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父辈眼里的前三十年 -- bshu

但各重灾区，没饿死的干部，肯定有贪污，和谎报情况，这也恰是文革要主打的。我们去追纠，事后问罪这些人的老人家，同时当这些干部是没事人，正常么。

而且扯这些蛋的人，很快就把这个当功表，来害现在的人了。给他们脸，我们连头怕都长不好了。

趋利避害的本能，还有惰性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在义务教育中掉队的，主观能动性平均还要稍微差点。

当过工人，不过早不干了，作过两天小生意，现在吃金融钣。我告诉你，还真就国企工人中毒有点深，因为国企各岗，普遍发工人日报，人民日报之类的，反是私人的，一般除了业务上的书，普遍不进行这种教育

八九年这些人把军车堵我楼下，我才上中学，九十年代我当工人，堵厂东门到公主坟，一度四五处专卖禁书的小滩，都是恶心主席，反文革，平八九这类，也都不贵，一般八块左右一本值班无聊，买了一堆。所谓言多必失，人多嘴杂，看多了，就看出毛病了。我在工厂时是值班电工，不是光修个灯的是，我们修重型机械，按线查点就是本行，

混市场时虽没 干多常时间，但市场里的人情事故也没少看，

学历总的来说不高，不过堵军车我上下学都得从边上过，当工人那几年，和别人关系都不怎么样。好几次都用棍子交流（不过都没真打起来，）

现在吃钱饭，说白了就是押注，这么些年，见过的风浪，也不算少了，前几年私有化闹时，张维迎到处发他的私有化文，还显摆他个长辈给毛主席干过警卫,说私有化后说全国每人十五万，全国十四亿人，那也就二百一万左右 亿，而当时人民币发行总量，不到一百万亿,还真是想民国范,这么个发法,和金元券有一拼,蒋是这一手吸干了大量民财,都转台湾了,他们搞这个,又是想跑那去

你不用服我的气,你就说,你就信钱就好

张维迎等,一大批人想玩私有化,搞的和金元券似的,他算左派还是右派,这些人是真想我们的身家性命,这个可比你那个动物园有怕多了吧.

六国常年打仗，征兵和修工事用人，谁也谈不上好那去，无非后来秦实力强，大部分仗是胜的，赵国光是白起就屠了几十万人，这些人也是有家人的，不是更惨，坟书坑儒也是扯蛋,起 根是他求仙,最后发现被骗了,坑了一堆术士,而不是什么儒生.我很怀疑,秦始皇,见没见过儒生.

那时候还没有赵国呢。

总而言之，是所谓累积的形成，越来越离谱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相距何止道里，以之为论据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云麾将军bshu：“我父亲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给国防科工委写报告促成拔点”。其实，就像知青大闹返城一样，1979年以后，几乎所有地处僻壤的“三线”企业都开始发出了“搬出山沟”的呼喊，只是没有像知青集访诉求返城那样规模浩大、壮怀激烈罢了。由于多方面的推动，1980年代，中央决定逐步落实“三线”调迁政策，并成立以原四川省省长鲁大东为主任的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专司此事。对于“拔点”这段历史，现在最熟悉的应是曾任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规划局局长以及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中心主任的王春才先生，此老与我相熟，写过不少披露“三线”建设与调整秘辛的文章。事实上，当年的国防科工委对于中央做出“三线”调整决策的促成作用和有关实施调整影响作用的确甚微，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计委。

我自幼由都市随父母踏进“三线”，在偏远山区里生活、工作40余年，在高管岗位上与同事奋斗10余年方才在本世纪之初实现中国“最后一家三线搬迁企业”的调迁目标。2015年以后，我以企业主人身份接待了中央电视台“大三线”等多个摄制组的访问，协助他们开展拍摄工作。我对“三线”的看法是：建之不易，退之艰难。虽然，在具体的项目布局、投资、管理等方面有错误，但，从战略决策的得失来看，当年中央决策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抨击“三线”建设浪费、无用的言论铺天盖地；近几年来国家媒体为“三线”歌功颂德的宣传品又层出不穷。对于“三线”，一无是处的鞭笞或赞颂如潮的吹捧，并非实事求是。

今年恰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纪念改开20年、30年那会儿，我们这些基层负责人都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年度计划上得到指示、从上级那里得到部署，从年初开始就策划一系列庆祝活动。说实话，如今的40年大庆在基层可谓“活动不多、热情不足”。我并未远离基层，真的没有感受到什么“热烈”的气氛。即便在我居住的社区跳“坝坝舞”的婆娘们，携带的音箱也大多在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没有听到放《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等。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引起了思考。

事实上，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今天的生活比起1978年以前可谓变化巨大，吃穿用度可谓天翻地覆。但是，包括像我父母这样在“文革”中吃够“苦头”的老百姓，对1978年以后的变化有感觉、有感谢却并无“深厚感情”。我父亲直到10年前去世都不能理解现在的社会居然可以“笑贫不笑娼”，居然可以有人“不劳而获”，居然到处都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象。对于他们那代人以及他们教育过的下一代人而言，最痛苦的是“受党教育多年”形成的“三观”被现实打击了并打败了。于是，其中许多人放弃了原来的信仰并走向反面，也有许多的人感到“受骗了”而颓废消沉，无论怎样，这些人都会有过痛苦或至今难以排解痛苦。

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到路线并没有什么不对，完整地坚持并落实对中国发展肯定功德无量。招人反感的是，一些官人的知行脱节、阳奉阴违的后果。十八大反腐败斗争成就巨大，但那么多的野心家、贪污犯为何能身居要津，为何可以肆无忌惮，这些人以及贪赃枉法的事实又怎么可以让绝大多数老百姓“选择性忽视”呢？这40年来不公、不正、不义的人或事或许只是“一小撮”，但对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认知度和信任感真的影响太大。对在前30年“受党教育多年”的人而言，这些人和事不是只会发生在“解放前”吗。

正确地评价邓公是应该的。把改革开放40年来的所有不是或所有功绩都归之他，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道的。

小人物在大时代中是没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更没奢望要影响全局。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但与其相信党相信组织地坐以待毙，我父亲做了自己能做的，至少加快了他们那个点的拔点过程，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同事了。

对于“三线”的评价翻来覆去，一点不奇怪。历史不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文革中是如此，文革后还是如此。我理解你的看法，不想做空对空的争论。具体到我父亲的那个点，陕西凤县，当事人的看法是对当地发展没起什么作用。真正发展起来还是过去十几年，不奇怪，高铁和高速公路才是巨大推动。至于他们那批人，大好时光的的确确是被浪费掉了。

我的看法是，到文革晚期，一部分人已经对前三十年的教条产生严重怀疑了，我伯父父亲就是如此，他们在政治上其实还没有受什么冲击呢。这些人可不都是地富反坏右。我这说法恐怕是站得住脚的吧？

有什么好骂街的呢？同一件事的评价有褒有贬、轻重各异，甚至坚持己见，都是应当尊重的，除非造谣、诬蔑、诽谤。看来河友bshu也有“三线”经历，以文相会，不亦乐乎。看了回复，有些说法，权作聊天。

我几十年来跑“三线”企事业单位甚多。当时，建成投产的很多，建而未成的不少。30多年前，我有近20个大学同学就来自陕西“三线”企业、研究所。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情况，论及贡献自然也不可能皆大、皆小或皆无，肯定会有差异。

我所在的企业在当地建成40余年，因为军品不纳税，所以，市县两级官员均有人坚持认为“贡献不大”。2002年，我应市委财贸办公室党委中心组之邀交流学习心得，就这样讲过：我们企业为经济、文化做出的贡献，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算账。首先，传播了文明。我们刚来的时候，当地农民连电灯都没有见过，方圆百里只有一所小学。因为我们的到来，省里从70多公里以外把电线牵到厂里，周围农村可以点电灯，然后，才有农机厂、瓷砖厂、氮肥厂；我们1966年开始创办了子弟学校，初中、高中的老师有不少都是北大、清华和华东师大、上海交大分配而来的毕业生，从1966年到1999年，从这里培养了本地求学的近千名初中生、高中生；每周两场电影，几千观众中至少有一半都是当地农民；我们的医院，医生都是从重庆调来的，设备比地区医院还先进，几十年来救了多少当地老百姓的命啊。其次，1965年之前，当地买10个鸡蛋花不了一块钱，我们来了就涨价了两倍；从1965年到1987年，我们招收的2600多个职工都来自本地区9个县市；现在4000多个职工，每月的工资有三分之二都花在了当地，难道不是受益。这个讲话不是现在杜撰的，当时就这么讲的，后来还被市国税局请去讲过。

河友bshu所指的凤县那家单位的情形，我是可以理解的。我熟悉的重庆59所就是由两个从山沟里的研究所整合而来的。这两个所在山沟的时候，条件差，任务又不足，内部扯皮多，知识分子们牢骚甚盛。据我所知，从建设“三线”到现在还呆在山沟的研究所仅有几家了，他们那里可是美国卫星重点“关注”的，说到贡献可就大了。以陕西为例，西安以外“三线”时期建成的几家研究所在上世纪末可是拿了好多个国家大奖的。

凤县那家单位的人说对当地发展没有什么作用，未必是谦虚；核九院、航天七院、兵器上百家企事业单位说他们贡献甚大，未必是夸张。据实而论，心平气和。

老家因为拿工资，时常不能按时发放，还克扣。特别是当时政府办了个烟厂，所有拿财政工资的都用烟来抵一部分工资。农民的日子就更别提了。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现在有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战争开打了再现准备吗，这叫高瞻远瞩，生死存亡的安全要作最坏的打算，敌人没敢打进来那是我们准备的充足，现在又嫌弃起来了，毛主席也太难了吧，三线那是做的军事准备现在却拿生产生活去衡量它。

是一绝。对于三线，历史不能假设，这种一窝风，一刀切的做法我持怀疑态度。具体到我父亲的单位，他们的本部并没有动，领导也知道这是瞎折腾，只是把他们这些人当成替死鬼扔出来应付差事。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讨论，意义大概也就在这了。

邓时代和毛时代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毛时代人人自危的政治运动，邓时代不存在了。

当然，你还可以举出很多邓时代放松管制带来的治安问题、严打时候冤死的人之类的恶，但和毛时代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口号喊反了都能直接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那种人人自危相比，邓时代普通人的日子轻松了许多。

您应该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吧？

在你高中毕业、应该上大学或者工作的年纪，不给你任何其他出路，把你弄到完全不熟悉的乡下去种地，你还会感恩戴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