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果真有穿越】太祖那十年间应该怎么对待"老兄弟"? -- AleaJactaEst
谢富治（1909-1972），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庐山会议后，谢富治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1965年１月，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66年8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同年4月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
1970年，谢富治患胃癌，长期医治无效，手术后不久去世（1972.3.26）。
谢富治与夫人刘湘屏有一子一女，女儿原名谢小沁，儿子谢铁牛。谢小沁文革前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1969年提前毕业离开学校，谢富治怕女儿沾父亲的光，谢小沁改从母姓，更名刘小沁。谢富治将女儿送到兰州军区空军，先到甘肃定西兰空通讯修配所当战士，再分配到陕西闫良的飞机厂锻练。
谢铁牛于1967年到中缅边境当兵，是第一批入越作战的部队，在越南呆了三年，直到父亲病危才调回国到葫芦岛基层当兵，后来，挖坑道受伤腰椎压缩性骨折，这才调回北京。
谢富治临终前给两个孩子的信：
看你们这些高干子弟不争气的样子，我们老一辈真痛心，这倒不是你个人前途完蛋的问题，而是我们事业后继无人、要完蛋危险的大问题。你们想：你们跟我们，跟毛主席还能跟几年，还不努力，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你们就这样回答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就这样对待为你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孩子，你们要快些加劲，努力跟上你们的父母，将来才会超过我们，才能接班，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啊！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事业在你们手中断线，你们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先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啊！
我只有两个孩子，我希望你们百分之百的好，如果一个不争气，那就坏了百分之五十，对党的事业就等于损失了一半啊！我常想：你们能领导好一个七亿人的大国家，我们的亲生孩子都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流血战斗正是为了你们。而你们却不懂得我们的事业，革命战争中我们打了败仗没有气馁过，我们在战斗中，我们的同志牺牲了，我们没流泪，更坚定了我们的革命信心，在无数艰难挫折中，我们没有难过，没有痛心，我们终于以最大的革命勇气战胜了敌人，实现了胜利的理想，终于看到了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终于看到了自己孩子的幸福成长。我们对人民尽了我们的责任，贡献了全部力量，我们对你们也尽了最大的责任，但当我看到我们老一辈打下的江山没有一个象样的人来继承、守住我们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你们这些革命后代，没有能力来接班，我心里难过呀！怎么能让我们不痛心呢？你们这个样子怎么能接班呢？你们连起码的学习，你们连一点苦也没有吃过啊！象你们这样的娇嫩的肩膀，怎么能担得起革命的重担呢？我们为你们奋斗了一辈子，难道你们来反对我们。来反对马列主义！这样我们的血就白流了呀！孩子啊！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出身，不要忘记了整个阶级，不要忘了整个党啊！
现在我六十多了，毛主席已经七十多了。你年轻，正是有为的时候！你们不要错过了时机，好好跟着党，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父母的话，希望你们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你们跟我们跟毛主席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呀！你们怎么不想呀！你们还能跟我们多久呢？加紧努力呀！儿子，不要后悔，再后悔就来不及啦！好好想呀！你们怎么不争气呢，就不觉悟嘛！你们不懂得革命嘛！许多干部子女都是父母死了都明白过来。看来我还是早点死好，早死一天，你们就早一天成左派，要不就死不觉悟，麻木。
孩子啊！为了你们，我们一辈子吃了多少苦，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呢？我的两个孩子，我希望你们百分之百地听党的话，百分之百做父母事业的接班人。百分之百的成为新革命的“死硬派”，这是我们的希望。实现不实现要靠你们的努力。不要忘记我们这一代的奋斗事业，你们要继续去奋斗，奋斗到底，努力到底！你们一定要去吃苦，吃苦才能了解父母，才能了解我们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才能了解党啊！不吃苦，你们就不能接班，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左派，就不会和我们走一条路。今天给你们说的话，记住吧！孩子！过去给你们说的也不少，但你们没听进去。听是（—）回事，争气不争气又是一回事，我希望你们争气，不要让父母难过，不要让党，让毛主席难过，不要让自己难过一辈子，我还是相信你。
孩子啊！你一定要做革命的后代，我的好儿子，党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干部子弟不带头来接班，谁来呢？你们的担子重啊！要带头努力！我们总是要死的，我们事业的存亡承带（？）在你们身上啊！努力啊！孩子！
谢富治
然并卵！
我们开始给父亲找错误了，可他到底犯有什么错误呢？看惯了大字报上的口诛笔伐，可这时真还找不出一条应该算在他头上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他儿子曾翻遍了所有档案，很清楚幕后凶手是谁。
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毛主席把张作为棋子牺牲了，交换得到了某些政治力量的支持。
但张本人恨毛主席，就我读他回忆录看，是觉得毛主席见死不救，牺牲他牺牲的太彻底。
但在经过80年代的沉浮及90年代的TG蜕变，其实他对政治斗争的理解更进了一步。似乎有点后悔的样子。
当兵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快速成长啊。
但感觉他这人做派不错，不太相信老干部们给他安的罪名
1966年10月9日至10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会上，时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判邓小平。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谢富治以公安部长的便利不断落井下石，没少整他的黑材料。
1972年3月，谢富治病死，时年63岁。8年后的1980年10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开除了他的党籍并撤销原《悼词》，第二年又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多年后，邓小平还念念不忘。他审查一部反映解放军历史的影片时，看到其中有谢富治的镜头，便当即要求删除。他说：“这个谢富治，看了叫人不舒服。去掉他。”
[URL=http://www.voc.com.cn/article/201511/201511301605571122_2.html]毛泽东和刘伯承去世多年后，邓小平说：“我的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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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虽然毛泽东决心要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并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但开始并没有要打倒他们的意思。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10月24日晚，毛泽东在听取各小组召集人汇报时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0月25日，他在会上指出：“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毛泽东不赞成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贴大字报等过激做法，认为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1967年1月17日，他在同外宾谈话中还表示：下次党的代表大会，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中旬，他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也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但是从1967年3月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发生了明显改变。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将一些捕风捉影揭发刘少奇、特别是诬陷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材料报送毛泽东；同时有意向社会散布，制造舆论，影响毛泽东改变看法。其次，随着局势的恶性发展，许多干部和群众以各种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甚至发生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毛泽东认为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于是一错再错，把刘少奇作为“靶子”。失去了毛泽东的保护，对刘少奇的批判不断升级，刘少奇最终被污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党籍，造成党的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而对于邓小平，毛泽东的态度则有所保留。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中，刘少奇被诬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也被诬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表示看了戚本禹的文章，“觉得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迫切想求见主席”。5月，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受毛泽东之托，到邓小平家看望，转达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邓小平区别对待？除了邓小平不是所谓路线错误的第一号代表人物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查出邓小平有历史问题，二是邓小平能打仗。
对于历史问题，康生等人并不是没有“挖掘”邓小平这方面的材料，而是没有发现叛变投敌的情节，这也许与邓小平不像刘少奇那样曾长期在白区工作有关，没有那么多材料可以做文章。1967年5月，邓小平被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接到毛泽东处谈话，曾向毛泽东详细汇报20世纪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这说明有人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在毛泽东耳边吹过风，只是证据不足，毛泽东并未采信。
对于第二点能打仗，毛泽东是一直比较欣赏的。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曾特地介绍邓小平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1亿人口。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南下视察。途中他多次提出刘少奇、邓小平应该有区别。开始他还坚持在九大上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7月18日，他在武汉同周恩来等人谈话时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并列举了邓小平、彭真、贺龙等人的名字。但大概发现大家的议论比较多，他又改用商量的口吻，请大家考虑邓小平当中央委员行不行。9月20日晚，他在武昌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政委张纯青等人的谈话中说：邓小平恐怕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看？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以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
回到北京后，9月24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人谈到召开中共九大问题时，在肯定接班人是林彪的同时指出：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11月5日，他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有关中共九大和整党问题时又说：邓小平要批。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的刻意保护，使得邓小平在日益升级的批判中，得以与刘少奇区别对待，获得不一样的命运。
矮凳一句“尼玛”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无论是土共本身，还是苏联，甚至国民党都经历过多次清洗整风之类的运动。可以把文革与这些运动做一个对比，会发现文革作为一个运动的风格与这些运动都完全不同。设想一下如果以以前历史上的清洗整风运动的风格来进行文革会是怎么一种情形？原因就在于文革的目的确实与历次清洗整风是不一样的。对比这些过往的运动会发现文革真要比这些高明很多，这些过往的清洗整风之类相当之下要简单粗暴得多。
就觉得里面隐隐约约有些东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8%E4%BA%91/5948185?fr=aladdin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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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人品还是不错的，比国内的公知要好多了。
我当时还没想通呢，怎么我们就都错了？你们外面来了那么多人，也不通知就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六八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把我们赶下台，派工人宣传队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没想到这么激化，牺牲这么大。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实际上是杨德中指挥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
在我没到会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问了几次，蒯大富为什么不来啊？韩爱晶的会议记录里记载，谢富治两次回答说，蒯大富他不敢来，或者说他不肯来。毛泽东又问，蒯大富为什么不肯来啊？韩爱晶回答：蒯大富不会不肯来的，他要知道一定会来见主席。谢富治在那个会上还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迟群他们搞的鬼，包括吴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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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当中，谢富治是一个非常正派严谨的共产党员。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紧跟毛泽东，他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毛泽东、总理、江青怎么指示，毛泽东怎么指示，他都坚决执行，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哪怕不理解的也坚决执行。他很忠诚，从战士一直干到副总理，而且特别廉洁，文化革命中，他工资的大部分都交党费了。那个时候一双布鞋，一身军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各种传闻。今天，这样的干部已经非常难找了。
但他的神奇不是因为他生活严谨。
我觉得比较起其它起起伏伏的老兄弟，可能是他的忠诚专一，只对毛一个人忠诚，对其他的有点六亲不认的感觉。
罪行之一，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所谓的假党员）
罪行之二，日本特务。
罪行之三，通敌 （华东海军的反谍报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