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粹之对对子 -- otto

有的人就这么荒唐。

摘录如下：

1983年秋天，因为在青干局，我负责华北、东北，当时我们青干局地方处只有三个人，每人负责两个大区，李锐出于信任，因为华北和东北比较重要，就分给我。上半年，我先到东北考察了李铁映。

1983年夏天，我去东三省考察，李长春也是我们考察的，在辽宁。秋天，我到河北、山西和内蒙古考察后备干部。到了河北省会石家庄，我和省委第一书记谈了，见了几个优秀干部之后，李锐交代我们，河北弄完以后，到石家庄看一下，了解一下那里的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

于是我们河北任务完成之后，在山西任务之前，从石家庄，他们派车，就到了正定县，当时应该是三天两夜吧。

当时我对李锐说，这是三个“特殊”：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了解一个特殊的人物，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我们中央管省部级干部，不管地市，更管不到县。但是我心里明白，他的父亲，习仲勋，是常务书记，除主管全面工作，还主管人事工作。他是主管的，因为当时胡耀邦同志对他很重视。我们过去也有过类似的事情，上面有胡耀邦，或者赵紫阳、陈云、邓小平，他们提出哪个干部很好，写信了，我们中组部青干局就去了解。

我们下去之后，一般是当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陪同我们，有些谈话，他们参加，有些谈话，他们不参加。他们去介绍一下，这是中央组织部的某某同事，来了解谁的情况。

我们青年干部局考察有程序，先找上下左右，根据时间，根据情况，假如近期进班子的，我们找的人比较多，有时找四五十人。习这种情况，不太多，级别低，上下左右找十几个人。

一般情况下，先开个小型座谈会，有正书记，还有其他副书记，县长、副县长、常委，一般他本人不在，就说明我们的情况。他们每人介绍一下情况，我们听听大家的反应，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反应都不错。

因为他是从中央调下来的，中国两三千个县，大部分干部都是内升的，从县里、公社、镇长升上来的，外派的干部不多。军委秘书长耿飚的办公室出来的，大家心里有数，而且他的父亲是谁，也不用保密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这种会，说实话，都是说好话的，十几个人，常委。

没有人批评他，但是有的人有话外之音，比如说“都不错，再锻炼锻炼就更好了。从上面下来的，实际经验少一些，县里工作主要在基层，他没有怎么在基层待过，将来能补这一课，就更有前途了。”我就明白了。

回到招待所，有人来反映，北京有个大观园，红楼梦的大观园，他在正定搞了一个什么府的影视基地，还有他提出，我们光搞粮食不行，我们靠近石家庄，要围绕大城市搞经济，为他们服务。就是说，光刨食不行。

这个问题在会上没有人提出来，在下面有人说了，不务正业，农业还是以粮为主，不种田吃什么？他有点不务正业，好高骛远。搞的东西立竿见影，给个人出名。

还有的干部就是不服气，我们干部，农村干了几十年，还是副镇长、副乡长、县里的局长，“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他呢”。他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当时好像造反派，是个贬义词，来了就是副县级。

这些牢骚，我们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当时确实是县太爷也不容易见到了，他就住招待所，门就开着，大家都可以见他，一个人骑自行车就下去了，吃食堂，端个大铁碗就在县机关门口一待，人民群众谁有事就反映，确实反应很好。

上面干部下去，不贪小财，送小礼，他心不在那里，从好处说，希望造福一方，希望将来有更大的发展。还有提拔的时候，不沾亲带故，谁也不认识，确实比较公允。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往上面写东西，也确实比较好。

我们程序是这样的，开座谈会，然后再找不同的人，最后和他本人谈。谈的时候，有些话要见面。

我在县委招待所里，他到我们房间来。我不板面孔，也没有什么可板的，就像唠家常似的。

我们回去之后，写正式报告，通过那些人了解的，开了那些座谈会，做了那些个别谈话，我们的看法：优点、缺点，把别人的负面反映说了，但我们觉得这些人主要是不服气，他应该培养。最后我们把报告递给李锐，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实际上，离开了小平同志来谈胡耀邦的功和过，都会失之偏颇。

就拿你说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说吧，也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事。

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南大哲学系老师胡福明主写、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

胡老师为啥写了这个？因为在77年2月的时候郑必坚写了一篇叫《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里面第一次提了“两个凡是”，随后又上了《解放军日报》、《红旗》杂志。一时，“两个凡是”很嚣张。胡老师不服气，于77年10月写了《真理》一文给《光明日报》。显然，胡老师是有一定政治明锐度的，没把文章寄给《人民日报》。

然而，即使《光明日报》的杨西光等赞同胡文的观点，却也不敢大意。直到78年4月份，把文章给了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于78年5月10日发表在了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第二日《光明日报》加持胡老师为特约评论员，并发表全文。

文章是胡耀邦拍板发表的，不过这只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文章开始就遭到了凡是派的批判，胡耀邦被点名警告下不为例。随后党内真理派逐渐发声，形成了讨论、对峙。直到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小平同志发表讲话，一锤定音。在随后的十一三会议，胡耀邦接任中宣部长，彻底掌握舆论阵地。

真理问题，对于胡耀邦来说，这是一个涉及政治的思想问题。对于小平同志来说，这却是一个涉及思想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是个人多人少的问题。思想可以放空，政治问题却必须解决，而人多人少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我想，这足以说明胡耀邦和小平同志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各自的作用。

另外，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也能洞察到二人各自的作用：

1、“两个凡是”发表时，邓还是一个闲人。2月后，邓以老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提出我党必须以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同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辩证法。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真是绝妙。不过，书信的方式并不能达到理论上的气势，这叫缓攻、敌势侦查。

不出一月，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的正确意见。我觉得中央转发此信很要命，让党内感觉世风欲变。

2、77年12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明确提出，研究党的历史要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已是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开始大量纠平冤假错案，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两个凡是”。这时候，缺的就是一根理论棒子。半年后，南大的胡老师终于递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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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导和员工的功过评价也可以通过真理讨论的另一方管窥一斑：

让我们也看看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是个什么升官速度，那时候大学生应该更少吧，而且红二代们大多还没长大，这些大学生应当多数是平民的孩子。

但想法并没有变。陈元真是很狂妄。

权利分封，邓分封叶一字并肩王。陈云这些老干部分封子女副部级。这就是毛主席要打倒的，这就是毛主席发动WG的初衷之一。

后面就立马有人按照专案组既定模式按照已经定案的方式说事，还装模作样假惺惺地请教：“种姓制，是不是唯出门论？靠内身努力，能改变种姓归类吗？”，都哪跟哪，出门论，还进门论呢。难道自己在网上查一下种姓制度是什么就这么困难么？

把出身论等同于种姓制度，如此，中国历史悠久的门阀制度不也同样是种族制度？另外，从渊源上来看美国黑人奴隶制度有色人种歧视，英国贵族中依然广泛存在的门阀制度不都成了种姓制度，岂不是历史来看天下皆种姓，无一幸免，而种姓制度作为印度特有的标签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冤枉。

后来的所谓解放思想，都是从抓四人帮开始，这是前提。“步子再大一点”之类的说法如今中央都承认是华国锋说的话，而不是什么邓小平，更不是胡耀邦！

这个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不是他领导的。在林彪事件之后，中国的下一代人其实都开始反思文革和毛了。尽管今天看来，面对中国社会的党政腐败，贫富差别，社会阶层甚或阶级的显现，这一代人中至少有些人又重新反思了毛文革的苦心，即便不能完全接受，也至少多了一份理解。

这都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明显不足之处。就此而言，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其实是短暂的；而毛的思想印记、失败的文革及其复杂的理论寓意反倒会对中国有更为深远的启示。因为它触及到中国社会复杂的现代化问题。

胡耀邦的最大问题是给中国边疆和少数民族以及宗教问题留下的长期的后患，很难解决。我去了新疆支教之后，通过调查研究判断，不知道五十年之内能否解决！甚或100年。这就是拯救了国家和中华民族？这如果不是毁了？至少也是严重破坏了国家和中华民族。

若胡耀邦也算是伟人，那历史上还有庸人？

胡最多也就只是个一般意义上的好人罢了！

但注意，我们都不会用好人来概括毛、周、邓等人！因为一般都是庸人才会是好人！

爱冒尖，爱大嘴巴放炮，上窜小跳，没有城府（头脑都没有，哪有城府？）

这样的人他可以干许多老邓不好出面干的事，说好多老邓不好说的话。

更何况胡和花帅关系匪浅，出了事也可以往花帅头上推。

比如由他挑头批“两个凡是”，由他到中组部一刀切解放老干部等等。

当然小人终究是小人，一得志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不知道自己斤两，殊不知在老邓眼里不过是条狗。

等到大嘴巴说老邓应该下台，反噬老邓一口的时候，当然圣眷不再，灰溜溜下台。

给老领导干白手套，揽点脏活，自己出点风头，当然没什么光荣，可是这种事情，我也干得了啊。

我要是乱邦的祖上，我觉得丢人，但是起码人家占了好大一块墓园呢。

还有河里那位萨苏，对乱邦就是感恩涕零，因为乱邦给他们家老爷子落实政策，发了好多钱。

还有比这更民主的吗？

刘倒确实不是一无是处！但他何以“颠覆政府”获刑呢？

可否指教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