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 -- 老老狐狸
2015年7月15日，原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这是一月间继原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同志之后，新华社发布的第二位曾担任过正国级职务的前领导人去世消息。再上一位去世的正国领导人，是2011年1月去世的刘华清刘老将军。
7月22日，万里遗体火化，习近平、胡锦涛等送别，天安门下半旗志哀。
新华社发布万里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万里同志，原名万明礼，1916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一个贫民家庭，早年在家乡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1933年秋考入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6年夏，万里同志从师范学校毕业，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东平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以教学为掩护，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发展地下党员，播撒革命火种。1937年10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万里同志组织筹建了中共东平县第一个县级组织——东平县工委，并担任书记。其间，他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小组，发展“民先”队员，成立抗日团体，创办抗日报刊，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团结抗日，有效地扩大了党的影响。1938年5月，万里同志任中共泰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后任泰西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参与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1939年冬起，万里同志历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冀鲁豫区第二、八地委副书记。1940年4月，任冀鲁豫边区运西地委副书记，同年11月，任地委书记。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万里同志领导当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广泛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创建并坚持了运西抗日根据地，为冀鲁豫地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万里同志历任中共运西地委书记，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运西东（第七）地委书记，积极组织运西地区人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开展武装自卫斗争。1947年7月，任中共冀鲁豫区委秘书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为迎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他参与领导冀鲁豫区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组织生产、支援前线，为实现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作出了贡献。1948年1月，万里同志参加冀鲁豫区整党工作。整党结束后，他到黄河以南地区，参与领导当地军民为巩固、扩大解放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万里同志历任南京市两浦区军管分会主任兼区委书记，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同年秋，随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新中国成立后，万里同志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这一时期，他重视工业生产，鼓励发明创造，推进工厂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当地工业发展道路，为西南地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2年11月，万里同志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5年4月起兼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党组书记。1956年5月，城市建设总局改为城市建设部，万里同志任部长、党组书记。其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工作，反对城市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的倾向。他强调城市建设要同工业建设及其他经济文化建设相协调，并深入基层指导实践，为推进“一五”时期的工业建设和重点工业城市有计划有秩序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万里同志是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3月起，万里同志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在北京市工作期间，他曾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呕心沥血，迎难而上，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任务。“十大建筑工程”的设计标准、建筑艺术、施工质量和速度都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充分赞扬，夸赞他为“别人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
1971年3月，万里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万里同志受到严重迫害，被监护审查。他坚持原则，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以实际行动进行了积极抵制和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1973年5月，万里同志解除劳动改造，恢复工作，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副主任。他提出一定要把首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并敏锐地提出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主张和措施。
1975年1月，万里同志任铁道部部长，后任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组长。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实行全面整顿、把铁路系统作为整顿突破口的主张，认真贯彻落实整顿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针对铁路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实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目标，坚决反对和制止派性，坚持整顿领导班子、健全规章制度、狠抓铁路运输秩序，迅速扭转了铁路系统的混乱局面，使陷于半瘫痪状态的铁路系统焕发了生机。1975年底，在“四人帮”肆虐之下，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万里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持续9个月的铁路系统整顿工作也随之中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万里同志再次恢复工作，1977年2月，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同年6月，万里同志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走乡串户，体察民情，仅用三四个月时间，就掌握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面对十年内乱造成的严峻局势，他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较快地解决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重大问题。他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疾苦，以大无畏的勇气，打破“左”的禁锢，提出农村工作以生产为中心，勇敢探索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转变农村面貌的新路子。他主持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突出强调农村工作的中心是农业生产，必须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万里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他领导安徽农村改革的功绩，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全省人民的普遍赞誉。当时在安徽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万里同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3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4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水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工作；8月，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1年3月，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82年2月，兼任中央绿化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7月，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同年8月，兼任国家人防委主任；9月，任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10月，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退伍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领导小组组长。
万里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骨干。在分管农村工作期间，他注重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多次组织农口广大干部奔赴全国各地，了解农村情况，倾听农民意见。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科学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全面深入发展。他提出要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发展商品生产，肯定“包干到户”是党领导下的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运用。1982年至1986年，他领导起草了5个中央1号文件，经中央研究批准后下发，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他还提议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管理体制长期不变写进宪法。万里同志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出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要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普及教育等途径，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除农村工作外，万里同志还参与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动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其他各方面改革。他认真总结运用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把转变机制、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注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他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主张，提出要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他积极探索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支持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强调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我们国家的一件根本大事。他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他强调要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出要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人大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人大的中心任务。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主张通过改革一步一步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强调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加强立法工作，加快经济立法，保障改革和建设的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他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86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产品质量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工会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对我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组织起草并提请审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把“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国家对香港、澳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提出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执法检查是人大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对31件法律和6个决定的执行情况组织开展了53次执法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他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提出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督部门、司法部门工作，坚决惩治各种腐败行为。他高度重视人大自身建设，强调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继续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完善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制度以及人大议事程序，制定了代表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委员长会议议事规则等重要法律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人大工作规范化程序化。他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1992年10月，根据党的十四大重大决策精神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万里同志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经过认真调查和慎重研究，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1993年3月，万里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导，严格自律，对改进党的作风、惩治腐败坚定支持，积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万里同志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万里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万里同志一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善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身体力行，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工作作风踏实。他襟怀坦白，清正廉洁，团结同志，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万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万里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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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同志1916年出生，抗战前加入共产党，改开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至正国级，寿高九十九。
万公得洪范五福中寿、富两福，人生完美！
万公主
说起万公与邓公的渊源，要从1943年邓公代理北方局书记说起。
1943年8月，中央准备召开七大，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北方局书记为杨尚昆，于41年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办主任）等一大批高级干部由前方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8集团军129师政委邓小平接替彭总代理北方局书记。10月，太行分局和北方局合并，129师部与集总合并，邓书记管了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和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北方局全部辖区。由此，冀鲁豫边区第二（运西）地委书记的万公成为邓公的部下。不过当时的万公和邓公隔得有点远，反倒是同在冀鲁豫边区当地委书记的赵紫阳、许梦侠等人，开会聚餐打游击，可能更为熟悉。
当年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主要包括鲁西、（小）冀鲁豫、冀南三大块。
鲁西是115师挺进山东后整合本地抗日武装与地下党一起创建的，以115师343旅686团的杨勇为1#，鲁西最初隶属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15师师部，后来与冀鲁豫合并，由北方局直辖，段君毅、万里、许梦侠、张霖之、潘复生等都是地下党干部，他们为创建、巩固、发展鲁西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冀鲁豫是115师344旅的地盘。先是代旅长杨得志率旅直一部和独立团打前站，其后政委黄克诚率主力（八路军第二纵队）等跟进，整合冀鲁豫边抗日武装与地下党一起创建了（小）冀鲁豫，随后黄克诚率一部南下华中的豫皖苏，赵紫阳是豫北地下党干部。
1938年初，129师386旅的陈再道、宋任穷等先后挺进冀南，整合本地抗日武装与地下党一起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1941年，中央决定将鲁西区和冀鲁豫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区；44年，冀鲁豫、冀南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和冀鲁豫军区。黄敬任分局书记，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黄敬任政委。
1945年，中央撤销北方局成立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冀鲁豫正式纳入刘邓麾下。万里、段君毅、许梦侠、赵紫阳等冀鲁豫干部随着刘邓大军前进的步伐，先后离开冀鲁豫，走上各自的精彩人生路。
万里、许梦侠等一路随二野大军前行。许梦侠参军出任二野三兵团十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一直留在四川，是四川高层中二野系的代表性人物。万公一直从事地方工作，跨过黄河、跨过长江，南下石头城、西进红岩村。1953年，在撤销各中央局加强中央机关的大潮中，万公紧随邓公的脚步由西南局调入中央建工部。
万公和许梦侠在53年后的交集应当不多，但许的冀鲁豫三地委（鲁西北地委）下面的朝城县有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注定将在30多年后与赵公、万公携手唱一出大喜大悲的传奇，他的名字是：田纪云。
赵紫阳随军南下桐柏后，并未和二野大军继续前进，而是留在湖北，邓子恢、李先念、王树声等与南下的四野林彪、罗荣桓、谭政等组成中南局，赵紫阳随四野大军南下广东。在广东期间，赵紫阳与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配合默契，58年、59年，赵公以一封“从化来信”和“反瞒产”报告，引起了最高领导层的关注，也把自己的名字刻上了史书。
1975年10月，赵紫阳出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这里，他遇到了冀鲁豫的老朋友许梦侠。在川四年有半，赵许默契配合，成功压制晋绥山头在四川的实力派，二野系成为四川政坛NO1！
田纪云也是随二野大军来到西南的，最初在贵州从事财政工作，69年调到四川省财政系统，在这里。他遇到了鲁西北的老上级许梦侠。
77年的十一大上，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进入中央委员会。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赵、万双双卸任省委书记，赵紫阳增选为政治局常委，9月，赵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万成为复设的书记处书记，随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农委主任。81年3月，52岁的田纪云追随赵公脚步，由四川省财政厅长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跨入部级干部行列，次年6月，田纪云出任副总理兼秘书长，两年时间，由正厅而副国，火箭般的崛起速度让后人仰慕。
这一届国务院，赵总理、万副总理、田副总理，邓公麾下的冀鲁豫贡献了3位，风头之盛，一时无两。
分管城建，成为万岁同志的助手，这样，万公和总书记、常务书记都建立了亲密关系。
58年，书记处邓彭首长提议在北京建立一个俱乐部，为党和政府副部级以上、军队副军级、地方副省级、一级研究员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舒适环境，是为著名的养蜂夹道1号。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万公分管城市建设，正是操办此事的最佳人选。
按当年的标准，这养蜂夹道1号用材考究，建筑标准实在是奢侈，据传总理曾对此多次批评。
邓公、彭公雷厉风行，万公执行力超强，这美轮美奂的会所于当年10月如期建成，完工后，邓公十分满意，常常在紧张工作之余来这里轻松一下，和万里、王汉斌等牌友较量一番……
1966年，万恶的文革开始了，邓公下台，万工自然也受牵连，高干俱乐部的事儿被揭出来痛批，就是在这个时候。
1971年3月，万公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副组长，算是作为革命干部被结合进了革委会。
1973年5月，万公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副主任。也就在这年年初，邓公离开江西回到北京。
总体来看，万公在文革中的境遇不算太糟，虽然运动初受到冲击，运动中期也被监护审查，时间都不算太长，比他在冀鲁豫的老上级张霖之好多了，文革后，那更是让潘复生羡慕不已。这一切，可能与万公极高的情商和高超的处事方式有关，据北海仿膳饭庄负责人庞长红回忆：
1973年8月，万公专门找其谈话，特别强调：“江青经常要去仿膳，一般人应付不了她，你要好好答对。你去了不要怕赔钱，费用由我想办法，但一定不能出事。”
1975年1月，邓公出任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万公出任铁道部部长，他坚决支持邓公全面整顿，人称邓公四大金刚之一。
年底，邓公三落，万公也靠边喝茶了。
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
6月，万公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开始其人生最著名的那段传说。
推出小岗村这样的典型，十个人去看了九个人摇头，却被认为是改开的先驱者。
后人中有万宝宝这样的活宝，却被人认为是对家人严格。
真的无语。
万公建国后的从政履历，农业是空白。从1962到1976，走出三年困难的安徽粮食产量12增3减，人均粮食产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以上，是粮食外调大省。
万公到安徽，是受中央委派解决前任省委书记宋佩璋“清帮（四人帮）不力”的问题，宋是12军出身（也是二野干部），文革随李德生支左来到合肥，李进京高就，宋接任安徽省委书记。在1975年1月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专任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凳公出任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77年6月，宋佩璋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万公接手。
除万公外，中央还派顾卓新、赵守一分别担任安徽省委第二、三书记，这足见中央清理安徽"余孽"的决心。
万公到任后，首先就把留在安徽的“支左”部队撤了回去，接下来，发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对许多造反头头们开始了“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当时万里就指出来，除了个别工作称职、群众满意，并且报经省委同意的，其他的一律不再担任实职，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然后，万公花了半年时间走遍了安徽境内的淮河南北、大江两岸。每到一处，他都会拿出“文革”前组织部印制的干部花名册，只要不是刑事犯，一律先恢复工作，后再做结论。
据官史记载，万公三板斧劈下，“清帮治皖”初见成效，全省形势发展非常好。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张广友、王达智、张万舒写的长篇报道《安徽大步赶上来了》。
当然，凡事都有代价，77年安徽粮食减产183.7万吨，是1956年后的最高纪录，甚至超过1959年。
当然，自然灾害是77年减产的重要原因。1977-1978年为我国自然灾害第二高峰期，77年全国粮食产量较上年减产1.25%，安徽减产10.91%。
虽然形势发展非常好，但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粮食如此大幅度的减产实在让人揪心。万公要求全省各地市和有关部门领导，在抓紧搞好清查和整顿领导班子的同时，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77年11月，主持制订下发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
据时任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的回忆，《六条》在安徽省是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件，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作了报道。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地位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
1978年也是个灾年，由于有77年预警，中央高度重视，预做准备，华国锋搞农业是行家，加上文革期间建设的水利设施发挥作用，全国粮食产量逆势增长7.8%。而安徽，在77年大幅减产11%基础上再度减产1.2%。人均粮食产量由76年的368KG降到78年的314KG，而同期，全国平均产量由305KG增加到317KG。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鼓励对农业生产管理、分配方式进行改革探索，当时主要是推行责任制。责任制又分联系产量的和不联系产量两大类，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分田单干的做法还是禁区。
穷则必思变，病急乱投医，就像60年的曾希圣，这一次也差不多，安徽再次走在前头：借地度荒，包产（干）到组，单项作物包产到劳……，在肥西县山南区，以“借地度荒”的名义搞起了“包产到户”，凤阳县的多数生产队搞包干到组，小岗村由于连父子、兄弟搭组都无法合作，干脆更进一步，直接到户“大包干”。
1979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安徽的《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一文，文章用“联产计酬，责任到人”替换了“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等敏感词，对安徽试验进行辩护。
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长篇编者按发表了甘肃干部张浩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来信提出“搞分田到组、包产到户，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
安徽省委组织人员以来信的方式反击，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包产到组辩护，通过积极工作，3月30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予以发表，并配发长篇编者按。
1979是个好年景，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3.32亿吨，在78年大丰收的基础上较上年增产9%，单年增产2735万吨，在建国65年历史上排名第七。安徽也不错，扭转了连续两年减产的颓势，虽然比不上全国平均水平，仍较上年增产8.6%，单年增产127万吨，仅次于此前的1951、1955、1965、1970、1973、1976年。
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胡耀邦、赵紫阳当选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等11人为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党政分开，赵紫阳为接替华国锋的总理人选。
1980年3月，万公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4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水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工作；8月，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万公晋升，应当与其在安徽农业上的成就关系不大。
纵向看，77-80，安徽3年减产1年丰收，远不及此前的12年增产3年减产，15年间，粮食产量由671万吨提高到1684万吨，年均增长6.8%。
横向看，77、80年，安徽减产幅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79年丰收增产幅度也不及全国，同样是灾年，78年全国大丰收，安徽还是减产。
至于农村改革先发先试，最早为此开口子的是华国锋。
当年“张浩风波”时召开的三省三市农业座谈会（又俗称前门饭店会议）上，包产到户引起了争论。只有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坚持包产到户。这个会前，国家农委向华国锋汇报，时间是1979年3月10日。华国锋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中国农民命运大转折——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第50页）
陈云同志表态支持也很早。
据当年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回忆，他当时首先是跟陈云同志商量。那是在一次人民大会堂开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应为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那天），大会休息时，他到主席团休息的地方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看怎么办？陈云回答：“我双手赞成。”
反倒是邓公表态很慎重。80年1月会上说不了解情况，未表态，5月份才发话有限度支持，此时，万公已经当了好几个月的中央领导了。
万公出任农委主任后，1980年9月，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这就中央1980年 “七十五号文件”。
1980年，全国粮食产量在78、79两连增后减产，减产幅度4.5%。安徽减产9.7%，人均粮食产量降到300KG以下，退到70年以前的水平，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
万公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骨干，是老上级邓公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其老同事赵公的亲密助手。
万公老同事田纪云田公评价：如果说凳公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万公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当然，本穷觉得，赵公得算教授级高工，田公也可以作为一名技术员拎包加入团队。
在出任7年多副总理以后，万公本有机会和田公一起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这样的话，13届的政治局常委会将再现冀鲁豫三星闪耀的奇景，惜哉！万公、田公与常委擦肩而过。
凳公厚道，爱惜万高工长材，故万公1988年出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一正国级职务。
江湖传说，这让最有资历担任此职务的今上本生皇考郁郁！
邓挑乱邦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因为乱邦比他更矮？
1952年，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合影于颐和园
耀邦同志视察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