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一代领导人毛周等对计划生育的态度 -- flyingcatgm
2014年，印度HDI指数0.586（10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改进了计算办法）。
2008-2009年度，印度农业产值为56604.5亿卢比，占GDP的比重为17%；工业总产值达61788.2亿卢比，占GDP的18.5%。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其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同时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梁中堂的“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当时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研。当时他对邻近的曲沃县也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两县群众的生育意愿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只是翼城县政策更宽一些，计生工作有着更宽松的工作环境。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市的设想，从来没有停止过。翼城县曾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写过调研报告，希望能改变翼城“有人视察，没人表态”的尴尬处境但收效甚微。
翼城的尴尬有据可查：1985年试点以后，新华社只在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在公开媒体上，该计划长期悄无声息；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翼城召开了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严格禁止外传。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汇报工作。当时的一位领导向他表明了态度：“这个办法还是不能推广，不过山西省如果觉得不必要撤销，那就继续搞。”当时安斗生无可奈何，但心里很不服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办法如果在临汾地区铺开，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
建议伤痕文学开个讨论班，借鉴一下改开后的种种做法，给伤痕文学润色。
比如某某老干部，受到残酷迫害，红卫兵让他的老婆大月份引产，又到他家里扒房牵牛。
邓朴方可以说一下，当年他爹娘为了躲计生干部，带着他的弟妹，东躲西藏，北京不敢住，要开除公职，所以躲到江西牛棚，受尽迫害。
假设一个孕妇，生活在山西其他县，强制一胎化，牵牛扒房，甚至高龄引产，让她流产，最起码少了一个新生儿。
而这个孕妇，说在翼城，她可以平平安安生孩子，那么最起码多了一个新生儿。
怎么从逻辑上解释呢？
而且，按照当时的超生游击队（我认识的人都有从江苏跑到新疆去生的）的智慧，怎么没有把翼城变成一个根据地呢？
东躲西藏生下来找机会交罚款上户口的是大多数。
不然，怎会80年代总和生育率不降？
另外当时确实有很多周边县的姑娘愿意嫁到翼城。
不过，跟帖里面很多控诉强制一胎化屠杀了多少多少汉人，就没有什么道理了。
因为强制流产的也就是少数，而且80年代生育率没有下降。
更何况，强流并不等于她就不再生了。举个极端的例子，三年内流四次，第四年东躲西藏终于生了个儿子。
在干群关系紧绷、利益取向高度冲突、思想不通的情况下，不少人的想法是：这次被抓住了强流，纯粹是运气不好，流完再怀，怀上就争取走得远远的，藏得好好的。
陈王大哥，小女子可能要得罪一下了。
学界对于我朝曾经的one child policy一直也都不算冷案，在下也曾涉及过一部分人口政策的问题。
我出生于华东沿海某一二线城市，可能算“文明程度较高”。从我有意识起，直到离家出国之前，目之所及，基本上所有同学伙伴都是独生子女，唯二非独，皆为双胞胎。可以说，我这一代，就是在“计划生育（或者独生子女）政策是国策”（严格地说，这个等号不成立）的潜意识里长大的。身边的大家，基本都是自觉遵守，几乎没有听说过扒房殴打强制结扎之类的暴力事件。
当然，个人目之所及，只是一个片面，后来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不否认，在某些年代，某些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称一句“残酷”，不为过。
但是，在操作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强制妇女接受绝育或者引产手术。比如很常见的放置节育环，说白了就是人为造成持续性的无菌性的炎性反应，再比如已育妇女的强制输卵管结扎术，也并非罕见。
很想问一点，其实较之放置节育环/输卵管结扎之类的手段，男性输精管结扎术明显创伤更小，操作更简，复通成功率高，却为什么一直没有推广？或者推广不开来？或者根本没有推广？？？
这可能是我当时作为一个年轻女子，写文章读文献读到的最大震撼之一。
也曾经热血的尝试过，就这个Topic,可以好好做一个深度的调查，但是遇到的一些反馈/阻力，矫情地说一句，有点难过，有点心寒。
我的论述其实和陈王大哥并不算一个非常严格的对答，只是看到各位兄台讨论如此激烈激进，甚至偶感声嘶力竭，想到真正承受所谓“残酷”的群体，不免心绪复杂。
另外提一嘴，有数据文献显示，即使到了如今，在各大高校调查的结果，对于男性输精管结扎术的接受率，具体数据忘了，但依然很低很低。
等你长大的时候，大家对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渡过极度反感，进入了默默接受的阶段， 所以你看到社会的平和现象，80年代的惨象我们都是亲眼目睹的。
说到结扎，80年代的90年代的复通手术水平很低，我本人得到的告知就是女性有可能复通，男性不可能复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男性会踊跃接受结扎手术呢？
人生路长，有各种意外， 夫妻关系也有分手的危险，我是不认同任何结扎手术的，无论男女。至于为什么女性结扎率高而男性结扎率低，毫无疑问，男性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非价值判断，而是状态判断），更愿意保留能力，应付将来的意外，女性地位低，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
从家庭实践来看，夫妻双方如果育龄后失独，当时的技术条件做不了复通手术，但是如果能找到捐卵者，试管婴儿倒是可以做，至少有一方的血缘关系存在。如果男性结扎，不能复通，女性丧失排卵能力，家庭必然陷入灭顶之灾。
男性和女性的地位是永恒的话题，我个人认为这是冷兵器和农业时代残存的现象。从个人智力角度来看，很多研究指出，女性平均智商高，但分布比较平均，男性平均智商低，但分布离散，这个特点导致顶尖男性天长数量的确比较多，哪怕顶尖厨师，也是男性多。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三天不记得了。
男员工一般能接受，不强迫，没补助，手术率很低。
那时国企人都爱占便宜，而且傻，相信组织。给钱的话，四五十多岁的老大爷们都得抢着去。
国外节育手术男性结扎占很大部分，国内推广不了，主要是因为人们以为扎了就等于阉了，而且即使器质上实际没问题，因为心理上的原因也确实会造成一些人ED，所以没多少人愿意做。
陈王大哥估摸得很准啊~~~
90的都马上要30啦，00后都登上历史舞台了。
一个小问题：即使是显微技术不那么发达的90年代之前，结扎手术的难度和痛苦都是女性大于男性，复通手术的成功率则是男性远大于女性。
看一下男性和女性手术的分别操作，后者和前者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不知道是谁告知的您这样的信息，也许是信息告知方有意为之吧。
当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时候找过相关资料，也访问过身边的同学朋友。
我接触的同学当中，父辈做了这个结扎手术的不算太少之外，甚至还有为数不算太少的祖父/外祖父辈的男性自愿接受了这个手术，当时让我极其感慨。
小女子绝非贪慕西风之流，从萝莉到高龄，一路走来至始至终最痛恨的就是自贬媚外之徒。但面对这样赤裸裸的事实，终归心下意难平。
都有造成各种副作用的可能，当时LD同意做的，我当初研究过，也不是100%没有问题，于是我决定在第二个破腹产的时候顺便做结扎。
都签字了，也真的不打算再要孩子，在手术台上，护士和我过paper work, 看到这项，问我，是不是确认要做，我稍微犹豫了一下，护士妹妹立马善解人意地说，你不一定要做的，其实其他方法效果几乎一样的好，于是我就反悔了。
所以也不见得是传统观念，或者是地位高低的问题，这种以防万一的心理，其实我挺理解的
女性放节育环其实效果也很好, 没有复通的问题，手术再小，毕竟是手术。
节育环虽然也可能对很多女性造成痛苦，不过大多数似乎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实在不行拿出来也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