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 -- 老老狐狸

2014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深入推进粮食生产三大行动，广泛开展粮食高产创建及增产模式攻关，进一步强化政策扶持，加大组织发动，推动科技兴粮，克服多种自然和生物灾害不利影响，全年粮食生产创造历史新高，总产量达到683.2亿斤，比上年增产27.3亿斤，增长4.2%，增产量占全国增产总量的1/4以上，增幅居全国第2位，成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亮点，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我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1年初，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的比重约15%，到了10月秋收后，已经占到50.8%。[李文：《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华国锋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

常委及有关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1]，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2]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3]一份，九月二十七日邯郸座谈纪录[4]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5]，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6]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7]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8]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9]。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10]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11]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12]，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13]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胡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河北省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给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一封信。信中说，五公公社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九年减产百分之五十多，除了天灾外，还有人为的原因：一是违反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原则。二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征购任务不断增加，社员的口粮指标下降，使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农活质量普遍下降。对于怎样争取明年丰收过好日子，提出以下意见：一、把按地头评产的征购政策改为按标准亩平均征购政策。多产不多征购，少产不少征购，人为的损失不减任务，特殊灾情个别照顾。生产队对小队可采用“四包一奖”的办法，各队之间一般不调剂，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二、坚决贯彻因地制宜、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多作调查研究。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切实加强培根固本的具体工作。四、应促进牲畜的交流，取消各地不让牲畜出境的限制。

[2]指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小队矛盾问题的座谈意见》。这个材料说：几年来普遍发生严重的瞒产私分、社员生产不积极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一个核算单位内部，小队和小队之间的经济水平不平衡，生产好坏和收入多少差别较大，但收益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从而产生了平均主义。解决的办法，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统一。根据“四权”统一的原则，核算单位应当是直接的生产单位。核算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

[3]指中共湖北省委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给中南局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在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过程中，一部分社员和基层干部提出，如果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穷队与富队的矛盾问题，很难解决。孝感地委和荆门县委作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完成国家征购和按比例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试点经验证明，这样做，解决了以队为单位生产却以大队为单位分配的矛盾，能够从根本上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目前情况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可能比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请求允许进一步开展试点。

[4]指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邯郸召集的谈话会上所作的记录。记录中提到：“三包一奖制度是‘烦琐哲学’。你看，有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光定额就有四百多个。”

[5]河北省的一批材料，共五件。第一件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关于在保定地区调查分配大包干的情况给省委的报告。第二件是中共保定地委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关于分配大包干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报告。第三件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唐县峒龙公社张显口生产大队执行分配大包干情况的简要说明。第四件是中共张家口地委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试行收益分配大包干情况给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的报告。以上四件对实行分配大包干给予了肯定。第五件是河北省藁城县岗上公社良村生产大队制订的一九六一年“三包一奖”粮食包干合同。

[6]六十条，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

[7]“三包一奖”，是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简称。

[8]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在北京召开。

[9]指邯郸谈话会记录中的“大队应管之事“（九条）：一、征购；二、直属企业（有些手工业如铁匠、砖瓦窑），机井，米面加工厂，油坊，粉坊等；三、学校（小学）；四、必要的基建，如水利；五、必要的救济；六、必要的补助；七、民兵，治安保卫；八、作物安排（计划管理）；九、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10]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生产上的自主权，共八条：有权因地因时种植；有权安排农活；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选留和管理本队的种子；有权调整本队的劳动定额；在不妨碍水土保持，不破坏森林、草原和牧场的条件下，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土地；有权利用农闲时间经营各项副业生产。

[11]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2]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实行了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在全大队进行统一分配的原则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的办法。这个办法实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毛泽东三月十六日在材料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13]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发出。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对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次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为基本核算单位。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20世纪60年代初，清远县洲心公社在全省率先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即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负责，超产奖励，对水稻、番薯等大田作物实行田间管理，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甚至超过了1956年历史最好水平。这一做法，引起了中南局书记陶铸的重视，亲自到洲心公社蹲点总结，并要求在全省推广，这个在当时促进农业大发展的做法，被誉为“洲心经验”。

1962年6月我到他那里工作后，7月12日就跟随他去清远县调查，听到了县委介绍洲心公社的水稻管理经验——“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我们立即赶往洲心公社。在我看来，这是非同小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天。“联产责任制”的发现，为广东的农业复苏，乃至以后为四川摆脱饥饿，重振“天府之国”美誉，乃至以后为全国粮食大增产，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在该公社塘坦大队大围第一生产队一住就是三天。赵紫阳与当地农村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对他们的经验做了深入的调研了解后，赵肯定他们的经验，支持他们的创举。7月15日至18日，我们又到惠阳淡水的秋溪公社调研推广“洲心经验”的可行性，然后，立即决定在全省推广。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洲心经验”好就好在既没有分田到户搞单干，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俗地说，就是既不冒犯“天规”，又能增收粮食。

何谓“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田定产，固定到户，包田间管理，超产归户”；具体内容：第一，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体派工统一进行；第三，由各户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虫、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产量，超过部分归农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洲心公社粮食大增产。

赵紫阳总结、推广“洲心经验”后，同年7月25日至9月4日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第一把手参加。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参加，赵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会议以前，赵已把“洲心经验”报告了陶铸，并得到陶的赞赏支持。到北戴河后，赵又向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做了报告，并将详细材料交给他。邓子恢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到了赵的住处，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认为广东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便决意在这次会议上向各省介绍和推广。因为它既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又不会被抓辫子、受批判。他离开赵住处时，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连我们都看得出来。

谁也没想到，会议开始没几天，就把“包产到户”作为“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讲话，并点名批评了安徽的曾希圣搞“包产到户”。理所当然，赵带去的“洲心经验”也胎死腹中。

令人高兴的是，“洲心经验”已在广东生根开花、结果。赵从北戴河回来后，开了六天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随即，他就做了长达近一个月的粤东行，到了许多县、公社、大队，督促、检查“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在广东，经济复苏之所以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联产责任制”，而且抓得很紧；抓住不放。

《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49年安徽粮食产量639万吨，1955年安徽粮食产量1152,9万吨，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就是说经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粮食产量下降了45.5%，而且还不如解放前。说明一切都是失败的。

而联产承包制的第二年，1981年安徽粮食产量就达到1815.5万吨，比1980年粮食产量1453.9万吨增加了361.6万吨，增产24.9%。第十年1990年安徽粮食产量达到2520.1万吨。10年增产73.4%。是1961年的2520.1/629=4.006。就是说增长了4倍多。可见联产承包制在安徽省的巨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