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两篇 -- 多余6569

2018-12-07 08:52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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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爱美国，所以我不愿说出真相。

原文标题：Who Gets to Be American?

译文标题：谁是美国人？

原刊媒体：时代周刊

作者：Viet Thanh Nguyen

原文链接：http://time.com/5455490/american-like-me/

“要么爱它，要么离开。”你听到有人说过这句话吗？你自己说过吗？所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总是在说美国。听过这句话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把装好子弹的枪，指着他们。

至于那些说过这句话的人，你的含义是善良、同情、讽刺或者幽默吗？抑或你是在赤裸裸地威胁？

我提出这些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因为我自己从未说过这句话，用以指代某个国家或某个地方。我从未对儿子说过“要么爱它，要么离开”，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说，因为这不是我自己和我的国家可以感受到的爱，无论是哪个国家。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正在法国。那不是我的国家，但是它曾经在越南殖民统治三分之二个世纪，我就出生在那里。在我出生前17年，法国的统治就结束了。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父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一无所知。或许就是因为这段历史，一部分的我爱法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爱来源于被法国的精神殖民。

1980年代初，阮氏一家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他的父母在那里有一间“新西贡小市场”。

鉴于殖民的历史，我爱法国的方式与美国人爱法国的方式不同。他们的爱是对埃菲尔铁塔、左岸咖啡馆、对普罗旺斯一顿大餐的憧憬。那是一种浪漫的爱，有手风琴或者伊迪丝·琵雅芙的背景音乐伴奏，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稍纵即逝的。我看到的都是殖民主义的残留物，这些东西在巴黎随处可见：非洲裔和阿拉伯裔人士。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在法国殖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让这些被法国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浪漫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从来不把他们当作巴黎浪漫的一部分。

这种浪漫感颇具诱惑力，尤其是在我这个有越南血统的人身上。我认识的大部分越南裔法国人都对生活表示满意，尽管他们深知自身的殖民历史。为什么不呢？一个住在巴黎的摩洛哥朋友指着我的越南皮肤说：“你在这里就是白人。”但是我在美国不是白人，或者还不算是。我算是美国制造，越南出生。我的出身与三场战争密不可分：越南反抗法国的战争、越南内战、与美国的越南战争。

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一场高尚的战争，或许有一些瑕疵，那也是出于美国人的善意。这有一些道理，但从根本上讲，这场战争是法国殖民主义的延续，无论在根源上还是在表象上都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为。因此，这场战争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从它自己的殖民出生地，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扩张手段之一——从美国西部到墨西哥、夏威夷、关岛、波多黎各、菲律宾、日本、朝鲜、越南，现在甚至延伸到中东。

一场战争或许会是个错误，但一系列战争就是习惯了。印第安人就是美国人印象中最早的恐怖分子。白人定居者对他们实施的种族灭绝屠杀就是感恩节黑暗的一面，或许不会有太多人记得，但绝不会被忘记。即使在法国，你也可以看到半裸的美洲土著人戴着羽毛头饰。几个世纪之后，被深埋的种族灭绝记忆——或者说征服者的欢呼——被再次唤醒，当美国大兵管越南叫做“印第安国家”。现在，穆斯林是新的外国佬，恐怖分子是新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已经不再具有威胁性，每个社会都需要新鲜的事物来重新定义他们的边境线，来发泄他们的怨气。

阮氏一家的新西贡小市场。

很多美国人不愿意听到这些话。一位美国退伍老兵在读完我的一篇有关越南难民心理伤痕的文章后，愤怒地给我写信，说美国人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和我本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应对对此表示感谢。我回信给他，说他是唯一一个被自己的愤怒所伤害的人。他给我回了一封措辞更加愤怒的信。另外一位美国老兵——退伍前是一名军官，现在是一位医生——读过我的小说《同情者》之后，给我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信，但含义非常直白。他说，你似乎很爱共产主义，为什么你不回到越南去呢？顺便带上你的儿子。

我对此感到疲倦，没有给他回信。我应该回信的，我应该指出他一定没有读完我的小说，因为后四分之一部分指明了越南共产主义的失败。或许小说前四分之一部分已经让他不忍卒读，其中谴责了美国的越南战争。或许他连中间部分也没有读到，我在那里讽刺了政府的失败政策，我就出生在那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也就是南越。

我之所以发表这些批判意见，并不是因为我恨所有的国家，而是因为我爱它们。我对国家的热爱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因为所有国家的历史都很复杂。每个国家都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它们建立了壮丽的文化，包括法国。但是每个国家也都有血腥的征服和暴力行为，包括越南。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祖国，我们不仅仅要奉承它们，而且要说出他们真实的美丽和残暴之处，包括美国。

如果我要写一封回信，我会问这位医生，为什么要威胁我的儿子。他就在美国出生，他的公民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与医生和退伍老兵的身份别无二致。可是我的儿子竟然被告知“要么爱它，要么离开”。这是美国的作风吗？是也不是。“要么爱它，要么离开”既是纯粹的美国作风，也是完全违背美国原则的说法，就像我一样。

与儿子不同，我必须要经历一个入籍的过程。在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我爱美国吗？这很难讲，因为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我爱你”，包括我的父母，更不要提一个国家了。但是我依然愿意在青少年时期向美国表明一个公民的誓言。与此同时，我想要保留我的越南名字。我尝试过各种美国名字，但都感觉不自然。只有父母给我的名字最自然，或许是因为父亲总是告诉我“你是百分之百的越南人”。

通过保留我的越南名字，我可以被塑造成一个美国人，但永远不会忘记我出生在越南。似乎有些矛盾的是，我相信保留自己的名字是对美国的一种承诺。不是那种说“要么爱它，要么离开”的美国，而是我的美国，那种我可以勇敢使用自己名字的美国，不是那种强加给我一个名字的美国。

给儿子起名字让我苦恼了很久，因为我希望给他起一个能表达出美国复杂性的名字。我选择了埃里森，源自伟大的作家拉尔夫·沃尔多·埃里森（译者注：美国著名作家，黑人），他的名字来自伟大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译者注：美国著名思想家，白人）。因此我儿子的族谱就包括了黑人和白人、文学和思想、非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既彰显了美国的伟大，又代表了它的恐怖；既有民主，也有奴役。一些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伟大已经消灭了恐怖，但是在我看来，伟大和恐怖是并存的，从美国建国之初，或许一直到永远。埃里森这个名字包包含了美国的美丽和残暴、绝望和希望。

阮和他的母亲在来到美国之前。

这是儿子身上一个沉重的负担，尽管这个负担并不比父母压在我身上的更加沉重。我的名字的意思是“越南人民”，他们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告诉他们，这个国家在独立和自由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苦难。今天的越南尽管已经独立，但并不自由。我在越南不可能过上好日子，因为我不能成为一个作家，我说的那些话必然会导致自己身陷囹圄。

所以我选择了美国的自由，尽管在当时“要么爱它，要么离开”这句话并不仅是说说而已。这一届政府威胁那些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人士，说要剥夺他们的国籍并驱逐出境。或许，有那么一天我这个出生在越南的人也会被遣送回越南的场景也并非异想天开。如果是这样，我不会带上儿子。越南不是他的祖国，美国是他的祖国，或许他到时会觉得“爱”也不像我说的那么复杂。

我希望，他还能体会到一个父亲不那么复杂的爱。我小时候从未说过“我爱你”这句话，因为我的父母从来不对我说“我爱你”。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爱我。他们爱我胜过一切，他们在美国辛苦地工作，我几乎很少见到他们，即使见到，他们的疲惫也掩盖了愉快的表情。但是，不管多么辛苦，他们总是会给我准备晚饭，尽管食物大多是动物的内脏。我吃过肠子、舌头、肚、肝、胃和心脏，但永远不会被饿到。

这种用自我牺牲表达出来的内脏之爱的记忆，深入我的骨髓。一句语调平缓的话就能让我感受到深刻的爱，有一天，在洛杉矶我家旁边的一间药店，我就听到了这句话。那是一个亚洲人，相貌平平、衣着朴素。他用南越语在讲电话：“Con oi, Ba day. Con an com chua?”他这个人看起来有些暴躁，或许是工人阶层。但是当他用越南语和孩子讲话，他的声音非常温柔。他的话不能翻译，只能去感受。

他的话大概意思是“你好，孩子，我是爸爸。你吃米饭了吗？”用英语来说这句话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在越南，它代表了一切。“Con oi, Ba day. Con an com chua?”主人在家里招待客人时，首先会问对方是否吃过饭了。这就是不会说“我爱你”的父母在告诉孩子他们爱他们。我就是在这样的习俗、感情和亲密关系中长大，当我听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孩子说这句话，我几乎要哭出来。我知道，我依然是越南人，因为我的历史就是我的血液，我的文化就是我的脐带。就算越南并不完美——它的确如此——我依然与越南和遍布世界的越南难民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但是在我小时候，有些越南裔美国人说我不是真正的越南人，因为我的越南语并不地道。这种态度就像另外一个版本的“要么爱它，要么离开”，但是成为一个越南人有很多方式，就好像成为一个法国人或者美国人，也有很多方式。对我来说，只要我认为自己是越南人，只要越南的事物能让我感动，我就是越南人。这就是我爱越南的方式，这就是我认为自己是越南人的方式。

我不管其它人的想法，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越南人，同时我也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尽管有人说“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尽管有人说成为美国人只有一种方式，我坚持相信，那种允许我作为越南人的美国才能得到人们的爱。这就是我每天都会问儿子吃饭了吗，每天都告诉他我爱他的原因。爱国家和爱家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的家庭里没有“要么爱它，要么离开”这句话，我也希望一个国家永远不要对任何人说这句话。

大部分人美国人在听到越南话时都不会有我的感受，但是他们用其它方式感受国家的爱。或许当他们看到国旗、听到国歌时感受到深切、动情的爱。我承认这些东西让我无动于衷，因为它们体现出的分裂思想与团结思想一样强烈。有太多的人——从政府高官到平民百姓——用这些东西告诉美国人“要么爱它，要么离开”。

对国旗和国歌无动于衷，并没有让我比那些喜欢这些外在表象的人更不像一个美国人。难道喜欢表象后隐藏的实质，不比喜欢表象本身来得更重要吗？那些原则：民主、平等、公正、希望、和平和自由——尤其随心所欲地书写和思考的自由，即使我的自由和这些美好的原则被血腥的屠杀、奴役、征服、殖民和帝国主义战争所抵消。所有这一些造就了美国，美丽而又残暴的美国。

孩提时代的阮在邦美蜀。约1974年。

在70年代和80年代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年轻时期，我并不理解美国这种矛盾复合体。当时我只希望用简单的方式变成美国人，或许部分原因是反抗父亲说我是百分之百越南人的态度。我的父亲之所以对他的祖国怀有深切的感情，是因为当我们在1975年逃离时，他失去了这个国家。如果说我的父母对越南身份和文化如此恋恋不舍，那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回到这个国家，很多美国人都能理解这种感情。

之后美国在1994年恢复了与越南的关系，我的父母终于有机会回到祖国。他们回去了两次，都没有带上我，去探访那个在战后的贫穷和绝望中恢复的国家。他们在祖国看到的一切对父亲有很大影响。回来之后，我的父母再也没有回到越南。在第二年的感恩节晚餐上，父亲说：“我们现在是美国人了。”

我的父亲终于接受了美国身份，我应该对此兴高采烈。某种程度上我的确很高兴，当我们面前是异国味道的火鸡、土豆泥和蔓越莓酱——都是哥哥从超市买来的，因为家里没有人知道怎么烹饪这些一年只吃一次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我还有一些不自在的话，那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在想：“哪一个美国？”

2018-07-20 08:17 我要评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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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键字】美国土安全部 美海关边境防卫 美移民海关执法

核心提示：郭小橹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让她按自己意志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于是她在2002年从北京来到伦敦。但是，从天气、语言到周围的人，一切并非如她所愿。

原文标题：‘Is this what the west is really like?’ How it felt to leave China for Britain

译文标题：西方就是这个样子吗？

原刊媒体：英国卫报

作者：Xiaolu Guo

原文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an/10/xiaolu-guo-why-i-moved-from-beijing-to-london

在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我不顾一切地想要离开北京。从2001年开始，这座城市就被2008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淹没了。所有公交车都改道而行，所有建筑物都覆盖上脚手架。北京周边的高速公路就像地面上长出的面条，各种复杂的调头标志和环形道路让人头痛。整个城市就像月球表面坑坑洼洼的大工地，在那里生活变成了视觉上和出行上的折磨。作为一名作家和电影工作者，这里更非久居之地，我的工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机会来得比我预想的要快。我听说志奋领奖学金和英国使馆正在中国寻找人才。我从未听说过“志奋领”，有人告诉我那是肯特郡的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房子。我的头脑中立刻充满了《福塞特世家》的场景，那是中国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一部英国电视剧。北京那些有钱的家庭主妇尤其喜欢奢华的宫廷式氛围，以及穿着体面的有钱人骑着白马闲逛。于是我提出了申请。

经过无数次考试，8个月之后，英国驻北京使馆给我打来了电话。“祝贺你！你是今年赢得奖学金的三个中国人之一！你击败了500名候选人！”那位英国女士递给我一杯茶，满脸堆笑地说。她还把护照交还给我，上面有英国的签证。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他们并不那么吃惊，而是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机会。“你爸爸说他为你感到自豪！”我妈妈说，“这么多年的学习总算得到了回报。你说奖学金来自英格兰，那是大不列颠吗？”

郭小橹的志奋领奖学金证书。

“是的，大不列颠。”我说。

“太好了，比美国还好，对吗？”妈妈说，他的理解来自60年代毛泽东式的教育体制。但是我知道她搞不懂英国和美国，或许她唯一知道的是这两个国家都在西方。“你要带个电饭锅，我听说西方人不使用电饭锅。”

我清晰地记得离开中国的那一天。那天是4月1日，北京的沙尘暴已经开始出现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向地铁站，空气中的沙砾让我无法呼吸。这是我逃离生我养我地方的机会，但是整个世界似乎想再一次挽留我。

“我马上就要生活在温暖湿润的英国天空下了，”我对自己说，“那里的人只会生活得更好，不会更糟。我要呼吸到大西洋的空气，生活在一个叫做不列颠的岛屿上了。”所有这一切都注定只不过是一场回忆。

当我到达西斯罗机场，没有人来接我，我手中只有伦敦市中心马里波恩车站附近一个学生旅馆的预定证明。我拖着行李箱坐进一辆出租车。透过被雨水淋湿的车窗，我看到湿淋淋的街道，闻到一股潮湿、沉闷的味道。街道上的空气附着在我身上。天空阴沉，整个城市的地平线被铅灰色的天空压抑着——总之，并不那么美好。

出租车在陌生、拥挤的街道上开得很慢。一切都让我觉得不那么友好：街角的警察把双手插在裤兜里；公交车站上的一张张灰色的面孔排成长队，但没有人在交谈；救火车拉着警笛在车流中横冲直撞。

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我把自己种在了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我唯一的交流工具是结结巴巴、语法牵强的英文语句。我在中国的时候知道，英国人口相当于我家乡省份浙江的人口。或许的确如此，因为这里的街道没有那么宽，尤其是机动车道，而且没有中国的街道那么整洁。所有的东西都比中国小一号，或许小两号。不管怎样，我已经到了这里，正如中国俗语所说：入乡随俗。

在离开中国之前，我急切地想要寻找某些东西：自由、个人的尊严，这些东西在我的祖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我还在盲目地寻找一些与西方有关的东西，一些不那么具有意识形态、充满想象力和浪漫色彩的东西。但是当我走在伦敦的街道上，当我为了乘坐公交车和吃饱一顿饭而努力省下每一分钱的时候，我放弃了自己宝贵的志向。伦敦看起来不比家乡让我在精神上更满足，我面对的是一个极为现实、充满困难的世界。或许我本想遇到伟大的作家，或者读一些伟大的书籍，但是我连一小段英文都很难读懂。

尽管如此，我的内心深处依然相信我会找到某个可以参与其中的艺术类组织，类似于垮掉的一代或者古代欧洲的达达主义。但我在现实中遇到的十几岁少年，都是骑着偷来的自行车，冲我叫喊，并试图抢走我的皮包，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可怕的一群人。在我来到英国之前，我以为所有的英国少年都在精英寄宿学校读书，比如伊顿公学。他们应该谈吐文雅，穿着完美合体的黑色套装。毫无疑问这是个愚蠢的假设。但是我的志向就是英国历史剧，有钱人如何在豪华的公馆里生活，就好像所有英国人都是这么生活的。

在晚上，我把长发藏在外套里，走过满是涂鸦的街道、臭气熏天的小巷、牵着狗的乞丐。我问自己：“这就是富有西方国家的样子吗？”如果的确如此，我想哭，为我愚蠢的幻想而哭。我太傻了，现在我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共产主义教育有其真知灼见的一面：西方没有牛奶和蜜糖。

在马里波恩的宾馆短暂过渡之后，我搬到了距伦敦20英里的白金汉郡比肯斯菲尔德。镇上之后两座比较大的建筑物：一家叫做“乐购”的超市和英国国立电影电视学院，我要在那里学习一年纪录片导演的课程。

在比肯斯菲尔德，我完全是一个另类。有人告诉我这是全英国最富裕的村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村庄”就意味着农民、稻田和水牛。这里每家每户都有修建整齐的玫瑰园，门前是黄色玫瑰，屋后是红色玫瑰。好像每个人都有几辆车，停在他们的房子前。这里虽然算不上《福塞特世家》，但也差不多了。如果你走出村庄，你看不见稻田的谷地，只有一家汽车厂和几个向维斯特洛斯和英佰瑞超市送货的仓库。

大部分学生每天从伦敦往返，所以我是唯一住在比肯斯菲尔德的学生。每到周末，我想在周围转一转，发现村庄一片死寂。唯一敞开的大门是一个灯光闪亮的酒吧，名叫“老天鹅”，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个下午。我喜欢英国酒吧，因为那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让我想起母亲在温岭工作过的丝绸工厂，那是混合着蒸汽、陈腐、汗液和蛋白质烤焦的味道。

老天鹅一开门我就会走进去，在那里读书、写作。我一般会说：“一杯热水，不要茶包。”柜台后的女人刚开始把这个要求当作一种怪异的侮辱，她知道我会在角落里坐几个小时。我知道自己需要像个顾客的样子，于是我又说：“到了晚餐的时间我会点一份烤牛肉。”她用眼角看着我，就好像看一只外星猴子。

郭小橹在2002年来到英国，花费一年时间学习纪录片导演。

当我拿着书和电脑造访过几次酒吧之后，人们开始管我叫露西。“你的父母在香港过得怎么样？”他们问我，“他们还会再来英国吗？”我有点糊涂了，我并非来自香港，父母也不住在那里，尽管我私下里期望他们真能住在香港。后来我听说，曾经有个叫露西的香港女孩两三年前在这里生活，也在电影学院学习。很明显她和我一样也有一头黑色的长发。他们确定我就是那个露西，我也不打算纠正他们。于是我开始用露西的身份与他们交谈，杜撰一些我在香港的生活，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

“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露西，”一位女招待说，“我以为你回去香港了。家人还好吗？有谈恋爱吗？”

“哦……他们都很好。”我含糊地回答。

“我记得你父亲前一段时间来过，他喜欢我们的啤酒。他还在汇丰银行工作吗？还是已经退休了？”

“是的，他已经退休了。”我猜这个答案比较合理一点。她温柔地笑了一下，又给我一杯免费的热水。

我的电影学院经历不像英国酒吧那样友好。我很快发现，从前在中国接受的那些教育与这里的风格完全背道而驰。我在北京无比喜爱的那些电影人，包括吉加·维尔托夫、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让-吕克·戈达尔、香坦·阿克曼、克里斯. 马克和让·鲁什，都被认为是过气的艺术家，他们只属于欧洲电影。我发现“作者电影”在英国没什么地位。

如果我在课堂上过多表露自己的观点，学生们会鄙视我，他们说我“自命不凡”、“才智过人”。当然，我觉得他们的判断不客观。在我看来，“自命不凡”与“才智过人”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真正的“才智过人”容不得任何“自命不凡”。但我不想与学生和老师争论，因为我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思想。于是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老天鹅，在那里学习英语语法，抱着一本英语字典从A开始背。

在这些孤寂的日子里，我不断回想童年。我8岁才开始识字，现在，到了30岁，我又变得目不识丁。我必须要学会用另一种语言来说话、写字，否则我就不能在西方国家维持一个生活。我刚刚意识到，身份似乎完全是一个建设的过程，但是这一次重建的过程要比第一次困难很多。从中国带来的那股骄傲的劲头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恰恰相反，它几乎要杀死我。在比肯斯菲尔德的每一天，一种“二等公民”的感觉都围绕着我，让我绝望得想要自杀。

我起初住在比肯斯菲尔德是因为想要节省从伦敦往返学校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富有、死寂的环境中生活了三个月之后，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鬼魂，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于是我搬出了与别人合住的公寓，前往伦敦。这趟旅程比我想象得简单，只需乘坐40分钟火车。并且这样做是值得的，我感觉又找回了自己。我和其他那些不会说英语的外国人走在一起，孟加拉人、阿拉伯人、巴西人、西班牙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越南人，甚至冰岛人！至少我不再是街头唯一的亚洲面孔了。

我在伦敦首先住进了一所狭窄、简陋的小房子，靠近特哈姆哈尔火车站附近的铁道。后来，我搬进哈克尼路的一所廉租工具，那里就像一个监狱。在那些漫长的雨天夜晚，没有朋友，没有地方可以去，孤独感从心底涌起，彻底把我吞没。我既读不下去书，也睡不着觉。我的英文水平依然不能完整地阅读一页教科书，不停地查字典让我万分沮丧。我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

2002年刚到伦敦的小橹，在议会大厦外。

我常常在夜里醒来，站在窗边望向空无一人、被街灯照明的街道。你可以听到一辆警车飞驰而过，警笛震耳欲聋。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年老的流浪汉躺在长椅上，用报纸包裹住身体。接着传来一个玻璃瓶在墙上砸碎的声音，紧跟着恶毒的咒骂声。这是多么粗糙、寒冷、被雨水浸湿、警笛响彻街区的夜晚啊！伦敦似乎就是一个黑暗的地狱、一片废土。人们怎么能长年忍受这样的环境？我并没有享受到这个伟大都市、“奢华”之地幸福的一面。我不知道女王是否看到过如此阴暗的街道，如果她也曾在夜间醒来。或许只有在生锈的栏杆后长大的那些常春藤子女才没有察觉到伦敦如此残酷的一面。

我来到英国的那一年还不到30岁。前几个月我在恐慌中度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面临着年龄的压力——在中国，30岁算是不折不扣的老女人了。我依然记得在伦敦和电影学院的同学们一起举办的生日派对，那其实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组织生日聚会。和当时中国的所有家庭一样，我们家从不庆祝生日。但是在伦敦不一样，我给来自西方国家的同学们煮饺子。所有人都说，30岁是一个好年纪，你开始真正了解你自己，不再迷惑，开始实现一些目标。但是，那一年我的确非常迷惑，我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工具——语言。在这里，我只是一个傻瓜、一个低等级的外国人。

志奋领奖学金到期之后，我本应回到中国，但是我不想回去。于是我想方设法收集相关的文件，试图延长我的签证。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我如何在西方生存，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但是仅仅活下去还不够，我想要有尊严的生活。我目前唯一谋生的手段是写作，就像我在中国的职业一样。

我不想过一种比中国还要孤单的生活，不仅仅是生活中的孤独，还有文化和智力上的隔绝。当我的30岁生日结束之后，我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我必须要用另一种语言来写作。我要使用自己那蹩脚的英语，尽管这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

生日派对之后，我在擦地板、洗碗筷的时候，头脑中已经浮现出一个小说的梗概。我要化不利为有利，我要写一本有关中国女人在英国文化和语言中挣扎的书。她要用自己的英语字典来写这本书，就像是一本常用英语词汇汇编，记录她的经历和她遇到的人。

我无论如何都要逾越英语这道巨大的鸿沟。我决定不再去上语言补习班，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耐心有限，很容易就烦躁起来。我决定自学，或许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在没日没夜地学习之余，我对英国的语言，甚至英国的文化越来越感到沮丧。

对我来说，英文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形与意没有直接的关联。中国大部分文字都来源于象形，书写是文字语言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当你用中文来写“太阳”，应该是“太阳”或者“日”，它表示“阳能量的极度彰显”。“阳”代表事物强大、明亮、炙热的一面，所以“极度的阳”自然就表示太阳了。但是在英语里，“太阳”是用三个字母组成的，“s”、“u”和“n”，任何一个字母都没有深层次的含义，整个单词看起来也不像太阳！在欧洲语言里，视觉想象和逻辑推理没有用武之地。

从技术上说，使用英文写作的亚洲作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英语的时态。英语里的动词格式——简单来说——是一个人为的拖累。我们中国人从不会根据时间或主语来改变动词，也没有什么虚拟语气。所有的时态都是现在时，因为一旦你说什么事情，就意味着以当前的时空为背景。在表述一个观点的时候，没有什么过去和将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动词加上时间标志。用动词“go”来举例。中文是“走”，你可以在任何语境里使用“走”，不需要任何变化。但是在英语里，它有如下格式：“goes”、“went”、“gone”、“going”。掌握这些变化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挑战，就好像是对语法玄学的辩证批判。

我尤其讨厌过去完成进行式，我管它叫“烦人的PPP”——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完成一项持续性的动作。每次遇到烦人的PPP都让我感觉心烦意乱，我就是搞不懂怎么有人能掌握如此复杂的东西。例如，我的语法书上说：“Peter had been painting his house for weeks, but he finally gave up.”（译者注：彼得已经花了几个星期粉刷他的房屋，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在阅读这句话的语法分析之前，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啊，怎么会有人已经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刷房子，最后还是放弃了？我不明白，人的行为怎么能让时间约束。至于语法，“had been”这种词序，以及附加的分词“ing”让我的胃剧烈搅动。我的直觉认为，这句话应该这样说：“Peter tries to paint his house, but sadness overwhelms him, causing him to lay down his brushes and give up his dream. ”（译者注：彼得尝试粉刷他的房子，但是悲伤之情涌上心头，让他不得不放下他的刷子和梦想。）

另一件令人费解的领悟是，我发现自己在日常对话中过多地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在西方国家，如果我说“我们喜欢吃米饭”，人们就搞不懂“我们”究竟指代谁。我应该说“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米饭”。几个星期之后，我就开始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比如“我喜欢吃米饭”。但这并不让我觉得舒服，一个在集体社会中长大的人怎么能习惯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呢？“我”似乎代表一个隔绝社会中的孤立个体，但是在中国，没有人是被孤立的，不管你是出生在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农民家庭还是一个共产党家庭。但是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我必须要尽快建立一个第一人称单数世界。

尽管如此，写作第一本英文书的强烈欲望让我无视这些困难。我每一天都在写日记，用我当天新学到的那些词。这本日记成为了我的小说的原始素材，就是我在30岁生日派对后拖地是想到的那本小说：《简明恋人中英辞典》。

小说完稿之后，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知道它被出版的机会微乎其微，在一个充斥着BBC新闻语音和女王包装精美的演讲稿的社会里，怎么会有蹩脚英语的生存空间呢？英国和中国不同，作者不能把手稿直接寄给出版商。一天，我在水石书店里闲逛，琢磨怎么才能出版我的书时，我看到了张戎的《野天鹅》。快速的浏览过之后，我看到作者在致谢页面里感谢她的出版代理。

在中国，作家不需要代理，因为代理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被认为是剥削阶级。尽管我是在这样的社会中长大，但我还是把手稿寄给了张戎的代理。那是一个名叫托比·伊迪的男人，我在网络上找到了他的地址。我在想，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一个不知名中国作家的手稿？

一个月之后，2月的一个早晨，我接到了伊迪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去面谈。在错失了一次机会之后，我们终于见面了。几个月之后，我又接到一通意料之外的电话，兰登书屋想要与我见面，讨论这本书。我在约定时间前4个小时就出发前往皮米里科，结果到得太早了。我坐在出版社被雨水淋湿的棕色大楼外的一个灰色石凳上，吃掉了一个虾肉三明治。

终于，我走进了接待区。在穿过无数个楼层，绕过堆满文件的办公桌组成的迷宫之后，我见到了几位编辑。他们十分友善，而且似乎对我非常了解。其中一位给我倒上了格雷伯爵茶。但我依然搞不清会谈的内容是什么，在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给我的小说报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offer”。当时，我连“offer”这个词都感到陌生。我无法把它和钱、版权联想到一起，我以为它的意思是“我可以‘offer’你一杯茶，或一块蛋糕吗？”整整一个星期之后我才明白，这个“offer”要比一倍茶多很多。

多年后，我在英国已经出版了若干本书，我准备给一本已经酝酿多年的小说结尾，出版日期就定在几个月之后。但是我开始担心这本书或许会在我下一次回到中国时造成麻烦，因为内容涉及到1989×××和极权主义。如果因为这本书被禁止入境该怎么办？我决定早作准备，我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将近10年，于是我申请了英国护照。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收集移民所需的文件，经过与移民局和律师筋疲力尽的挣扎之后，我终于拿到了英国护照。我想，如果我的书和电影有任何问题，我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公民应该是百分之百安全的。现在我可以回家探望病重的父亲，与家人相会。

郭小橹在伦敦南岸中心。

一个星期之后，我去为我的英国护照申请中国签证。在伦敦的签证申请处等候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来到签证官面前，我们之间隔着一面玻璃墙。那个女人戴着一副角质眼镜，军旅式的头发剪得很短，她看起来就像毛夫人再世。她拿着我的英国护照，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她的面目表情严峻，嘴边的肌肉绷紧，就像所有共产党官员一样，好像经过特殊的面目表情训练。

“你有中国护照吗？”她用冰冷的声音说，手上摆弄着我的英国护照。

我拿出中国护照，从狭窄的窗口中递给她。

她翻弄着我的护照，我的心理突然一紧，感觉到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你知道中国公民持两本护照是违法的吗？”她用一贯平缓的语调和略带刺耳的声音说。

“违法？”我的惊讶毫不做作，我从未想到过持有两本护照违反中国的法律。

女人用眼角看着我。我不由自主地觉察到她对我的看法：一个罪犯！不，比那更糟糕，我是一个用外邦小国的公民身份玷污了她的中国公民身份的中国罪犯。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法律。

她翻看着我英国护照上的签证记录，然后宣布：“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使用你的西方国家护照，我们只能批准你两个星期的中国签证。”

“什么？”我无语了。我申请的是6个月探亲签证。在我尝试争辩之前，我看到她拿出一把大剪刀，毫不犹豫地把我的中国护照剪掉一角，然后丢回给我。躺在我面前的护照已经失效。

我费解地看着这个一度伴随我旅行的身份证明，刚刚发生的事逐渐让我不能接受。尽管我不了解大部分的中国法律，但是我知道，当一位使馆官员剪掉你的护照，你就不再是一个中国公民。我怒气冲冲地盯着毛夫人。

“你怎么能这么做？”我结结巴巴地说，就像一个搞不懂世界运作规律的傻瓜。

“这是法律。你选择使用英国护照，就不能保留中国护照。”谈话结束了。她把我的签证申请文件叠在英国护照里，递给另外一位签证官，后者拿起其它待处理的护照，走进后面的房间。她又用那张严肃的面孔对着我，但是她不再看着我，我已经消失了。

我就站在老犹太街中国签证办公室的门前。我还在试图让自己相信刚才发生了什么。就这样了吗？我就这样失去了中国国籍？“但是我还是中国人，不是英国人，”我想，“我从未感觉自己有什么英国色彩，尽管我有英国护照。”小毛夫人甚至没有问我希望保留哪本护照，英国护照还是中国护照。我猜想，在她看来，我申请另一个国籍时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同时也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有那么几分钟，我恨死她了，她变成了我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祖国的那个国家一切令我生厌的事物的综合体。

我的旅游签证在几天之后被批准了。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我从未使用它，或许是因为我不知道两个星期在中国能做些什么。从我失去中国护照的那一天开始，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国籍不能定义我这个人。我是一个在中国长大、在英国背井离乡的女人；我是一个靠写书和拍电影为生的女人。如果我在德国生活，或许也会申请德国护照，但是护照上的国籍永远不能改变我这个人。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树挪死，人挪活。”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尤其在我离开中国之前那几年。但是经历过中国签证的事件之后，我想：生存仅仅是失去了梦想的生活，但即使有梦想，一个流浪者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意义。作为一个移民，一切都是那么触不可及：我无法与当地人充分融合，也不能触及身边西方文化的精髓。但是，克服这些障碍的唯一方法是让自己在这里扎根，把自己种在这片土地上，倔强地成长。于是，我像所有第一代移民那样开始规划自己的生活。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搞一个像样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