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60年大量的人饿死的历史原因和毛的历史责任 -- 思想的行者
意味着以前的人口统计漏掉了不少61年出生的人口，少算了一百万左右。或者说，61年出生的人在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又顽强的复活了。
尽管按常理来说，每年出生的人口在往后的人口普查中（因为正常死亡）应该越来越少。
看看苏德战场上那么大的伤亡，才3千万，俄国人几乎家家有烈士。
作者已经说了两个月之前回去了一次，看到父亲状况还好。另外作者带的粮食是自己的口粮(停伙三天取了三斤大米)。以当时作者学生干部的身份，对大跃进是十分赞成的，虽然对下面的困难有点了解，但总认为大的方向是好的。(很多中层乃至高层领导貌似也是这个心态)
之前队里耕牛都杀了，他还把分的肉都吃了，还能觉得没问题。
当然这些都能归于“不懂事”，“共产党洗脑”。我是觉得这大爷从小就一白眼狼...
毛自己就是农村出身，能不清楚农民的事情，他自己号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大跃进他是有责任的，造成的损失他也应该负责任，但是他似乎不愿意承担无限责任，庐山会议他本来是愿意认错的，但是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彭德怀的上书，他认为是恶意攻击，其实就是让他承担无限责任，乃至下台，所以他不愿意，要反击。实际上他的反击本身是对的，因为集体领导，其他人也应该负责，但是他把几个人搞成反革命集团，其实又是反击过火，让企图让他承担无限责任的人，承担了无限责任。他自己的错误没有厘清之前，把别人的错误方式重复了一遍。
这个看起来是他个人风格使然，但是党内斗争是没有喘息机会的，如果他下台，历史不会再给他机会。所以毛的错误，又是党斗争模式演化的一种必然体现。
中国解放战争因为毛的才能，提前结束了，没有造成灾难后果的长期内战泥潭，但是又在建国后通过其他方式把灾难找回来了。历史总是这么公平的。杀人者总是被人杀。历史上穷凶极恶侵略其他国家的，最后总是灭亡，或者缩小到极小的版图。
所以历史是没有什么天才和伟人的，只存在必然。
中国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也不是什么伟大杰出的领导，实乃国民积几千年素质的必然劳动体现。
河里作者，比如“断臂残刀疲败兵”，还有很多其他的作者，通过很过硬的证据，证明毛曾经强烈反对过亩产过万斤的说法，毛本人认为，亩产千斤就已经到顶了。
而毛的对手，比如刘少奇邓小平，一意孤行，强行在人民日报上鼓吹“亩产过万斤”。
所以说，毛最大的责任是“妇人之仁”，解放后，没有诛杀恶犬，结果纵恶犬而伤人。恶犬伤人后，最终又反噬毛的妻子，更将恶行栽赃到毛的头上。
“妇人之仁”才是毛最大的责任。
某些左派，做出要替老毛说话的姿态，在实事完全没有搞清楚的情形下，拿三年自然灾害的狗屎，拼命往老毛头上抹，相比右派，危害更大，简直就是推着一泡狗屎，在地上不停抹来抹去的“狗屎牌扫地机器人”。
黄牛的出肉率大约是49%-54%。算54%好了。
黄牛体重大约是500-700公斤，算600公斤。
648斤肉。
假设村干部多吃多占，拿走148斤肉，剩下五百斤。一户一斤肉，还可以分五百户。
一个生产队，五百户人家，至少两千号人，厉害呀，这么多户口，够十几个队了。
这个生产队有点大。
此外，按照过去的吃法，一斤牛肉能吃上五天。当然，按照某人的吃法，一个人一口气吃了一斤。
那是牛肉啊，一个人一口气吃一斤。
你吃一斤试试……
一根双汇蒜蓉烤肠才半斤，有时候晚上饿了，我会吃上半根一根的，，问题是：谁没事吃饭的时候还吃两根烤肠？
一斤牛肉啊，就这么一口气吃光了？
不说别的，正常人吃不了几口就该发现别人不吃了，不用吃完，光那个撑劲儿就差不多该住口了。
1999年，中国人均牛肉消费量才两斤，2010年前后据说有9斤了。
这哥们在那个年代面对那么多牛肉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出大事的节奏吗？
而且他爹居然不说把这么宝贵的牛肉腌制起来，一口气吃了，这脑袋瓜子就算是放到现在也得是个破落户吧？
乱七八糟。
请问，按照必然论，50年后中国是什么样子？
孙经先专门有篇文章说这个：
摘一部分
在《墓碑》中出现了许多伪造数据的现象，下面是其中几个典型的例子。
1.关于江苏省常熟县“饿死了11000多人”。《墓碑》第390页第一行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了数据的出处：“《常熟市志》，1990年，第1030页。”
经查证，《常熟市志》第1030页（以及该书其他相关章节都）没有这一记载。这一数据是伪造的。
经进一步查证，《常熟市志》第977、41页上记载了常熟县三年困难时期营养性疾病的发病和治疗情况。根据这一记载，常熟县由于浮肿病1960年冬“少数病人死亡”，1961年“1~3月份死亡367人。”②这一记载否定了《墓碑》关于常熟县“饿死了11000多人”的说法。
2.关于江苏省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墓碑》第393页倒数第4行说，《溧水县志》（第94页）“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
经查证，《溧水县志》第94页（以及该书其他相关章节都）没有这一记载③，这一数据是伪造的。
3.关于江苏省高邮县“饿死37000多人，其中17000多是儿童”。《墓碑》第391页第五行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
经查证《高邮县志》的所有相关章节，都没有关于“高邮县饿死了37000多人”的记载，更没有饿死的人中“有17000多是儿童”的记载。这些数据都是伪造的。 4.关于江苏省兴化县“饿死3、4万人”。《墓碑》第387页倒数第4行直接引用1959年4月4日印发的文件《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23号》说：“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3、4万人。”
《墓碑》没有交代这个文件是什么单位印发的，但是这个文件出现了“大饥荒期间”这个提法。所谓“大饥荒期间”是指1959~1961年期间。这个文件是1959年4月印发的，不可能预先就知道会有一个所谓的“大饥荒时期”，更不可能预先就知道“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3、4万人”。这一说法显然是伪造的。
5.关于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墓碑》第570页倒数第9行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
经查证，《江口县志》的记载：江口县1960年全县人口111711人，1959~1961年三年全县分别死亡1400人、2394人和1311人，共计5105人，占全县1960年人口的4.6%，低于该县1964年到1966年的水平④。从这些数据可知，《墓碑》的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显然是伪造的。
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文章（特别是网络上的一些文章）和图书中经常出现“××县非正常死亡××万人”的说法，并注明该数据来自《××县志》××页。我们对这样的数据也都进行了查对，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伪造的（只有个别的县志上确有记载，但经进一步查对和分析，发现这样的记载也是错误的）。
二、《墓碑》大量篡改有关数据
在《墓碑》一书中存在着大量的篡改数据的现象。
1.关于“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墓碑》第60页倒数第2行说：“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
这里所说的“1960年6月的统计数”指得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二人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的数字。经查证，该调查报告的说法是：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⑤
由此可知该调查报告的数据是：信阳事件中总死亡人数为436882人，其中正常死亡约15.6万人。如果把“正常死亡”之外的人都理解为“非正常死亡”，则“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8.1万人。由于这一期间信阳地区除了营养性疾病外还发生了其他各种疾病的大流行，还出现了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所以信阳地区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应少于28万人。但是《墓碑》把这一数据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被篡改为“饿死人数”。
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⑥经篡改后，总死亡人数“436882人”（约43.7万）被篡改为“饿死了108万人”，“中共中央办公厅”被改为“中共中央”，“据地委6月8日统计”被改为“调查组现场调查”。杨继绳就是这样篡改数据的。
2.关于安徽省凤阳县的饿死人数。《墓碑》第266页第8行说：“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1961年2月1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⑦
经查证，陈振亚报告的原文是：“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⑦
《墓碑》把其中的两年“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两年“共饿死60245人”，同时还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话（由“浮肿病达27735人”就可以否定“共饿死60245人”的说法）。
3.关于福建省宁德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墓碑》第587页倒数第9行说：宁德县“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经查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⑧《墓碑》把这一记载中的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4.关于安徽省无为县的饿死人数。《墓碑》第285页说：无为县“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
经查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1960年总死亡人口总数为41703人，“四病”发病人数为35919人。⑨
《墓碑》所使用的资料把无为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82278人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1960年无为县总死亡人数为41703人，“四病”患者为35919人（营养性死亡人数应远远小于这个数字），《墓碑》却说“据县公安局统计，……1960年饿死126524人”。
我们在阅读《墓碑》时发现，该书在引用许多文献的数字时，明明原文献中的数字是总死亡人数（包括正常死亡、其他疾病和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也包括一定数量的营养性死亡），《墓碑》却总是把这样的数字篡改为“饿死”的人数。类似这样的篡改在《墓碑》中比比皆是。
三、《墓碑》的许多数据极为荒谬
《墓碑》在叙述一些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时，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数字，这些数字只要稍微思索一下，或者查证一下有关资料，就会发现是极为荒谬的。
1.关于“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墓碑》第250页第9行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⑩
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11。考虑到人口增长，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像《墓碑》所说的那样“死了350万人”，那死亡率就高达7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专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猛增到372万人12。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到《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的荒谬。
2.关于“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饿死近百万人”。《墓碑》说：甘肃省通渭县、会宁县、定西县，静宁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最少已接近百万”。13
经查证，这些地区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为136万人14，到1958年也不过有146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墓碑》说法，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地区饿死了最少近百万人，再加上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死亡率就会高达680‰。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那么到了1962年底这些地区就只剩下不到50万人。然而仅仅两年后，到了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这些地区人口竟然奇异的变成了157万人，15甚至超过了1958年的人口数。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见《墓碑》这一说法多么荒谬。
3.关于临夏市“两年死亡41381人”。《墓碑》第141页倒数第7行说：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
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临夏市1958年人口数为60971人，1959年死亡760人、1960年死亡470人，两年合计1230人16。《墓碑》说临夏市这两年死亡41381人，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按照《墓碑》的说法，临夏市这两年死亡率高达680‰，这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反复查证了上述“涪陵专区死亡350万”这一数据的来源，发现其唯一依据就是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一句话。我们也反复查证了上述“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饿死最少已接近百万”这个数据的来源，发现这一数据的唯一依据是“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17，这个“当地了解情况的人”的姓名、职务等等我们都查不到任何说明。
《墓碑》的计算方法也站不住脚，这个“7600 万人口损失”（“饿死3600 万人”，“应生未生”4000 万人），真是吹牛不打草稿。
《墓碑》计算的时候用的模型居然是直线，：“在1949 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渐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期间，死亡率确实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墓碑》，p968）按照杨继绳说的两条“直线”计算的结果是：到了1971 年，中国“正常”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将分别应该达到40.47‰、7.05‰和33.42‰，比实际数字竟然可以分别高出9.82、-0.27 和10.09 个千分点。（当时10个千分点可就代表着七、八百万人口）
其次，杨继绳计算的时候取的是千分之11的单一死亡率来估算所谓”正常人口“，可是建国49-58年死亡率是从千分之20逐渐下降到11.9，只有57年1年死亡率为千分之10.8。这么算，自然会多算出大量”正常人口“，杨再用这个人口减去实际人口，那么所谓的”饿死“的人口数自然大大增加。根据杨继绳自己的计算方法，中国到1971 年的“正常”人口的总量应该超过94000多万，比实际超出近1亿人！
《墓碑》这个文章真是改开以来不择手段抹黑前三十年的典范。
三年自然灾害中错误的政策造成了大量悲剧，这个教训值得吸取。不过那么多逝世的人也不是用来抹黑前三十年的工具。饿死多少人更不是肥皂泡好随便吹。对于死人的数量，不唯其多，不唯其少，唯求其真。
我等屁民只需看看邓小平文选，刘少奇文选，当然少不了要拜读一下毛泽东文集。反正毛泽东文集里面，毛主席的文章是都发表出来的。唯独刘邓，1958，1959年的文献都是没有的。这就不打自招了嘛。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不敢拿来给世人看。那大跃进造成的损失究竟谁的责任就很清楚了。
大跃进成绩仍然是最主要的。损失是次要的。但是把损失全都归于毛泽东，就不厚道了。
一斤牛肉煮熟了也就剩6两左右，我现在一顿吃完也无压力。
我觉得奇怪是他和养父的关系。他那会儿有助学金，所以在县城食堂能吃饱。杨继绳的中学离家20里路，他上初中的时候每天走10里路去县城走读。上了高二，他反而2个月都不回家一趟。作为家里独子，19岁的壮劳力，这真是奇怪的紧。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有空了就回家帮忙，在城里省些口粮下来让农村的亲属日子能好过些。
我的猜测是他上了高中成了“知识分子”以后就渐渐跟家里不怎么来往了，所以养父会有肉了才喊他，不然大约根本喊不回来。他养父何尝不知道这肉能救命，他是太希望儿子回来看看他了。
杨继绳也不客气，一顿吃完了肉拍拍屁股走人。等养父饿死，他跟农村就彻底无关了...
水牛的出肉率不算低，据说也有35%到50%。
真正的问题是这么多牛肉一个人傻乎乎吃完，这种智力太神奇了。
也许真的如你所说，他就根本已经排斥这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