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南国烽火四十年：制台见洋人 -- 楚庄王

我是香港的

鄧的"一國兩制",我感受了

一孩政策,你我都感受吧

照片後的還有向日本舉債......

當然他有份阻止學生勾結戈爾巴喬夫

如他所言"好在有我在,當然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效颦很多事上倒行逆施

黑邓没什么，为黑邓抹黑正确的国家战略就不好了

尤其缺少够分量军政主贴前提下，怎么黑效果也有限

有祥林嫂功夫，不如专门写篇批判对越战争的文章

你觉得说得不对可以反驳吖，随便举个例子出来就可以了。什么内容都没有，我说得就是对啊就是对，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有那个功夫，不如专门写一篇论证对越战争意义的文章出来，就算没有那个本事，找一篇出来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你加黑的第二段文字不正说明了主席和某些人一直有质的不同么？主席是在推进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某些人是在推进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 （或是直接搞右，或是搞形左实右，或先是搞极左、把事情搞砸之后再主张搞右）

比如合作社的发展，可以看看威廉·韩丁的《深翻》，里面的序表明了改开14年后，韩丁对当年某些问题看法的变化。（对比贝特兰，韩丁的觉悟要差一些。但现在国内整个左翼或是其中一小部分自称毛粉/毛左的水平和觉悟，那比韩丁还差一大截。我没贬低韩丁的意思，只是顺便以他为标杆）

《深翻》里面“二十三 争论与斗争”：

新民主主义将在解放后长期存在的认识在政治上好像没有什么分歧。1949年以后的4年中，我一直生活、工作在中国，但从未听说有人置疑过。但经过这段时间后，毛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打败国民党的胜利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支持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1949年军事上的胜利彻底解决了这些矛盾，毛说，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告结束，现在一个新的矛盾占了主要矛盾的位置，这个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直是第二类矛盾，这就是中国人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出于必然，允许搞一段时间“四大自由”，允许私人企业家发展自己的工商业，但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一定要严格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国家将开始买进资本家的部分集团企业，最终将全部买进，吸收他们为国家所有的国营经济。在农村，尽管土改后个人生产占统治地位，国家允许农民发家致富，但是很快国家就必须发动群众运动以使农业经济集体化。这样，不仅有可能使现在仍在受穷的70%或者更多的农村富起来，而且还会保证生产发展保证粮食市场有更多更充足的粮食，这是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小生产者，如店员、手工业者和商人，在一定时期内他们也要搞合营，这样才能完成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发展一段时期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将有能力为农业更新提供技术和机械，这样就可能开始农村的第三次革命——机械化。这是毛的著名观点，“先合作化再机械化”。

这两种观点强烈分歧，它们反映为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法，落实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这里所讨论的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意见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还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的意见上的不同？几十年后，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前者。

以我对老马理论的入门理解，国内早就过了“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段，早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左翼之前某些人辩论过是否已经是帝国主义阶段了），也早就有了自为的资产阶级（无论是官资还是民资），也已经有了自为的无产阶级。

国家技术力（包括技术力体系）的发展与继承对工业化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大部分的改开经济学家都关注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路风和愚蠢小猪则是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技术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两位学者，这两位对技术力的战略重要性的认知远超过那些数钱的经济学家。

不过，受前后三十年对立的主流影响，愚蠢小猪也将前后30年截然割裂对立，这使得他对中国的发展的预测出了问题，即使如此，我也认为他的观点更有价值，愚蠢小猪是第一个将大国的技术力比GDP更重要、以及其与提升国民生活水平的矛盾关系揭示的如此深刻的学者。

路风则注意到了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的技术力遗产（包括技术力发展平台和独立自主的工业精神）的继承和抛弃，他剖析了几个典型行业，提出了观点：对前30年技术力遗产（由于距前30年已经比较久远了，主要是只体系和精神，路风称之为工业基因）继承比较好的，往往现在发展比较好，比如核电，高铁，京东方，而继承不好的，则产业发展止步不前，长期受制于人，比如众所周知的大飞机。概括路风的观点是，有自主发展和演进的技术体系和平台至关重要，他认为改开后有的前三十年积累的技术体系和平台被抛弃了，其实俺觉得他讲的主要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部分。不过俺认为，引进学习，两条腿走路才是最好的。

比较中、美电子工业，中关村与硅谷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都是由国家投资（国防驱动）推动了早期半导体、计算机的发展，美国的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几二十年，然后在其成熟到可以以不高的成本转为商用时，私人资本才开始进入接手推向商用民用市场，引爆七八十年代的硅谷热，九十年代的信息革命。中国前期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国防需求的驱动下，中国的电子工业也孕育了自己独立的半导体、计算机技术和体系，但在改开初期进口产品和引进技术狂热的冲击下，加上国防需求和国家投资的消失，以及真正需要改革的自身体制的问题未得到改革，这些体系的自主发展基本上都被放弃了（也许大型计算机例外）。但也有一项70年代早期国家大型投资的成果得以继承，那就是748汉字信息处理工程，以及70年代初期体制内对汉字信息处理的研究，八十年代中关村几大头面公司，几乎都是靠汉字系统起家，因为这个国外没有。可以说，748工程及其衍生效应和进口半导体计算机贸易造就了中关村。除此之外，在联想柳大佬的示范带头下，中关村沉迷于贸易，在将70年代国家投资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红利套现以后，再无对未来的技术投资，最多只在应用层面做些短期的小投入，所以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关村乏善可陈，风头终被重视技术投资的以华为首的深圳企业界抢过。但即使是有远见有战略如华为，作为企业，他们的投资也限于应用系统层面。而缺乏国家战略投资的半导体产业，从八十年代起就奄奄一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于是直到贸易战，在一片厉害了我的国的陶醉中，国人蓦然发现半导体居然是被美国捏在手里的命门。

如柳所言，企业很难坚持，这是国家的责任。

做为劳动密集工业发展最好地方，做组装工厂、一般电路板开发都做不过富士康、技嘉....等。

想想对岸的宏基，联想不绝得汗颜么。真有人对他这么问，我看柳肯定又一通护短说辞，粉刷联想光辉形象！

施振荣与柳传志，企业家水平一目了然。

要是把王雪红拿出来，不知联想这帮企业家敢不敢叫阵！

同行，同起点，同样在地方，说说有什么不如人家了。别人可没有国务院专门为其开会的特权！

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

而企业家由于考虑到自身利益，不太可能氮气这样的责任，也不能指望他们担起这样的责任，有肯担的，是英雄，不肯担的，正常。

而这样的责任，属于政府，不肯担，没有担好，应该追责。不应忘了这项至关重要的关键的责任。

所以他不搞

联想的起家就是无偿利用了计算所（其实就是倪光南）的科研成果，92年之后倪光南给联想规划的新方向是程控交换机、激光打印机和ASIC芯片，每个都是联想力所能及又空间广阔的方向。

联想的程控交换机LEX5000起步于92年8月，华为则是93年才开始，联想程控交换机的领军人物是清华计算机系81级的罗争，华为程控机则由华工的李一男领衔，联想LEX5000在94年初开局成功，早于华为C8&08，92年联想营业额17个亿，华为不到1个亿，联想背靠国家队中科院计算所，华为只是深圳南油工业区里的一个朝不保夕的小民企。。。从哪方面来看，放弃者都不应是联想，但历史偏偏就这么演绎了，在柳传志的坚持下，联想退出了这个领域，而华为则在这个领域疯狂生长，进而演绎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传奇。

倪光南构想的ASIC芯片业务是给联想主营业务做配套芯片的，从技术上看并不是高不可攀，而联想其它业务也需要大量的配套芯片。实际上，稍后的华为、中兴的芯片业务，也都是走的同一条路子。

所以，倪光南并不是技术疯子，倪光南在总结联想92-94年开发工作时说，“我们不做CPU，不做OS，不做超出我们能力的事情，不做没有成功希望的事情”。倪光南的技术和业务眼光精准毒辣，他从70年初在计算所内研究汉字信息技术，到90年代初为联想未来构想的技术发展方向，完美地勾画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自主发展的成功路径，只不过这条路的前半段是他主持的联想走成功了，中间的一段联想拐弯不走了，但华为中兴走了，走成功了。

所以，这个责任，当然要由柳传志来负。如果说柳个人负不起这个责任的话，那就应该由八十年代的买办之风甚嚣尘上的大环境来负。八十年代我在北京，那时北京的空气里，除了疯狂的贸易，就是疯狂的买办，就是疯狂赚快钱的浮躁，而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则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奇幻的气功之旅。

但您别觉得我是在夸柳，我是在说从本性上来讲重大技术进步不能指望资本家，华为是另类。作为资本家柳的决定没错，他认为不那样联想会完蛋，严格的说应该是联想会赚不到很多钱，至少在当时看短期内。道德方面我们也不能太指望资本家。所以重大技术进步是国家的责任。