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张居正夺情与今上修宪 -- 毕玄
依人性的自大习性，谁会认为自己干得不好？搞砸了责任下属背，不干活叫不折腾，有战略定力。
依官僚的巴结苟且和好人主义，谁愿意去得罪人？
所以最高10年他们就会霸满10年，最高15年就都会是15年，无限那就是做到死，国家和人民怎么办？
蔡是今上龙潜时的班底。
《明史》的记载：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署南镇抚。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世以此益恶之。
张居正夺情的时候还没搞一条鞭法呢。丈量田亩是夺情后两年才搞的。一条鞭法要到其死前一年才实施。夺情真的只是他贪恋权力罢了。
而一条鞭法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善政。一条鞭法只不过把田赋、力役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而且从实物税收改为货币税收。但士大夫勋贵之流仍然不交税。税基压在中小地主及平民身上。对商人不征商业税，结果“逐末者千金，而手不沾一役”。实行货币税收又导致农民必须出售自己的粮食以换取货币缴税，结果当中又被商人盘剥一次，进而导致破产，土地兼并加速。
张居正的所谓“改革”其实只是加剧了搜刮。在短时间内的确可以起到“府库充盈”的作用，但治标不治本，付出的代价是平民加速破产，从而为明朝后期更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
当年锦涛干完一届，如日中天，河里老蔡写了一篇:胡温的黄昏。当时争议很大，结果老蔡是对的。因为锦涛在后五年政改、经改一事无成。而且还闹出不厚一事。
这次修宪，不可能是息总一相情愿，高层是达成共识。中国未来将走什么道路，不是三、五年就能安排好的，各种利益集团日趋强大，对任何政改、经改都会强烈抵抗。息总需要时间。
另外，中国历史就是集权和封建之间左右摇摆，不必大惊小怪。
文章在哪？
否则所有这些讨论的前提就不对了。只有他知道应该干什么，而且这个认知不是太离谱的前提下，才能谈到时间够不够的问题。否则争取了很多时间，就会真正有利于国家吗？
人事问题还是应该附属于路线问题来认识的。
首先，当时距离明朝开国时期已经有两百余年，地方上田产的实际拥有者和黄册、鱼鳞册上的记载差别越来越大，地方缙绅、豪强、吏户等利用各种手段将自身本来应当承担的税赋和劳役转移到无权无势的自耕农和小地主身上。按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上升，明朝总的田地量应该逐渐增长。然而在黄册中的记载，却恰好相反——实际负担田赋税粮的田地愈来愈少。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册记载全国的土田总额为八百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在黄册上登戴的全国土田总额只剩四百多万顷。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考成法配合清帐土地，将担田赋税粮的田地总额恢复到七百多万万顷。
重整国家的土地税基是个十分复杂的工作，连张居正这样有多年从政经验的老官僚也，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我记得《万历十五年》里有这么一段：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他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全部文官所终身不忘。批评张居正的人说，他对京城和各地库房中积存的大批现银视而不见，而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敛财，必然会通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这种批评也许过于夸大，但是张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贯所标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却也是事实。
万历皇帝从小在皇宫长大，不识民间疾苦，若刚刚亲政面临大量的类似反对意见，他还能坚持改革吗？以几百年后的现代人观点来看，考成法给官员上了紧箍咒，即使和缙绅、胥吏勾结把全部税收压力转移到自耕农和小地主身上也很难，清帐土地与一条鞭法可以重建国家的可税收土地档案，但是普通百姓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官绅吏也不是吃素的，再被明代的公知类人物制造舆论，没有张的铁腕少年天子能顶得住吗？
如果像你设想的那样张丁忧后继续担任首辅数年后，万历亲政，大量的官绅向新掌权的天子施加压力，他所面临的压力不会比十几年后争国本群臣的压力小，最终万历也不敢立皇三子为太子。同样亲政后若继续改革面临大多数臣僚的反对，他最终很可能屈服。
此外，作为权相和幼主，矛盾是天生的，在夺情事件无论张怎样选择，只要皇帝执政后跟他的改革路线不一致，改革就失败了。至多是丁忧后家族的命运可能会好一些，但张家被抄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传言家有巨额财产，万历皇帝亲政后揽财是有名的，张家的命运还是堪忧的。
习在干什么？官方的说法：反腐、一带一路、中国梦、民族复兴；官吏的说法：培植各人势力打击异己；轮子公知：要称帝要独裁。
所以累得很，而且觉得非自己不可，别人都不行。然而还是缺了法治反腐，就是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安排普通的监察人员，日常反腐，在腐败还不严重的时候就及时发现制止，这样既减少了国家和人民的损失，也保护了党的干部不被腐蚀。
希望新设立的这个直属人大的机构能够实现上述目标。那样五年之后反腐就走入正轨变成日常运作，不需要特别的人手了，是不是也就不需要再连任了。/
/这样是不是自己砸自己饭碗啊？
08年奥运，汶川地震时候抗震救灾，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大震荡，到后来出台四万亿救经济，大力发展高铁和基建，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第二届任期刚开始的时候在08/09年完成的，才是胡温最大的政绩。
而且按照你的分析，只要万历跟他不一心，他的改革没可能成功。
所以得出结论，夺情不但没必要，而且让结局更糟糕，所以是做错了啊。
要是他更想自保的话，不妨丁忧，反正秦以后没有哪个王朝能过三百年
政策具有连贯性和实效性，割裂的评论具体某条政策的得失是不客观的。
当时距离明朝开国时期已经有两百余年，地方上田产的实际拥有者和黄册、鱼鳞册上的记载差别越来越大，地方缙绅、豪强、吏户等利用各种手段将自身本来应当承担的税赋和劳役转移到无权无势的自耕农和小地主身上，从中牟利。对于这些从这一积弊中牟利的人来说，任何敢于触动这一格局的人都是他们的死敌。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核定天下税基865万顷【1】，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只有422万顷【2】，一半以上的税基都丧失了。张居正的改革分步骤进行，先是用考成法给各地官绅吏上紧箍咒，但是相当一部分压力会被转嫁到自耕农和小地主身上。紧接着搜根，就是清帐土地，恢复税基，达到了701万顷，虽然其中有一定水分，但是效果是显著的【3】，说他没有扩大税基是不真实的。士大夫勋贵免税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他们侵吞的大量军屯土地被迫吐出来了，可惜张一死就恢复原样了。
军屯是块大肥肉，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当国清丈田地，仅在辽东清查出的被侵占屯地计8903顷，屯粮199840余石，较之永乐初年的辽东屯田最高额25300余顷，已经占其三分之一以上。明末督师孙传庭在陕西搞过：总计三卫占种逃亡尝追免补各地已清出者，共该起课三千三百二十七顷零，征银三万五千余两。【4】后来就玩不下去了，军屯是什么人侵占的，跟这些人过不去，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陕西当地士绅们纷纷找朝中的门路拆孙传庭的台。说他“玩寇靡饷”，使“秦人日在汤火中”，于是崇祯逼他出潼关进攻李自成，最后兵败身亡，明朝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野战军就送掉了。
在考成法，清帐土地施行的基础上，继续一条鞭法，改革役法，才算是改革初有成效。从几百年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考成法和一条鞭法单独施行都存在不少问题，因为各地官绅吏可以轻松地将负担转嫁到自耕农和小地主身上，只会加重对小民的剥削。但是三者按顺序先后施行配合在一起，就可以重新构造明王朝的土地税基。
张居正的所谓“改革”其实只是加剧了搜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考成法和清帐土地的成果被废弃了，一条鞭法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缺点被放大了。
张居正一旦丁忧27个月，其改革的政策连贯性很容易被破坏，单单只实行考成法，结果就是民怨沸腾，改革走向失败。
注释：【1】《大明会典》卷之〇十七[田土]：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零
【2】《明史 卷七十七 志第五十三 食货一》：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
【3】《明史 卷七十七 志第五十三 食货一》：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4】《山书》明·孙承清，卷十，崇祯十年闰四月，孙传庭奏疏《清理军屯》
美国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 特朗普签字生效不会有任何悬念，这是定位官方，多少巴子倭杂闻之欢欣鼓舞。台湾已经把它自己完完全全放在了大陆的敌人的位置上，大陆能做的应该做的就是完善与积累自己的毁灭力量与手段，等待时间窗口的到来。
马上人民币石油期货要上线了，白皮跳脚是一定的，各种各方面的冲击也是必然的，又是一个极不平静的年份。
他主张农业和商业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反对在财政困难时依靠重征商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认为只有减轻赋税征收才有利于农商发展。他说“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收商税的大头还是海贸这块，那还是需要和沿海各省份的官绅吏好好斗一斗，张当政期间连土地税基问题还未竞全功，哪还有时间搞商税啊
在张当政的年代，商税确实有限，但是万历三大征后，国用不足，万历向各地派矿使税监，搞的鸡飞狗跳，商税的收入也只是增加有限。万历收商税的问题是简单粗暴，直接派太监去各地收商税，太监一般找些无赖打手作为爪牙，此外还中饱私囊，往往引起当地强烈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