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毛泽东的谣言与真相 -- ANS

解放战争打得多打得顺有什么问题？比十年血战和抗战都多都顺，不对吗？

邱疯子这个战死，实在是在刷数据。说他不算，我觉得也没问题。黄伯韬战死，他的兵团就是死守到底，邱疯子瞎跑被打死的。

至于说杜和两黄并列，明显是从态势讲的。碾庄双堆集陈官庄。非要说杜高半级，黄维和黄伯韬他也管不了啊。

至于联合国军不是美军，这有啥意义？

最后，富田事变，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党内斗争，党内斗争和军事叛乱是有区别的。

这个说得中肯：中共内部那么多牛人猛人，为什么大家都服毛泽东？除了他指挥打仗厉害、制定战略厉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些事情让大家看到，毛泽东这个人是确实把革命事业而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放在第一位的。自己创建的军队，在自己的打出来的地盘里边，一群把地盘搞丢了的“上级”跑过来，让他上他就上，让他下他就下，就这么搞了三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步还是差远了。按当时国军的兵力，最多也能抽出两三个团左右的人马到哈尔滨，那边共军最少的时候也超过3万。拉法那边还是共军先动的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也是南满比较危险。国军在东北的主力战斗力不差，自持力实在太差。本来关于毛泽东是不是要培养毛岸英的分析就是空对空的假设，指责作者这点上倒果为因根本莫名其妙。

附苍野的老帖：

东北根本没有危险。

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来都没有。

同意关于毛岸英的论述的大部分，但是有一点

土改时期他跟的是康生，

到北京后不仅有工厂副书记身份，还是社会部的李克农秘书

他经历农、工两个阶段的政治导师是康生、李克农

原文要说明毛泽东不可能是把毛岸英派去朝鲜镀金的。涉及国军的逻辑是说国军战斗力比美军渣很多。一样要让毛岸英在战场镀金，那应该是在对国军战争时派去，相对安全很多。

我觉得原文的逻辑还是比较合理的。

您的意思是说国军在东北并不渣。这个也许是对的。不过后来越来越渣。所以我觉的镀金的话，后期在解放战争中，的确安全很多。

可能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很多人都乐于把毛主席如何成为党内第一人写成一种充满阴谋的过程。但是不论如何真要认真讨论他们永远绕不开两个最关键的问题（面对我觉得还能讲道理的反毛人士我也经常会问这两个问题）——

1.是不是毛主席收拢秋收起义的残军上了井冈山，后来还陆续收拢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残军，给共产党挣下了第一份家业？

2.是不是毛主席带着红军摆脱老蒋的围剿，来到陕北扎根落脚，在第一份家业被人败干净后再给共产党挣下了第二份家业？

就好比一家公司的某个元老，参与了整个公司的草创，还将公司从两次巨大的危机中拯救出来。普通员工对其心悦诚服有错吗？推他当NO.1有错吗？有这样天大的功劳当头是理所应当的，更何况毛主席在党性上无可挑剔，在品德上也算得党内第一线人物，他又哪里需要什么阴谋？

高华的基本观点就是毛主席不过是个宵小之辈，全赖偶然爬上高位，然后通过整风来打击报复敌人，拉拢朋党，同时对中下层党员实施洗脑，由此实现自己的统治。但问题是这些事情你王明能不能做？你张国焘能不能做？张国焘还罢了，他毕竟有党内军内的职务在，对共产党的发展也不是没有贡献，坚守党性听他发个几十天的牢骚也就算了，可王明不过是个苏联来的空降派，共产党第一份家业的完蛋就有他的功劳，王震嘴里的六百万颗人头也不知多少要算他账上，你让那些老红军们怎么心平气和坐在那里听他的废话？让八路军的指战员们从抗日一线退下来参与整风，让彭总这种个性大于党性的人坐在那里接受批评，没有毛主席这样的党内军内威望怕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说毛主席能当这个主席，和一个长期在重点高中考全年级段前几名的尖子生最后考上了清北乃至国外名校一样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有些人非要钻出来说这个学生是做了弊走了后门，你说这些人是认识有问题呢还是屁股有问题呢？

当那些反毛污毛的文章流传的时候，概也没看到某些人站出来说“你们写的错误太多等等”的话；当楼主把《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毛泽东的谣言与真相》贴出来时，某些人开始说这篇文章错误太多等等等等，所说的内容既没有观点的陈述，也没有论据的支撑，就轻飘飘的一句话“但是我没有义务证明有其他的的方法可行。这是基本的逻辑。”并且还要表白一番“首先，我的观点是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其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与主流观点是一致的。”去TMD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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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前，红一方面军黄陂“快速整军”。

譬如这句“他去广西搞百色起义，慢慢的发现这个本土派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搞的很好，”不知道作者有没有做点功课，大个子去百色时，主席和四军已经离开了井冈山。

三、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

延安整风有四个层面，《红太阳是怎么样升起的》这本书只是片面放大了第二个层面。它的第一个层面是公开宣传的“整风”，反“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第二个层面是“整人”：本土派要打击国际派，团结中间派，夺取领导权。

第三个层面是“整军”，也就是纠正国际派和中间派奉行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确保中共对已经编入国民党军队序列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当时党内高层有一大批人，包括周恩来在内，觉得一切要以抗日为重，军队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但是毛泽东脑子还比较清醒，首先是蒋介石指挥打仗水平不行，正面战场抵抗不住日本的进攻，把中共这点本钱拿去打正面的阵地战，很快就会拼光的，国民党也很乐意这么做；其次是蒋介石随时有可能放弃抗战，以牺牲部分国土为代价换来和日本人联合剿灭共军，东三省就是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军队要独立作战，按照自己制定的游击战加运动战的方针来打，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但不是服从他们的调遣。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要对抗战以后才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兵加强思想教育，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不能把国民党当上级。

此外，延安整风还有第四个层面，这个层面才是最根本的，是“整党”。

要通过整风和整人，在组织上、思想上、路线方针上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实现中共的完全独立，最终完成从“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向一个完全属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过度。

这第四个层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整风只进行到第二个、第三个层面，把国际派打倒了、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否定了就完。但是在党内那种把苏联当成上级，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成是权威解释，把来自苏联的指示当成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决定。那么就算这次打倒了王明，过几年党内如果再出现路线斗争，苏联又可以派个“钦差大臣”过来充当最终仲裁者。

而且，苏联这次派王明来干涉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跟以前的干涉有本质区别。以前的干涉出现错误，是因为苏联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为了中国共产党好。是好心办坏事。而这一次的干涉，是因为欧洲战场局势紧张，斯大林希望拉拢蒋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让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交出军权。也就是说，所谓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在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选择了前者。我们不能说斯大林这样的选择是错的，但肯定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面对这个事实轻描淡写，说是王明这个人能力不足，不能从苏联要到军事援助，所以毛泽东利用这种不满来攻击王明。这是很肤浅的。这不是王明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斯大林的重大战略选择。抗战开始以后，苏联竟然大规模向国民党援助军火，而只向共产党提供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内部戏称为，“军火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的整风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表面上是本土派向国际派夺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向苏联夺权。前者只需要高层斗争就能实现，后者则必须全面整党，所有党员都要接受这种思想意识的改造。

但是，这第三个和四个层面又不能挑明了说，因为只是追求独立，不是彻底退出统一战线，更不是要跟苏联决裂。日本人还是要打的，苏联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地位我们还是要承认的，以后需要帮忙的地方还很多。要给苏联，给斯大林留够面子，总不能直接说斯大林同志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吧。

所以，延安整风在表面上，说是整顿党风文风，看起来像是简单的思想教育工作。实际上，有两条线在暗中展开：

一是全面号召大家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承认本土派的代表毛泽东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对以前的错误路线进行全面的批判和清算。让大家充分理解：苏联的指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盲目相信，更不能当成最高权威；

另一个，就是要严格审查抗战以来到延安或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这些人哪些是冲着共产主义来的，哪些是冲着抗日来的，哪些是国民党的特务，要搞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国共合作抗日嘛，很多人到延安来或者加入八路军，不是说我信仰共产主义，而是说我要参加抗战。这些人共产党也欢迎，但是具体态度要搞清楚，以后跟国民党开战了才能区分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依靠的。此外，由于共产党合法化了，很多以前被国民党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也给放出来了。这些人当中有谁是坚持斗争的，哪些是屈服认输的，哪些是变节投降的，都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当时又没有个人档案管理系统，身份证户口本也都没有，只能是你自己写材料，再加上各方面的人给你写证明，互相对照看看有没有撒谎……这中间出现很多差错，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无辜，受了很大的委屈，是不可避免的。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者，就利用这种延安整风的口号和实际做法的差异，大量考证了那些被冤枉的案件，然后扣到毛泽东头上：你看你，口头喊的是整顿学风文风，实际上大搞个人崇拜，对不相信你个人崇拜的人搞政治审查、政治迫害。你要想掌权我们理解，那打倒王明这些人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还要批倒斗臭，把下边的人也搞这么惨？

按照这个逻辑，那毛泽东当然是个坏人，是个大阴谋家、权力狂。但是延安整风实际上要同时完成两大战略任务：

第一，让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本土化政党；

第二，保证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为即将到来的国共战争做好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在战场上死去，还有更多的普通百姓“辗转死于沟壑”。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要做的事，是扭转乾坤。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毛泽东发动这场整风运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其严厉程度并不过分。

四、毛泽东的忏悔

就在苏德战争爆发和延安整风之前，苏联刚刚进行了一轮类似的“整风运动”，它的目的，也是在于对苏联共产党建党的各种路线方针进行总清算，统一政治路线。在这场被称为“大肃反”的运动中，最高领袖斯大林采取了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法来镇压党内反对派：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5人被处决，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在中层和底层中间被处决的人数更多。

所以我还是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斯大林这种做法，才叫“树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毛泽东这种让大家参加学习班、写思想汇报、开会批斗的方式，离建立绝对统治地位还远得很。你要用我们今天在和平时期、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的标准去评价老毛的这些做法，那肯定是问题多多。但要是跟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斯大林比较一下，毛泽东这么做简直就是宅心仁厚、菩萨心肠，用思想改造来取代“肉体消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痛苦的肃反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派当权的时期，受苏联的影响，也喜欢在党内军内搞肃反。那时候生存环境很艰难，国民党特务渗透的很厉害，一不小心就会被连窝端了，所以通过各种严刑逼供等手段审查特务，制造了很多冤案，杀错了很多人。这样的肃反活动是什么时候终止的呢？就是在毛泽东掌权以后。

也就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内部再也没有搞过成批杀人的肃反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因为政治问题杀掉一个党内的中高层。有一些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人确实是被冤杀了，但他们只是普通党员，死刑命令不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这是他控制不了的。凡是需要毛批准的、涉及政治问题的死刑申请，全部都被他否决了。从延安整风提出“一个不杀”的口号开始，毛泽东把这个“党内斗争不杀人”的原则坚持了一辈子。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没有一个死于处决或者事实上的处决（比如关起来不给饭吃饿死或者被殴打致死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坚持？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吸取了红军时期肃反扩大化的教训。那个时候在国际派的领导下，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都在搞肃反：邓发的闽西、贺龙和夏曦的二方面军、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也包括毛泽东的江西根据地，都搞的很厉害，都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有些根本就是无中生有，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被冤杀。

最扯的是邓发在闽西搞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肃反，是因为苏联那边在搞这个，国际派那帮人就学着苏联开始干。你想在福建的大山里头，手机电视电话广播报纸全都没有，只有几台电报供领导人跟中央联络，怎么会有人受到东欧那边的“社会民主党”的渗透？谁知道第二国际的主张跟第三国际的主张有啥区别？但就这样，邓发领导的闽西肃反也杀了好几千“社会民主党人”。

这个时期毛泽东也曾经头脑发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像《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面，把主要责任归结到毛泽东头上，也是不对的。如果其它根据地都没有肃反，唯独毛泽东的江西在搞肃反，这样说当然可以。但实际上是所有的根据地都在搞肃反，且大部分都搞的比江西还厉害，这就不能说是毛泽东的主要责任了。

2.“一个不杀”

在党的七大上，毛已经完全掌权以后，他就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他用了“极痛苦”这个词来描写当年的肃反，这是党和红军的痛苦，也是他自己的痛苦。他反思这种痛苦和错误的方式，就是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再让滥杀人的肃反运动重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边说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里面忍着没有杀人，是因为苏联的干涉，是收到季米特洛夫反对整风扩大化的电报以后才被迫收敛的。但问题是毛泽东“一个不杀”的指示是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前就下达的。作者也承认这一点，只好说：毛泽东说这样的话，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宽大，实际上整风扩大化的势头根本没有终止，毛泽东也不想终止，是收到电报以后才被迫将假话变成实际行动的。

这种逻辑很难去辩驳它：反正好话都是虚伪的，好事都被被迫的。怎么反驳？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下，等中共统一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斯大林都死了的情况下，谁也不用怕的毛泽东是不是继续这么说、这么做？还是说终于露出獠牙，老子要大开杀戒了，谁也管不住我了？

1956年4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面专门提到了如何处置反革命：

“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把前面这些话，跟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对照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对红军时期肃反问题的反省是很真诚、很深刻的。

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些人都是毛泽东亲定的反革命分子，也都是老党员。但是他坚决不准杀掉这些人，一方面是要留有余地，避免杀错；另一方面是他很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上头一开始杀人，下面就会蜂拥而上，跟着杀掉一大批人。所以制止政治斗争乱杀人的方式，就是对上面的这些反革命头子，一个不杀。像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些人，如果杀了，下面那些跟他们有牵连的人，很多就会跟着被杀掉。那些小人物是毛泽东顾不过来的，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审查该不该杀。如果“首恶分子”都留着不杀，下边受牵连的人就没有道理要杀掉了。

此外，毛泽东还认识到一个道理：“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管是批斗也好、撤职查办也罢，只要不杀头，很多人还是有勇气说真话的。不杀人，就始终给人保留了希望，只要你坚持的东西真是真理，将来总有翻盘的一天。这样，党内斗争就可以控制在比较理性的范围内。

这种理性化的处置方式，使得中国最终走上了跟苏联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很多人被冤枉了、受到了政治迫害。但是呢，大部分人，只要身体比较好、心理没有想不开自杀的，都成功熬过了文革，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顺利，因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只是被暂时打倒了，没有像斯大林的肃反一样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只要路线方针一走上正轨，这些人马上就可以出来工作，整个社会没有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在各行各业，马上就涌现出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高级人才。被冤枉的人肯定不会喜欢文革，但大部分跟文革也没有带血的仇恨，既然已经结束了、平反了，“四人帮”也抓起来判刑了，大家也就可以接受邓小平提出“团结一致朝前看”的思想，一起搞建设，而不是去清算以前的事情，没有像斯大林死后那样，出现“匈牙利事件”等社会动乱。

如果毛泽东像斯大林一样，把反对他的高级干部都杀掉了，那么等到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候，没有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些老革命镇着，党内军内掌权的都是一些没有经历过长期考验的新人，中国很有可能就跟东欧、跟苏联一样，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出现内战，新疆西藏这些地方有可能就分裂出去，我们今天就像南斯拉夫、乌克兰、俄罗斯一样。谁要还说什么中国崛起、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类的，恐怕就像神经病说梦话一样了。

屁民就是屁民，跟主流挨不上。所以，主流对于屁民来讲，也就等于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