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朗姆可乐聊历史 -- 骨头龙

只要能遵循科学方法的研究，就算是科学范畴，不一定非用数学不可，数学只不过是工具箱里的一个工具而已，虽然是最精密的工具，因为有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领域，能够排序分大小，就足够了，不像物理化学，非得有公式推算不可。

我经常放在嘴边的局限条件，就是你说的限定条件了，没啥不同。

我跟你最大的不同，是看前后三十年的角度不同而已，我认为前三十因为国际环境的影响，国家建设的重点放在国防安全，不能苛求经济还能飞速发展，而你则认为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非常好。

至于后三十年，我认为从计划经济切换到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你认为存在很多问题，比不上计划经济。

我这个总结，基本对吧？

PS：月底我应该会见到下面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认为中国有今天的奇迹，全靠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邓小平，到时我跟他聊聊，看看从外国人的角度是怎么想的。

就算我们做最最简单的决策和选择，也是有条件的。比如现在我点支烟，前提条件就是我获得烟火的条件。

我们想要做什么或想要分析什么的时候，必然有一些已知或设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模型。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就得用到数学了。 @懒厨 兄觉得有时候用不到数学，我认为不会，我目前也没想到有什么判断是不用到数学的。简单的如决定今晚去哪吃饭，其实已经用到了数学：比如要多少时间时间？路程多少吗？要花费多少？几个人去？那里有多大？现在人多不多？够不够位置？这些都可以认为涉及到数学。

模型的条件准确否，模型的数学分析是否准确，这是分析判断决策的根本因素。

比如本贴的甲乙例AB选项，其模型条件不准确，那么决策者只能依据自身掌握的条件去做出决策，当决策者常握的条件与提问题者自身设定模型的条件不一样时，其釆用的数学分析肯定不一样，决策结果跟模型结果肯定不同。

日常生活工作中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日常事件，常见得不得了。比如 @钛碗豆 @骨头龙 两位河友万丈高楼里的那些段子。

而只是交叉学科。或者是经验科学。所以前面要加定语。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包括本人）的看法而已。

懒厨兄，你混淆了。

我一向说前三十年没那么好，后三十年没那么坏。

你也进步了：

我说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很巨大的。你原来是认为搞得很差，现在改成“不能苛求”，进步很大了。

后三十年，我说犯了错误，出卖了人民利益，亏得有前三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底，亏得大多数人是爱国爱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跪，才走到今天。你原来认为一包就灵，现在变成了“我认为从计划经济切换到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我一直认为前后三十年都是道路的探索。探索，避免不了有时候走对了有时候走错了。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错要扬弃。

出去吃饭这种事情，路途有多远，价格如何，确实有数字对比，但是太过简单，我们一般不会说用到数学了。

这个说法不够准确，我观点一直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前三十年自然会很差。我也一直强调当年的重点是国防建设，不是发展经济，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苛求。关键在于我从来都没有苛求过，反而说过承认差也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有人把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吹嘘得比后三十年的经济成就还好，这个我就不同意了，之前给过GDP的对比图的，你要不要再看一眼？

GDP本身有意义，就有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前提。而在中国从未实现这一前提，所以这东西本身没啥用。比如市委书记贷款修个没人看水司楼，GDP大增，有啥意义吗？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下，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每个决策都要符合理性经济人原则。

GDP是经济核算的一个衡量指标，未来会不会有更好的指标，我不知道，但至少目前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句话有三点可以讲讲：

其一： GDP大增的年份，可以看到就业情况相当不错，接着就后继无力了。

其二：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情况依然有可能发生，例如当年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巨亏。

其三：理性经济人原则并不意味着决策永远正确，在局限条件下，理性人一样会犯错误，政府的市委书记，或者是摩托罗拉的董事长，都一样会犯错，不能说他们犯了错就说他们不理性。

1 因果性和相关性。开奔驰车的都有钱。那么穷人贷款买奔驰车是不是致富捷径？

2 风险计算的失败和不计风险的失败有差别。私人投资当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但是今天西部的广泛地方投资的普遍性失败，比如类似水司楼的案例，显然不是正常的投资失败。

是把水司楼比喻成“穷人贷款买奔驰车”，对吧？

如果这样说的话，当然有可能有意义，因为穷人这么做，有可能想做的是滴滴豪华车接单的生意，能否接到另说。水司楼也一样，事前完全可能是想建成一个名胜，不过是失败了而已。

失败了有失败的后果，穷人可能更穷，水司楼的主政者可能要被罢免坐牢，但你不能在事后才说他们非理性。

至于你说的“西部的广泛地方投资的普遍性失败”，更加说不上非理性，从国家的战略层面看，如果放弃对西部的投资，地方容易失控，损失更大，所以选择投资，即便亏损，当然还是理性的。从当地主政官员的角度看，升迁的一个重大标准就是GDP，下注投资各种建设，何来非理性？

理性经济人假设，以利润为考核指标。杀人的买卖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有人做。但是GDP打分的地方官考核，是以规模为指标。两者有显著差别。由于水司楼等投资回报的长期性，地方官有动机故意搞【赔钱的买卖】：大笔投资导致GDP上升，自己可以升官。至于后来赔钱，是下一届操心的事情。这还没提腐败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不涉及腐败，这种无效投资是没有什么惩罚的。

所以我说，西方的基于GDP的经济推论在中国不适用。因为理性经济人假设错了。

另外奔驰的例子，我是说你的【GDP大增的年份，可以看到就业情况相当不错，接着就后继无力了】，并不支持GDP带动就业，有可能是就业带动GDP。即就业好的时候，GDP高。这显然更合理，对吧：大家都去干活，经济更活跃是理所当然的。就好比人富了，买豪车概率高。而反过来用大量投资带动GDP，从而带动就业，就跟穷人买奔驰致富一样，不说完全不可能，但总归效率低。如果以就业为目的，直接以就业考核地方官就好，为什么要去绕个圈子考核GDP？

我同意不适用，但这个不是因为"理性经济人假设错了"，而是局限条件没有弄清楚。

站在地方官的角度来看，完全理性，他明显是在制度的局限之下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何来不理性？

都是在做理性的选择，只不过算法不同而已。

西方喜欢谈理性，将理性奉为圭臬，实际上是在为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挂遮羞布。

这一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有很大不同，我们更喜欢非理性。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在做选择时，除了利害之外，我们还会有更重要的考虑。

较早的案例，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宁愿饿死的非理性行为。

中华文明能绵延不绝，这种非理性行为起了很大作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会有人站出来，不考虑利害，向死而生。

最近刀郎的歌《罗刹海市》挺火，开头部分有一句歌词写的挺好，我理解就是对只讲利害关系的批判。

文中计算用的是概率和数学期望，而数学期望恰恰在大量和反复实验下才有意义。单一次的实验，使用数学期望作为标准，并不是理性，而是对于数学和概率论的迷信盲信，迷信在于本身对于数学的理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