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输入奎宁到输出青蒿素，谈中国人拿什么引领世界 -- 龙眼

三百多年前，在中国封建皇朝最后一个鼎盛时期，也是由盛及衰的康乾时代，一次康熙患了虐疾，其他医治方法都不奏效，而法国前来的传教士进献了一味西药：奎宁，康熙服用后得以痊愈。从此，奎宁作为治疗虐疾的特效药物和珍贵药物，开始在中国一小部分权贵人群中开始被使用，从此，中医和中药开始受到直接的挑战，以后伴随其他各种西药和西式疗法在中国的逐步推广，中医药如同中国的国运一样江河日下，几尽凋零和衰亡，如果没有新朝对中医药的刻意保护，恐怕中医和中药将只能在考古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了。

而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奎宁和其他西药治疗虐疾逐渐失效，以及毒副作用逐渐被认识的时代，一位＇非主流＇的中医药工作者和她背后的合作团队，以青蒿素取代其他西药成为治疗虐疾的重要武器，并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国运和西方的国运以此为标志发生历史性的逆转尚且无从考证，但龙眼想据此来探讨一下我们中国人应该以什么思想来引领世界的潮流？

在世界观和思想论方面，中国古人和西方人最大的区别就是西方人往往认为世界是黑白分明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什么物质就是什么物质，很极端。而中国古人往往认为黑白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各种物质是相生相克的，因此对待很多事物不能极端看待。而在对待屠呦呦因青蒿素而荣获诺奖的问题上，无论是支持中医的人，还是反对中医的人，都把此事作为支持自己极端观点的例证来极端加以利用和鼓吹。

支持中医药的人不但自己鼓吹，而且把屠呦呦自己说的＇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来当作支持自己观点的有利论据。但他们却忽视了一点，从过去的奎宁到现在的青蒿素，不都是从传统的治病植物中提取的精华药物吗？难道说从三百年前的奎宁到三百年后的青蒿素，中医和中药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成？

而那些贬低中医药，甚至要废弃和禁止中医药的人的观点则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屠呦呦从中国古代的药典中找到线索，又怎么能知道青蒿等植物有治疗虐疾的特效，又怎么能知道＇冷＇处理可以提取青蒿中的药用精华而不将其破坏呢？

当年在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人大力展示奎宁的治疗特效的同时，更是将自己国家所理解的宗教和人文思想向中国大力宣传，而三百年后的如今时代，正在复兴的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人文思想来创造更多的自主发明并在展示它们的同时，向世界推广什么样的思想呢？这些都是可以从青蒿素的漫长而曲折的成功历程中找到线索和答案的。

对于这次屠教授能因为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龙眼和其他人一样也感觉十分意外，龙眼原来以为诺贝尔奖都是颁发给当时和当代产生的最有影响的研究和发明，而这次的诺贝尔奖所表彰的研究其实是四十多年前就已经搞出的成果，很明显有寻根溯源进行表彰的意味。那么要对青蒿素寻根溯源就不能不提到推动该项研究不断深入并最终产生丰硕成果的５２３项目和项目的指导思想。

在海外大学和研究机构搞过研究的华人朋友都会知道，要想长时间在某个专业领域搞研究，并且搞出成果，那么必然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研究资金（FUNDING），另一个是好的研究方向（DIRECTION）和研究猜想（HYPOTHESIS）。没有研究资金，研究人员连饭都吃不上，衣服都穿不上，房子都住不上，老婆孩子都养不起，哪里谈得上专心致志搞研究呢？而同时，各种研究资金往往是指明研究方向的，就是说，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让你打狗你不能骂鸡，所以这里多提一句，就是很多在人文、艺术和经济领域号称自由知识分子的人，其实他们一点都不自由，因为很多饭票FUNDING被攥在少数有钱人控制的基金会手里，所以这些人的自由度其实还远远比不上能自食其力，然后再乱侃天下大事的＇北京的哥（出租车司机）＇和＇北京板儿爷（蹬三轮的）＇。

同时，潜在合理的研究方向和猜想假设也十分重要，能让研究人员少走很多弯路，否则，研究人员就会长时间到处碰壁，师劳无功，直到研究资金彻底耗尽。在西方以及中国现时代的大学中，合理的研究方向和猜想假设往往是由导师给出，而由导师所带的研究生、研究员和研究助理来到实验室中具体操作完成的，很多大教授和大导师是很少到实验室里做具体操作的，而成果却是由提出研究方向，特别是研究假设的教授和导师所获得，其在研究论文中必然是第一作者，而负责具体实施和具体操作的研究人员最多是第二，第三作者，甚至顶多是文章扉页中被鸣谢的对象而已。那么导致青蒿素被发现和应用的研究是由什么资金支持，它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假设又是来自于哪里呢？这里不得不提５２３项目。

在毛领袖时代以前，民国时代的中国是一穷二白，仅有的一点研究资金也都去培养国学大师了，因为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仅仅靠一点点资金投入到某个人的头上，是根本搞不出什么科学研究成果的，要买设备，要买原料，要招募和培训研究员、操作员、技师，一切都从零开始，恐怕多少资金都不够。所以到毛领袖时代搞研究和科研往往是通过集体搞项目和集体搞工程的方式，集中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和各种资源，利用集体的智慧来推向成功。于是就有了很多不是以个人命名，而是以数字为命名的工程或项目，如搞原子弹的596工程，是因为在1959年6月，苏联不再援助中国搞国防技术现代化了，为了勉励自己，所以用596命名。

再比如搞人造通讯卫星的331工程，是因为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所以叫331工程。

再比如搞大飞机的７０８项目，是因为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１日，国家计委、中央军委原则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上海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所以称为708工程，就是运十大型客机工程。

搞出青蒿素的５２３项目则是因为在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作为一个秘密的军事科研任务，“523”，成了当时研究防治疟疾新药项目的代号。

＇523＇项目是缘于1964年爆发的越战，为了对付越南的恶性疟疾，越南领导人向中国求援，由毛领袖直接下令实施的紧急军事项目。而科研的指导思想则是毛领袖一直大力倡导的＂中西医结合＂，所以分成两个项目组，西医组和中医组。而这里的＇中医＇也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只知道用玄而又玄的上古哲学来解释病理，来开汤药救治病员的老中医了，否则在越南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到哪里去熬中药呢？恐怕中药还没熬成，美军的炸弹就把药锅给炸上天了。

在＇523＇项目参加研究的中医，其实是用毛领袖思想所武装起来的毛派中医，其思想武装和行动指南是毛领袖的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具体如毛在1956年指示和阐述的：“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这就是毛领袖所倡导的“中国的新医学”，既“中西医结合”的指导纲领。

在此纲领指导下，以后有大批的西医抽出时间来离职学习中医，其中就包括了屠呦呦。而理论上，毛领袖也提倡中医学习西医，所以后来中国各地的中医学院其实都是既传授中医的技法和哲学思想，也教授西医的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而这一中医教育体系则往往被很多传统中医，特别是江湖游医所诟病，认为是丢掉了很多中国古代医学口耳相传，言传身授的经验和技能，甚至要为很多所谓的神技失传负有重大责任。但其实据龙眼看，中医是上古时代中国人民优秀智慧的结晶，为此如何骄傲自豪都不过分，但那毕竟是一两千年以前的东西，后来一直进步不大，所应用的医学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哲学，各个中医因为理解的不同在应用效果上也相差悬殊，而中草药的药力也往往没有经过提炼的西药猛烈有效。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很深奥很重要，但只有在掌握了大量的经验和科学的分析与方法后才能发挥独特的作用。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必须与西方的严谨相结合才能在现在超越自我，而在将来超越西方。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才能出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这对中医如此，对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如武术、烹饪、文字、艺术等等，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再来回味毛领袖关于中医的指示，有很多需要深入了解和推此及彼的地方。

杨勇用有砒霜的偏方治好了疟疾，比鞑子皇帝长寿，虽然死于心脏病

长征中服用的，告诉他对头发有损害

另，金鸡纳-奎宁更像是草药

而且副作用不小

1、西方在制控中国过程始、终，精神文化与物质产品同步进行。

精神与物质又相互映射。就如‘烤糊的卷子’所言：意识形态只有与物质现实匹配才有战斗力。

相应，中国在摆脱依附反攻西方时【比如最近TPP】，也应该用组合拳。

2、个体分散无助于项目完成

TG爱搞群众运动---中央政府看准、动员、组织生产在短期内激变质变，此法屡试不爽效果惊人；

忙总推崇‘打群架’---企业通过产业集团军推进与自身研究技术会战可以替代政府设立、设施、完成项目；

西河学院人文荟萃---民间自发创新，自组织小型研究是一个个小项目，也是国家、企业大项目基础补充。

中药所最初发现“青蒿”致鼠疟原虫阴性的余亚刚回忆：

余亚刚、顾国明（军事医学科学院）最开始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对鼠疟原虫有近90%的抑制率雄黄上，但顾国明提出：“雄黄为砷硫化物矿物之一，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在空气中可以被氧化为剧毒成分三氧化二砷，所以不宜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作战的军队中使用，中央估计不会批准”，于是余亚纲放弃了雄黄转而注意抑制率第二的青蒿。他们用酯、醇和水三种不同极性的溶剂提取制备青蒿的三个药用部位，其中青蒿醇提部位的鼠疟抑制率为60%～80%。

余亚刚、顾国明离开后，屠呦呦认为温度过高有可能对青蒿有效成份造成破坏而影响疗效，于是降低了提取温度，改用乙醇冷浸法低温回收，得到的提取物其鼠疟抑制达到95％，后来改为用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并将该提取物分为中性和酸性两部分，经过反复的试验，结果青蒿乙醚提取物的中性部位即191号样本对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均达到100％。

青蒿素的专利已经被外国人抢注了。我国专利药物数量很少。很多救命药都得进口，贵的要死。

药物筛选投资很大。发现青蒿素就是毛太祖发动大量研究人员才找到的，现在的话，应该采用国家投资组建大型药物企业集团的方式做到。

科学院布局了一个 药物创新研究院，主要做药物筛选、评价、临床测试。听那意思，包含了植物药、动物药、化药一系列。

当然目前国内很多大学和研究所都有涉及小分子药物的，筛药的也有一些，但是做的都不怎么成规模。针对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药筛多些，关键这是个碰运气的活，有时投了钱根本不见响，推到临床的，那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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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两个字信息量很大，就是人家做出啥来他去注意啥，呵呵。

屠的贡献是 低温萃取 这一关键步骤

中医的疟疾和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疟疾并非完全对应，所以古代医方记载的药物对现代人说的疟疾是否有效，确实需要全面验证

不止一部方书记载青蒿对疟疾有效，至少本草纲目里也有，所以发现青蒿对“疟疾”有效不是这个课题的发现

近代中医对“青蒿”的界定不够明确和处理（煎煮），导致了青蒿抗疟疾的效果不稳定，这个问题余亚刚等人还没有解决，而屠的贡献是确认了青蒿素的效果，尽管国内现在的说法中，她的贡献是否有这么大，确实有争议（因为当时本来就是军方推动的秘密项目，文革的风气，材料多是以集体的名义上报；事后才争谁的贡献，已经没有绝对的第一手资料了）

刚才那段我仔细读了一下，余应该没做什么，似乎是一直看着别人做。

青蒿确实含有抗疟成分。

余亚刚、顾国明的工作还没走到发现青蒿素这一步。

余亚刚、顾国明分别用酯、醇和水三种不同极性的溶剂提取制备青蒿的三个药用部位，其中青蒿醇提部位的鼠疟抑制率为60%～80%。

应当说，余亚刚、顾国明走了第一步，但还没走到关键一步。鼠疟抑制率为60%～80%，不如常山、鹰爪，也不如余、顾同时筛选的雄黄。这种情况下，523有限的资源很难向青蒿这个方向投放。（青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古代多部中医药典都有关于青蒿可以治疗疟疾的记载，很多地方的民间土药方也都用青蒿来对抗疟疾，并且收效显著。但在汇集到5.23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不是最好的。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而胡椒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后来深入研究才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非常不理想。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一度甚至只有12%。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屠呦呦小组（余本人也是屠小组成员，只不过他与顾搞青蒿时，屠本人暂时不在小组内，余离开后，作为组长在项目受挫时复查小组以前工作，重找方向，这很正常）的贡献有两点：

第一，屠小组首先采用低温工艺提取青蒿抗疟成分，青蒿低温醇提物鼠疟抑制率达到95%，醚提物鼠疟抑制率达到100%，这一下子就让523有限的资源向青蒿这个方向集中投放了，这对大协作项目非常重要，找准方向了，后面工作就好开展了。山东、云南方面也是屠小组公布成果后得到启发的；

第二，屠小组率先分离出青蒿素结晶，1972年底，屠小组的钟裕容分离出“青蒿素II”结晶并和上海等方面协作分析其抗疟成分，云南、山东方面也分别在1973年4月和12月从黄花蒿中分离出了抗疟成分结晶，分别命名为黄蒿素、黄花蒿素，其纯度更高、临床效果更好，但他们晚于屠小组，1974年鉴定分析化学结构，确认屠小组、山东、云南的青蒿素、黄花蒿素、黄蒿素是同一种物质，才统一命名为青蒿素。

很多人没分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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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疟疾在山东也时有流行，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在1965年就已经开始了抗疟研究，1969年10月25日该所参加5.23项目。

在博览中医典籍的过程中，课题负责人魏振兴也注意到了青蒿的抗疟功效。几经斟酌，魏振兴1970年决定选取山东本土生长的黄花蒿作原料，试图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但这一想法与研究所上层的想法相左，他们认为中药的抗疟功效是来自于多种草药的复合作用。魏振兴用济南千佛山的黄花蒿叶榨汁，取得了抗疟的初步效果，证明这种想法值得一试。随后为了提高产量，研究组用水煮法提取汁水给疟疾患者服用，这显然不会有什么效果。经过无数次失败，研究组决定改用有机溶剂进行直接提取，先后试用了酒精、乙醚、丙酮等介质，虽然提取物对实验小白鼠有一定疗效，但因含有树脂、叶绿素等杂质，黑乎乎的一团，弄不清是哪种成分在起作用。1971年研究人员采用醋酸乙酯等作介质提取到了白色结晶物，但仍不是纯的单体，熔点不固定。直到1973年11月，山东中医药研究所的提取工艺才成熟，研究人员通过重结晶，得到了纯度达99.9%的结晶体，测得熔点为156度。

1973年山东中医药研究所还获得了提取温度不得超过60度，否则有效成分就会被破坏的核心数据。同年，他们和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在巨野对黄花蒿的提取物进行了临床试验。观察结果表明：黄花蒿制剂对间日疟原虫具有较强的灭杀效果，临床作用迅速，而且最重要的是未见明显的毒副作用。这一重大突破拯救了当时因为心脏毒性而陷入困境的青蒿素研究。为了交流经验，11月全国5.23办公室的施凛荣和北京中医研究院的蒙光容来到济南详细了解山东的研究成果。蒙光容与魏振兴特别就青蒿素的心脏毒性和提取工艺的温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魏振兴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他们的提取方法及药理实验研究等情况。他还通过这些北京来的专家，将12克晶体分头送给北京上海的多家科研机构，进行化学结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