐给他,不就几千万嘛,放在这个时代算多大点事情(法律层面是另外一回事)。
要跟着范进跑。
如果中国是个私营公司的话,作为这个公司的CEO,影帝弄个几十亿也是应该的。
被李闯王怎么地你了吗?现在没时间,明儿抽你丫的
拿沪宁线来说,非高铁车次已经很少了,热门时段就几乎只有高铁。
我们这里的一个浴室擦背的是个丹阳人,本来他可以在生意不忙的时候坐火车回去看看父母孩子,自从有了高铁,回去次数就少了,因为票价贵了,普通车次又时间不凑。
明朝的灭亡是因为一条鞭法还是因为一条鞭法也无法扭转明朝的腐败导致的败亡,我倾向于认为是后者,当然了一条鞭法刚刚实施的时候不够完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正如何新所言的,一条鞭法的实施,是清朝的康熙乾隆盛世的制度基础。
一条鞭法的意义我认为主要在于解放了劳动力,而促进了社会分工,这个与分产到户的意义基本上是一样的。
如果不实施一条鞭法,意味着一个人在某个时期必须要从事劳役,也就是说他的时间不能自由支配。
实施一条鞭法的话,一个人可以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只要自己赚到了钱可以交税就可以了,他原来要去劳役的时间可以用来经商,可以用来做工,也就是说他的自由度大大的增加了。
自由度的增加就会带来工商业的繁荣。
这个与包产到户一样,包产到户的最大的意义不在于提高田里的产量,更大的意义在于给了农民以支配自己的时间的自由,你可以出去经商,你可以出去打工,你可以出去做大老板等等,而不像以前在生产队里每天几点钟要听到生产队长的哨声去田里种地,特别的是在当时的农业生产率已经大幅提高,田地里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的情况下,那么多农民被束缚在耕地上是极大的浪费
此后中国的打工潮出现,中国也就向世界工厂迈进。
所谓白银的垄断,更准确一点或许应该说是白银铸币权的垄断,即所谓的火耗的问题,这个铸造白银的工钱和耗损由谁出,怎么出,在明朝的时候没有规定,而这也就成了官员盘剥农民的一个手段。在清朝,火耗归公,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还是看看何新先生的看法:
满清入关后,康熙、雍正两朝所推行的"摊丁入亩"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促使地赋和丁役完全合而为一。"摊丁入亩"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即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同时取消了明代缙绅(官僚)地主家口优免丁银的特权,均平赋税、减轻自耕农和一般无地贫民的负担。这是清帝国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满清皇朝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的汉族而能建立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的开明举措。当时许多记载称自实施摊丁入亩后,"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非所乐","独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室",故农民得起乐业。这是有史料和事实为根据的。
史称"自摊丁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一切杂办丁徭尽为除豁,民只知有田赋一项,而吏胥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剔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哉!"同时由于赋税足额,也增加了国家的货币性财政收入,直接促进了雍正、乾隆时期"帝国"盛世的形成和持续。
当时人称"自后丁徭和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此真旷古未有之善政也"。此外,"摊丁入亩"使城镇工商业者免除丁银,也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生产力上,战国秦汉之际农民人均耕地在百亩左右,收成仅足以活四口之家。明后期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均耕地仅为6.5亩,清初顺、康时期人均耕地仅为5.5亩,到嘉庆时期则不到2.4亩,但已足以养活七口之家。加之明代洋人从美洲传入甘薯、高粱等新的农作物种,在高度集约耕作的条件下,粮食亩产大大增长。于是在乾隆以后中国人口快速地增加到9位数,这表明农业生产力和技术都取得了重大进步。
康雍乾三代之所以确实堪称为盛世,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原因盖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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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国人口是在清朝时期开始快速增长,而一条鞭法等制度是支撑中国人口增长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