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个查：计划生育政策演进 -- 老老狐狸
老老狐狸:我把你链接的邋遢道人关于“HDI和人口增长”的文章转过来
老老狐狸:补一张70-99人口表，指标有育龄人口、生育率、入学率等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在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反驳艾奇逊，他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受到“人海战术”胜利的鼓舞，毛泽东接下来这句气势磅礴的话，全国人民耳熟能详：“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文章中几次提到：“我们的极好的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
毛泽东所引用的人口数字实际是国民政府1947年公布的数据，很不靠谱。
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
1952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其中规定：私自绝育和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罪论处。
1953年1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和避孕用具（这个，可能更多是从外汇使用优先方向考虑）。
另，顺便说一句，中共当年反对人工流产，除了当年的人口观念，也与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原生态的共产主义者对生命权的理解等有关。当然，这些形而上的东东，面对坚硬的现实，无一不是碰的头破血流。
为召开第一届人大和执行“一五”计划，1953年4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的指示和《全国人口登记办法》，动员250余万工作人员开始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定：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人口普查的计算标准时间。
195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表了《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全国人口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其中：待解放的台湾省七百五十九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人（根据一九五一年台湾公布的数字）；国外华侨和留学生等一千一百七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人（根据华侨事务委员会等机关的资料）。
大陆人口接近六亿，这比此前的大家常说的四万万同胞，超的太多了，完全出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们的意料。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每年净增人口1200万，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每年净增人口1200万，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一普的数据，压力之下，理念也得服从现实，领导人们的生育观悄然转向。
1953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中说：“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一个大负担。”
1953年冬天，邵力子在政务院会议上，首提计划生育的观点：“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
1953年，卫生部发布《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表明国家提倡避孕。这一文件是我国人工流产合法化的第一个法规，为节制生育铺开了路子。
1954年，有两个女干部给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写信，反映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邓颖超随即把信转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卫生部提出，避孕和节育一律不加限制。
1954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登载邵力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1954年底，刘少奇也在一次座谈会上表态：“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不节育是无法解决困难的。”
1955年1月，中央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我们的党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
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29条第3项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中。
1956年10月，毛泽东他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国家计委1957年1月呈报《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毛泽东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年底，毛泽东又指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
1957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1957年2月27日，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新人口论，毛泽东3月1日在会上讲话中回应道："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
就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根据他这一指示，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于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
1957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节育委员会，陈云兼任中央节育委员会主任。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要逐步实现计划生育。
这一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室，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
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1955年和1956年都出现了大幅回落，其中出生率由1954年的37.97‰下降到了1955年的32.60‰和1956年的31.90‰。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席卷全国，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事业，男女老少都走上了工作岗位，“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一时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的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叫农民节育。”“八亿人口，十亿人口也不怕。”
58年大跃进，59-61三年困难，生育率大幅下降。
1962年起，人口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比上年增长23.21个千分点；63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为了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长远规划，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64年2月11日发布了《关于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
全国人口登记计算的标准时间为1964年6月30日24时。普查项目除保留第一次普查的六个项目外，新增了文化程度、本人成分、职业三项，后两项不作汇总。同时，要求对1964年上半年出生、死亡、迁出、迁入进行核对和登记。1964年人口普查数字当时没有公布。到1981年第5期《统计》杂志上，刊载了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九项主要统计数据》：
1964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723，070，269人。台湾省、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等人口为28，488，510人。
主任。
1962年，国务院根据毛泽东1957年关于计划生育的设想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强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认真地长期地实行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男女职工在生产、工作、学习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提倡节制生育预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三、做好避孕药品、用具的生产供应工作。化工部门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商业部门要改进供应办法，扩大供应网点，便利群众购买。避孕药品、用具的价格，一律不予提高。
四、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问题。首先必须向群众讲清人工流产是有害妇女健康的，节制生育有效的办法是实行避孕。目前由于避孕知识尚未普及，避孕药物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为了防止群众因不能进行科学的人工流产手术而私自堕胎，造成终身疾病或伤亡，卫生部门应制订具体办法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群众进行人工流产或施行绝育手术。
1964年，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些地区也相应成立了类似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先后建立了计划生育组织机构。
1972年，中央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毛泽东年谱》，1965.8.15 同卫生部长钱信忠谈农村医疗和避孕：使用在农民身上那部分药费，国家出。避孕不能光宣传，应帮助解决药费和工具。
1972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称：避孕药和避孕工具不要钱还不行，还要送货上门，不然，不好意思去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