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正当金在北卡罗来纳州开会的时候，一大批民权运动的老兵与新人们汇聚到了密西西比州参加哈蒂斯堡自由日。曾经的自由乘车者，来自布朗克斯的罗伯特.斯通牧师（Robert Stone）曾在非学委举行的华盛顿感恩节集会期间自愿提出要去给鲍勃.摩西帮忙，在北方各州招募著名神职人员参加自由日运动，不过他的工作进程并不顺利。斯通的提议遭遇到了最意想不到的反对者——新近成立的全国教会总理事会宗教与种族委员会的主管罗伯特.斯派克。全国教会总理事会的办公地点是纽约市的一栋大型写字楼，位于协和神学院与河畔教堂附近，教会官僚体系内部的人们都将这栋大楼戏称作“上帝盒子”。这栋大楼里的人们都知道，斯派克向来惯于热切呼吁人们积极成为教会见证人，不过这一回他却另有打算。12月，白宫方面邀请全国理事会的四位高管前来叙谈，会面期间斯派克接受了约翰逊总统以个人身份做出的请求：最近这段时间里他们应当以是否有助于民权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一准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斯派克知道即将上任的密西西比州州长保罗.约翰逊的老家正是哈蒂斯堡。此人刚刚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就职典礼，肯定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容许一场丑陋的教士示威来玷污自己的家乡，而且他在国会当中说话还很有分量。为了向州长示好，斯派克不允许委员会资助本次自由日活动，也不允许活动组织者在附属于委员会的各个新教教派当中招募入狱志愿者。他至多只允许自己手下过度劳累的工作人员律师帮助斯通的长老会会众们筹措保释金——这些即将参与自由日运动的会众们并没有律师。约翰逊州长在就职演说当中强加了一句不妨视为旨在缓和密西西比州种族关系的发言：“我要告诉你们，你我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即便是那些并非源自我们自身过错的事物也依然会影响我们。”身在纽约的斯派克随即给他拍发了一封鼓励电报。
只得靠自己的斯通与长老会委员会的两位同工们将全国电话目录平均分拆成了三份，三个人各自领取一份，逐个询问目录当中的神职人员是否愿意前来参加自由日活动。询问的结果只能用不如人意来形容。即使是最同情斯通他们的被询问人员也很不乐意参加本次运动，因为参加运动的要求听上去实在太不靠谱了：倘若接受斯通他们的紧急邀请，就必须立刻自费赶到密西西比州的某个偏远小镇上，迎接辱骂殴打乃至更糟糕的虐待，然后再自己花钱将自己保释出监狱并且踏上返程。少数态度积极的人们也不知道怎样向身边人解释自己脱离正常生活的打算。最终委员们只得恳求长老会主要机构的负责人们提供一个迫切需要的榜样。提出这个主意的人是盖劳德.威尔莫博士（Gayraud Wilmore），此人是一位来自菲斯特神学院的黑人神学家，受聘担任了这个三人委员会的主管。接连被拒好几次之后，几乎希望破灭的威尔莫找上了一位气色红润、满头银发的约翰.考文垂.史密斯（John Coventry Smith）。史密斯现任泛基督教传教与关系委员会的秘书长，他领导的官僚机构负责监督世界各地共计一千三百多名长老会传教士。威尔莫与斯通找上史密斯的时候其实没抱太大指望，尤其是斯通。他一向认为史密斯不过是个尸位素餐之辈，在教会会议现场的存在感与沙发不相上下。但是史密斯听到邀请之后的反应却令两人大出所料。他动情地回忆起了二战期间自己身为传教士在日本遭到囚禁的经历，并且宣称这段经历赋予了他参加类似活动的勇气：“我的手下完全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继续办公，他们领工资就是为了干这种事。我会去哈蒂斯堡的。”
史密斯的自告奋勇向长老会的各位同工们打了一剂强心针，也让斯通与威尔莫的电话邀约工作顺利了许多。但是当两人动身前往密西西比州时，表示有可能或许会前来参加自由日活动的长老会教士依然要比明确表态一定会来的人更多。两人将长老会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梅斯.罗林斯牧师（Metz Rollins）留在了纽约。罗林斯是一位身材高挑纤细的黑人，布道的嗓门宛若洪钟。他曾经在复活节周日的纳什维尔参加过1963年伯明翰突破之后的第一波示威活动并且被揍得头破血流，这一场面得到了电视转播，也让他成为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名人。他的任务是护送约翰.考文垂.史密斯作为北方教会的高阶护旗手从纽约前往哈蒂斯堡。1月21日晚上，人们在圣保罗AME教堂举行了自由日之前的最后一次弥撒大会。斯通与威尔莫一直在苦苦游说的其他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了会场上。最后会场里一共出现了五十一张白人教士的面孔，其中长老会教士的人数超过三十人。其余人员当中有十名圣公会信徒，两位拉比，以及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吉布森.温特教授（Gibson Winter）。四百多人挤满了圣所，教堂门口还簇拥着二百来人。会众们一边满怀热情地欢迎各位教士前来捧场，同时又觉得眼前情形难以置信，就好像诺曼底登陆前夜的军营里突然冒出来一批要求参加伞降行动的陌生志愿者一样。一位民权运动老兵感慨道，上一次在哈蒂斯堡举行的弥撒大会只有二十七个人参加。
记者和运动领导人同样汇聚在了哈蒂斯堡。艾拉.贝克从纽约赶到这里并在当晚发表了演讲，詹姆斯.福曼也是如此，此外福曼还带来了一支来自亚特兰大的非学委车队。身兼联组委与协进会北卡州地方分会主席的亚伦.亨利当天下午开车来到这座城市，不过他的汽车被人认了出来，因此他刚一下车就被逮捕了。好在他及时缴纳了保释金，并没有错过随后的弥撒大会。 阿姆齐.穆尔四年前说服鲍勃.摩西接受了招募学生推进选民登记的想法，这次他与法妮.洛.哈默、霍利斯.沃特金斯以及其他许多人一起开车从密西西比三角洲赶了过来。马丁.路德.金在密西西比州的代理人、气质宛如雌鹿一般娴静的安奈尔.庞德赞扬了维多利亚.格雷的神速进步：不久前格雷还是哈蒂斯堡的第一位公民学校学生，如今她已经成为了学校里的教师。自由日运动组织者从罗伯特.斯派克那里借来的教会律师杰克.普拉特在布道坛上回顾了针对当地选民注册员瑟昂.莱德的长期诉讼案件。瑟昂.莱德无视前后许多份法庭命令，坚持拒绝批准黑人申请者的选民登记申请，已经犯下了蔑视法庭罪。针对这一罪行的指控最近刚刚呈交给最高法院，还没有得到审理。莱德背负的指控为司法部摆下了一道棘手的难题：1962年詹姆斯.梅瑞狄斯入学密西西比大学的时候，不顾法庭命令坚决阻止梅瑞狄斯走进校门的密西西比州前任州长罗斯.巴奈特同样遭受了蔑视法庭罪起诉。谁都知道前任州长可要比区区一名选民登记员难对付得多。现在司法部一方面要向瑟昂.莱德施加恰当的惩罚，同时又要避免为日后巴奈特案件的最终判决树立一个难以落实的政治先例。“我们来这里则是为了戳弄一下司法部，”普拉特这样告诉听众们。
午夜即将来临之际，劳伦斯.古耶特总结了本次运动的用意与参加运动的注意事项，引发了本次弥撒大会上最热烈的一轮掌声与喝彩。几个月之前，古耶特与哈默、庞德以及其他几人失陷在威诺那监狱里，受尽了拷打与折磨，之后他又被投入了帕奇曼监狱，还是普拉特把他保释了出来。从那以后古耶特就一直在为了这次自由日活动而忙前忙后，摩西指派他担任了哈蒂斯堡地区的哈蒂斯堡项目总监。他举起手臂，示意听众们安静下来，然后缓缓开口说道：“伊曼纽尔.康德。”一阵戏剧性的停顿后，古耶特继续说道：“伊曼纽尔.康德曾经问道，你存在吗？在康德看来，我们必须认为大地上的每一粒微尘都同等重要。”古耶特的做派令来自北方的客人们大感惊讶，尤其是约翰.考文垂.史密斯。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士惊讶地发现，台上这位黑人小伙子看年龄应该还在读大学，台下的听众则主要由女佣与劳工组成，许多女性听众的怀里还抱着孩子，可是台上的演讲人却毫不费力地与台下打成了一片。大感后生可畏的史密斯特意记下了古耶特的一句发言（“救赎的经历只会重塑那些希望赎罪的人们。”），后来他还专门当着古耶特的面称赞了这句神学陈述。阐述了一番哲学思想之后，古耶特话锋一转，又谈起了明天早上参与纠察线的实用警告。志愿者应该在鞋子里藏上几张钞票，还要随身带上牙刷，这两样东西都是为了进监狱而预备的，但是要避免携带铅笔或者任何其他可能被当局视为武器的东西。他还建议大家采取一些非暴力小技巧来减轻自身受到的伤害，伤害可能来自警棍，也可能来自受到警方纵容的愤怒白人旁观者的殴打。古耶特告诉大家，本次运动无论如何都会结束得很快，因为在密西西比州还从来没有哪一场民权示威能够坚持十五分钟以上。不祥的前景与自由演讲以及歌曲激发的昂扬精神相互碰撞，来自新泽西州的安德烈.乌格尔拉比（Andre Ungar）用一段直言不讳的苦痛赐福结束了这场弥撒大会，恳请人们鼓起“远征的胆气”。
只有普拉特与其他白人记者才能在专业中立的掩护下安全地投宿在白人酒店过夜。由于哈蒂斯堡没有黑人酒店，也没有白人房主乐意提供热情款待，其他外来者们只得分散投宿在黑人居住区的各所民宅里。名人派头最足的约翰.考文垂.史密斯理所当然地入住了当地最著名的黑人家庭，也就是弗农.达默尔的农场。另一位东道主名叫黛西.哈里斯（Daisy Harris），此前她一直心中纠结，想要参加维多利亚.格雷的公民课堂可却又不敢。她一开始同意接纳两名白人布道人，最后却有四个人住进了她家里。这天晚上是她平生第一次参加弥撒大会，在参加大会之前她还以为这些外来人打算在自家门口再发动一次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家里实在空间不够，于是她将四位客人塞进了三个年幼儿子的床上，让孩子们在其他地方将就一晚。维多利亚.格雷的家中更是挤满了投宿者，其中大多数人都只能打地铺。在熄灯之前格雷提醒客人们，要是半夜想上厕所千万要小心脚底下，尽量别踩在别人身上。研究非学委的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投宿在了市中心的自由办公室里，办公室则位于J.C.芬尔利的电视维修店后面。凌晨时分他起来上厕所，回来之后却发现自己原本的地铺铺位上挤着其他人。于是他索性走上街头，加入了一群黑白皆有的无处可去之人。幸好路边有一位黑人妇女敞开家门把他们放了进来。津恩在一张床垫上睡了个回笼觉，然后就被墙壁另一边女主人敞开喉咙的晨祷声唤醒了：“哦主耶稣啊，求您保佑今天万事顺利。哦主耶稣啊，求您让他们睁开眼吧。”
1月22日星期二，冰冷的雨水泼洒在哈蒂斯堡街头，一群受过防暴训练的辅警排成三人一排的方阵出现在了路人眼前——其中有些人披着黄色的雨衣，所有人全都戴着头盔，攥着警棍，枪支明晃晃地挂在腰间。领队一声号令，方阵停在了福雷斯特县法院门前，与民权抗议者们刚刚拉起来的纠察线正面对峙。纠察线大约由八十多人组成，尽管警方用扩音喇叭高声喝令他们立刻散开，但是他们却坚决拒绝。来自外地的白人教士与当地的民权运动铁杆成员们肩并肩手挽手，做好了迎接警方冲击的准备。街对面的一百多名白人旁观者们期待着事态的发展，有人目不转睛，有人畏缩后退，也有人忍不住欢呼。但是经过了几分钟的对峙，预料当中的警方暴力并没有发生。一名旁观者询问警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警察方阵里传出来一个不安的声音：“这么说吧，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护那些打算投票的黑鬼。”
听见这句回答的白人旁观者很少。很多人确实注意到了一脸苦相的警察方阵转过身来背对纠察线面向自己，但是他们一开始还有些犯糊涂，以为这是警方的什么计策。这一幕同样让纠察线上的劳伦斯.古耶特看得两眼圆瞪，简直就好像各位警察全都两脚离地飘了起来一样。杰克.普拉特恍然意识到，原本板上钉钉的大规模逮捕即将变成密西西比州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州政府保护的民权示威，可是他的第一反应却不是欣喜，而是恐慌。纠察人员现在固然得到了警方保护，可是他本人以及其他兴高采烈的民权同情者却暴露在街道的另一头，身边前后左右都是种族隔离主义者。一旦这些人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州政府的背叛，肯定首先会拿他们开刀泄愤。好些原本在路边看热闹的黑人因为害怕被捕而畏缩后退，不敢接近纠察线。可是现在他们突然认定自己还是躲进纠察线当中才更安全。一开始只有少数胆大的人一路跑着冲进纠察线，渐渐地就出现了一道横跨马路的人流，致使纠察线的阵容越发壮大。还有几个胆子更大的人受到纠察线上火热气氛的激励，干脆转身走进法院大门，接受了平生第一次选民资格测试。选民注册员瑟昂.莱德刻意放慢了工作速度，一个一个地逐次处理着他们的申请。黛西.哈里斯要求詹姆斯.福曼护送她通过警察和纠察队，但是她腿脚不太好，福曼只得半搀着她来到法院门前。福曼质问警察方阵的领头人巴德.格雷警长（Bud Gray），为什么他一次只允许四名黑人注册人进入法院，却听任白人在街头任意游荡，以至于像黛西.哈里斯这样的人只得在雨中排队。
早些时候，格雷警长、哈蒂斯堡的检察官们以及其他对于人行道具有管辖权的地方官员共同做出了一个困难的决定：这一天决不能逮捕纠察线成员。这一决策背后的主要考量在于维护颜面。哈蒂斯堡是密西西比州的“枢纽城市”，南密西西比大学、全国第二大的陆军营地谢尔比营地以及新任州长的老家都在这里。倘若在这里逮捕几位名声显赫的白人教士，无异于为这座城市留下一个黑眼圈。更何况瑟昂.莱德的案子正在最高法院待审，因此眼下更不适合轻举妄动。市政当局的意外立场致使非学委驻亚特兰大的通讯办公室吃了一瘪。办公室负责人名叫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此前他的团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哈蒂斯堡即将发生戏剧性的冲突，吸引来了大量记者以及电视台摄制组。对于这些一心想要见证大事件的记者们来说，即便是眼前人数空前的纠察线也并不具备特别突出的报道价值。《纽约时报》的现场通讯员直言不讳地写道：“在这种场景当中，鲜血横流内脏四溅才算新闻，但是这里既没有鲜血也没有内脏。”
在新闻战线上占得先手之后，市政当局还要咬牙撑过这一天的余下时间。他们心里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觉得示威者兴许会自行散去而不是在暴雨中伫立一整天。警官们不断地骚扰着越发膨胀的纠察队伍与潜在选民们，想要让他们知难而退。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烦心的警方将目光集中在了鲍勃.摩西身上。密西西比州的许多警察都认识这位年轻的纽约客，知道他是过去三年来南方大部分黑人投票骚动的幕后元凶。于是警方命令摩西立刻撤离该地区。摩西消失了一会儿，与其他人商讨对策，然后很快就重新出现在街头，手里还多了一块小小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为了投票而注册”。在旁观者眼中，他成了一名孤零零的纠察员。当摩西准备护送一名有意向的登记者走进法院时，一位名叫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警察（John Quincy Adams）用破坏秩序的罪名逮捕了他。摩西则公开宣布他要反过来针对亚当斯警官进行公民逮捕，因为这名警官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章第242条。按照预先安排，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紧急召集了附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协助摩西，理由是摩西正在执行禁止州政府干涉公民合法行使投票权的联邦刑事法规。探员们并没有动手抓人，只是站在一旁记笔记。于是亚当斯与另外两名警察就将摩西轰进了监狱。
通过这场宛如决斗的相互逮捕，摩西和刘易斯表演了一番强制执行基本投票权的好戏。民权运动极其迫切地需要华盛顿为他们提供强制执行力的支持，偶尔也确实能够得到这份支持。他们的观点对于新闻界来说太过抠字眼，大多数来自北方的神职人员也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幕，只顾得咬紧牙关继续前进。就像这次运动本身一样，他们也经历了一番顿悟与狂野的情绪波动。整个世界似乎都改头换面了，同时又似乎毫无改变。为了超越敌意与疲劳，纠察人员在人行道后面的法院大楼台阶上组成了临时合唱团，在当天下午的通勤高峰时段演唱运动歌曲。范妮.路.哈默不顾双腿孱弱，强撑着唱起了《你在哪一边》。在近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约翰.考文垂.史密斯依然会若有所思地回忆起《我的国家属于你》当中的爱国主义歌词。他觉得这些歌词绝非老生常谈：“只要试着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唱两句‘美国啊……’，你就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一首革命歌曲。”
原本的自由日抗议运动就这样升级成为了针对哈蒂斯堡这座城市的围攻。民权运动参与者们原本做好了集体入狱的准备，却没成想自己的公共请愿权居然得到了官方保障，致使本次运动获得了意料之外的立足点。于是他们随即改换了策略，宣称要将纠察线无限期地保持下去。第二天运动参与者们再次举行了游行，然后又来到市政法院旁听鲍勃.摩西晚间审判的结果。主审法官梅德莉德.诺里斯（Mildred Norris）一手拿着一根长烟嘴，另一手拿着一张作为证据遭到没收的纠察标语牌为自己扇风。标语牌上印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幼童，下方是一行大字：“在密西西比州给他们一个未来吧。”她看到来自北方的神职人员与密西西比黑人混杂坐在一起，于是命令法警在法庭内施行种族隔离，摩西的辩护律师普拉特当即要求休庭。再次开庭之后，诺里斯法法官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宽宏大量。她允许了哈蒂斯堡司法界的第一次种族融合，“前提是你们不得扰乱法庭秩序。”法官没花多长时间就作出了有罪判决，判处摩西入狱六十天并将他押回了监狱。
其他法官迅速恢复了法庭当中的种族隔离，而围攻运动也保留了一丝超现实主义的气质。约翰.昆西.亚当斯警官逮捕了摩西之后还不罢休，继续牵着一条警犬在纠察线边上来回逡巡，并且向纠察员们夸口道：“我这条狗可凶了，别说是你们，就连别的警察它都敢咬。”这句话的本意自然是恐吓，可是听上去却如同小孩子赌气一般幼稚，以至于在纠察线上引起了一阵哄笑。某同情者给身陷囹圄的摩西送去了一个果篮表示慰问，但是哈蒂斯堡的公诉律师却趁机发难，认为这一做法是针对南方监狱食品质量的抹黑。在休战期间，格雷警长并不介意与民权阵营当中的白人对手们同桌进餐，并且不止一次拿出禁酒令时期当地警方从私酒贩子手里查扣的陈年威士忌来邀请杰克.普拉特与他的北方同伴们“略微尝一口”——约翰逊州长就职典礼上供应的就是这批酒水。1月26日星期六，一名精神错乱的黑人女先知在纠察队员的周围跳来跳去，口中喊道：“布道人误入歧途了！布道人误入歧途了！”对阵双方都声称这名女子与自己无关。此时约翰.考文垂.史密斯已经在人行道上巡游了五天，双脚都肿了起来。为了缓解疼痛，他不得不在鞋子上切开一道口子。惯常的白人起哄者们都管他叫做“黑鬼老大爷”。这个蔑称固然很难听，但同时却又带着一丝令人安心的熟悉感。
1月27日星期天，第一批替补神职人员抵达了哈蒂斯堡。这批人来自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都是被一连串紧急电话召唤过来的，其中九人在接下来的一周遭到逮捕。但是他们后继有人，到了第三周又有二十一人加入了运动阵营。关于先行神职人员的国内新闻报道传播得足够广泛，以至于许多教士都从距离遥远的布道坛来到哈蒂斯堡投入纠察线，使得纠察线上始终不缺人。当地官员的应手则是发动针对性打击。他们很快就逮捕了劳伦斯.古耶特，罪名是宣扬腐化未成年人的不良言论。他们夺走了维多利亚.格雷的丈夫在城市供水系统当中的工作岗位。还有其他几名在纠察线上被认出来的人们也丢了饭碗。接下来市政当局的目标转向了阻止外地神职人员前来增援纠察线。市政府获得了针对摩西和宗教团体的禁制令。到了4月份，州立法机构还将试图立法禁止在公共建筑物附近进行纠察活动，从而一劳永逸地为哈蒂斯堡解围。到时候将会有六十名纠察队员入狱。尽管如此，交保出狱的被告们仍然驻守在法院门口，而联邦上诉法院也驳回了州政府的立法请求。纠察队员们从初春坚持到了夏天，外地神职人员们来来去去，每周轮换一次。
这场持久战并没能引起多少公众注意，部分原因在于哈蒂斯堡从未成为1964年的重大新闻事件，但是民权运动在教会世界当中掀起的波浪还是悄然无声地席卷了政治领域。这些新近加入民权阵营的教士们不仅在哈蒂斯堡做出了贡献，还将强有力的故事带回了各自的家乡。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农村的长老会主教在家信当中告诉两个儿子，“你们要问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关键在于这里的环境像极了当年希特勒掌权之初的德国——充斥着恐惧、耀武扬威的警察与大规模逮捕。我不希望你们或者任何其他孩子在这样一个美国长大。”出于纯粹的战略巧合，来到哈蒂斯堡的北方新教徒在中西部地区与山区各州势力最强，而且恰恰正是这些地区将要决定《民权法案》的命运——民权团体与工会组织在这些地区几乎不存在，当地人也很不熟悉种族议题。要想将这些地区长期蛰伏的教会影响力完全发动起来，最有效的催化剂就是令人惊骇的密西西比州亲身见闻，由各位饱受尊敬的教士亲自传达给爱荷华州或者明尼苏达州的会众、同工与议员们。
罗伯特.斯派克看到了这些可能性。他在全国委员会刚刚干了六个月就向白宫与鲍勃.摩西挑明了自己的意见。尽管斯派克对于哈蒂斯堡运动抱有保留态度，但是摩西依然愿意相信他，因为斯派克敏锐地看到了民权运动经验与传统政治相结合的潜力。斯派克曾认为哈蒂斯堡监狱一日游风险太大而收益不够，而且仅仅动员长老会教士参与运动还可能会危及他团结发动全体教派的努力。现在哈蒂斯堡已经成为了将教士改造成为游说专员的传送带，斯派克也随之改变了他对于宗教管理的态度。“先斩后奏”成为了他手下员工的座右铭。每当这些人打算将任何教会官僚机构推向种族争议问题，都会用这句话给自己鼓气。
斯派克本人也不介意这么做。例如他曾提出在密西西比州发动一场自由夏季运动。1月24日，白天的纠察时段结束之后，聚集在哈蒂斯堡的民权运动领导人开始就更大的问题展开辩论。尚未出狱的摩西错过了本次辩论。代表非学委亚特兰大总部发言的詹姆斯.福曼抱怨道，每次开会的时候报名参加密西西比夏季项目的学生人数都会疯狂起伏，从11月的五千人到12月的一百人，现在又反弹到了一千人。艾拉.贝克则认为大举引进北方参与南方民权运动的计划正朝着事与愿违的方向一路飞奔。例如，全国教会理事会早就希望在三角洲地区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神职岗位，专门负责民权问题，但是当地的民权义工们刚刚告知贝克，他们反对任何北方白人跑到家门口帮倒忙。有些人告诉她，推进种族融合的白人到了三角洲之后无论住在谁的家里都不安全，在公共场合与他们同出同入更会使人沦为活靶子。其他人则认为能说会道的白人肯定要从他们手里夺走民权运动的主导权。更有一些人认为白人学生会把落后的密西西比以及他们这些人当成一块“社会学试验田”进行研究。
会场里有一位麦克阿瑟.科顿（McArthur Cotton），去年8月份他曾经蹲过帕奇曼监狱，还被看守用手铐挂在了牢房门框上。对于是否应当大规模引入北方白人的问题，他多少抱有实用主义的立场。虽然科顿也同意其他批评者的意见，承认夏季项目有些冒险突进，不够尊重当地民权参与者的自主权，项目的目标与行动原则也不够明确，但他依然表示自己会“尽我所能地”为北方志愿者的涌入做好准备。说一千道一万，民权运动从来都是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并且每个人都知道，就在他们争辩不休的时候，北方的招募工作也正在同步展开。阿尔.洛温斯坦正在各个大学校园搜寻拉拢夏季志愿者。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的白人正打算前往南方成为民权阵营的全职工作人员。就在这一周，一对年轻的纽约夫妇迈克尔与瑞塔.施文纳（Michael/Rita Schwerner）在梅里迪恩开设了一个平等大会社区中心。*
*【“我们这里有一间办公室与一台坏掉的打印机，”瑞塔.施文纳在1月23日写给熟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封信的用意是向对方讨要开办自由学校所需的物资，包括文件柜、油印机、书本、纸张与铅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抱负很大，但是有了全国各地人们的支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她的丈夫迈克尔在康奈尔干了两年社工，去年7月4日首次因为参与民权运动在巴尔的摩游乐园被捕，与他一起入狱的是全国教会理事会的尤金.卡森.布雷克牧师。两个月后伯明翰教堂爆炸案案发，促使施文纳夫妇下定决心前往南方长期投身民权运动。】
冷静且偏向保守的论点认为密西西比民权运动应该维持地方运动的规模，避免旨在出风头或者卷入国家政治的计策。不过反对这些意见的民权领导人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夏季项目之外的国家级政治大会。埃德温.金牧师在一周前提交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行动计划”的初稿。这一计划的战略目标是向密西西比州的常规党代会代表发起挑战，指明他们都是种族隔离主义者，因此没有担任党代表的资格。金建议与全国各地支持性质的民权组织结成联盟。他在报告书中总结道：“他们能为我们提供建议，拓宽公民不服从行动的思路。我们不打算反对党代会本身（这样做很可能不会为我们赢得任何朋友），而是集中火力反对密西西比代表团——具体措施可以包括躺在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门口示威，等等。据我们所知，鲍勃.摩西正在试图集结这样一个团体。”
辩论会后的一周，摩西将自己从哈蒂斯堡监狱中保释了出来。 1月31日星期五，古耶特因为发表运动演说腐化儿童的罪名进入监狱，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刑期。当天晚上，摩西替代古耶特参加了另一场关于1964年夏季项目的马拉松式争论，期间他始终默默地坐在一旁。尽管其他参会者磨破嘴皮向他反复宣讲当前情况如何紧急，但是他却始终不肯利用自己的影响发表一锤定音的意见来结束争执。有一次他去参加弥撒大会，前面两位发言人说完之后，他站起来向会众们指出，他们刚刚以同样的热情鼓掌欢迎了两场观点完全相反的讲话，这可不行。要想主张自由公民的权利，首先必须统一思想。说完这番话他就坐了下来，全然不打算表明自己更支持哪位发言人。在哈蒂斯堡战略会议上，摩西始终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藏在心里，甚至就连早就知道他做好了长远应急计划的人们都不知道他对当前局势有什么建议。如此一言不发的姿态反而着力彰显了摩西的一贯信念：民权运动的领导权应当自下而上地来自参与者们，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加在参与者头上。因此他坚定地等待着其他人达成共识。吊诡的是，像这样自我贬抑不愿出头的态度反而加强了他的神秘感以及其他人追随他的渴望。
僵局一直持续到了2月1日上午，当时联组委州主席亚伦亨利从克拉克斯代尔打来一通紧急电话，将摩西从哈蒂斯堡拽了出来：摩西的熟人路易斯.艾伦遭到了枪杀。摩西独自开车西行，穿过密西西比州南部，经由麦库姆进入了阿米特县，一路上不断责备自己疏忽大意，居然失去了艾伦的音信。在一年多以前，地方治安官阿米特县丹尼尔.琼斯用手电筒打碎了艾伦的下巴。袭击发生后摩西写信警告约翰.多尔要关注艾伦的安全（“阿米特那边的白人整天都想要把他收拾掉……”），从那以后他就再没听到过关于艾伦的消息，而且因为诸事缠身也无暇打探。四十四岁的艾伦是一位勉强糊口的独立伐木工，他全程目睹了1961年非学委在密西西比州发动的第一次选民登记项目如何遭到扼杀。或许是出于勇敢，或许是因为天真，总之艾伦不仅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以及其他联邦调查人员，自己亲眼看到密西西比州众议员E.H.赫斯特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大街上近距离枪杀了一位名叫赫伯特.李的农民——公开支持摩西的选民登记课堂的阿米特县黑人并不多，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告诉他们有人逼迫他改口。现在艾伦也沦为了凶徒的枪下亡魂。来自麦库姆的白人记者字斟句酌地报道了当地人的说辞，声称受害者艾伦一直是“存心推行种族融合的司法部的‘告密线人’”。
摩西在见到悲伤的遗属之前就大致猜到了对方会告诉自己什么情况。令摩西深感振奋甚至痴迷的 1963年全国民权运动大高潮甚至触动了偏远闭塞的阿米特县，当地白人对于所谓黑人统治的恐惧不出所料地围绕着路易斯.艾伦身边爆发了出来。虽然当时或者之后都不太可能针对李谋杀案进行重新调查，但艾伦还是听说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下一次针对他的袭击绝不会仅仅打碎他的下巴就算完事。他不止一次地试图离开密西西比州，以至于有传言声称联邦政府为了确保他能出庭作证而打算将他安全转移到其他地方。黑人也陷入了程度相当的恐慌，以至于摩西的一位老熟人羞愧地告诉摩西，不久前他陪艾伦出门，途中有一位白人男性驾车从他们身边经过，吓得他慌不择路地跳进了路边的排水沟，唯恐被人看见自己与艾伦在一起。最后，艾伦的一个身在外地的兄弟承诺为他提供免费住宿，于是艾伦在2月1日早上买了一张去密尔沃基的火车票。艾伦的受教育程度只有二年级，现在又要搬到一个没有伐木工的新城市落脚。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他硬着头皮找了若干位曾经的白人雇主，希望能讨来一份工作推荐信。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知道他打算搬家。有一位艾伦为其工作了七年的工厂老板拒绝帮忙，表示自己不能贸然帮助一名美共嫌疑分子。
艾伦的遗孀伊丽莎白告诉摩西，她的丈夫在动身离开前一天哭了一场，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密尔沃基能不能活下去，更不知道能不能把家里人也接过去。这一天他最后一次恳求当地雇主为自己帮忙，求对方写信证明自己会开推土机。晚饭后他开车回家，来到高速公路边的自家农场大门前，还没来得及开门就遭到了凶手的伏击。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还原，艾伦显然顾不得给他的皮卡车熄火就钻到了车底下并且朝着车尾方向爬去。当他的双脚还与前保险杠平齐的时候，凶手显然绕到车后方蹲了下来，将枪口放低到底盘以下，向他发射了两发霰弹。一发霰弹从他的左发际线射入，击穿了他的额头；另一发霰弹打穿了他的颈部并且打爆了左前轮胎。当他的儿子亨利发现他的遗体时，长时间空转的引擎早已耗尽了皮卡车的汽油，车上的电瓶也已经没电了。
摩西抵达前不久，刚刚当选高级治安官的原代理警长丹尼尔.琼斯就站在谋杀现场告诉记者，虽然尚且没有嫌疑人，但是他并不认为本案动机是选民项目导致的骚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受命要将本案当成政治谋杀事件来调查，于是他转而阳奉阴违地向手下人发布了一条专门用来应对讨厌的民权案件的命令：“需告知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本次调查是奉命行事，发布命令的人是司法部副部长伯克.马歇尔。”联邦调查局兴许并未采信琼斯警长的证词，但是确实采纳了他的逻辑。因此调查开始之后没过几小时，联邦调查局就得出结论，认为本案并不具备进行联邦犯罪调查的基础，因为“受害者不是登记选民，从未积极参与选民登记，阿米特县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也没有过选民登记活动。”从未有人因为艾伦谋杀案而遭到起诉。*
*【直到1994年才有人针对艾伦遇害案件进行了彻底调查。这一年，杜兰大学历史教授普拉特.罗宾逊（Plater Robinson）开始查阅艾伦案件的卷宗，并且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丹尼尔.琼斯。1998年，罗宾逊对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诺克斯（Alfred Knox）的年长黑人布道人进行了录音采访，诺克斯声称琼斯曾经试图招募他的女婿阿奇.威瑟斯彭（Archie Weatherspoon）去“杀了路易斯.艾伦”。威瑟斯彭拒绝听从琼斯的吩咐“扣动扳机”，于是琼斯就亲自动手了。诺克斯与威瑟斯彭在这次采访之后都已去世。2007年，联邦调查局重启了艾伦案件并且认为琼斯是本案首要嫌疑人，但是未能收集到足够起诉的证据。2011年4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制作了一期艾伦案件报告。访谈记者在琼斯家门前采访了老迈的琼斯。并不意外的是，他矢口否认自己当年杀害了艾伦。当记者询问他当年是否是三K党成员时，琼斯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自证罪名。】
这一结果并不出摩西所料。2月2日星期天，摩西驾车开出了艾伦家的农场大门。门口有一位记者认出他是“1961年麦库姆种族动乱的主要推手。”回到哈蒂斯堡之后的摩西终于不再谨守中立，而是开始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支持夏季项目。摩西的同事们对于大量引进白人志愿者依然心存顾虑；满腹抵触的南方民权组织员工依然担心来自北方的白人们或许会吓到当地的黑人运动参与者；摩西的道德观依然不允许他问心无愧地利用年轻白人充当活靶子，从而人为地制造大新闻并且迫使联邦政府干预南方局势；摩西的领导哲学也依然让他极不情愿借助命令或者个人权威来压倒辩论当中的不同观点。但是对于摩西来说，路易斯.艾伦惨遭横死的现实宛如当头一炮，压倒了上述一切反对。“我们没办法保护自己人，”他严肃地宣布道。夏季项目从这一刻开始步入了正轨，剩下的就只有些许细节问题了。
几天后，杰出的耶鲁诗人和作家罗伯特.佩恩.沃伦来到密西西比州寻找摩西接受采访。三十多年来沃伦一直专注于种族问题——三十多年前他以种族隔离为题撰写了一篇模棱两可的论文《荆棘田》（The Briar Patch），文中分析了一干南方文学人物如何在北方物质主义面前捍卫南方的农业价值观。他发现摩西是一个十分长于思辨的人。采访期间摩西告诉他，最近自己在哈蒂斯堡监狱坐牢的时候重新研读了阿尔贝.加缪的著作。这位法国存在主义者挑战读者们既不要成为刽子手也不要沦为受害者，摩西对于这一理念十分着迷。“这就是斗争的重要性，”他这样告诉沃伦。“同时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还要试着在内心寻找爱的角落或者幸福的一瞥。在我看来这是克服内心苦涩的最佳方式。”沃伦问他民权运动有没有希望达到这样的标准，摩西承认毕生都浸泡在仇恨当中的黑人们确实很难“控制情绪不对白人同事们发泄怨气”。摩西向沃伦描述了最近一次员工会议的场面——当然他并没有泄露自己发动自由之夏项目的打算——当时一位密西西比州当地的同事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系列真正的种族仇恨言论……而我们只是坐在一旁听着。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学生才是受害者。”
哈蒂斯堡的纠察线持续了三周后，长老会组织者罗伯特.斯通决定暂且回一趟纽约以便继续招募神职人员。弗农.达默尔在他动身之前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斯通借此机会与达默尔好好熟络了一番。尽管达默尔几乎从不在民权运动现场抛头露面，但是其他人在谈到他的时候都将他称作哈蒂斯堡运动的堡垒、避难所以及裁决争议的最高法庭。那天晚上，斯通斗胆猜测了一下达默尔本人的选举权状态这个颇有些微妙的问题。虽然当地白人都认为达默尔是黑人当中的模范公民，多年来一直参与投票，但是就算民权阵营当中最知根知底的成员也只记得他护送其他黑人去法院登记，却没有人确切知道达默尔本人是否完成了选民注册或者是否投过票。
达默尔反复回避了斯通的提问，不愿让对方刨根问底。 “他们倒是允许我投票，”他这样告诉斯通。“他们允许六个黑人在这个县里投票。但是我不想在他们的许可之下投票。所以我都不去投票。”
当为：当摩西准备护送一名有意向的登记者走进法院时
在1月31日的华盛顿，众议院庄严地召开了关于民权法案的最后一轮辩论。与此同时，萨金特.施莱弗奉命面见了约翰逊总统并且向对方介绍了自己过去一个月当中环游世界的经历。他重点描述了保罗六世教皇如何在耶路撒冷赐福了他从肯尼迪的棺木一角拿来的木制十字架。施莱弗声称直到现在他仍然不得不一直掐自己，免得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一个出生在马里兰州农场的美国人居然会站在重生之后的以色列领土上，当着东方教会牧首的面与教皇本人谈笑风生。
“好了好了，萨格，你说的真有意思，”约翰逊打断道。总统并未向惯常那样当着施莱弗的面大肆讥讽梵蒂冈的繁文缛节，*而是突然转移了话题。 “陪我走走好吗？”他说道。两人穿过玫瑰园走到白宫南草坪的车道，总统在途中宣布他希望施莱弗负责发动即将到来的扶贫战争。
*【去年6月，还是副总统的约翰逊参加了约翰二十三世教皇的葬礼，并且感到不胜其烦。从那以后他经常在人前嘲讽天主教的礼拜活动，故意毫无抑扬顿挫地演唱格列高利圣咏，并且通过猛吸烟斗来模仿礼拜现场香烟缭绕的景象。】
施莱弗紧张地回答说，他记得出访期间自己曾在巴基斯坦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读到过约翰逊演讲当中针对贫困问题的论述，但他确信总统肯定可以找到比自己更有资格的人来负责扶贫工作。此外眼下他还担任和平部队主管，恐怕分身乏术。约翰逊则满不在乎地表示施莱弗肯定可以一边管理和平部队一边扶贫。为了脱身，施莱弗承诺愿意考虑一下这项令自己受宠若惊的提议。他本以为这件事就算翻篇了，不过他并不了解约翰逊的办事作风。
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星期六，一名白宫接线员将约翰逊的来电接到了施莱弗家里，将后者吓了一大跳。“我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你的任命了，”总统说道。
“您说什么新闻发布会？”施莱弗大惊失色。
“就是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约翰逊答道。
“哦上帝啊，”施莱弗低声喃喃道。他语无伦次地表示自己对于贫困问题一无所知，可是约翰逊根本不吃他这一套：“你不能让我失望，所以我们越快说定这件事就越好。”惊慌失措的施莱弗冲着家里人拼命招手，让他们赶紧为自己想几个能把这项任命搪塞过去的借口。他向总统建议道：“您能不能就说您要求过我研究扶贫问题呢？”总统的回答十分干脆：“不，那可不行。”然后施莱弗又万分礼貌地恳请总统再给自己一点时间：“我必须您要是能再给我四十八小时我会更高兴的。”总统却表示明天早上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肯定会振聋发聩：“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扶贫先生了。”
“你有责任，”约翰逊告诉他。 “你有权威。你有权力。你也有钱。不过只怕你未必有种。”
“有种？”施莱弗怕自己没听清楚，又反问了一句。
“就是有那玩意儿，”总统答道。
“我的那玩意儿多着呢，”这下施莱弗有点生气了。
接下来约翰逊又顽皮地指出，施莱弗的和平部队眼下横竖都已经管理人员过剩了——和平部队在海外共有一万余名志愿者，但是行政人员却有一千一百人——就算少了施莱弗一个人也无大碍：“就算是肯尼迪家的大宅子里也没有每十个人就摊上一名保姆照顾的道理，可是和平部队偏偏能这么玩。”这句批评暂时封住了施莱弗的嘴，约翰逊也借着话头结束了本次通话：“祝你好运，也祝你平安落地。”施莱弗很快就在内阁会议现场见到了总统。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介绍红眼导弹与白星眼导弹的试射情况，施莱弗在会场上最后一次激动不安地恳求总统不要操之过急，不过约翰逊轻松化解了施莱弗的最后挣扎，很快就在白宫电影院里宣布了自己的任命决定。直到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又过了好几个小时，约翰逊才向施莱弗解释说他必须抓紧行动，唯此才能平息政府部门内部的激烈反对。很多人都不愿看到总统选择一个从未受过考验的外人。
约翰逊的扶贫项目就这样凭借着即兴发挥连滚带爬地前进着。这通电话过后的第二天，各方各面的专家应邀来到施莱弗家里聚会。施莱弗的手下弗兰克.曼凯维奇（Frank Mankiewicz）打电话给他的老板，想要知道报纸的新闻是否属实，结果却被叫到老板家里参加了扶贫项目的第一次会议。接下来他整整从事了六个月的扶贫工作，然后才回到原本在秘鲁的和平部队工作岗位。亚当.亚莫林斯基（Adam Yarmolinsky）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助手。施莱弗打断导弹情况通报会的时候他也在场。他同样在扶贫项目当中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到五角大楼。他们被赶进了施莱弗的起居室，听取了经济学家沃尔特.海勒和预算总监科米特.戈登（Kermit Gordon）的演讲。
“这么干绝对成不了，”施莱佛在休息时直言不讳地评论道。他承认现行的“社区行动”模式确实有一些优势。自从他们在约翰逊家的农场里举行了圣诞节碰头会之后，社区行动得到了不少修改。为了突破四散分布的小块“硬核”贫困地区，社区行动的倡导者们希望穷人能够自主提出改进意见，从而打造一个精干的扶贫机构。这个机构应当更类似研究基金会而不是传统的政府部门。像这样自下而上的改良手段规模不大并且侧重尝试与实验，很具有创新的气质。施莱弗自己的和平部队就是这方面的好例子。
尽管如此，施莱佛还是认为社区行动的理念不足以实现征服贫困的进军号令。正如来到他家的批评家们当即指出的那样，社区行动理念甚至都没有明确定义贫困及其原因。相比之下，相互竞争的各个政府部门虽然免不了官僚主义政治权术的纠缠，但是却掌握着统计数据与丰富的实务经验。公共工程机构渴望通过公共工程来打击贫困，住房机构则希望通过保障住房来消除贫困。对于助理劳工部长丹尼尔.P.莫尼汉（Daniel P. Moynihan）来说，贫困的根源在于缺乏机会，因此他的部门随时准备开展大规模就业计划。对于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副部长威尔伯.科恩（Wilbur Cohen）来说，贫困无非是变种的残疾，因此他的部门决心推动培训、扫盲以及基本营养方案。施莱弗本人更关心扶贫项目具有哪些他可以拿来向国会推销的卖点，因此他试图将官僚机构之间的矛盾冲突转化为自己的优势——毕竟扶贫战争本来就要“多线并进”。他找来了学者，老同学，官僚，竞选专家，以及一切在他看来兴许足够聪明，能够“理解贫困问题”的人。参会人员抛出了各种五花八门的点子，有人主张将扶贫与太空计划挂钩，也有人主张推行单一税率。由于工作日的一头一尾都很紧张，施莱弗只得在出门买报纸的路上吃早餐，甚至还安排了好几个人陪自己一起出门以便在路上进行面试。有一位海曼.布克班德（Hyman Bookbinder）从纽约的埃莉诺.罗斯福纪念基金会打电话询问自己能否参与扶贫项目，施莱弗回答说：“你多久能赶过来？”布克班德很快就成了曼凯维奇与亚莫林斯基的同事。他们的办公地点位于一座废弃的法院里，临时办公室的办公桌挤得满满当当。他们胳膊下面夹着厚厚的文件到处往来。由于电话机数量有限，每次打电话都要排长队。
政治层面上的怀疑使得有关贫困的辩论越发复杂起来。许多人都抱有针锋相对的观点：约翰逊要么拯救了前总统肯尼迪的理念，要么篡夺了肯尼迪的思想成果；施莱弗要么是肯尼迪家族的忠实外戚，要么就把自己出卖给了约翰逊。施莱弗第一次倒向社区行动项目时，罗伯特的派系成员们都错误地认为他是在按照约翰逊总统的命令行事，而约翰逊在他们眼中是一根政坛老油条，不可能喜欢创新求变的施政手段。扶贫问题刚刚被知识界划分成了许多细分领域并且分别冠以委婉的称谓——例如沿用至今的“青少年犯罪”以及用来形容城市衰败的“灰色地带”。这些称谓无不强调了当前扶贫问题的先锋前卫气质，而涉及这些领域的社区行动也具有同样的气质。因此很有些知识分子希望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成为社区行动项目的殿后护卫军。
不过此时的罗伯特很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自从圣诞节以来，他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一开腔就充满刻薄与绝望了——“最近参加过什么精彩的葬礼吗?”——但他仍旧伤痛未消，消极自闭，整天独自呆呆地盯着桌子，以至于手下人都不敢贸然向他汇报工作，唯恐打扰了他的哀思。此时的罗伯特阅读了许多悲剧诗歌，还留下了读书笔记：“无辜者饱受痛苦——如果上帝当真是公正的，那么这种事怎么可能呢?”私下里他把约翰逊总统称为“新来的”。除了偶尔依然会因为失去权力而感到难受以外，他丧失了大部分对于政治的兴趣。
1月底，罗伯特刚刚结束了对印尼的外交访问后不久就在众议院遭到了伏击。议员们愤怒地抗议道，美国新闻署正在发行一部有关民权的宣传片，片中内容包含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这一举动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往美国脸上抹黑，因为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曾私下向他们透露，金不仅是一名美共余孽，而且还是一条色狼。更糟糕的是，罗伯特居然还阻止联邦调查局发布有关金的警告。接下来罗伯特的班子与胡佛的人马之间爆发了一场持续三周、高度紧张的口水战，双方都指责对方泄露机密，不守信用，或者对于颠覆活动的警惕性太低。
就像诉讼当事人一样，对阵双方的负责人在会议和电话当中口述了许多备忘录。肯尼迪的新闻秘书记录道：“我指出，司法部长所发表过的一切言论都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批准。我告诉德克（.迪洛克），我们在这件事上的记录经得起任何审查。”联邦调查局则抓住罗伯特在白宫再没有家里人做靠山的有利条件采取了更富攻击性的立场。“（伯克）马歇尔是个骗子，”胡佛写道。在2月底之前他通过备忘录将这句指控传播了两次。针对罗伯特本人，胡佛在2月5日含糊其辞地警告对方不要溺爱金，然后又突然换了一副嘴脸，假装担心关于司法部长的肮脏谣言会蔓延开来。所有这些软硬兼施都被胡佛包装成了友好建议：“上个礼拜，那个女人在我们这里收回了一切关于她与前总统、司法部长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曾有过苟且之事的言论。就像她一样，我指出目前她仅仅坚称有两位参议员确实与她有染。但我们已经让她宣誓过了，她收回了自己的言论。我指出有几位私家侦探录下了她的陈述，并以五百美元一份的价格出售录音带……我说那些听录音的人——这是一段很丑恶的录音——能够从中得到淫荡的快感，然后他们又会不断地跟别人重复，直到谣言得势为止。我表示谣言就像滚雪球。我说这是对于涉事人员的大不敬，但是华盛顿从来都充满了流言蜚语。司法部长表示，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密切合作才是最好的，我也同意。”罗伯特表示自己打算在不久后离任，全身心投入到为遇害总统举行的纪念活动当中。朋友们试图恢复他对政治的热情，他则一一拒绝了朋友们的建议。助理国务卿弗雷德.达顿（Fred Dutton）写道，“别人感受到的伤害与你自己的感受相比无非只能是实物投下的阴影而已。”达顿试图哄着罗伯特从长计议，“更充分地表达你对年轻人的关切……更充分地利用你在下一代人当中的潜在影响力（要知道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在二十六岁以下）……”
2月7日星期五，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几位年轻人乘坐的专机降落在了以罗伯特的兄长命名的约翰.F.肯尼迪机场。震惊的记者们眼看着无数妙龄少女冲上街头，争抢着捡拾披头士乐队吉他手保罗.麦卡特尼从豪华轿车的车窗里弹出来的烟蒂。两晚后，七千五百万美国电视观众目睹了披头士访美以来的首演。演出地点是《埃德.苏利文秀》的演播厅，观众席上持续不断的尖叫声几乎淹没了乐队的演唱与演奏。当然，这七千五百万名电视观众当中并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领会伦敦《周日泰晤士报》的论述——这份报纸的乐评版块干脆将约翰.列侬与保罗.麦卡特尼称作“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作曲家”——但是年轻一代歇斯底里大爆发这一现象本身就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
披头士乐队的问世恰逢美国人口增长的浪潮。1964年庆祝十七岁生日的美国少男少女们将会比1963年多出一百万，在他们身后是汹涌高涨的战后婴儿潮。假如按照年龄将刚出生到十七岁之间的美国未成年人划分成十七个群体，那么每一个群体在1964年的数量都会比1963年多出一百万人有余。美国青少年的数量在四十年代一直在下降，在五十年代则停滞不前。可是到了1970年这个数字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两千万人。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李.艾柯卡预见到了他所谓的“史上最热衷购物的年龄群体”即将登场，于是在4月推出了史上首款专门为青年人设计的汽车，也就是著名的野马牌。这款汽车价格合理且动感十足，从头到尾充满活力，而且顾客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安装安全带。从化妆品、软饮料到政治，各行各业的营销人员也紧随其后开始拉拢这个庞大的新兴客户群体。
只要研究一下音乐界的流派渊源，人们就会意识到在披头士音乐的本质其实是一股在大西洋两岸之间来回流淌的跨种族文化潮流。作为爵士乐的众多后裔之一，摇滚乐化用了黑人福音歌曲圣洁与放纵并存不悖的独特气质——就根本而言，摇滚乐削弱了福音音乐的宗教意味，转而歌颂浪漫爱情，并且将原本指向上帝的炽烈热情转向了青春。最早从1952年起，最迟不超过1955年，这一配方通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名曲跨越了种族之间的鸿沟——在1952年，克莱德.麦克菲特与多米诺乐队一起录制了《怜悯我吧宝贝》这首歌，用“宝贝”一词替换了标准福音歌曲标题当中的“主”；在1955年，盲人钢琴家雷.查尔斯更是将福音歌词“我找到了救主”改成了“我找到了女人”。
披头士将跨界音乐带回了美国，*也带来了一股丝毫未受到刺杀阴霾沾染的清新活力。在他们面前，白人青少年就像大觉醒仪式当中的五旬节派教徒那样神魂颠倒。“披头士狂热”席卷了2月份的文娱新闻版块，顶替了原本的头条：金斯曼乐队的歌曲《路易路易》正在全国遭到封禁。（印第安纳州州长马修.威尔士（Matthew Welsh）声称，尽管这首歌的歌词含混难辨，但他就是知道歌词内容涉及色情，因为歌声听得他“耳朵发麻”。）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大卫.利斯曼（David Riesman）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采访时表示，披头士四人组“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太规矩’，但在其他方面却又非常‘规矩’……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欣赏这些英国人是很安全的。”
*【当初披头士乐队还在利物浦混地下圈子的时候曾经录制过一批“模仿”性质的歌曲。他们的效仿对象不仅包括查克.贝里与小理查德这样由福音音乐养大的跨界歌手，还包括名声没那么显赫的跨界先驱，例如率先在乡村音乐与灵歌之间进行混搭的阿瑟.亚历山大。】
披头士乐队是后世所谓“英国入侵”的先锋队。在他们的冲击下，众多美国音乐人的事业纷纷陷入了长期衰退，甚至就连萨姆.库克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库克的父亲是芝加哥一位著名的“圣滚者”布道人，他本人曾是美国第一支福音乐队“灵魂煽动者”的少年明星。1957年，他凭借一首跨界作品《你使我神魂颠倒》打入了白人摇滚乐坛。库克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一头是边远地区的教会复兴仪式，另一头是纽约市里豪华的科帕卡巴纳俱乐部。他的作曲风格也十分多变，时而走的是派对流行音乐路线（例如《扭转黑夜》（Twistin ' the Night Away）），时而又在糖衣的掩护下控诉种族隔离（例如《带镣囚犯》（Chain Gang））。库克的童年朋友卢.罗尔斯曾经是福音乐队“朝圣行者”的成员。1962年，库克推出了满怀深情的《为我带它回家》（Bring It on Home to Me），并且邀请罗尔斯演唱了这首歌的背景人声。1963年底，惊讶于鲍勃.迪伦这样的“白人小子”居然能写出《飘在风中》这样的歌词，不服气的库克也写了一首歌，灵感来源于他本人奔波于自由游行与教堂爆炸案之间的巡演生活，看似单纯的歌词描述了树木如何在河畔弯下身姿。这首宛如预言的歌曲吸引了黑白双方的无数听众。
未来的评论家们将会把这首《改变即将到来》（A Change Is Gonna Come）奉为萨姆.库克艺术才华的巅峰体现，但是歌手在当年的运气却很不好。正当库克在国家电视台上表演新专的同一个周五，披头士乐队也带着最新单曲《我想牵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抵达了纽约广场酒店。此时库克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与新作的风头都会被来自大洋彼岸的同行们盖过去。他飞到南方，拜访了他的朋友小凯瑟斯.克莱在迈阿密的训练营。克莱与现任重量级拳击冠军桑尼.利斯顿的比赛很快就要举行了。尽管博彩界认为利斯顿将会大获全胜的赔率已经达到了十比一，克莱却是一幅毫不介怀的样子，依然信心饱满斗志昂扬。似乎冥冥中自有安排一般，披头士也在库克之后不久来到了迈阿密。在咯咯笑的众多记者面前，四位年轻人一起爬进克莱的拳台，与克莱进行了一轮商业互捧。“你们不像看上去那么蠢！”克莱向披头士大声喊道。“不，但你很像，”约翰.列侬面无表情地答道。佯装动怒的克莱挥动双拳猛击胸口，摆出一副人猿泰山的姿态。披头士们则纷纷躺卧在地，假装自己刚刚被一拳放倒。
在密西西比州，涉嫌在背后枪杀协进会当地负责人梅德加.埃弗斯的嫌疑犯拜伦.德.拉.贝科威茨出庭接受宣判。尽管控方掌握多项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凶器步枪上有贝科威茨的指纹，望远镜瞄准器也是他买的——但贝科威茨每次走进杰克逊法庭的时候总是昂首阔步面带微笑。他承认控方拿来建立犯罪动机的言论确实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例如他曾在法庭上当众宣称“我就像相信上帝那样相信种族隔离”，还在写给全国步枪协会的信件当中表示“未来十五年我们将不得不在密西西比州发射好多子弹，唯此才能保护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免于坏黑鬼与白人人渣的侵害。”贝科威茨将炫耀张扬的胡搅蛮缠战术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拒绝提供不在场证明，而且还欲迎还拒地试图将这场杀戮认领下来——他在监狱里向一家户外杂志投送了一篇内容诡异的稿件，题目是《在夏夜射猎害兽小记》。
贝科威茨坚信自己肯定能得到无罪释放。这条充满自信的预言得到了广泛认同，以至于他的支持者们事先为他安排了一场庆功晚宴，埃弗斯的遗孀梅丽尔也事先准备了一份抗议判决结果的声明。但陪审团却在2月7日星期五做出了令所有人意外的裁决：陪审团的最终投票结果是七票无罪对五票有罪。记者们描绘了这一结果造成的震惊。谁也没想到在密西西比州居然也能有陪审员坚持要判处一名谋杀黑人融合主义者的白人有罪。《周六晚间邮报》的记者宣称这次审判失败是“法律的胜利”。在当晚的一次弥撒大会上，参会者无不兴高采烈，就好像官司打赢了一样，以至于鲍勃.摩西不得不给他们浇了一瓢凉水。他提醒大家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别忘了刚刚卸任的前州长罗斯.巴奈特曾经在陪审团审议期间公然走进法庭与贝科威茨握手。两晚后，摩西向联组委的全州大会介绍了正在巡游南方各地的阿尔.洛温斯坦。洛温斯坦向与会人员提交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夏季项目计划。几位联组委代表提议允许农民使用假名参与这一项目，甚至在“自由注册”名册上使用假名。这一提议令人警醒地指明了人们心中的恐惧。
贝克威斯陪审团传唤了七名黑人担任陪审员，但没有人最终入选。全白人陪审团引发了如此激烈的争议，以至于人们大都忽视了另一个问题：根据密西西比州法律规定，九十五名陪审员候选人当中的每一位女性都遭到了排除。这种做法在当时司空见惯，尤其是对于死刑案件来说。关于性别的全国性假设此时依然与涉及种族认同以及公民身份的怒火毫不相关。正因为如此，弗吉尼亚州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提议将“性”一词加入民权法案的时候才引发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困惑。“我对这项修正非常认真，”史密斯在2月8日对同事们说道。这一天是星期六，关于民权法案的无休止辩论已经看到了尽头，国会也很少见地在周末召开了会议。史密斯在众议院读了一封信——“好让大家知道许多女士对于身受歧视的感受”——他声称收到了一位内布拉斯加州妇女的来信，这位妇女对于美国“剩女数量太多”的现象感到不安。此言一出，全场一片爆笑。史密斯顶着笑声继续解释这位女士要求国会采取措施平衡美国人口性别比例的尖锐言辞，并且念诵了她的愤怒指责：“政府非但没有帮助这些可怜的不幸女性维护自己争取幸福的‘权利’，反而还在世界各地卷入战争，致使大量适龄男性白白死去。”
司法委员会主席、《民权法案》辩论监察人、纽约州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Emanuel Celler）起身反对这项修正案。他告诉史密斯，他认为过去五十年来自己家中的“愉快协议”足以表明这项修正案很无谓，因为“一般总是由我来用一句话结束争论：‘没错，亲爱的。’”两位众议院领袖随即围绕着怕老婆的话题进行了一场半开玩笑的唇枪舌剑。塞勒觉得“我们这个年龄的两名男性竟然在这个问题上彼此对立，这也太反常了。”
“我敢肯定我们并没有彼此对立，”史密斯答道。
塞勒说：“既然气氛有点轻浮，请允许我重复一句几年前听到的话：‘某人的脸皮实在厚/竟然说‘两种性别还不够’。”
众议院的十二名女性代表中有十一人愤怒地站起身来挑战如此诙谐的情绪。密歇根州的玛莎.格里菲斯（Martha Griffiths）发言道，如果还有人怀疑“女人是二等性别，那么眼下的笑声足以证明这一点。”她要求各位众议员们尊重修正案本身的优点，而不是将其当成南方扼杀民权法案的花招。从技术上讲，史密斯的修正案确实适用于民权法案第七章的宣言与执行部分，这部分内容旨在禁止就业当中的种族歧视。但格里菲斯指责国会自从南北战争以来还在许多其他方面针对女性施加了更胜于黑人的剥削。她情绪亢奋地宣称：“你们的曾祖父是自己偏见的囚徒，他们允许曾经的奴隶投票，但不允许自己的妻子投票……主席先生，今天倘若有哪名白人男性对这项修正案投反对票，那他就是在投票反对他的妻子、遗孀、女儿或者姐妹”
纽约州共和党人凯瑟琳.圣乔治（Katherine St. George）立即表示支持，她说，女性也一度想黑人那样被当作动产对待，甚至在宪法中都没有得到提及。“我们不要特权，”她大声说。“我们不需要特权。我们原本就比你们活得长，我们能把你们一直唠叨到死。所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特权呢？我相信我们仅凭自己也站得住脚。我们理应有权享有这一点点平等的碎渣。就算增加这样一个看上去怪可怕的小字眼，‘s-e-x’，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损害这项立法。”
见此情形，民权运动的南方反对者们也胆大了起来，争先恐后地摆出一副副大义凛然的嘴脸，坚决要求通过这项修正案。阿拉巴马州的乔治.安德鲁斯（George Andrews）大声疾呼，“除非这项修正案获得通过，否则这个国家的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相比将会受到极大的歧视！” 一位佐治亚州众议员更是英勇地指出，没有任何一位南方男士会在黑人的就业权利得到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投票支持妇女失去就业权利。南卡罗来纳州的孟德尔.里弗斯（Mendel Rivers）对此表示赞同：“我知道本届国会不会偏袒此等恶行。”
立法史学家这样记录了接下来的情况：“此时会场上一片混乱。”原本的欢声笑语变成了紧张的交头接耳，一张张面孔涨得通红，恐慌在民权阵营当中蔓延开来。司法部副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曾经警告过人们，一旦民权法案摆脱了议事规则委员会的纠缠进入众议院辩论阶段，那么身为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很可能会在情急之下使出剑走偏锋的怪招。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史密斯这位老牌种族隔离主义者居然能想到将非此即彼的女性权利投票表决当成陷阱上的诱饵。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史密斯的挑衅和塞勒的纡尊降贵引起了一场风暴。男性代表不想反对这一出人意料的修正案，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显得自己反对女性甚至反对白人。约翰逊政府仅仅说服了一名忠于民权法案的女性发表反对言论，也就是俄勒冈州众议员伊迪丝.格林（Edith Green）——她悲叹道：“今天我离开国会后，人们要么叫我‘汤姆叔叔’要么叫我‘珍妮阿姨’”。格林告诉众议院，她“不认为眼下是通过这一修正案的时机或者场合”。最近她刚刚目睹了一名女编辑只能沿着消防通道从后门进入全是男性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因此决定作出这一表态对她来说十分艰难：“根据我的耳闻，有关政界女性的笑话要比针对其他任何领域的女性的笑话都更多。”然而她又表示，女性遭受的每一次怠慢都对应着“黑人女性、黑人男性、黑人儿童以及黑人婴儿所承受的十倍乃至百倍屈辱，他们遭受屈辱的原因无非是出生在了一个充满歧视的世界。”
在众议院会场之外，约翰逊政府的说客们匆忙提醒各位众议员不要忘记国会议事的严峻现实，不要忘记参议院的阻挠议事坟场正在前方恭候着民权法案。约翰逊总统强烈抵制对民权法案进行哪怕最轻微的修改，声称该法案必须以同一形式在参众两院得到通过。否则在参议院占主导地位的南方各州主席们将会把这项立法埋葬在两院联合会议委员会里面。一百项论点竞相拉扯着排队投票的代表们的衣袖，试图左右他们的决定。“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史密斯修正案以一百六十八票对比一百三十三票获得通过时，全国妇女党的一名支持者兴高采烈地尖叫道。如此令人吃惊的失礼行为迫使服务人员将她众议院会议厅里拖了出来。
仅仅一个短短的周末就决定了民权法案意外修正案的影响。宪法专家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ckel）指责众议院当中存在他所谓的“苹果和香蕉谬论……眼看某个机构已经被苹果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却还要向其强加一套关于香蕉的管理规范。”但其他观察人士却本着弥漫在史密斯-塞勒谈话当中的轻快精神无视了这一改动。《华盛顿邮报》调侃说， 投票结果“一目了然地……表明了国会山上这栋大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谁。”《新闻周刊》将修正案献给了新闻界的女性先驱、“头戴褶边女帽、整天在电视上露面的缅因州记者”梅.克雷格（May Craig）。人们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项修正案的深远影响。当时美国有许多强大行业的招工广告与用工安排都以性别和种族为依据，性别的重要性有时还更强一些——空乘专属于女性，飞行员专属于男性，大量低收入电话接线员专属于女性，秘书和护士更不用说。通常来说这些行业并不倾向于公开反对种族改革浪潮。
“史密斯这回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众议院的一名密歇根共和党人如是说道。“现在谁也没有办法击沉这项法案了。”2月10日周一晚上，随着要求肃静的议事锤砰砰敲击，随着混乱蔓延进了走廊，众议院针对7152号决议——即1964年综合民权法案——进行了最终投票。这份法案共有十个章节，内容包括取缔学校、公共设施以及联邦资助项目当中的种族隔离，还有一个章节专门取缔了种族与性别两方面的就业歧视。唱票结果是二百九十票赞成对一百三十票反对，民权法案就此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大喜过望的众议院议长伊曼纽尔.塞勒（Emanuel Celler）差点瘫倒在地，他声称这是他在国会四十一年任期当中的巅峰时刻，“我感觉有点像是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得知喜讯的约翰逊总统兴高采烈地在白宫拨打了好几通电话。“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他告诉多数党领袖卡尔.艾伯特（Carl Albert）。艾伯特则雄赳赳地答道，尽管他恐怕俄克拉荷马州的选民们兴许会因为民权法案“把我从国会里踢出去”，但是“我们守住了阵地。”（“您应该看看我今天从家里收到的电报，”艾伯特对约翰逊说，“话说得简直太难听了。”）约翰逊急忙向顾问咨询，是否应该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艾伯特的名字——“你认为他想接受祝贺吗？”——以及如何针对参议院进行战术施压。约翰逊意识到南方参议员的战术是将民权法案摆在减税法案后面，然后再使劲给减税谈判员们扯后腿下绊子，将减税谈判拖延下去，直到“他们连尿都尿不出一滴来”为止。于是他立即联系上了罗伯特.肯尼迪与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提出要调整一下参议院的议事日历，将民权法案的辩论时间提前，“然后再让那帮搞税收的家伙们挖空心思猜想我们会不会让税收法案通过。”约翰逊的花招换来了卡岑巴赫的几声恭敬笑声。约翰逊告诉罗伯特，“不管你想要什么，我都会支持的。”
那天晚上，一群背景各异的说客们举行了庆祝活动。这其中包括宗教与种族事务委员会的罗伯特.斯派克以及由他的新任华盛顿协调员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统管的众多教会请愿信撰稿人与走访教士。对于他们来说，这次胜利的最可喜之处在于来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以及伊利诺斯州的五十五位众议员当中有五十四人投了赞成票，来自北部平原州的十二名共和党众议员当中有八人投了赞成票。服装工人工会的简.奥格雷迪（Jane O’grady）整个周日晚上都在烘焙印有“平等”字样的饼干。她的志愿者团队将这些饼干送给了工会的的消息员、油印机操作员以及电话管理员。
不过民权阵营的两位首席游说者约瑟夫.劳与协进会驻华盛顿代表克拉伦斯.米切尔可是没工夫吃饼干。一名十三岁男孩跑到众议院议事厅门口用力砸门，让劳与米切尔赶紧回到他们位于国会饭店的临时办公室里去接听约翰逊总统的电话。米切尔和劳此前都没接到过白宫打来的紧急电话，两人赶紧冲到一台公用电话跟前接受总统训示。当初他们两人都曾反对过身为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的约翰逊。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约翰逊派系的一名成员还曾经将试图闯进约翰逊办公室的劳当成自由派捣乱分子并且赏了他一记老拳。现在约翰逊却以民权运动总指挥官的身份对他们咆哮道:“你们两个还在那里磨蹭什么？还不赶紧到参议院干活去！。”
在情人节当天深夜的圣奥古斯丁，有人趁着夜色开车经过罗伯特.赫凌的家门口，射杀了赫凌家饲养的斗牛犬。不出一个月，民权运动阵营内部各种大大小小的消息传播回路就让圣奥古斯丁的困境引起了新英格兰各地神学家们的关注。去年12月，自7月静坐事件以来被监禁的四名青少年的父母向圣奥古斯丁法官查尔斯.马西斯（Charles Mathis）投降，承诺他们的孩子将会遵守法官的要求，直到成年之前都不再参加示威游行并且每晚9点过后不再出门。尽管如此，马西斯依然拒绝在圣诞节之前释放这四名少年，下定决心要扼杀掉这四名少年英雄获释之后可能引发的的抗议与庆祝。到了来年1月，范妮.富尔伍德终于得到了与市政专员会面的机会，会面期间她并没有提到这四位青少年的遭遇。仍在试图成立一个跨种族委员会的富尔伍德向市政专员们保证，赫凌已经辞去了他在协进会的职位，而且也不会成为跨种族委员会的一员。然而她的让步，就像四位青少年的父母们的投降一样，对于市政当局来说还远远不够。委员们想知道，为什么富尔伍德夫人没有在圣奥古斯丁建市四百周年纪念即将到来之际撤回她向华盛顿提出的关于当地种族隔离的书面投诉。他们觉得这将危及该市有望得到的三十五万美元联邦补贴。他们拒绝了她的请愿书，并表示相信，既然赫凌已经离开了领导层，那么种族摩擦肯定能够自行化解。
圣奥古斯丁的武装凶徒们还采取了更严厉的方式来重点关照那些拔尖的黑人。他们用燃烧弹烧毁了查尔斯.布朗森（Charles Brunson）的一辆汽车。布朗森是一名聋哑人，受雇于佛罗里达州聋盲学校（灵歌巨匠雷.查尔斯的母校）。2月7日星期五晚上，他们烧毁了班古姆.罗伯逊（Bungum Roberson）的家。罗宾逊是富勒伍德小学的意味学生家长，一年前这座学校刚刚在法庭命令下实现了种族融合，罗宾逊一直在学校里担当志愿者。到了下一周的周五，圣奥古斯丁这座小城里面已经充满了各种传言，人们纷纷都在猜测凶徒们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此时赫凌已经开始提防比自家院子里熊熊燃烧的十字架更严重的行径了。这天午夜，赫凌接到了好几通通报电话，得知有人用一枚浸透汽油的轮胎点燃了第一浸礼会牧师J.H.麦基斯西克（Rev. J. H. McKissick）的汽车和车库。电话那头警告赫凌，他的牙科诊所很可能是接下来的目标。赫凌赶紧冲出家门去保护自己的饭碗。可是他前脚刚走，后脚他的住宅就遭到了一轮集火袭击。凌晨1点25分，有人冲着他家发射了四枚霰弹与好几发猎鹿步枪子弹。前者炸毁了窗户与靠窗家具，后者则打穿了好几堵墙壁。万幸的是赫凌太太与两个女儿都没有受伤，但是一颗点三零子弹杀死了他们家看门的斗牛犬。
怒火中烧的赫凌首先将家人安顿到了可可海滩的安全地带，然后告诉圣奥古斯丁的密友，是时候给马丁.路德.金打个电话了。此前他一直拒绝采取这一步骤，因为他是一名空军老兵而且不信教，因此很不待见以金为代表的非暴力布道人们。尽管如此，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他还是设法联系上了正在加州进行巡回演讲的金。1963年的马丁.路德.金密切跟进着包括圣奥古斯丁在内的全国各地数百场酝酿已久的民权运动。他表示自己愿意帮忙，但是眼下他实在没时间。三周后他将会访问佛罗里达，到时候才有空与赫凌面谈。赫凌再三表示当前情况紧急，于是金介绍他去找C. K.斯蒂尔牧师。他是金在佛罗里达州的全部直属人马的主管。自从1956年在他的家乡、佛州首府塔拉哈西领导了一场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斯蒂尔已经在佛州建立了富有影响力的人脉关系。他利用这些人脉为赫凌和自己安排了与佛州州长法里斯.布莱恩特（Farris Bryant）的一名助手面谈的机会。这名助手承诺要调查圣奥古斯丁周边的三K党暴力活动。
接下来赫凌自费飞往纽约，试图修补与协进会总部的不和，但没有成功。然后他又在费尽口舌之后走进了司法部副部长长伯克.马歇尔的华盛顿办公室。马歇尔向他保证，联邦政府正在监控圣奥古斯丁。赫凌抱怨说，自从枪击事件发生以来还没有人来他家里进行过任何调查，无论是警方还是联邦调查局，而且在9月的三K党殴打事件中只有受害者受到了惩罚。他打电话给白宫，提醒总统别忘了自己去年春天在圣奥古斯丁做出的承诺，并且联系上了一位总统助理，此人很熟悉协进会就四百周年纪念事宜与总统通信的内容。但是他并没能从前人副总统口中套出任何一句承诺。赫凌哀叹道，无论自己走到哪里，所有人都在搪塞他。他对《黑人周刊》的一名记者承认自己几乎即将放弃寻找盟友的努力，“我已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
虽然赫凌的呼吁没能直接传进总统耳中，但是一项奇特的巧合还是引起了约翰逊对于圣奥古斯丁暴力威胁的关注。2月25日晚，总统召集他的安全顾问在白宫的起居区域开会，讨论情报部门发出的警告。约翰逊原计划两天后前往佛罗里达州，届时古巴方面很可能会派出自杀飞行员来刺杀他，杀手将会驾驶小型飞机撞击空军一号或者他乘坐的运输直升机。胡佛建议总统眼下一定要非常谨慎，特别是考虑到有传言说古巴特工可能参与了三个月前肯尼迪总统遇刺案。国务卿狄恩.拉斯克和其他内阁官员激烈辩论了如何在不危及情报来源且不让政府陷入混乱的情况下保护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斯韦.泰勒将军计划让佛罗里达空军基地的战斗机驾驶员在总统落地与起飞的地点周边进行警戒。会后约翰逊在私下里向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吐槽道，这套“警察抓贼”的戏码恐怕会烧掉本次出行的整个预算，而且强度越来越大的空军保护一定会引起注意，“这样做在政治上完全站不住脚。”*有人提出可以让喷气机护航队隐藏在海拔极高的高空，麦克纳马拉与总统对于这一建议全都不以为然。在麦克纳马拉看来，假如刺客的手段当真是驾驶着螺旋桨飞机发动神风敢死冲锋，那么喷气机护航队根本就“连点屁用都没有”。
*【约翰逊这样向麦克纳马拉解释了自己的顾虑：“他们要是问你这么多飞机在天上干嘛，你说这是庆典的一部分，那他们肯定满嘴怪话，说我整天假装节约，在白宫里非要把电灯都关上……出行的时候却闹出这么大的排场来；你要是说这是为了保护我的生命安全，他们准得大呼小叫地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2月27日，约翰逊总统飞到了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刚一落地就陷入了一场连环安全危机。军方与警方原本都在集中精力防备从天而降的威胁，却没想到反而是地面上出了事。先是一枚炸药在圣奥古斯丁掀翻了三十二节火车车皮，紧接着圣奥古斯丁以西十五英里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正好位于约翰逊直升机的目的地帕拉特卡与圣奥古斯丁之间。命途多舛的跨佛罗里达运河即将在帕拉特卡开工，约翰逊原本要在开工仪式上致辞。这两枚炸弹切断了沿海的铁路线，炸毁了高速公路干线上的货运车辆，将车流拧成了麻花。总统卫队担心还会有第三枚炸弹，所幸的是他们多虑了。
当晚，约翰逊总统来到迈阿密海滩的枫丹白露酒店参加民主党筹款活动。他在活动现场愤怒地拍着桌子高呼道：“绝不能让犯罪分子继续嚣张下去了！”总统宣布他已打电话命令埃德加.胡佛派遣“手下最得力的干员之一”前往圣奥古斯丁查案。约翰逊的愤怒爆发令台下的来宾与记者们颇为吃惊。他们并不知道总统面临着自杀式袭击的威胁。在他们看来，针对佛罗里达州东海岸铁路公司的罢工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眼下无非是又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而已，总统如此大惊小怪实在是有失体统。此时胡佛已经派遣约瑟夫.苏利文（Joseph Sullivan）率领三十名联邦调查局探员领导了一场联邦政府-州政府大规模联合调查，旨在深入了解当前的铁路大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对战双方分别是铁路工会佛罗里达州东海岸铁路公司的总裁、来自圣奥古斯丁的爱德华.鲍尔（Edward Ball）。因为此前法院仲裁要求铁路公司为工人们加薪10%，但公司始终置若罔闻，致使工会愤怒不已。至于爱德华.鲍尔则是是杜邦公司的继承人，平时为人性情好斗且脾气古怪，总喜欢在半夜就着一杯波旁威士忌吃烤面包片，并且声称这样做能够“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不到三周，苏利文团队就会以蓄意破坏的罪名逮捕一批工会同情者。
对于赫凌来说，这一轮爆炸案真可谓歪打正着，促使联邦特工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蜂拥来到了圣奥古斯丁，可惜的是这些联邦特工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授权，不能调查当地暴徒武装捍卫种族隔离的行径。3月6日，他带领一支小型车队从圣奥古斯丁出发前往奥兰多，参加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佛罗里达州集会，可是到了之后却发现金临时取消了与他们的预约，转而前往法兰克福参加了肯塔基州议会大楼门前的自由游行，游行人数足有一万人。代替金接见赫凌一行人的是领导大会的外联主管C.T.维维安牧师（Rev. C. T. Vivian）。维维安是自由乘车运动的先驱，曾与詹姆斯劳森一起担任纳什维尔学生运动的导师。维维安立即亲自访问了圣奥古斯丁，但他却进一步让赫凌代表团感到失望，因为他表示领袖大会不会接纳一个当地支持如此薄弱的团体。在维维安看来，圣奥古斯丁当地的黑人牧师既被动又害怕，而且协进会的很多领导人似乎都同意种族隔离主义者的观点，认为赫凌的作风过于粗鲁。他希望赫凌他们能够首先自行发动起一场运动，然后再来邀请领导大会共襄盛举。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维维安只能向赫凌提供自己在去年秋天曾经告诉北卡罗莱纳州的戈登.弗林克斯的建议：应当向金在新英格兰的神职朋友们求援。他提出可以在春假期间帮助赫凌招募神学院学生前往圣奥古斯丁进行示威。
赫凌原本梦想着得到金博士的救援乃至联邦调查局的保护，如今却只能指望一帮学生来给自己助阵，不由得感到万分失望。他嘲笑维维安的计划徒劳无益，到头来只能是一场空。不过他手下的协进会残余人员还是要求维维安承认他们是领导大会的新建地方分支。3月11日，还没等他们印制完成带有领导大会抬头的信纸，赫凌就给金在北方唯一的附属机构写了一封信。信件一开头他就写道：“春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会南下前往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州海滩。”然后他敦促学生们到了3月底不要去代托纳海滩游玩休憩，而是加入“圣奥古斯丁的人权斗争”。
赫凌的来信以及随后展开的电话攻势把圣奥古斯丁的困境摆在了管理马萨诸塞州领导大会分会的一小群神职人员和神学家面前。分会主席维吉尔.伍德牧师（Rev. Virgil Wood）不久前还在自己位于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家庭教堂担任领导大会的理事会成员。大大小小的民权活动伍德也已经参与过了不少，这其中去年6月在丹维尔发生的警察暴力镇压事件至今依然让他心有余悸。那次游行的场面极其可怖，与他同行的将近五十名同伴都被殴打成重伤，不得不住院治疗。伍德相信自己那一次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多亏了自己不顾一切地维持着与袭击者之间的人性联系（“我盯着他的眼睛，不让他转移视线，”他这样告诫其他运动参与者们）。丹维尔遇袭之后不久，伍德就提出要举家迁往北方，在北方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导大会分会。他能感到同工们都怀疑他被吓破了胆，丧失了斗志，打算临阵脱逃苟全性命，他也知道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道理，因此他非常感激金老爹出面替他解围。金老爹粗声粗气地表示他认为伍德北上扩张领导大会势力是一着好棋，无论罗伊.威尔金斯是否会因此而受到冒犯。
伍德谋得了蓝山基督教中心（Blue Hill Christian Center）主管的职务。这是位于波士顿黑人贫民窟的一个实验性教区，由他的母校神学院、著名的安道尔-牛顿神学院（Andover-Newton）资助。蓝山教区下设一个辅导中心、一座庇护所、一家为在职父母开设的“母亲俱乐部”托儿所，以及每周六举行的街头布道活动——每周六中午教区会进行一个小时的广播礼拜仪式。华盛顿大游行之后，伍德与神学院的老同学们招募了十五名波士顿神职人员南下前往北卡罗莱纳州的威廉斯顿，参与了第一轮支持戈登.弗林克斯的自发运动青年唱诗班的活动。眼下距离复活节还有三周，马萨诸塞州领导大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身在圣奥古斯丁的赫凌招募了第二批新兵。他们在寄给新英格兰神学院和大学牧师的申请表中强调:“本次活动不是度假……学生们应当预先准备好保释金。”安道尔-牛顿神学院的哈维.考克斯教授（Harvey Cox）写了一段简短的历史，向参与活动的人员介绍了圣奥古斯丁在建市四百周年前夕为了结束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斗争。
考克斯找上了伍德所在的领导大会分会的若干名核心教士，包括詹姆斯.布里登（James Breeden）与保罗.查普曼（Paul Chapman），然后他们又一起拜访了三位著名的圣公会主教，商讨护送学生示威者前往佛罗里达州的事宜。三位主教一开始表示愿意帮忙，但后来又变了卦。因为按照教会的行事惯例，他们必须首先得到佛罗里达州当地同级别主教的礼节性邀请才能前往人家的教区，可是他们始终没能从佛州同工那里搞到请柬。像这样拘泥于教会礼仪的做法令三位主教的家里人颇有微词，最终三位主教的妻子们干脆主动出头，向领导大会教士的妻子们承诺愿意顶替自家丈夫前往佛罗里达助阵。“如果你再也见不到我，那就去看看你的父亲吧，”美国主流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当选黑人主教的妻子埃斯特.伯吉斯（Esther Burgess）这样告诉她的孩子。她的同行者之一玛丽.皮博迪（Mary Peabody）是波士顿上层阶级的顶层人物，她的公公是格罗顿中学的创始人，她的丈夫是马尔科姆.皮博迪主教，她的儿子则是现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恩迪科特.皮博迪。当她出现在蓝山基督教中心门前接受非暴力目击者紧急培训的时候很是引发了一阵骚动。
就像在佛罗里达州一样，密西西比州的白人武装暴徒们也在当地政治领导人的阴影下动员了起来。为了确保白人选票不至于分裂，州长保罗.约翰逊提出了一连串议案，旨在预防人数在密西西比州微不足道的共和党发动选举机器乃至得到任何政治上的可乘之机。州立法机关授权了二百名新近就职的州骑警控制种族骚乱的特别权力。到了2月，为了吓阻来自北方的学生们在夏天“入侵”自家地盘，杰克逊市长艾伦.汤普森集结了大批重装警察，在新闻镜头前组织了一场列队阅兵——参与阅兵的警力与装备包括一支配备毒气面具的防暴中队，刚刚添置的二百条霰弹枪，还有一辆最近定制的装甲卡车，人们将其戏称作“汤普森的坦克”。“我这里将不会发生非法游行或者和平示威，”他这样告诉《新闻周刊》。他还声称自己的城市已经做好了紧急准备，具有一次性关押多达两万五千万名囚犯的能力。
几乎与此同时，2月15日，两百多人在布鲁克海文秘密会面，创建了三K党白衣骑士团（White 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这是一个从主流三K党分裂出来的派生组织，纪律严明，擅长突击行动。骑士团团长、来自罗瑞尔的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ers）采用神学语言抗议世俗腐败（“自私是人类当中的节日女王，诱使无数人忘记了荣誉、正义、爱、全能的上帝以及基督教的一切原则，只顾得向她行礼致敬。”）鲍尔斯呼吁手下团员们投身于对抗恶魔崇拜的净化之战，至于恶魔崇拜的表现形式则是以民权之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共产主义枷锁。每一位新成员在入团时都要念诵以下誓言：“我们是谦恭地服从全能上帝意志的凡人。我们恳求祂在我们的工作中给予指导，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国家及其宪法从未作出激烈抵抗就遭到摧毁……”
鲍尔斯是一位魅力不凡的人，而且擅长秘密作战。他精心策划的夜间袭击很快就吓坏了黑人运动。（“我们被淹没了，”鲍勃.摩西在信中向阿尔.洛温斯坦诉苦道。“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密西西比州西南地区发生了五起谋杀案。三K党活动包括三起鞭刑，多起零星枪击，一百八十次焚烧十字架。”）在4月份，密西西比州的白人骑士团势力已经强大到了足以在一夜之间的六十多个县里焚烧十字架的程度，并且通过这次行动向全州各地发出了招兵买马的信号。到了5月底，骑士团的秘密成员已经增加到了将近一万人。
如果说白衣骑士团是种族隔离势力的武斗班底，那么一直在新闻发布会与十字架焚烧之间斡旋的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Mississippi State Sovereignty Commission）就是种族隔离势力的文斗班底。这个组织是由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资助的一家州立机构，其任务是在最高法院裁定布朗案之后继续维护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至上地位。在2月份，鲁维尔市长向主权委员投诉称范妮.路.哈默在该市向贫困黑人家庭分发食物和衣服的时候附加了贫困家庭应当参加选民登记的条件。主权委员会的探员们随即了咨询了州检察长，想知道能否对她提起贿赂指控。他们确定了范妮.路.哈默捐赠的救济物资来自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追踪了货运公司和供应商的名字，还从印第安纳州向日葵县的登记员那里得到了陪同哈默的选民登记申请人一起露面的护送人员的体貌描述与车牌号码。由于申请成功的人寥寥无几，而且预计整个冬天都不会再有从剑桥来的卡车，主权委员会与卢维尔市长决定“暂不采取行动，以免让这些煽动分子得到任何程度的公众关注。但是他们的活动将会受到密切监视。”
主权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还在步步紧逼地限制图加卢学院的发展，该学院是该州为数不多的种族融合主义者避难所之一。主权委员会主管埃尔勒.约翰斯顿（Erle Johnston）通过学院教职员工与学生当中的线人收集了“一份学校受托人与收入来源清单”，然后与约翰逊州长和立法委员会主席一起向远在纽约的图加卢学院上层支持者们提出了一份直截了当的建议：密西西比州政府希望他们能够立刻解雇学院院长丹尼尔.贝特尔（Daniel Beittel）和牧师埃德温.金。约翰斯顿告诉基督教联合教会的卫斯理.霍奇基斯（Wesley Hotchkiss），只要贝特尔与埃德温马上走人，“我们就可以保证……密西西比州立法机关不会对学院采取任何惩处措施。”要是图加卢学院敬酒不吃吃罚酒，密西西比州政府就要吊销学院的办学资质，或者不承认学院毕业生有资格在本州公立学校教书。图加卢学院守住了埃德温的教职，但是贝特尔还是在4月份被迫辞职了。约翰斯顿乐观地表示，像这样小心施加的威胁可以消除其他地方的骚乱。他向约翰逊州长建议道：“我们已经针对拉斯特学院实施了类似图加卢学院的遏制计划。”
缓慢推进的危机浪潮将压力与反压力扩散到了千奇百怪的角落。主权委员会将势力从密西西比州扩张到了华盛顿特区，与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报纸出版商威廉.勒布（William Loeb）合作，为反对民权立法的主要游说团体提供担保。勒布是美国基本自由协调委员会的主席，他在二百多家报纸上刊登了付费广告，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综合法案”。在他的家乡，他则在同时鼓吹两场并行的圣战。首先，勒布向来决心维持新罕布什尔州不必缴纳所得税或销售税的免税州地位，而且他还试图通过公民投票创制出二十世纪美国第一家合法的州博彩彩票——彩票奖金自然也是免税的。“别忘了为大满贯彩票投下一票，”他在自家报纸《曼彻斯特联合领导报》的头版上敦促选民。其次，勒布还不知疲倦地为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第一次总统初选拉票。他警告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民权力量正在策划一场邪恶的阴谋，以确保“黑人占据上风并且足够强大，以至于足以接管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政府职位”。当时有人声称发现了出自黑人之手的仇恨传单“正在滚滚涌入花岗岩之州”，《曼彻斯特联合领导报》随即转载了这套漏洞百出的说辞，以至于激怒了新罕布什尔州原本数量寥寥的黑人人口（大约只有千分之三）并且促使他们纷纷站到了戈德华特这位“白人的最佳选择与英勇斗士”的对立面上。
3月5日星期四，勒布在曼彻斯特军械库主持了一场为戈德华特造势的集会。《曼彻斯特联合领导报》声称集会现场的人们“怒吼着支持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先是谴责了一番华盛顿“领导力缺失”，然后一位名叫罗纳德.里根的演员也登上了讲台，全身上下还穿着电影里的戏服。“民主制度不可能作为一种永久的政府形式存在，”里根如是说道。他告诉曼彻斯特的民众，他引用的是十八世纪历史学家弗雷泽.泰德勒的论述。“一旦选民发现他们可以通过选票来瓜分国库谋取私利，民主制度就会走上末路。从那一刻起，大多数人总会投票支持那些最能耗费公帑向他们卖好的候选人。于是乎民主总会因为松弛的财政政策而崩溃，随之而来的则必然是独裁。”里根一方面凭借舞台形象为戈德华特造势，声称戈德华特是美国避免此类灾难的最佳机会，另一方面他也在自己位于加州的家里盘算着亲自投身政治。他正在支持一项名为十四号提案的全州范围的投票倡议，该倡议旨在废除加州政府于1963年通过的《拉姆福德公平住房法案》（Rumford Fair Housing Act）。
里根支持的第十四号提案将会成为全国反民权运动的先兆，并且预示着加州将会成为公民政治的风向标。但是这份法案在当时却遭到了忽视，仅仅被人们当成了选举年的次要情节。民权运动的成功将几乎所有涉及种族的看法都纳入了南方种族隔离的框架内，而南方种族隔离的命运则取决于参议院可能采取的拖延战术。金在加州敦促听众们保护他们的公平住房法案免受十四号提案的影响——“每个公民都必须挺身而出拯救它！”他在洛杉矶帕拉迪剧院的集会上这样表示——不过他的警告仅仅得到了黑人媒体的传播。十四号提案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倡议旨在维护房主的自由，而并不像金描述的那样是为了保障将黑人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的权利。
在北方的竞选活动中，白人怨恨的早期迹象被舆论界当成了错觉。比方说在历来偏向自由派的威斯康辛州，一名来自奥什科什的政治新手居然主动招募了一批宣誓代表，从他们手中收集了足够多的情愿签名，希望著名种族隔离支持者、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来到威斯康辛州出面竞选总统。华莱士听说此事之后一开始还不太相信，直到他在3月6日亲自检查了充满溢美之词的报告之后才确定此事不虚。4月7日，华莱士在威斯康辛州举行的民主党初选中宣布他将挑战约翰逊总统。
美国的主要思想家们一时间都不知道应当如何理解近在身边的民权抗议活动，尤其是在抗议地点并不存在种族隔离法律的情况下。2月份的某一天，将近五十万名纽约公立学校的学生举行了集体罢课，理由是他们的学校条件太差，不适合学习。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这一天私下写道：“今天早上，纽约的黑人开始了抵制运动。我认为他们玩过头了。可怜的孩子们把哈莱姆区的学校都闹得关门了……他们认为大规模地废除种族隔离将会提高他们学校的水平，但师这样做将会需要运送大量黑人与白人儿童……人性并没有那么善良。”在密西西比自由投票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过民权运动的社会主义领袖诺曼.托马斯也抱怨道，北方的公共骚乱“疏远了我们必须赢得并留住的朋友”。
这次为期一天的抵制活动还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一份窃听报告提醒联邦调查局，抵制活动的顾问之一贝亚德.拉斯廷计划参加一场联合国招待会，为的是迎接应和平主义者邀请来美国访问的苏联作家瓦蒂姆.索布克。接到情报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迅速采取了行动。身在华盛顿的德克.迪洛克副局长在《纽约每日新闻》的头版刊登了一则新闻《抵制活动首脑是苏联的座上客》。遭到伏击的拉斯廷则地毫不退让地预言道，“黑人根本不会关心阿德莱.史蒂文森大使在苏联代表团吃不吃午饭，更不会关心这条新闻。”但是联邦调查局官员依然夸口说，“拉斯廷现在至少已经沦为争议人物了。”在他们看来，这篇文章不仅打动了困惑的读者们——其中许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纽约的黑人不让自家孩子上学——使得他们很容易相信本次学校抵制大概受到了苏共影响，而且还促使黑人领导人在私下里相互指责，从而为联邦调查局开辟了进一步发动后手的空间。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者在拉斯廷的往来电话当中听到了不少恶言恶语，由此发现了“促使罗伊.威尔金斯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攻击拉斯廷的绝好机会。”
就像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一样，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政治部门（部门的名称是“反情报项目组”（COINTELPRO））也将民权运动当成了变相的共产主义阴谋颠覆手段。随着冷战颠覆的实际威胁逐渐减弱，反情报项目组却变得越发活跃起来并且扩展到了新的领域，从而对抗民权运动人脉广泛的联盟。在北方神职人员正在纷纷动员起来反对密西西比种族隔离之际，联邦调查局仔细梳理了国家教会委员会二十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的安全档案，以确定他们是否受到了“共产党的辖制或者控制”，其中就包括参加了哈蒂斯堡自由日游行的约翰.考文垂.史密斯。
反情报项目组的专家们还试图削弱一部分并未被联邦调查局与共产主义扯上关系的种族势力，例如伊斯兰国度。为了“扩大（伊利亚.）穆罕默德和（马尔科姆.X）利特尔之间的裂痕，并且尽量促使利特尔被逐出伊斯兰国度”，联邦调查局总部根据从窃听当中收集到的内讧言论起草了一篇关于“穆斯林帝国高层内战”的匿名新闻报道。在2月份，迪洛克和他的助理直接将这篇句句话里带刺的文章投喂给了全国最大的黑人报纸《芝加哥捍卫者报》。根据文章的说法，马尔科姆在发表了肯尼迪遇刺声明之后遭到解职的情况其实是伊斯兰国度为了掩饰派系纷争而采取的手段。马尔科姆的同事们都抨击他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以及难以控制的真正革命派”，马尔科姆则反唇相讥道奢侈的生活已经败坏了默罕默德一家，诱使他们背离了伊斯兰国度的严格道德准则。这篇文章的口径已经非常接近事实真相了，以至于联邦调查局的作者们在窃听当中得知伊利亚.穆罕默德的顾问们都认为马尔科姆.X对外泄露了机密。“各家报纸都把这篇文章传遍了，”顾问们气急败坏地说道。
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来看，针对马尔科姆.X或者贝亚德.拉斯廷的骚扰只能算是例行公事，相比之下针对马丁路德金的政治打击才是重中之重。在胡佛、约翰逊总统以及罗伯特.肯尼迪之间的三角斗争中，马丁.路德.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挥了核心作用。2月17日晚，约翰逊的幕僚长沃尔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和年轻的助理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陷入了一场政治危机。前一个夜晚，一名来自司法部的信使向白宫递送了厚厚一大摞关于金的档案。花了一个白天看完档案之后，他们连夜召见了迪洛克副局长。迪洛克抵达白宫之后，詹金斯严肃地向迪罗克解释说，伯克.马歇尔将这套文件发给他们的时候还附加了一封警告信，声称联邦调查局正在试图泄露针对金的黑材料，这一做法很可能会毁掉民权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机会。马歇尔说他希望白宫彻底了解联邦调查局针对马丁路德金的情报战，但詹金斯怀疑罗伯特.肯尼迪让马歇尔发出警告其实是抱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向迪洛克吐露了自己的理论：这位“迫切希望成为副总统”的司法部长打算建立一份记录，证明自己已经将“金的共产主义背景”充分告知了约翰逊。正如迪罗克后来告诉胡佛的那样，莫耶斯还提出了一种更为险恶的解释：或许罗伯特玩的是贼喊捉贼的把戏，其实打算泄露反金消息的人正是他本人，为的是随后能够反过来指责约翰逊总统明知金的性格缺陷却仍然与其“在政治上有染”。
这种层次的勾心斗角就算放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也毫不逊色。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约翰逊与罗伯特的心里都充满了恐惧与嫉妒，两人的抱负则相互冲突，与此同时白宫本身也摇摇欲坠地艰难控制着爆炸性的种族秘密，这一切都为相互算计的戏码搭建了舞台。詹金斯咨询迪洛克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约翰逊政府在眼下的危险情况下支持联邦调查局，倾向于与胡佛结盟反对罗伯特而不是相反。迪洛克进一步发挥了联邦调查局的优势，他告诉詹金斯与莫耶斯，这批反金文件其实暴露了罗伯特而不是约翰逊的政治弱点，因为罗伯特已经“保护金很长时间了”，而且也是他签字批准了针对金的秘密窃听。迪洛克说服詹金斯拒绝接受这批堪比政治地雷的文件，并且连夜将其送回了司法部。
胡佛之所以能够恢复他所珍视的与白宫的直接联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滋养了约翰逊总统对罗伯特.肯尼迪的个人怨恨。他与约翰逊都是政坛老将，如今又摆脱了同一位年轻人的羞辱统治，这条纽带促使两人走得很近。与此同时，他也对罗伯特司法部里面那些有名无实的上级感到愤怒，认为他们都打算恶意报复自己。“卡岑巴赫在沃伦委员会面前污蔑我们，现在马歇尔又打算在白宫毒害联邦调查局的名声，”迪洛克在一份备忘录里面写道。胡佛通过迪洛克向约翰逊发送了一连串秘密信息，表示罗伯特也在密谋反对自己。约翰逊解雇了两名白宫助手，理由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显示他们是罗伯特的卧底，胡佛随后又奉上了一份内容凶险的报告，称罗伯特的检察官们正在策划一系列旨在让约翰逊难堪的调查。
*【司法部副部长尼可拉斯.卡岑巴赫在2月份重新成为了胡佛的敌人，因为他坚持要向沃伦委员会提供未经删减的肯尼迪遇刺原始资料。这批资料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后来成为了阴谋论信奉者的立论核心，例如有报告指出联邦调查局曾经从达拉斯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地址簿中删去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名字。】
整个2月份，约翰逊一直满脑子都在担心罗伯特的事。他试图通过制片人达里尔.扎努克为西奥多.索伦森在好莱坞安排一份工作，条件是到了1964年竞选期间索伦森要回到白宫为约翰逊助选。索伦森拒绝了这一条件。他的表态促使总统开始怀疑他这是在密谋帮助罗伯特与自己竞争总统之位。约翰逊曾经恶狠狠开玩笑说自己兴许会放弃白宫，代替索伦森将这份好莱坞的工作接下来，“就让鲍比和他那帮子手下人接管这个地方吧，”他向纽约的顾问艾德.韦斯尔（Ed Weisl）放言道，“让他们和共和党去争着当总统吧，我倒要看看共和党怎么收拾他们。” 另一方面，约翰逊亲自监督了对保罗.科尔宾（Paul Corbin）的调查。科尔宾是罗伯特的铁杆支持者，据说他曾经发动了一场“肯尼迪当总统”的提名投票，为的是鼓动罗伯特参加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就在众议院通过民权法案后不久，约翰逊向罗伯特提议要将科尔宾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踢出去。司法部长情绪激动地表示反对，认为科尔宾应该得到公平的听证。仍在白宫的肯尼斯.奥唐纳向约翰逊提供了有关这场危机的“一点拙见”：“首先，这个家伙（科尔宾）绝对不是什么好人，另一方面我可以说，鲍比完全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于是总统集结力量想要反对罗伯特对于科尔宾的依赖。在总统看来“这将成为一个麻烦，而且还会是很严重的麻烦。”
对于马丁.路德.金来说，约翰逊的转变发出了有关联邦调查局态度的误导信息。在过去三年里他始终承受着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与隐晦的警告，肯尼迪遇刺之后这方面的压力终于松弛了下来。他有理由希望自己已经躲过了政界上层的猜疑，不再被视为冷战当中的敌方爪牙了。但他并不知道真正摆脱了政治束缚的人并不是他自己，而是胡佛。几乎每天，联邦调查局都会在美国的某个地方针对毫不知情的金发动袭击，与此同时金则正在试图修改民权运动的策略。3月4日，金飞往阿拉巴马州参加领导大会全州会议，临行前不久马凯特大学向他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根据某联邦调查局高层人士的说法，这条消息“着实令人震惊”，因为“同一所大学曾在1950年将同一个学位授予了我们的局长”。联邦调查局总部赶紧指示密尔沃基的探员们与与可靠的马凯特大学联络人取得联系并且秘密透露调查局针对金的私生活以及“共党人脉”所提出的最严重指控。
得知马凯特大学打算授予自己这项荣誉的金在蒙哥马利指出自己承受着相互对立的两股压力。“我们并没有忽视非暴力运动诞生于阿拉巴马州的事实，”他告诉两百名领导大会成员。金描绘了一场大胆的新运动。运动的最终面貌尚未确定，或许会遍及全州，又或许会集中于某座城市；指挥部或许会设在伯明翰的话，也可能位于蒙哥马利；目标或是反对顽固的种族隔离，也可能是争取投票权。不过上述各个选项全都有缺陷。重新拾起伯明翰的“未竟事业”意味着将教堂爆炸案过去半年后仍未愈合的创伤揭开给人看，*更何况当地白人与马丁.路德.金签订了里程碑式的和解协议之后一直在出尔反尔，将这一点张扬开来同样很伤士气。另一方面，批评人士们也反对詹姆斯与黛安.贝弗尔夫妇慷慨激昂的倡导。他们认为眼下国会正在就种族隔离问题展开辩论，在这个当口发起争取投票权的运动实在不明智。
*【在教堂爆炸案当天下午，两名白人少年由于一时兴起而枪击了骑自行车路过他们身边的黑人少年维吉尔.韦尔。这一年3月两人获得了缓刑判决。】
举棋不定的金先去法兰克福参加了自由游行，然后又赶赴亚特兰大、康涅狄格、纽约和肯塔基发表了巡回演讲。途中他得知马凯特大学取消了向他授予荣誉学位的决定，因为大学毕业典礼与金在6月份的行程安排有冲突。不过他并不知道所谓的“行程冲突”出自联邦调查局某探员的手笔，而且这位探员还获得了来自调查局总部的特别嘉奖，更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另外还阻止了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向他颁发荣誉学位。迪洛克向总部报告道，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Leverett Saltonstall）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收到有关金的贬损简报之后深感震惊，并且“表示要不是因为他认可联邦调查局行事端正，肯定不会相信这些事实。”
3月6日，迪洛克不情愿地会见了罗伯特.肯尼迪的新闻秘书埃德温.刚瑟曼（Edwin Guthman），后者向他倾倒了一番过去四个月积累下来的怨气。刚瑟曼指责道，肯尼迪总统尸骨未寒之际，胡佛和联邦调查局就绕开司法部直接与约翰逊政府打起了交道。问题不仅在于联邦调查局刻意回避司法部，而且罗伯特还听说胡佛和约翰逊正在勾结一气打算对付自己。刚瑟曼坚称罗伯特的人马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尤其是因为司法部长曾经公开为胡佛局长辩护过。迪洛克在事后报告当中向总部强调，自己对于刚瑟曼的“这一番喋喋不休”从始至终都很不以为然。
在迪洛克的建议下，胡佛将刚瑟曼的试探言论直接捅到了白宫，希望这项崭新的证据能够证明曾经效力于前总统的白宫留守人员当中很有些人依然忠于罗伯特.肯尼迪，而且这些人正在密谋泄露不利于现任总统的信息。3月9日，也就是接下来的周一，胡佛与迪洛克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邀请来白宫吃午餐，饭后又与总统以及沃尔特.詹金斯一起来到白宫游泳池里游泳。总统要求胡佛对可能被提名为驻芬兰大使的女演员珍妮特.利进行保密评估。（三天后胡佛打电话告知约翰逊，利“绝对干净……堪称好莱坞最优秀、最干净的人之一……还是一位好母亲。”）约翰逊看上去似乎并不反感最近一批关于马丁.路德.金的性生活与电话通信的调查局汇报——这其中也有些相当沉闷的内容，比方说金对于是否雇佣贝亚德.拉斯廷的瞻前顾后。他还敦促胡佛进一步关注保罗.科尔宾与其他可能带来政治危险的罗伯特.肯尼迪人脉并且及时汇报。和胡佛一样，约翰逊也对媒体批评感到忧心忡忡，这一点让胡佛看到了机会。他可以把自己的调查局塑造成政治可靠的侦探机构，从而拉拢总统。当天下午，约翰逊谴责了一篇有关他计划将服兵役年龄降至十七岁的最新新闻报道，声称这篇报道全然是诽谤。几个小时后，胡佛从总部打电话给约翰逊，确认萨金特.施莱弗就是泄密事件的主要嫌疑人。
尽管如此，身为资深官僚的胡佛还是足够精明地通过各种迹象意识到了约翰逊的底线：这一周的周一，《民权法案》将要经受参议院辩论的考验，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看到《民权法案》在参议院闯关成功。胡佛决定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与总统作对。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和南方委员会其他主席都希望胡佛能够允许他们使用联邦调查局发给国会山的内部传阅材料来攻击马丁.路德.金，但是胡佛没有应允，*因为他知道无论发生任何涉及金的公开争议，总统肯定都会将联邦调查局视为泄密源头。他告诉迪洛克，“我不想在眼下把关于金的任何材料交给史密斯或者其他人。此外胡佛还意识到约翰逊有意考验一下他。在游泳池里，约翰逊突然打断两人之间的对话，围绕着即将实施的贫困计划发表了一大段独白，然后就要求调查局局长过目并审查一下新成立的施赖弗扶贫特别工作组的前期工作建议。这一要求与胡佛的一贯品味相差甚远，他不确定约翰逊只是随口说说而已，还是暗示自己别急着批评施莱弗。至于迪洛克则将这项恼人的杂务当成了表忠心的好机会，并且为胡佛起草了一份热情洋溢的反贫困蓝图评估报告。在报告中他以个人身份感谢了约翰逊总统的社交款待：“您平易近人却又不失尊严的作风令我深受感佩。”在胡佛的联邦调查局里，像这样的逢迎套路很吃得开，因此迪洛克顺手就将同样的套路用在了总统身上。
*【迪洛克低眉顺眼地在上交给总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告诉史密斯法官，尽管我们也想看到这个恶棍（金）的真实嘴脸大白于天下，但是现在我们绝没有可能将有关信息交给他，他也绝不能指望我们会在他披露类似信息之后为他撑腰。我告诉史密斯法官，从反共角度入手揭露金的真面目固然是正确之举，但是这样做将会打乱某些更加重要的行动。”】
正当胡佛在周一的白宫出席午餐会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在亚特兰大回顾了最近几年自己亲历过的历史。他尽其所能地回避了各种抓人眼球的戏剧性新闻——比方说最高法院当天早上终于宣布了《纽约时报》诉苏利文一案的历史性逆转裁决，又比方说有报道称美国地区法官哈罗德.考克斯（Harold Cox）在法庭上将密西西比州的潜在选民称作“一群黑鬼……行为举止活像猩猩。”这一天他专门抽出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为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录制了首批口述历史。图书馆方面向金承诺不会在他去世之前对外公开录音内容，吃了定心丸的金随即发表了一些令采访人员颇为意外的言论。他声称自己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并不觉得约翰.肯尼迪与理查德.尼克松之间有什么不同。肯尼迪参议员让金印象最深刻的特质是“他如此巴望着能够成为美国总统，以至于不惜在涉及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做出妥协。”金舍弃了惯用的超然态度，陷入了选举前夕连夜被人押赴州监狱的痛苦回忆当中：“一路上他们都让我挂着镣铐，他们用铁链把我的腿拴了起来。他们把我的腿固定住了，他们在囚车地板上安装了挂住锁链的铁扣。我猜这是他们运送真正的囚犯时所使用的方法，为的是让我没办法逃跑。此外我还被铐上了手铐。”
身为亲历者的金从一名无助囚犯的视角回顾了分析人士眼中这起堪称国家政治转折点的事件：“我认识尼克松的时间更久，照理说他和我走动得很近，他经常打电话给我，询问我的意见。然而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却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一样。”约翰.肯尼迪打电话帮忙的举动确实与尼克松形成了鲜明对比，金也试图说服自己尽量宽宏地看待这一做法。“我希望感到——我当真感到他打电话是因为担心我，”他在记者的录音机面前这样说道。“那时他与我之间已经有些私交了。他已经进一步了解了这个问题。哈里斯（沃福德）和其他人一直在与他谈论这件事。”金认为这些情况介绍肯定让肯尼迪领会到了自己背负的个人与种族负担，但他也意识到身为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肯定考虑过对黑人领袖做出友好姿态的风险。“这没什么错，”他谈到肯尼迪的政治算计时说道。金历来都惯于设身处地地设想白人领导人的心态，这一次他也同样从肯尼迪参议员打给科瑞塔的电话中设法找到了体现真心同情的线索：“打电话是另一回事，他事先并不知道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稳妥。”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金大致承认自己与肯尼迪之间的政治摩擦远比个人关系或者共同信念更强烈。他回顾了肯尼迪兄弟在自由乘车运动期间、奥尔巴尼入狱游行期间（“他们对于这件事非常不满”）以及伯明翰运动期间针对自己提出的尖锐指责。他认为是民权运动改变了肯尼迪总统而不是相反。如果金的叙述在当时就被公之于众，人们肯定会认为他不仅诋毁了肯尼迪总统的名誉，还坦诚展现了他本人的受伤自我。通过根深蒂固的训练，金通常总会调整自己内心中的尖锐分歧——坚定不移的尊严与令人愤怒的排他心态相互交战，杜博斯将这种心态称之为种族“二重性”——从而采取一种可以同时向白人与黑人展示的中间立场。“我真的认为我们看到了两对肯尼迪兄弟，一对是任期头两年的肯尼迪兄弟，另一对是1963年的肯尼迪兄弟，”他不止一次地对采访者说道了这句话。肯尼迪总统曾经在1960年选举期间摇摆不定，行走在“刀锋边缘”；伯明翰运动之后他终于认准了立场，将种族矛盾当成了关乎国家存亡的道德问题。在金看来，“此时此刻他已经经历了林肯所经历过的一切。”
甚至在秘密口述历史当中金也从未提及联邦调查局，因为调查局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当时无论是金还是胡佛都没有意识到，罗伯特.肯尼迪正在抛弃他本人历来秉承的有条件建议：胡佛为人极度敏感，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必须得哄着他顺着他，或者至少也要与他保持距离。在第二次口述历史的时候，罗伯特将联邦调查局局长描述成了一个行事放纵无度的妄想狂：“他简直是个疯子。”他讲了一则关于胡佛的轶事：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早已习惯了胡佛的奇思怪想，以至于为了不惹胡佛生气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宁肯从商店买来葡萄拴在胡佛度假别墅门外光秃秃的凉棚上，也不肯当面告诉胡佛眼下葡萄不应季。罗伯特对着录音机说道，联邦调查局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极度危险的组织”，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惯于主动勒索，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擅长管理情报——“他们掌握着涉及那么多人的那么多信息，却不会泄露出去。”在这里罗伯特回避了一项颇为尴尬的事实：自从兄长遇刺身亡之后胡佛就一直没有关注过他这边的举动，可以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接下来他又表示联邦调查局局长一直“在他能想到的一切方面给我找麻烦”，就好像这样说多少能给身为司法部长的自己找补回来一点面子似的。
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联邦调查局的敌意如此之近，但是就在他录制口述历史的这一整天里，胡佛的探员们始终密切监视着领导大会办公室。通过纽约窃听的预先告警，探员们在抵达亚特兰大的出站火车乘客当中发现了斯坦利.利维森并且跟踪他来到了金家。通过窃听金家的电话，调查局总部得知利维森当晚在金家过了夜。各种各样的窃听记录为调查局官员勾勒出了一系列迫使金派人去找利维森的麻烦：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正背负着沉重的债务，金在一系列人事任免问题上拿不定主意，新一轮大规模民权运动的下手目标迟迟不决也让他心里憋闷。金曾考虑过发动个人绝食来支持民权法案，但利维森警告说参议员们宁愿让他饿死也不愿缩短他们的阻挠议事。
像往常一样，在涉及纽约出版界的问题上，利维森再次成为了最不可或缺的危机管理员。金关于伯明翰运动的书在几番大改之后预定在5月份出版，利维森则殚精竭虑地协调着一项项出版冲突，构思着一整套营销计划。在最终定稿当中，他们小心翼翼地从打击三K党暴力的改进意见中删除了联邦调查局的名字，因为他们意识到，只要他们主张联邦调查局尚有欠缺之处，那么就算是正面鼓励的话语也会令胡佛感到反感。不过这种预防性质的沉默反而促使调查局总部陷入了更深的怀疑。一名情报主管写道：“当然，无法仅凭这一做法来肯定地确定他（利维森）的想法，但他很可能是在以迂回的方式攻讦调查局。”
金与胡佛之间就好像隔着一架高倍望远镜，两人通过两端的镜头互相对视。金站在物镜这边，他眼中的胡佛只是白人权威体系当中一个遥远的渺小斑点，虽说对自己充满敌意，但是要想在南方实现正义又少不了他的帮助；胡佛则站在目镜这边，他眼中的金近在咫尺，金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放大得一清二楚。两个周末之前，金从夏威夷启程经由洛杉矶返回美国，当天下榻在了洛杉矶的凯悦嘉寓酒店。提前布局的联邦调查局技术人员再次获得了足有二十一卷磁带之多的窃听录音。金的这一趟西行之旅充斥着演讲，晚餐会，机场转场、途中交际以及各种细节——他打算在西海岸开设一家领导大会办事处；他的秘书打电话汇报工作并且声称在他不在的这几天里她一次都没哭过；即将就任的新一任纽约联合神学院院长打算聘请他当教授——但是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人员偏偏就截取了一句金呆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时爆出来的粗口呈交给胡佛，而胡佛也将这句放纵的政坛亵语当成了金内藏奸诈的最新证据。
3月10日星期二，也就是金在亚特兰大口述历史以及胡佛在白宫参加午餐会的第二天，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投下了第一次总统竞选党内初选的选票。胡佛刚刚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而且很确信罗伯特.肯尼迪既不能也不会向约翰逊提出有效的抗议，于是他命令助理局长考特尼.埃文斯当天上午向司法部长提交一份绝密报告。自从肯尼迪遇刺之后，胡佛就将埃文斯（肯尼迪指定的联邦调查局驻白宫联系人）降职成为了不承担任何职责的译码员，在调查局内部这就意味着沦为废人。提交报告这一行为本身难免让人想起当年肯尼迪严格通过埃文斯与胡佛进行大量双向沟通并且努力控制胡佛的光辉岁月，而且报告内容本身也夹带着一根残忍且莫名其妙的毒刺。报告先是依照惯例警告称披露信息来源将会危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秘密——所谓的秘密就是联邦调查局窃听了金在洛杉矶下榻的汽车旅馆房间——然后就将一段不堪入目的文字呈现在了罗伯特眼前：马丁.路德.金正在观看肯尼迪葬礼的电视重播，荧幕上播到了杰奎琳.肯尼迪虔诚跪在已故总统棺木旁边与孩子们一起祈祷的著名场景，这时窃听人员听到金阴阳怪气地开了黄腔：“瞧瞧她，都到这时候了还要给他最后口一次。”
胡佛声称调查局总部所谓的“针对已故总统及其遗孀的诽谤”令他感到恶心。这根毒刺轻轻巧巧地刺穿了他的三个对手。胡佛利用马丁.路德.金突如其来的愤怒刺穿了他自己的名声，也刺穿了举国上下对已故前总统的崇敬之情，*还冲着身为前总统弟弟的司法部长的眼珠子扎了一镖。罗伯特把备忘录还给了埃文斯并且简短而空洞地表示其中内容对自己很有帮助，然后又给金寄去了一封标准格式的感谢信，寄信的由头是金参与录制了肯尼迪总统生平口述历史。罗伯特在信中对于金的坦诚陈述表达了“深切的个人欣赏”。
*【谁也不知道金的失态发生在怎样的具体环境之下，导致失态的原因也过于个人化，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不过这番压抑许久的暴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伯明翰爆炸案。达拉斯的悲剧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打击有多深，伯明翰的悲剧对于金的打击就有多深。一想到肯尼迪总统居然派出一对退休橄榄球教练充当联邦政府代表就将这出悲剧搪塞了过去，他就忍不住怒火中烧（见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